离开鄱阳的前一天，我们决定去个野洲。
　　野洲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楚。坐一阵车，穿过一个渔村，再坐装有马达的小铁船。小船突突突在湖面划出三角形，三角形边上冒着浪花。
　　浪花看上去也很冷。大概有4℃？不冰，又可以禮貌地谢绝人，刚刚好。不同尺寸的气泡，按照物理规律出现一下，再慢慢划走。同昨天去“正经”草洲看候鸟时遇到的认真翻腾的大浪花不一样，和天水中间灰褐色的一条线，和冰凉的略带腥味儿的空气是一套。
　　它们没有额外在意我，我也就放松一些。
　　坐在船尾，回头看一眼逐渐扩大的三角形，再转回来在心里想象它一下。某一刻，好像自己也长出了候鸟乐园白孔雀那样的大尾巴，在远远的地方开一下屏，在长长的湖面上拖着到处走。扭一扭屁股，大尾巴也跟着左右摇摆起来。
　　先是空无一物的航行。失去岸，在毫无依凭的水中央，稍稍仰头时甚至连渔船也移出视线的边框。很快，太阳出现在正前方，小小的一个圆，可以直视，可以看到它斜着射出的两道短短的光。光指示的方向，停着三艘挖沙船，没有作业，也没人出现在船上，仿佛只是要停在那里，让天和湖面的分界线在某处被加粗强调，形成起伏。
　　直到船尾忽然向右甩去，船身两侧才出现一人多高的岸。厚厚的泥土切面保留着被湖水冲刷浸泡偶又被人挖掘过的痕迹，顶上盖满了青草。我站起身踮脚，还是够不着草上面的景象。同伴说这是当地渔民常走的湖道，我们要去的野草洲也只有他们才知道路线。
　　但这还不是我们要停的岸。
　　小朋友挖呀挖，挖出草根，挖出泥土，又挖出许多水，我们就在这好不容易建起的大沟大渠里一路航行。
　　等到下船时，膝盖已经冻得没了知觉，迈开步，又陡然间被崎岖的地面唤醒——
　　草洲怎么会崎岖呢？
　　那么大，地平线那么直，奔袭一小时也奔不到尽头，你向前走多远，地平线就向后退多远，走到船工打电话来说再不往回这里全黑啦，也没法从它的另一面望到水。徒劳的人能做的，就只有扔下背包，逆着光，来来回回地走，在更远处的稀疏的大树和夕阳中间找到一条缝隙，把自己嵌进去。草，还是草，满眼的绿，满满当当的草，一丛一丛地鼓成干燥的小包，蓬蓬松松一路铺到天边，中间间杂着枯黄和晒干的泥土的颜色，作为应季的提示和点缀。
　　怎么会崎岖呢？
　　况且，除非故意踏进只剩下秆子的芦苇丛里，你的面前是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没有人，没有房子，没有风，甚至没有声音。近处的草叶一动不动，远处的树也静止，在望向它的任意瞬间都不变换姿势。你被包容进来，同时又互不打扰。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走，或者跑，跑到什么的尽头。可以躺下来晾晒身体的任何一面。可以翻滚，不必担心撞上石头或是滚着滚着掉到湖里去。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一切都充满力气。
　　所以，怎么会崎岖呢！
　　直到走到某个方位，隔着一条曲折的深沟，看到成群的水牛，我才明白这崎岖的道理。
　　离开鄱阳的当晚，我问同伴，当时到底有多少牛。
　　两百多头吧。我在这儿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同时见过这么多牛。
　　我在心里ORZ三秒。这也只是我们遇到的数量而已。可以想见，在我觉得可以肆意奔跑晾晒翻滚的时候，是谁在默默嘲笑我，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谁才是被允许、始终充满力气的那一方。
　　自然也是它们让草洲变野变崎岖的。被湖水雨水浸透和匀实的泥土，被一寸一寸高压强地溜达了成千上万遍，太阳出来反复加热烘干，再盖上新鲜的干枯的汹涌无边的草，就成了迷惑我的一望无际的平坦草原。
　　至于后来为什么要专程徒步半小时，想方设法穿过一片大密度沼泽，把自己投入令人窒息的“水牛圈”里，一是因为性格缺陷，任何时候都耐不住好奇;二是同行的人一再强调该物种的好脾气，家养，对人友善，没有任何攻击性;三是远远望去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那出现在视野里的二三十而实际数量两百加的牛牛们，竟然团聚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
　　那是它们的营地。
　　于是就有了整个故事的核心环节，此次野洲行的最特殊收获。我之前耐心铺垫那么久，努力从记忆中召回一个又一个细节，尽量让平铺直叙有一点波澜，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凸显接下来的这个部分。然而，如此重要的这部分，我似乎并没有亲历。理论上说，我应当是失语的。我的核心叙事只能依靠不负责任的想象，心理描写，和手机里有限的照片、视频。就像明明害怕又非要坐过山车的人，关键时刻并不敢睁开眼睛，即便某个瞬间鼓足勇气看到了什么，也会迅速被空白一片的大脑格式化，只留下一些莫名其妙的位移，或是混沌的光影。
　　当时的情形很可能是这样：我，一些枯草色的大树，连同青草、枯草，以及若干丛一碰就掉灰白色沫沫的暮年芦苇站在中间，无数水牛，成家的，单身的，疑惑的，惊恐的，恼怒的，嘴里正嚼着青草的，两秒钟就能跨过的小壕沟对面的无数水牛，带着它们威猛的角，层层叠叠围在我的周围，占领了我来时的路。
　　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被另外一种体量碾压我的，还没来得及好好认识的生物，如此大规模地发现并关注。
　　所有的牛都在看着我。
　　它们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友善。也可能内心友善，但碍于势力过分强大，临时想要换一种与人相处的模式。身形小一点的一边看着我一边向后挪，几个青壮年模样的鼻孔喷着粗气慢慢向前逼近。最近的离我们不超过三米。
　　事后我认真想过用什么词来形容当时的感受。“害怕”并不贴切，不然也不会在紧张的对峙过程中，还有余力找到一个相对清静的角度，笑着和蛋黄一样的小太阳和树和个别水牛合了影。但“轻微的恐慌”是有的。起初，我竭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举动，不乱走，尽量不踩出声响，不抬眼，更不去看它们的眼睛，小口喘气，放慢动作，同时尽可能用余光观察大家的位置，以防进攻开始时自己的处境太被动。之所以“轻微”，是因为同行的人自小熟悉水牛，虽然也警觉，但明显比我自如许多，甚至会做出一些动作示意某些青年牛不要过分靠近。 　　直到后来，他开始慢慢将我们随身携带的相机背包等一件一件挂到高处的树枝上，并解释说这样牛群受惊时东西就不会被踩坏了，我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原来不止有主动进攻，慌乱后的踩踏也是选项之一啊！
　　那一刻，我也很想把自己挂到树上。
　　与此同时，我还飞速地乐观地设想了一下周边状况，比如身旁这棵树能不能禁住我，牛疯狂起来可以够到多高，被踏来踏去肯定超级疼，被水牛而不是野牛或者其他更威猛的大型动物踩死说出去总归不那么好听，等等。
　　更厉害的是，我们发觉，返程的路上也渐渐长满了水牛。它们估计也想看看，僵持过后，这些动机不明的人类要如何全身而退。
　　我分析，由于我所有的情绪点都集中在了那些盯着我不放的上百对牛角和就要吹到脸上的呼呼的喘气声上，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整件事的后半程有很大概率被自动快进了。船工打电话来催，我们绕开堵路的青年牛半蹲着滑到沟更深的一边再手脚并用地爬出去，依靠强大的方向感深深浅浅回到等了好久的馬达小铁船身边。
　　离开的时候，整个湖面都黑下来了，远处渔村的灯光也没有预期中明亮。我不太记得船工是怎么摸着黑，将船从大沟大渠开到宽敞的湖面，再路过挖沙船，最后顺利把我们放在出发时还有许多渔民在钓鱼的简易“码头”的。我只记得，回程路上，同行的摄影家没有再唱好听的渔歌了，浪花的声音比来时更小。风不断把大衣的帽子掀起，我不得不牺牲左手，暴露在风中，紧紧拽住帽子，保护脑门不被吹裂开来。我还记得，我当时想，也许那些水牛早就用崎岖的路和费劲的沼泽提示过我了。但我没有听。但它们的确还是友善的。我还突然想起，这次来野洲，本来是说好了看候鸟的呀。不是隔着两三百米就被观光车惊起的候鸟，也不是乐园里一边吃我手中的玉米粒一边把我啄得生疼的养伤的候鸟，是那种在野洲上空随时飞过，并不在意我在那里一直看着它的候鸟。当然，在遇到水牛前，我也从望远镜里看到了一些它们，苍鹭，大雁，最记得蓑羽鹤，它的翅膀扇得相对慢一些，我当时也努力设想了它千辛万苦飞过珠穆朗玛峰的情形。
　　同伴说，鄱阳湖上，这样的野草洲最初是有人居住的，退耕还湖后，人们搬走了，剩下牛还暂时留在这里生活。
　　那这应该是它们一辈子里很悠闲的时光了吧。
　　聂梦，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南方文坛》《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文摘》等学术、批评阵地发表论文、评论逾30万字，文章收入《中国当代文学年鉴》等选本。著有评论集《小说的年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