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文解字》中，“伦”的释义为：“伦，辈也。”那么什么是“辈”？“辈”即辈分不同，位置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可见，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伦”是一种“差序”存在，这种秩序往往基于血缘关系进行区分。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见，伦理之论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而“伦”的产生是圣人畏于秩序的紊乱和行为的堕落，才教世人以人伦的。因此，“伦”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社会需要并内在于社会的人伦规范，其目的在于优化社会秩序。
　　然而，儒家的集体文化和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天然殊途。西方崇尚个体主义，在陌生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边界清晰，契约才是最值得信任的规矩。而在乡土特质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边界模糊，只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人们才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正如费孝通所说，这种熟人社会中产生的信任才是“最可靠也没有了”。熟人社会就是要讲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复杂越亲近，才越信任对方是在为自己谋福利，仿佛只有“托人办事”才靠谱，尽管“找熟人”的成本往往比正规流程更加高昂。从侧面来看，这恰恰揭露了中国社会的整体信任机制正在消亡。
　　在中国，人们把“给面子”当成是一种荣耀，人们把“私交甚笃”当做是对社交能力的一种赞美。这就不难理解工作关系之外私人关系的蔓延，这种蔓延不是意外为之，而是主动追求的果实。因此，放在社会工作伦理中再看，多重关系是无法避免的，只能够通过奖惩机制来约束多重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在中国语境之下，一切关于人的工作大致如此，人之本身就是复杂关系的集合，这一点从人性的本源来讲仿佛是应有之义。
　　那么伦理的存在是必要的吗？当然。从广域角度来看，伦理是对偏离的道德之修正，尽管伦理同特定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不同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境下的伦理也不尽相同。从中域角度来看，作为尚处于半专业（semi-profession）状态的社会工作而言，伦理守则的日臻完善是专业成熟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领域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保障。比如美国、英国都已经颁布专业伦理守则，并经历数次修正。从私域角度来看，伦理是对个人的再定位，并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约束力量。
　　把“伦理”二字具象化，放之于社会工作的场域来看，伦理即是专业（行业）内的价值观和道德规制力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此处理实践中的棘手问题。也就是说，它是行为是非判断的一杆标尺。伦理是必需要遵守的，就如同法律一般，有着相匹配的权利和义务，违反规则就要承担代价。若无视规则，这个规则群体就只能给予惩罚，甚至驱逐此人，以规避对整个领域的消极影响。
　　纵观西方各国较成熟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核心内容多呈现一致性。比如尊重受助者的利益、持守保密原则、忠诚于机构、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等。他们的伦理守则实则也是经过多次修改才逐渐完善的。因此，伦理守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伦理的要求具有异质性，恰切的调整修正皆为情理之中。现代社会工作的伦理原则，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伦理行为标准，均打烙著西方人的理解及其社会情境的印记，在进入中国的文化与社会情境之后，可以而且应当作出适应性的改变。
　　今年四月份深圳市社协对“郭社工违反社会工作职业伦理规范”的处理，是迄今中国社会工作领域对违反职业伦理行为予以处罚的第一例。该案例把冷门的伦理议题推进了社会工作学界和实务界的视野之中，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又一个触发点。然而反向观之，国家民政部从1987年确立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以来，至今已发展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历程之中，是否只有一个“郭社工事件”发生？机构和管理部门对社会工作伦理问题负有怎样的责任？社会工作伦理应该在专业和行业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什么样的伦理规则更适合中国的历史脉络？作为文化自觉与实践智慧的整合，社会工作伦理之问应当引起所有社会工作从业者的反思。
　　作者简介：刘丹，女，汉族，1990年10月6日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和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