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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份额下降的现实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的重视，现有研究在劳动份额下降的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关于劳动份额影响因素的有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的分析，包括结构调整、全球化、经济波动、有偏技术进步及其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另一条是在偏离一般均衡的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因素对劳动份额的影响。并对不同理论视角作出简要评析，指出了今后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劳动份额；影响因素；新古典一般均衡；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C976.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2
劳动者报酬或者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为劳动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份额开始表现出持续的下降趋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在90年代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趋势性变化。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开始大幅度下降。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劳动份额问题被重新重视起来，无论是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角度的分析还是非均衡角度的分析均得以快速发展。
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可以系统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满足新古典一般均衡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份额，这些因素包括结构调整、全球化、经济波动、有偏技术进步等；另一类是导致经济发展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
一、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劳动份额的影响因素
国外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
一是结构调整，这些文献认为在产业和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产业和企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如Tomi Kyyra（2008）认为近20年来大多数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换言之就是具有较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所占比重上升。
二是全球化和开放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分歧，多数人认为开放增强了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降低劳动份额。William（2010）认为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面影响，国家的保护政策能够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Dario Judzik （2013）认为经济开放削弱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但也有人认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三是经济波动和冲击的影响。如Olivier J. Blanchard（1997）认为失业率和资本份额在欧洲差异巨大的原因是欧洲大陆国家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供给不利冲击的影响，而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几乎不受这种影响；四是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强化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则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性技术进步不改变要素份额。
国内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和国外基本一致。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组织程度低、资本强势地位是导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主要由二元经济结构、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因素引起。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从刘易斯理论引用到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该理论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报酬很低，而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高。在经济发展初期现代产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少，劳动力需求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现代产业部门工资被压低，劳动份额因此下降。当现代产业发展到剩余劳动力基本用尽时，其进一步发展使得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为了获得足够劳动力，现代产业部门开始增加工资，劳动份额开始上升，即呈现出U型轨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一级市场的岗位主要是由内部劳动力市场组成，工资的确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管理制度等规则来调控，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这种分割本身就会造成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巨大，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壁垒又限制了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流动，这阻碍了劳动者平均报酬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劳动份额。
李稻葵等（2009）关注中国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他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受到所谓“摩擦工资”的制约，其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因此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姜磊（2008）认为中国劳动份额变化的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巨大的就业压力；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和劳动者组织程度低。宋涛等（2012）认为1996-2010 年我国 GDP 中劳动份额的下降有 15%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基尼系数的“倒 U”型变化能引发劳动份额呈 U 型演变。且国内的研究表明我国正处在U型的下降阶段。陈钊（2006）认为城市政府出于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动机，实施了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着与本地劳动力差距巨大的政策环境。这降低了农民工工资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成本高，有效配置受阻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2.企业异质性理论
假定现实中的企业是不同的、异质的和具体的。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无论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还是企业自身的行为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决定了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具体来说，企业之间存在所有制、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企业给予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及报酬的决定方式等均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假定，具有内生性。因此异质性企业比重的变化等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Decreuse（2008）研究了FDI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认为在异质性条件下随着具有高生产率水平的FDI企业产出在经济中比重的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轨迹。Ghazala Azmat（2011）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私有化解释了劳动份额下降的15%。
伍山林（2011）研究了在具有身份异质性的劳动者和不同税负类型的企业的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决定机制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和企业双重异质性条件下（1） 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2） 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常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周明海（2010）认为企业异质性是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不同的重要原因，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变动将加速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3.制度变迁理论
从制度变迁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体现在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存在两个大的转变：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所有制结构、市场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和强度等均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
罗长远等（2009）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他们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魏下海（2013）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有政治关系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企业，且政治关系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在要素市场发育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以及政府掠夺越严重的地区，企业政治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越强烈。肖红叶等（2009）认为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程度过高导致中国要素价格扭曲严重，进而导致劳动收入水平偏低。
三、总结和评价
现有关于劳动份额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在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下降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在劳动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基本得到认可的几个分析视角。
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就新古典视角的研究而言，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往往是倾向于从环境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分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的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这样做的问题很明显：这些因素是决定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还是经济运行机制影响劳动份额的外在表现？就几个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而言，以结构调整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确实处在产业结构加速调整阶段，劳动份额最高的农业未来是从产业比重还是从业人口均大幅度下降，而发达国家这种调整早已完成，他们的调整过程是劳动份额相对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因此结构调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决定这种不同的应该是各自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
从二元经济角度对劳动份额的现有研究问题在于：认为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的专家学者尽管在U型的转折点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所谓U型结构却是一致认同。这招致了一些批评，也与一些事实出现了冲突。如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劳动份额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上升，那时美国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而且对照库兹涅茨的观点，此时美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和起飞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资本积累阶段，资本相对稀缺，从城市化的角度讲正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的阶段，按照库的观点，劳动份额应该下降才合乎逻辑。然而美国劳动份额却从此开始了上升。相比之下我国现在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看与美国当年处于相似阶段的中国劳动份额并没有上升而是持续下降。这点至少能够说明所谓U型轨迹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环境或者条件依赖性的。另外近年欧洲大陆劳动份额持续下降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这点要么同样说明所谓U型轨迹具有条件依赖性，要么就是具有时间周期性。如果U型轨迹是条件依赖型的，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中国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如果不具备，那么我们至少不能期待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自动进入上升阶段。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异质性条件下劳动份额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同时存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传统产业和技术水平比较高的现代产业，而现代产业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些没有多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不能进入现代产业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训练水平尽管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底子太薄，因此总体仍然十分落后。由此现实中现代产业快速发展，但是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的供给跟不上，导致转移过程出现障碍，劳动力供求问题由单一的过剩转为总体过剩和局部短缺并存。由此可能迫使企业通过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等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但是现有研究对这方面关注不够。
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劳动份额问题的学者对于政府因素的介入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问题又产生了：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是由于其依据的条件不同，还是说一方的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问题是条件依赖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干预，什么情况下又应该放手？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的优点在于更加关注中国国情，但是国内外对于劳动份额演变的决定机制的认识尚不够清晰，无论是否遵循新古典分析框架，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otson，J，H. The Constancy of the Wage Share：the Canadian Experience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3，45（1）：84-94.
[2]白重恩等.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16-28.
[3]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南开经济研究，2012，4：37-52.
作者简介：汪 波（1987-），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劳动份额；
陶敏阳（1982-），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理论、劳动份额。
关键词：劳动份额；影响因素；新古典一般均衡；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
中图分类号：C976.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2
劳动者报酬或者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为劳动份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劳动份额开始表现出持续的下降趋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在90年代也开始表现出类似的趋势性变化。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开始大幅度下降。面对这个新的现实，劳动份额问题被重新重视起来，无论是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角度的分析还是非均衡角度的分析均得以快速发展。
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可以系统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满足新古典一般均衡条件下某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劳动份额，这些因素包括结构调整、全球化、经济波动、有偏技术进步等；另一类是导致经济发展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影响劳动份额的因素，包括二元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
一、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劳动份额的影响因素
国外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主要是以下几个：
一是结构调整，这些文献认为在产业和企业间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产业和企业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如Tomi Kyyra（2008）认为近20年来大多数欧洲大陆和北欧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分配，换言之就是具有较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所占比重上升。
二是全球化和开放程度，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存在分歧，多数人认为开放增强了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降低劳动份额。William（2010）认为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面影响，国家的保护政策能够有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Dario Judzik （2013）认为经济开放削弱了劳动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但也有人认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
三是经济波动和冲击的影响。如Olivier J. Blanchard（1997）认为失业率和资本份额在欧洲差异巨大的原因是欧洲大陆国家受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供给不利冲击的影响，而盎格鲁—萨克森国家几乎不受这种影响；四是偏向性技术进步，劳动强化型技术进步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则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中性技术进步不改变要素份额。
国内从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出发研究的劳动份额影响因素和国外基本一致。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劳动者组织程度低、资本强势地位是导致我国劳动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对劳动份额的影响
偏离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主要由二元经济结构、企业异质性、制度变迁等因素引起。
1.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是从刘易斯理论引用到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该理论认为在国民经济中同时存在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传统产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报酬很低，而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高。在经济发展初期现代产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少，劳动力需求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现代产业部门工资被压低，劳动份额因此下降。当现代产业发展到剩余劳动力基本用尽时，其进一步发展使得劳动力成为稀缺要素，为了获得足够劳动力，现代产业部门开始增加工资，劳动份额开始上升，即呈现出U型轨迹。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二级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粗暴、没有升迁机会。一级市场的岗位主要是由内部劳动力市场组成，工资的确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由管理制度等规则来调控，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的就业者多为穷人。这种分割本身就会造成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巨大，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壁垒又限制了劳动力从二级市场向一级市场的流动，这阻碍了劳动者平均报酬水平的提高，进而影响劳动份额。
李稻葵等（2009）关注中国二元经济转换过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他们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受到所谓“摩擦工资”的制约，其转移速度低于资本的，因此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姜磊（2008）认为中国劳动份额变化的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巨大的就业压力；人均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提高和劳动者组织程度低。宋涛等（2012）认为1996-2010 年我国 GDP 中劳动份额的下降有 15%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基尼系数的“倒 U”型变化能引发劳动份额呈 U 型演变。且国内的研究表明我国正处在U型的下降阶段。陈钊（2006）认为城市政府出于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动机，实施了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导致外来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着与本地劳动力差距巨大的政策环境。这降低了农民工工资并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成本高，有效配置受阻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2.企业异质性理论
假定现实中的企业是不同的、异质的和具体的。在有限理性假设条件下，无论是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还是企业自身的行为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最终决定了企业之间拥有不同的生存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具体来说，企业之间存在所有制、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企业给予劳动者的报酬水平及报酬的决定方式等均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外生假定，具有内生性。因此异质性企业比重的变化等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 Decreuse（2008）研究了FDI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认为在异质性条件下随着具有高生产率水平的FDI企业产出在经济中比重的不断上升，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轨迹。Ghazala Azmat（2011）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私有化解释了劳动份额下降的15%。
伍山林（2011）研究了在具有身份异质性的劳动者和不同税负类型的企业的条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决定机制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和企业双重异质性条件下（1） 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2） 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常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周明海（2010）认为企业异质性是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不同的重要原因，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变动将加速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3.制度变迁理论
从制度变迁对劳动份额的影响体现在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正处在转型期，转型期存在两个大的转变：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所有制结构、市场制度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和强度等均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
罗长远等（2009）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他们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导致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魏下海（2013）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中有政治关系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无政治关系企业，且政治关系程度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在要素市场发育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以及政府掠夺越严重的地区，企业政治关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越强烈。肖红叶等（2009）认为政府介入初次分配程度过高导致中国要素价格扭曲严重，进而导致劳动收入水平偏低。
三、总结和评价
现有关于劳动份额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在大多数国家的劳动份额下降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在劳动份额下降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基本得到认可的几个分析视角。
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就新古典视角的研究而言，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往往是倾向于从环境因素方面寻找原因，分析一个或者某几个因素的变动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这样做的问题很明显：这些因素是决定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还是经济运行机制影响劳动份额的外在表现？就几个具有长期影响的因素而言，以结构调整为例，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确实处在产业结构加速调整阶段，劳动份额最高的农业未来是从产业比重还是从业人口均大幅度下降，而发达国家这种调整早已完成，他们的调整过程是劳动份额相对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在上升。因此结构调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决定这种不同的应该是各自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机制。
从二元经济角度对劳动份额的现有研究问题在于：认为劳动份额呈现U型轨迹的专家学者尽管在U型的转折点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对于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所谓U型结构却是一致认同。这招致了一些批评，也与一些事实出现了冲突。如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劳动份额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上升，那时美国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而且对照库兹涅茨的观点，此时美国正处在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和起飞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资本积累阶段，资本相对稀缺，从城市化的角度讲正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的阶段，按照库的观点，劳动份额应该下降才合乎逻辑。然而美国劳动份额却从此开始了上升。相比之下我国现在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看与美国当年处于相似阶段的中国劳动份额并没有上升而是持续下降。这点至少能够说明所谓U型轨迹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环境或者条件依赖性的。另外近年欧洲大陆劳动份额持续下降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这点要么同样说明所谓U型轨迹具有条件依赖性，要么就是具有时间周期性。如果U型轨迹是条件依赖型的，那么它的条件是什么？中国是否具备这种条件，如果不具备，那么我们至少不能期待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自动进入上升阶段。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异质性条件下劳动份额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同时存在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传统产业和技术水平比较高的现代产业，而现代产业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些没有多少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是不能进入现代产业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训练水平尽管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底子太薄，因此总体仍然十分落后。由此现实中现代产业快速发展，但是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的供给跟不上，导致转移过程出现障碍，劳动力供求问题由单一的过剩转为总体过剩和局部短缺并存。由此可能迫使企业通过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等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个过程会影响劳动份额。但是现有研究对这方面关注不够。
从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劳动份额问题的学者对于政府因素的介入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态度。问题又产生了：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是由于其依据的条件不同，还是说一方的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问题是条件依赖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政府应该积极主动干预，什么情况下又应该放手？这些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的优点在于更加关注中国国情，但是国内外对于劳动份额演变的决定机制的认识尚不够清晰，无论是否遵循新古典分析框架，这是未来研究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otson，J，H. The Constancy of the Wage Share：the Canadian Experience [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63，45（1）：84-94.
[2]白重恩等.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J].经济研究，2008（8）：16-28.
[3]赵秋运，魏下海，张建武.国际贸易、工资刚性和劳动收入份额[J].南开经济研究，2012，4：37-52.
作者简介：汪 波（1987-），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劳动份额；
陶敏阳（1982-），女，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理论、劳动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