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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没想到他那么早就走了。他离开得太突然，没给大家丝毫的心理准备。”十年了，张如兰的语气多了一些无奈和释然，但是依旧能够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深深遗憾与思念。
也难怪，作为丈夫和父亲，秦公陪家人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在外人眼中，秦公身上有众多令人称羡的光环：北京市人大代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书法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总经理、碑帖专家……但是这些称谓、这些头衔。伴随着秦公的去世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在张如兰的眼中，他是一个很少回家、心里只有文物事业的丈夫，可是她却从未因此埋怨过他，作为妻子，她全力支持丈夫。她想的很简单，只有一点：不能让家庭牵绊了他。
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到了，在与丈夫相处的这20多年中，她做的最多的就是毫无怨言的支持与义无反顾的崇拜。
秦公字旭，号陶然，另署石墨斋，1943年9月生于吉林白城，随父母来到北京。幼时的秦公聪颖好学，他在东城区班大人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市第五中学。性格豪爽的秦公在青年时代迷上了摔跤，1960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预科摔跤专业，一学就是三年。在一次比赛中，不幸摔伤了腰，被迫退学。就在秦公感到前途渺茫之时，北京市文化局在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举办了一个文物鉴定班，秦公遂到那里学习一年。也是在那里，遇到了后来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张如兰。生活在琉璃厂附近的张如兰，受环境熏陶，自小就对文物颇有兴趣。“他学习特好，我们这个文物鉴定班一共20人，他老考第一。”回忆起秦公在校读书的情景，张如兰仿佛又回到了40多年前，满头银发的她俨然那个17岁的少女，难掩内心对丈夫的崇拜之情。当时为文物鉴定班授课的老师都是现在文博界鼎鼎有名的大家，如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孙瀛洲先生、程长新先生等等。“现在想来，我们真的非常幸运，能够赶上这么多学识渊博的先生给我们讲课，还能趁着周日休息到故宫实习看实物，可以说，那段时期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文物鉴定基础。”张如兰的讲述，让我们似乎也一起回到了当年那个位于孔庙的文物鉴定班。
1964年，秦公和张如兰从鉴定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张如兰进了陶瓷部，秦公则选择学习一般年轻人不大愿意打交道的“黑老虎”——碑帖。“黑老虎”不是随便叫的，碑帖学是文物研究领域出了名的“硬骨头”，要想学好难度非常大。秦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碑帖，与“黑老虎”的交道一打就是30余年。
喜爱书法的秦公曾师从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郭凤惠和著名书法家郑诵先，习张旭、孙过庭、怀素诸家，对其学习碑帖大有裨益。虽然立志要学好这门学问，但当21岁的秦公踏进全市经营碑帖规模最大的老字号——琉璃厂“庆云堂”的那一刻，他还是感到有些茫然，犹如一下子坠入碑海之中，不知所措。为了尽快掌握业务知识，秦公长期住在店里，每周只回一次家。“那时候晚上值班，老先生和年轻人都在一起。老先生们往往回家吃个晚饭，就又赶回单位了。秦公索性就不回家了，天天跟着老先生们看东西，学东西，他会把一天所有学到的知识都记在小卡片上，没过多久他的小卡片就能堆成小山了。”张杰丞、胡介眉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见他谦逊好学，就拿出各种拓本一边进行比对，一边向他传授鉴定拓本的知识。“以店为家”的秦公除了能在学习上“加小灶”，他还是张如兰家的常客。张如兰家离庆云堂步行仅8分钟，秦公、马佩祥时常到热情好客的张家打打“牙祭”。
那时的“庆云堂”到了晚上，还会有些“神秘人物”出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喜爱收藏文物，“庆云堂”是喜欢书法碑帖的首长们最爱光顾的地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兴师动众，他们多选择夜晚来到琉璃厂。秦公喜欢他们来，一接到有首长要来的通知，他总是早早拢好火候着。他不为别的，秦公知道，首长们一来定会跟这里谙熟碑帖的老先生们寒暄一番，从他们的谈话中，他能够“偷听”“偷学”不少关于碑帖的知识。在这样白天黑夜的钻研学习中。秦公终于算是“入了门”，没过多久，他在业务上的优势就愈发突显出来，他是第一批被派着跟老师傅们一起到全国各地收文物的年轻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张巡碑，即是那时秦公从外地收购得来。
“文化大革命”中，“黑七类”的秦公遭受了不少冲击。秦公父亲秦执中拥有一间油漆厂(20世纪50年代改制为北京油漆厂)，这个厂子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荣华富贵，先是新中国成立前因火灾几成灰烬，又使其全家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父母被轰回东北老家，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全靠秦公工资供给。秦公不久又被下放到北京外贸“五七”干校。在此期间，他仍然没有间断碑帖方面的学习，白天没有时间看就晚上学。他钻研业务废寝忘食，以至于在当时又被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欲加之罪。“秦公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对他，对于他而言，在那段艰难的时期，碑帖就是他的精神食粮，也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正是秦公身上这种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打动了张如兰，在那个年代，她不顾那个年代极讲究的阶级成份，毅然决定跟秦公在一起。1969年是秦公、张如兰永远铭记的一年。这一年，他们不仅涨了工资，从原来的每月19元涨到31元，并于10月15日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两年之后，他们的孩子出生时，秦公还在干校劳动改造，没见到孩子第一面。“孩子多是我母亲在照顾，他下放的干校在东坝，每次回家要骑车4个小时。他一般一个月回来一趟，每次都在自行车后座上给我们带回点白薯。”从张如兰幸福的表隋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她对当年那种清苦日子有何抱怨，反倒透露出无尽的怀念。
从“五七”干校回来，秦公没有回到原来的“庆云堂”。1972年底，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门收购部。收购部和“庆云堂”的工作有所不同，以前是对照真品学习积累阶段，到了收购部是替国家回收文物，稍一大意就是经济损失。不过这一点对于秦公而言却是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在收购部，每天都能见识各种档次的文物，真假鱼目混珠。鉴别碑帖的真伪、优劣既要胸罗万卷，具有深广的文史知识，也需博览众考，日积月累的实践经验，秦公孜孜不倦，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继承了老一辈鉴赏家的经验，加以自己潜心研究，逐渐练就了鉴定碑贴慧眼独具的本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收购部撤销，秦公才离开了那里。那些年，经他手收购到的旧拓本及珍贵的善本有汉《乙瑛碑》《孔宙碑》、魏《受禅表》《三体石经》、唐欧阳询《九成宫》、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隋智永《真草千字文》等。特别是他与市文物商店经理彭思齐共同收购到的晋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原石，弥足珍贵。《玉版十三行》是王献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历代练习小楷字的学者都对其顶礼膜 拜。三国时，大诗人曹植写了感天动地的《洛神赋》，王献之常常抄写此文，力图用他秀美的字体追摹心目中洛神情貌。可惜到了宋代，王献之抄了那么多遍的《洛神赋》大多佚失，只剩其中的十三行。南宋宰相贾似道喜好文物，找人刻石拓片，馈赠亲朋好友。明代。位于西湖葛岭的贾似道故居被“考古发掘”，许多重要的石刻文物重现人问。在明代有拓本《玉版十三行》流传，原石曾入皇宫，后又神秘流失，清初只有一个叫杨宾的人见过它，并称“石为碧苍色”。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有人持此石到上海一家古玩店求售，而恰遇师傅外出，学徒又说不出个所以，那人便走了，这一离去，又是三十年不见踪影。当80年代初《玉版十三行》卖主找到秦公时，秦公赞叹道：“这样的宝贝，这次我要是不买下它，下辈子都会后悔!”就这样，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秦公积极争取，最终以1.8万元将这件珍贵文物购得。1万多元在现在人眼中不算是“重金”，但在那时，普通干部职工的工资仅四五十元，1.8万元实乃常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20世纪80年代中期，秦公回到了位于琉璃厂的北京文物商店。这段时光，张如兰能够经常在家里见到自己的丈夫。对于秦公这样“工作狂”而言，在家看到他是一件稀罕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穷其心力，编纂了堪称鸿篇巨制的《中国石刻大观》。由于印制费用浩大，日本出版机构仅有少量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石刻大全，著述详尽，资料采集丰富，国内书法界、文物界视之圭臬，需求甚旺而不可得。“他白天钻在库房里查阅资料，整理碑帖，晚上回家就开始写作，夜里两三点睡觉还是早的，他的手稿堆得满屋都是，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张如兰清楚地记得秦公是如何废寝忘食地著书立说。写文章对于博物馆研究人员是家常便饭之事，但对于一个只有中专文化水平、文物商店出身的人而言，应该是难以想象的工程，但是秦公做到了，而且著作颇丰。在他那57年的人生旅程里，著有《碑别字新编》《广碑别字》《碑帖鉴定举要》《中国碑刻史发展图录》《中国石刻大观》《写意画与文人情怀》《秦说碑帖》等专著，并撰写《论苏轼的书法艺术成就》《曹雪芹墓碑确赝无疑》《名碑九跋》等论文50余篇，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副教授。
著名文物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对秦公的《广碑别字》曾有这样的评价：“秦公这本《广碑别字》是一本重要的工具书，对研究碑帖书法贡献很大。”。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先生也说过：“秦公这样的中年人真可爱!他兢兢业业，默默地工作，常年累月留心搜集碑别字，写成了《广碑别字》一书，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他的学识水平超过了那些准备考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他的用功精神，给有志于自学成才的中青年以有益的启示。”如今这两位老先生均已作古，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口中的这个“可爱的中年人”却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巨变，国有文物商店的经营也越来越艰难，到了亟待寻找出路改革的关键时刻。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文物商店工作期间，秦公绞尽脑汁为文物商店谋划更加长远的发展方向。1993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这个消息给了秦公很大的启发，经过多方调研，1994年1月26日，他主持成立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现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成立给全国各地文物商店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范本，有效地补充了文物商店货源不足的难题。
与秦公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对拍卖工作的投入，可谓呕心沥血，他又回到了“庆云堂”时代“以店为家”的工作状态。对于每一件拍品，每一位买家、卖家，他都十分重视。哈尔滨、天津、济南、苏州、上海……他的脚步遍布全国，他热情地接待每位送拍的客户，认真询问藏品的流传经过，仔细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在秦公的带动下，翰海很快成为一流拍卖公司。1994年9月18日，翰海首届拍卖会成功举行，分设中国书画、古董珍玩两个专场，拍品460件，总成交额3300余万元，创当时内地拍卖新高。
秦公生前曾和自己的挚友们说过，母亲为他取名“公”字，就是期望他能够凡事出于公心，母亲对他的期望，成了他一生恪守的人生准则。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论亲疏，都能深深地感到这一点。秦公成立拍卖公司以后，不仅仅期望将翰海一家拍卖公司做好，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文物市场的繁荣发展。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吴曾在其怀念秦公的文章中写道：“96年初，我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历博(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到中商盛佳(今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工作。公司开创初期，拍品征集十分困难。为了生存，我找秦公帮助。秦公与温桂华十分热心，从库房和各个门市部支持了我们数百件书画拍品，中贸圣佳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风雨征程，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会在心里说上一句‘谢谢秦公，谢谢翰海的朋友们’。在这里我真诚地说，没有秦公就不会有中贸圣佳的今天。他的为人，他的胸怀让人敬佩，让人怀想。”
那时文物拍卖圈子里，没有“同行是冤家”一说，在秦公颇具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大家共同为市场的发展努力。北京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回忆：“每到深夜，秦公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高朋满座。因为一件拍品，他可以一个电话把大家招来，一起分享。然后通宵达旦的高谈阔论。有时候，他还会用单位食堂的大铁锅，亲自下厨，把食堂里的剩菜一锅烩了，一千人等大快朵颐。秦公开创了一个时代，他所领导的翰海曾经是中国拍卖业的一面旗帜，那时候，行业里的人‘有好货给秦公’如同‘有困难找民警’一样说着顺嘴。”
主持拍卖公司以后，秦公仍然没有间断为国家寻找文物珍宝的使命。2000年4月，圆明园流散的大水法十二生肖之猴首、牛首、虎首和清乾隆外粉青釉酱釉地描金描银莲纹粉彩镂空三多瓜果内心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六方套瓶将在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拍卖，消息甫出，顿时激起国人义愤，其引发的震动效应绝不亚于2009年2月法国巴黎佳士得拍卖大水法十二生肖之兔首、鼠首事件。
乾隆皇帝对此瓶曾有“登峰造极”的圣旨要求，面对“六方套瓶”这件国宝级文物，秦公无法按捺住自己要将其购回故土的心情。为此，他与朋友一起收集有关这件文物的资料，研究其文化含量、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科技水平、经济价值等等，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六方套瓶”乃督陶官员唐英研制而成的“夹层玲珑交泰瓶”，瓶身的纹饰和釉彩，洋溢着中西合璧特色，与当时圆明园西洋楼风格近似相同，尤其是在淡乳褐色的地上，以金银双色勾绘出缠枝“洋莲”，从色彩、明暗、线条等诸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欧风”，造型端庄，工艺复杂，科技含量极高，为十分精致的艺术珍品。当看到政府一切行政、外交努力均告失效，圆明园的文物该不该买回来的问题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秦公已然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此瓶购回。
拍场如战场，时机不等人。在2000年5月2日香港苏富比拍卖现场，“乾隆粉彩六方套瓶”从420万港币起拍，经反复竞争，叫到1000万港币，现场气氛异常紧张，秦公的竞拍代表在电话里问“叫到多少停手，老板给个底数。”“没有底数!”秦公语气坚定。就这样，这件“六方套瓶”最终于1900万港币购得。秦公长舒了口气。
然而，命运弄人。秦公竭尽全力、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的“六方套瓶”还没有回归故里，2000年5月10日他即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没能亲眼目睹这件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国宝。秦公没有看见、没有做完的事情还有很多。“乾隆粉彩六方套瓶”转藏于首都博物馆，公开展览时轰动京华。她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神奇，那样的沉着，那样的落落大方……
张如兰说。秦公生前还想为北京翰海盖座综合办公楼，地址都选好了，就在燕莎商城的后面……话犹在耳，人却已经不在了。
秦公去世已经整整十年了，但在他亲人和朋友的心里，那个不修边幅、无冬历夏身穿短袖蓝背心、趿拉着鞋的秦公好像从未离开过。他们忘不了秦公的仗义、直爽、真诚、无私，更忘不了他对于文物事业所倾注的毕生心血。他们总觉得有天还会接到秦公打来的电话，叫他们去看新收到的“宝贝”，每当这时，他们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那久违了的，秦公如孩童般眉飞色舞的面庞……
也难怪，作为丈夫和父亲，秦公陪家人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在外人眼中，秦公身上有众多令人称羡的光环：北京市人大代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书法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总经理、碑帖专家……但是这些称谓、这些头衔。伴随着秦公的去世也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在张如兰的眼中，他是一个很少回家、心里只有文物事业的丈夫，可是她却从未因此埋怨过他，作为妻子，她全力支持丈夫。她想的很简单，只有一点：不能让家庭牵绊了他。
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到了，在与丈夫相处的这20多年中，她做的最多的就是毫无怨言的支持与义无反顾的崇拜。
秦公字旭，号陶然，另署石墨斋，1943年9月生于吉林白城，随父母来到北京。幼时的秦公聪颖好学，他在东城区班大人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市第五中学。性格豪爽的秦公在青年时代迷上了摔跤，1960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预科摔跤专业，一学就是三年。在一次比赛中，不幸摔伤了腰，被迫退学。就在秦公感到前途渺茫之时，北京市文化局在文化艺术干部学校举办了一个文物鉴定班，秦公遂到那里学习一年。也是在那里，遇到了后来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张如兰。生活在琉璃厂附近的张如兰，受环境熏陶，自小就对文物颇有兴趣。“他学习特好，我们这个文物鉴定班一共20人，他老考第一。”回忆起秦公在校读书的情景，张如兰仿佛又回到了40多年前，满头银发的她俨然那个17岁的少女，难掩内心对丈夫的崇拜之情。当时为文物鉴定班授课的老师都是现在文博界鼎鼎有名的大家，如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孙瀛洲先生、程长新先生等等。“现在想来，我们真的非常幸运，能够赶上这么多学识渊博的先生给我们讲课，还能趁着周日休息到故宫实习看实物，可以说，那段时期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文物鉴定基础。”张如兰的讲述，让我们似乎也一起回到了当年那个位于孔庙的文物鉴定班。
1964年，秦公和张如兰从鉴定班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张如兰进了陶瓷部，秦公则选择学习一般年轻人不大愿意打交道的“黑老虎”——碑帖。“黑老虎”不是随便叫的，碑帖学是文物研究领域出了名的“硬骨头”，要想学好难度非常大。秦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碑帖，与“黑老虎”的交道一打就是30余年。
喜爱书法的秦公曾师从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郭凤惠和著名书法家郑诵先，习张旭、孙过庭、怀素诸家，对其学习碑帖大有裨益。虽然立志要学好这门学问，但当21岁的秦公踏进全市经营碑帖规模最大的老字号——琉璃厂“庆云堂”的那一刻，他还是感到有些茫然，犹如一下子坠入碑海之中，不知所措。为了尽快掌握业务知识，秦公长期住在店里，每周只回一次家。“那时候晚上值班，老先生和年轻人都在一起。老先生们往往回家吃个晚饭，就又赶回单位了。秦公索性就不回家了，天天跟着老先生们看东西，学东西，他会把一天所有学到的知识都记在小卡片上，没过多久他的小卡片就能堆成小山了。”张杰丞、胡介眉两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见他谦逊好学，就拿出各种拓本一边进行比对，一边向他传授鉴定拓本的知识。“以店为家”的秦公除了能在学习上“加小灶”，他还是张如兰家的常客。张如兰家离庆云堂步行仅8分钟，秦公、马佩祥时常到热情好客的张家打打“牙祭”。
那时的“庆云堂”到了晚上，还会有些“神秘人物”出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喜爱收藏文物，“庆云堂”是喜欢书法碑帖的首长们最爱光顾的地方。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兴师动众，他们多选择夜晚来到琉璃厂。秦公喜欢他们来，一接到有首长要来的通知，他总是早早拢好火候着。他不为别的，秦公知道，首长们一来定会跟这里谙熟碑帖的老先生们寒暄一番，从他们的谈话中，他能够“偷听”“偷学”不少关于碑帖的知识。在这样白天黑夜的钻研学习中。秦公终于算是“入了门”，没过多久，他在业务上的优势就愈发突显出来，他是第一批被派着跟老师傅们一起到全国各地收文物的年轻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张巡碑，即是那时秦公从外地收购得来。
“文化大革命”中，“黑七类”的秦公遭受了不少冲击。秦公父亲秦执中拥有一间油漆厂(20世纪50年代改制为北京油漆厂)，这个厂子非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的荣华富贵，先是新中国成立前因火灾几成灰烬，又使其全家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父母被轰回东北老家，还在上学的弟弟、妹妹全靠秦公工资供给。秦公不久又被下放到北京外贸“五七”干校。在此期间，他仍然没有间断碑帖方面的学习，白天没有时间看就晚上学。他钻研业务废寝忘食，以至于在当时又被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欲加之罪。“秦公不管别人怎么看他对他，对于他而言，在那段艰难的时期，碑帖就是他的精神食粮，也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也许正是秦公身上这种锲而不舍的求学精神打动了张如兰，在那个年代，她不顾那个年代极讲究的阶级成份，毅然决定跟秦公在一起。1969年是秦公、张如兰永远铭记的一年。这一年，他们不仅涨了工资，从原来的每月19元涨到31元，并于10月15日携手步入了婚姻殿堂。两年之后，他们的孩子出生时，秦公还在干校劳动改造，没见到孩子第一面。“孩子多是我母亲在照顾，他下放的干校在东坝，每次回家要骑车4个小时。他一般一个月回来一趟，每次都在自行车后座上给我们带回点白薯。”从张如兰幸福的表隋中，我们丝毫看不出她对当年那种清苦日子有何抱怨，反倒透露出无尽的怀念。
从“五七”干校回来，秦公没有回到原来的“庆云堂”。1972年底，他被分配到北京市文物商店地安门收购部。收购部和“庆云堂”的工作有所不同，以前是对照真品学习积累阶段，到了收购部是替国家回收文物，稍一大意就是经济损失。不过这一点对于秦公而言却是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在收购部，每天都能见识各种档次的文物，真假鱼目混珠。鉴别碑帖的真伪、优劣既要胸罗万卷，具有深广的文史知识，也需博览众考，日积月累的实践经验，秦公孜孜不倦，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继承了老一辈鉴赏家的经验，加以自己潜心研究，逐渐练就了鉴定碑贴慧眼独具的本事。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收购部撤销，秦公才离开了那里。那些年，经他手收购到的旧拓本及珍贵的善本有汉《乙瑛碑》《孔宙碑》、魏《受禅表》《三体石经》、唐欧阳询《九成宫》、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隋智永《真草千字文》等。特别是他与市文物商店经理彭思齐共同收购到的晋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原石，弥足珍贵。《玉版十三行》是王献之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历代练习小楷字的学者都对其顶礼膜 拜。三国时，大诗人曹植写了感天动地的《洛神赋》，王献之常常抄写此文，力图用他秀美的字体追摹心目中洛神情貌。可惜到了宋代，王献之抄了那么多遍的《洛神赋》大多佚失，只剩其中的十三行。南宋宰相贾似道喜好文物，找人刻石拓片，馈赠亲朋好友。明代。位于西湖葛岭的贾似道故居被“考古发掘”，许多重要的石刻文物重现人问。在明代有拓本《玉版十三行》流传，原石曾入皇宫，后又神秘流失，清初只有一个叫杨宾的人见过它，并称“石为碧苍色”。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有人持此石到上海一家古玩店求售，而恰遇师傅外出，学徒又说不出个所以，那人便走了，这一离去，又是三十年不见踪影。当80年代初《玉版十三行》卖主找到秦公时，秦公赞叹道：“这样的宝贝，这次我要是不买下它，下辈子都会后悔!”就这样，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秦公积极争取，最终以1.8万元将这件珍贵文物购得。1万多元在现在人眼中不算是“重金”，但在那时，普通干部职工的工资仅四五十元，1.8万元实乃常人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20世纪80年代中期，秦公回到了位于琉璃厂的北京文物商店。这段时光，张如兰能够经常在家里见到自己的丈夫。对于秦公这样“工作狂”而言，在家看到他是一件稀罕的事情。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穷其心力，编纂了堪称鸿篇巨制的《中国石刻大观》。由于印制费用浩大，日本出版机构仅有少量发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石刻大全，著述详尽，资料采集丰富，国内书法界、文物界视之圭臬，需求甚旺而不可得。“他白天钻在库房里查阅资料，整理碑帖，晚上回家就开始写作，夜里两三点睡觉还是早的，他的手稿堆得满屋都是，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张如兰清楚地记得秦公是如何废寝忘食地著书立说。写文章对于博物馆研究人员是家常便饭之事，但对于一个只有中专文化水平、文物商店出身的人而言，应该是难以想象的工程，但是秦公做到了，而且著作颇丰。在他那57年的人生旅程里，著有《碑别字新编》《广碑别字》《碑帖鉴定举要》《中国碑刻史发展图录》《中国石刻大观》《写意画与文人情怀》《秦说碑帖》等专著，并撰写《论苏轼的书法艺术成就》《曹雪芹墓碑确赝无疑》《名碑九跋》等论文50余篇，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副教授。
著名文物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对秦公的《广碑别字》曾有这样的评价：“秦公这本《广碑别字》是一本重要的工具书，对研究碑帖书法贡献很大。”。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先生也说过：“秦公这样的中年人真可爱!他兢兢业业，默默地工作，常年累月留心搜集碑别字，写成了《广碑别字》一书，在学术上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他的学识水平超过了那些准备考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他的用功精神，给有志于自学成才的中青年以有益的启示。”如今这两位老先生均已作古，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口中的这个“可爱的中年人”却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巨变，国有文物商店的经营也越来越艰难，到了亟待寻找出路改革的关键时刻。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文物商店工作期间，秦公绞尽脑汁为文物商店谋划更加长远的发展方向。1993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这个消息给了秦公很大的启发，经过多方调研，1994年1月26日，他主持成立了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现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成立给全国各地文物商店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范本，有效地补充了文物商店货源不足的难题。
与秦公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对拍卖工作的投入，可谓呕心沥血，他又回到了“庆云堂”时代“以店为家”的工作状态。对于每一件拍品，每一位买家、卖家，他都十分重视。哈尔滨、天津、济南、苏州、上海……他的脚步遍布全国，他热情地接待每位送拍的客户，认真询问藏品的流传经过，仔细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在秦公的带动下，翰海很快成为一流拍卖公司。1994年9月18日，翰海首届拍卖会成功举行，分设中国书画、古董珍玩两个专场，拍品460件，总成交额3300余万元，创当时内地拍卖新高。
秦公生前曾和自己的挚友们说过，母亲为他取名“公”字，就是期望他能够凡事出于公心，母亲对他的期望，成了他一生恪守的人生准则。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论亲疏，都能深深地感到这一点。秦公成立拍卖公司以后，不仅仅期望将翰海一家拍卖公司做好，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文物市场的繁荣发展。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吴曾在其怀念秦公的文章中写道：“96年初，我由于个人原因离开了历博(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到中商盛佳(今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工作。公司开创初期，拍品征集十分困难。为了生存，我找秦公帮助。秦公与温桂华十分热心，从库房和各个门市部支持了我们数百件书画拍品，中贸圣佳由此开始了自己的风雨征程，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会在心里说上一句‘谢谢秦公，谢谢翰海的朋友们’。在这里我真诚地说，没有秦公就不会有中贸圣佳的今天。他的为人，他的胸怀让人敬佩，让人怀想。”
那时文物拍卖圈子里，没有“同行是冤家”一说，在秦公颇具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大家共同为市场的发展努力。北京匡时拍卖总经理董国强回忆：“每到深夜，秦公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高朋满座。因为一件拍品，他可以一个电话把大家招来，一起分享。然后通宵达旦的高谈阔论。有时候，他还会用单位食堂的大铁锅，亲自下厨，把食堂里的剩菜一锅烩了，一千人等大快朵颐。秦公开创了一个时代，他所领导的翰海曾经是中国拍卖业的一面旗帜，那时候，行业里的人‘有好货给秦公’如同‘有困难找民警’一样说着顺嘴。”
主持拍卖公司以后，秦公仍然没有间断为国家寻找文物珍宝的使命。2000年4月，圆明园流散的大水法十二生肖之猴首、牛首、虎首和清乾隆外粉青釉酱釉地描金描银莲纹粉彩镂空三多瓜果内心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六方套瓶将在香港佳士得和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拍卖，消息甫出，顿时激起国人义愤，其引发的震动效应绝不亚于2009年2月法国巴黎佳士得拍卖大水法十二生肖之兔首、鼠首事件。
乾隆皇帝对此瓶曾有“登峰造极”的圣旨要求，面对“六方套瓶”这件国宝级文物，秦公无法按捺住自己要将其购回故土的心情。为此，他与朋友一起收集有关这件文物的资料，研究其文化含量、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科技水平、经济价值等等，做了一番详尽的调查之后，他发现，“六方套瓶”乃督陶官员唐英研制而成的“夹层玲珑交泰瓶”，瓶身的纹饰和釉彩，洋溢着中西合璧特色，与当时圆明园西洋楼风格近似相同，尤其是在淡乳褐色的地上，以金银双色勾绘出缠枝“洋莲”，从色彩、明暗、线条等诸方面，都洋溢着浓郁的“欧风”，造型端庄，工艺复杂，科技含量极高，为十分精致的艺术珍品。当看到政府一切行政、外交努力均告失效，圆明园的文物该不该买回来的问题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秦公已然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此瓶购回。
拍场如战场，时机不等人。在2000年5月2日香港苏富比拍卖现场，“乾隆粉彩六方套瓶”从420万港币起拍，经反复竞争，叫到1000万港币，现场气氛异常紧张，秦公的竞拍代表在电话里问“叫到多少停手，老板给个底数。”“没有底数!”秦公语气坚定。就这样，这件“六方套瓶”最终于1900万港币购得。秦公长舒了口气。
然而，命运弄人。秦公竭尽全力、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的“六方套瓶”还没有回归故里，2000年5月10日他即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没能亲眼目睹这件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国宝。秦公没有看见、没有做完的事情还有很多。“乾隆粉彩六方套瓶”转藏于首都博物馆，公开展览时轰动京华。她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神奇，那样的沉着，那样的落落大方……
张如兰说。秦公生前还想为北京翰海盖座综合办公楼，地址都选好了，就在燕莎商城的后面……话犹在耳，人却已经不在了。
秦公去世已经整整十年了，但在他亲人和朋友的心里，那个不修边幅、无冬历夏身穿短袖蓝背心、趿拉着鞋的秦公好像从未离开过。他们忘不了秦公的仗义、直爽、真诚、无私，更忘不了他对于文物事业所倾注的毕生心血。他们总觉得有天还会接到秦公打来的电话，叫他们去看新收到的“宝贝”，每当这时，他们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那久违了的，秦公如孩童般眉飞色舞的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