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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牧惠一生与杂文有着深厚的情结。本文旨在梳理牧惠杂文创作历程中，挖掘其杂文创作特点和思想内容。
关键词：杂文情结；牧惠；杂文思想
1942年春，仅仅十四岁的牧惠，就开始发表小说、新诗、评论及带有杂文味的短文。自此之后，牧惠就与文学，尤其是杂文，结下了深厚的情结。纵观其杂文创作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学步阶段（40年代）。中学时期，十四岁左右，牧惠就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但是，由于阅历少，积累少，所以此时期他的杂文便带有“为写而写的味道。”⑴
第二，追跑阶段（50-60年代）。从入游击区到解放后这段时间，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牧惠无法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直到1958年，他才得以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并且逐渐以杂文为主攻方向。此时，他的思想较之前成熟了一些。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和追求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色。对此，牧惠在他的《学写杂文的三个阶段》一文里说：“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特点是思想比较单纯因而也可以说比较幼稚，对党的文件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因而也可以说带有盲从因素。”⑵牧惠二三十岁时，写于五六十年代的杂文，大都是阐释党的政策和宣传极左思想的遵命之作。对于这些速朽之作，他后来流露了反悔之情，即“要做一个杂文家，他首先得有正确的思想，得有自己的脑子。而我当时的弱点恰在于自己没有或者说很少有自己的脑子，轻易地相信了一些同自己目睹的实际情况不符，同人民群众利益相悖的错误思想。”⑶当然，在这个历史阶段，牧惠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的思维和声音。他的《夜谈晨錄》就抨击了当时盛行的那些歪曲别人言论而硬扣上帽子的恶劣风气；他的《屈莱顿和冯道》揭露了那些见风使舵的人的丑恶行径。这类文章虽只占他此时期杂文创作的百分之八九，但在那个“天哑地聋”、“十亿人都失去脑袋”的年代，有自己的想法，并敢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发展阶段（七○年代末至八○末）。“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作家都相继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并纷纷投入到“新时期文学”建设中。牧惠在老上级和同志们的鼓励下，又写起了杂文，并且越写越猛。自1979年到1989年，他写了八十万多字的杂文，主题是反封建愚昧和反腐败。对“文革”的反思，使他认识到，封建愚昧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主要惰力之一，于是，他把反对封建愚昧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呈现在杂文里。对于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有些杂文家都不想再写了，因为他们觉得写了也是白写，所以干脆就不写了；而牧惠却依旧坚持写此类杂文。⑹八○年代，是新时期杂文的繁荣与发展阶段，也是牧惠杂文事业的上升期。他的杂文集《湖滨拾翠》、《碰壁与碰碰壁》、《且闲斋闲话》、《当代杂文选粹·牧惠之卷》等相继出版。其中，《湖滨拾翠》还荣获了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首届优秀杂文（集）奖。牧惠勤奋耕耘在新时期的杂文园地里，以创作实绩确立了他在当代杂文界的重要地位。他拥有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敏锐的眼光，这在他的杂文中有充分的表现。他总是透过重重历史迷雾看到社会的本质；看到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看到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看到中国历史里没有人的位置。他善于从纷繁的史料里攫取杂文题材，在古与今的纵深对比中，让历史成为现实的镜子。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他在《关于<华表的沧桑>》里有这样的认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这是一面多么宝贵的镜子！当我们把现实和历史两相对照，又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戏剧效果！”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杂文，被称为“史鉴体”杂文，深得“春秋笔法”的精髓。这类“史鉴体”杂文，在牧惠此阶段的杂文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追究其中的缘由，大概有三点：首先是因为牧惠涉猎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所以可以信手拈来，为其所用。或者说这种曲笔是他的一种杂文艺术；其次是因为中国素有以文字治罪的传统，再加上牧惠因为杂文而在“文革”中挨批的亲身经历，让他心有余悸。所以炽烈的感情常常被内敛在对历史的评论中。当然，对“文革”这段历史，牧惠还是难抑其愤怒之情和批判的锋芒；但却多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批判上；而少理性的反思与深刻的认识。这或许对一个“文革”受难的亲历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冯英子所说“人的感情，其实是同他的经历、遭遇联在一起的。比方说十年动乱时期，被折磨的人当然不会对‘文革’有什么好印象。”⑺最后是因为时代环境使然。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不免受一些约束；所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像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要受重力的影响一样。任何时代都不会让老百姓有绝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正如牧惠在《新时期的杂文》中所说：“‘文革’之后，讲真话也并不那么容易”。或许是由于这些缘故，所以牧惠此时期的杂文给人的感觉是如骨梗在喉，知有不言，意有不达之处，读来无痛快淋漓之感。这也是整个新时期杂文的不足之处。
第四，飞跃阶段（1990-2004年）。九○年代以后，牧惠杂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尤其是两千年之后，更是有了一个飞跃的高度：思想上有深度，艺术上有提升。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他退休后获得更大心理自由的表现。对此时期的心理状态，他的《难得潇洒编后记》一文中有过表述，即“开放改革以来，特别是‘告老还乡’之后，可以读点自己喜欢读的书，讲点自己想讲的话，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干点自己想干的事。”除此之外，比较宽松的文学环境也是原因之一。九○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渐渐疏远，而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却走近了。洪子诚说，九○年代后，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监管方式是“采用更具弹性，并更多运用经济集团活动的方式，来影响、规范文学的取向。”⑻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牧惠此时期的杂文呈现如下特点：题材广泛，既有敏锐的社会批评，也有深刻的文明批评，还有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写得大胆、真诚、尖锐、深刻，改变了八○年代那种简单批判的作风，既指出了病因，也开了治疗药方。或者说批判与反思更理性、更深刻了，更加重视杂文的文学性。总而言之，牧惠这个时期的杂文，读来比较酣畅淋漓。这就是他飞跃阶段的杂文风貌。
梳理牧惠杂文创作历程，可知他的一生与杂文有着不解之缘。这不解之缘，让他与杂文结下了深厚的情结，并赢得了当之无愧的杂文家称号。
注释：
[1][2][3]牧惠.学写杂文的三个阶段.见.赵元惠编.杂文创作百家谈.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页138，页139.
[4]牧惠.风中的眼睛.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326.
[5]牧惠.沧海遗珠.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238.
[6]牧惠.风中的眼睛.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275.
[7]朱铁志.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页52.
[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328.
关键词：杂文情结；牧惠；杂文思想
1942年春，仅仅十四岁的牧惠，就开始发表小说、新诗、评论及带有杂文味的短文。自此之后，牧惠就与文学，尤其是杂文，结下了深厚的情结。纵观其杂文创作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学步阶段（40年代）。中学时期，十四岁左右，牧惠就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但是，由于阅历少，积累少，所以此时期他的杂文便带有“为写而写的味道。”⑴
第二，追跑阶段（50-60年代）。从入游击区到解放后这段时间，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牧惠无法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直到1958年，他才得以把主要精力转向创作，并且逐渐以杂文为主攻方向。此时，他的思想较之前成熟了一些。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和追求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特色。对此，牧惠在他的《学写杂文的三个阶段》一文里说：“五十年代青年人的特点是思想比较单纯因而也可以说比较幼稚，对党的文件的正确性坚信不疑，因而也可以说带有盲从因素。”⑵牧惠二三十岁时，写于五六十年代的杂文，大都是阐释党的政策和宣传极左思想的遵命之作。对于这些速朽之作，他后来流露了反悔之情，即“要做一个杂文家，他首先得有正确的思想，得有自己的脑子。而我当时的弱点恰在于自己没有或者说很少有自己的脑子，轻易地相信了一些同自己目睹的实际情况不符，同人民群众利益相悖的错误思想。”⑶当然，在这个历史阶段，牧惠并没有完全失去自我的思维和声音。他的《夜谈晨錄》就抨击了当时盛行的那些歪曲别人言论而硬扣上帽子的恶劣风气；他的《屈莱顿和冯道》揭露了那些见风使舵的人的丑恶行径。这类文章虽只占他此时期杂文创作的百分之八九，但在那个“天哑地聋”、“十亿人都失去脑袋”的年代，有自己的想法，并敢发出自己声音的人，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发展阶段（七○年代末至八○末）。“文革”结束之后，很多作家都相继获得了“解放”和自由，并纷纷投入到“新时期文学”建设中。牧惠在老上级和同志们的鼓励下，又写起了杂文，并且越写越猛。自1979年到1989年，他写了八十万多字的杂文，主题是反封建愚昧和反腐败。对“文革”的反思，使他认识到，封建愚昧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主要惰力之一，于是，他把反对封建愚昧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呈现在杂文里。对于越来越严重的腐败问题，有些杂文家都不想再写了，因为他们觉得写了也是白写，所以干脆就不写了；而牧惠却依旧坚持写此类杂文。⑹八○年代，是新时期杂文的繁荣与发展阶段，也是牧惠杂文事业的上升期。他的杂文集《湖滨拾翠》、《碰壁与碰碰壁》、《且闲斋闲话》、《当代杂文选粹·牧惠之卷》等相继出版。其中，《湖滨拾翠》还荣获了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首届优秀杂文（集）奖。牧惠勤奋耕耘在新时期的杂文园地里，以创作实绩确立了他在当代杂文界的重要地位。他拥有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敏锐的眼光，这在他的杂文中有充分的表现。他总是透过重重历史迷雾看到社会的本质；看到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看到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看到中国历史里没有人的位置。他善于从纷繁的史料里攫取杂文题材，在古与今的纵深对比中，让历史成为现实的镜子。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他在《关于<华表的沧桑>》里有这样的认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这是一面多么宝贵的镜子！当我们把现实和历史两相对照，又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戏剧效果！”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杂文，被称为“史鉴体”杂文，深得“春秋笔法”的精髓。这类“史鉴体”杂文，在牧惠此阶段的杂文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追究其中的缘由，大概有三点：首先是因为牧惠涉猎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所以可以信手拈来，为其所用。或者说这种曲笔是他的一种杂文艺术；其次是因为中国素有以文字治罪的传统，再加上牧惠因为杂文而在“文革”中挨批的亲身经历，让他心有余悸。所以炽烈的感情常常被内敛在对历史的评论中。当然，对“文革”这段历史，牧惠还是难抑其愤怒之情和批判的锋芒；但却多停留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批判上；而少理性的反思与深刻的认识。这或许对一个“文革”受难的亲历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冯英子所说“人的感情，其实是同他的经历、遭遇联在一起的。比方说十年动乱时期，被折磨的人当然不会对‘文革’有什么好印象。”⑺最后是因为时代环境使然。生活在体制之内的人不免受一些约束；所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像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要受重力的影响一样。任何时代都不会让老百姓有绝对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正如牧惠在《新时期的杂文》中所说：“‘文革’之后，讲真话也并不那么容易”。或许是由于这些缘故，所以牧惠此时期的杂文给人的感觉是如骨梗在喉，知有不言，意有不达之处，读来无痛快淋漓之感。这也是整个新时期杂文的不足之处。
第四，飞跃阶段（1990-2004年）。九○年代以后，牧惠杂文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尤其是两千年之后，更是有了一个飞跃的高度：思想上有深度，艺术上有提升。这是他多年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他退休后获得更大心理自由的表现。对此时期的心理状态，他的《难得潇洒编后记》一文中有过表述，即“开放改革以来，特别是‘告老还乡’之后，可以读点自己喜欢读的书，讲点自己想讲的话，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干点自己想干的事。”除此之外，比较宽松的文学环境也是原因之一。九○年代以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渐渐疏远，而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却走近了。洪子诚说，九○年代后，意识形态对文学的监管方式是“采用更具弹性，并更多运用经济集团活动的方式，来影响、规范文学的取向。”⑻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牧惠此时期的杂文呈现如下特点：题材广泛，既有敏锐的社会批评，也有深刻的文明批评，还有进步的社会变革思想。写得大胆、真诚、尖锐、深刻，改变了八○年代那种简单批判的作风，既指出了病因，也开了治疗药方。或者说批判与反思更理性、更深刻了，更加重视杂文的文学性。总而言之，牧惠这个时期的杂文，读来比较酣畅淋漓。这就是他飞跃阶段的杂文风貌。
梳理牧惠杂文创作历程，可知他的一生与杂文有着不解之缘。这不解之缘，让他与杂文结下了深厚的情结，并赢得了当之无愧的杂文家称号。
注释：
[1][2][3]牧惠.学写杂文的三个阶段.见.赵元惠编.杂文创作百家谈.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页138，页139.
[4]牧惠.风中的眼睛.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326.
[5]牧惠.沧海遗珠.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238.
[6]牧惠.风中的眼睛.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页275.
[7]朱铁志.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页52.
[8]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