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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的日中关系
我认为外交的三个要素是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国家品格，其中所谓国家实力是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的总和。我认为，在此外交和国家实力三个要素之中蕴含着孔子所说的“治国三要”，也就是“食、军、信”三个治国要素。“食”指食粮；“军”指军事力量和武器；“信”指诚信。其中最有生命力的要说是最后的“信”，正如孔子说“民无信则国不立”，若是没有诚信，那么国家将不复存在，企业和个人也是同样道理。所以说，外交的根本在于“信”，也就是诚信。像人与人交往一样，国与国之间为了取得对方信任，既不能言而无实，也不能出尔反尔，而是要换位思考。一朝一夕是无法产生信赖的，这不仅在人与人、朋友之间、夫妻之间都是一样的，而且也适合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上只有信赖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一旦言而无信，再想挽回可就太难了，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总之，我觉得外交的根本就是诚信。
在日中关系方面，有两个问题令人担忧。第一个是两国防卫关系。在此问题上，两国首脑都非常不希望这一关系恶化。我曾经有机会与多位中国和日本领导人进行交谈，他们都不愿意两国关系恶化。但是，如果“强势政治”继续发展，显而易见，今后剩下的只会是对立的尖锐化。要想避免这个问题出现，就只有走在相互信赖的理念下开展广泛的交流这条路。我想说的是，解决该问题别无选择，只有换位思考、推进交流。
另外还有一般性交流问题，也就是今后如何继续改善国民感情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很重要的问题。姑妄言之，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政府、商家、评论家和学者正在慢慢地失去国民的信任。欧洲的债务危机、阿拉伯的政治危机、还有美国的“包围华尔街”运动都代表民众对精英层次的不信任。在世界的所有领域，当困难来临时，又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治世良策？完全没有。因此，国民们感到不安。我想当前世界公众所普遍担心的就在于此吧。回到日中关系方面，同样，改善国民感情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恰恰因为如此，我主张有必要开展中国56个民族与日本的全面交流。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与日本总人口大致相当。我曾经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包括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今后还希望能够走遍中国各地，直接与普通民众交流。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与中国普通民众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是改善日中国民感情的唯一、也是最佳途径。“宝葫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有长期不懈地去用汗水浇灌，加之外交领域的工作和领导们的努力，才是正道。我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在付诸实践。
自从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拉开了日中正式邦交活动的序幕以来，两国发表了四个重要文件。我对日中关系的基本看法依据于这四个文件之精神。周总理曾经讲过：“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此，我完全赞同，在两千年日中交往史中，日中两国既有过晴朗，也有过阴雨，但无论如何日中两国是无法搬家的邻邦，并且这种关系今后还要数千年地持续下去，所以两国之间只有友好相处而别无其他选择。尽管日中两国之间今后也许仍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争议，但我认为长期友好下去是两国领导人所具有的共识。既然如此，我想日中双方不管在任何政权下都将维持这一方针不变。特别是，即将到来的2012年恰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届时应该有数百场纪念活动举行。尤其值得期待的是，计划在今年底结束的青少年交流项目，明年开始将会有新的举措出台。
未来的中国经济
下面，我再来谈一下中国经济的未来与课题。中国在此30年间，实现了每年近9%的经济增长。日本在距今四、五十年前也经历过非常高的经济增长时期。那么，什么是经济增长呢？按照索罗教授下的定义，经济增长率的方程式是，劳动人口的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TFP）增长率相加的总和。当年日本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年到1973年的高度经济增长时期；第二阶段，1973年到1990年的稳定增长时期；第三阶段，1990年到现在的低位增长时期。如果问目前的中国处于哪个阶段？应该属于日本的第一阶段。日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和因“清洗共产党人运动”清除政治家及经营者而造成的人才缺失中，以朝鲜战争为契机，逐步恢复，实现了被世人称之为“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与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相同。但是，从两者增长的内容来看，日中之间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在1955年，只有大约7700万人口，直至2005年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此外还通过出口赚取资金，依靠国内较高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中国30年间的经济飞速增长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消费、而是建立在公共投资上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今后经济持续增长所面临的课题之一。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转入稳定增长期。其间，尽管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物价、社会是稳定的。
那么，今后的中国经济会如何发展呢？我认为中国将会结束目前的经济增长第一阶段，今后将从基础建设投资、公共投资进入到国内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阶段，我想以健全社会保障、提高工资水平来大幅扩大国内消费的时代已经来临。以下我来讲一讲日本在扩大国内消费过程中都有哪些情况出现。
从1955年、1960年左右开始，到1973年、1974年期间，日本的劳资纠纷空前增加。同样，在中国，这两三年的劳资纠纷也开始显现。在上述时期，日本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达到了以前的5倍、甚至10倍。我刚进入企业工作的那个年代，即使是一流企业，也会有罢工和拒绝加班的情况发生。而在今天的日本，劳资纠纷事件屈指可数，每年只有10到20起。在最多的1974年，日本发生了5000起劳资纠纷，工人工资在这一年里增加了30%。自1960年至1974年的10多年间，劳资纠纷从第一阶段的1500起增加到近5000起，进入到高发期，工人工资的年均增加幅度也从原来的15%提高到了约33%。在当时的日本，流行着所得倍增、三倍增的论调。也许当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因此说，中国的劳资纠纷增多并非不可思议。我以为，只要所得差距长此以往发展下去，这种问题就会存在。理所当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须要与经济增长同步。我预测，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向扩大内需方面转移。
还有一点，日本为什么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回答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我手里有一本刚参加工作那年——1962年9月1日号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这期杂志是收录分析日本经济增长原因文章的一本专辑。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该杂志的总编采访我时，把这本50年前的杂志送给了我。探究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所得出的日本取得奇迹般增长的原因，乃是日本社会较高的教育程度。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比战胜国英国更加重视教育。在当时，接受初中以下义务教育的最终学历获取比例是，日本40%、英国60%；而高中则是，日本45%、英国39%；大学升学率是，日本10%、英国不足7%。日本的这种较高教育水平为日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因此带来了后来的日本高品质产品、产品不合格率低、工人熟练水准高、吸收新技术能力强等特点，或者说，因此掌握到了经济增长的钥匙。我想要强调的是，在中国近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发展显得没有跟上（整体的步伐）。要想保持经济的飞速增长，那么支撑其运转的劳动者所受教育是否可以满足？一般劳动者是否接受到所需技术的培训？拥有熟练技术的人才是否在增加？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只要有钱就可以制造出大量的机械和设备，然而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来操纵它们。再比如，尽管可以购买新的医疗设备，但是否有人会使用它们。我不否认，中国拥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技术人才，而且是日本的10倍之多，但同时没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也是日本的10倍，为了培养他们，能否考虑可以把教育工作的量再扩大10倍？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果教育失败了，那么就有可能会破坏经济增长本身。这一点是我最担心的。
寄语青年人
我现在正在遍访中国各地，与当地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在许多大学，同学们向我提的问题是，怎样做将来才能成为大人物或者是赚到很多钱？根据有关方面去年对各国年轻人的问卷调查，在日本回答“很想成为大人物”的占8%，回答“希望有维持生计的收入并能悠闲地生活”的则高达43%。在中国前者占34.4%、后者占17.8%。在韩国前者占22.9%，后者占21.6%。在美国前者占22.3%，后者占13.8%。在这些国家中，给出“很想成为大人物”回答比例最低的是日本，也就是说100个年轻人中只有8人。我认为这不利于经济发展，并深感日本的未来存在着危险。这样回答比例最高的是中国，3个年轻人中就有1人。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也都抱有这种想法。为此，我向有志成为未来中国领导人、政要的，以及有这种强烈愿望的同学们提一个建议。
我曾听说，日本企业在对应聘者进行的面试中问到如下问题，你能够成为蚂蚁吗?你能够成为蜻蜓吗？你能够成为人类吗？成为蚂蚁的意思是指，像蚂蚁一样在泥沼中任劳任怨地工作。也就是说，要求20多岁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成为蜻蜓的意思是指，像蜻蜓一样拥有复眼，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也就是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全面胜任本职工作，并且为了比任何人都做得优秀而努力学习。希望未来成为领导者的人，必须要经历这些过程。如果不能比别人更努力地学习、比别人更勤奋地工作，那么就不具备做领导者的资格。人与人在能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在大学的短短四年里，无论怎样拼命地学习，也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片断，并不意味着在大学取得好的成绩就得到了当领导的资格。
其次，能否成为人类？它的意思是指身体里能否一直保持澎湃的热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随想录》中写道，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故事。亚里士多德说，当时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托，担任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是最让他耗费心血的事情；传授书写文字和各种知识并不难，难的是文字的背景，也就是对勇气、决断、爱情、同情心、对人的思维的讲解尤其令人倍觉辛苦。我所理解的意思是，作为人，能否真正成为拥有常识和良知的人？能否具备同情心和决断力？能否成为一个有益的人？我希望有志成为中国领导者的同学们能够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这也是有着12年担当总经理和董事长历史的我常常扪心自问的问题。
(责任编辑：徐海娜)
我认为外交的三个要素是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国家品格，其中所谓国家实力是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的总和。我认为，在此外交和国家实力三个要素之中蕴含着孔子所说的“治国三要”，也就是“食、军、信”三个治国要素。“食”指食粮；“军”指军事力量和武器；“信”指诚信。其中最有生命力的要说是最后的“信”，正如孔子说“民无信则国不立”，若是没有诚信，那么国家将不复存在，企业和个人也是同样道理。所以说，外交的根本在于“信”，也就是诚信。像人与人交往一样，国与国之间为了取得对方信任，既不能言而无实，也不能出尔反尔，而是要换位思考。一朝一夕是无法产生信赖的，这不仅在人与人、朋友之间、夫妻之间都是一样的，而且也适合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上只有信赖是金钱所买不到的。一旦言而无信，再想挽回可就太难了，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总之，我觉得外交的根本就是诚信。
在日中关系方面，有两个问题令人担忧。第一个是两国防卫关系。在此问题上，两国首脑都非常不希望这一关系恶化。我曾经有机会与多位中国和日本领导人进行交谈，他们都不愿意两国关系恶化。但是，如果“强势政治”继续发展，显而易见，今后剩下的只会是对立的尖锐化。要想避免这个问题出现，就只有走在相互信赖的理念下开展广泛的交流这条路。我想说的是，解决该问题别无选择，只有换位思考、推进交流。
另外还有一般性交流问题，也就是今后如何继续改善国民感情的问题。这是一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很重要的问题。姑妄言之，在当今的世界上，任何政府、商家、评论家和学者正在慢慢地失去国民的信任。欧洲的债务危机、阿拉伯的政治危机、还有美国的“包围华尔街”运动都代表民众对精英层次的不信任。在世界的所有领域，当困难来临时，又有哪位学者提出过治世良策？完全没有。因此，国民们感到不安。我想当前世界公众所普遍担心的就在于此吧。回到日中关系方面，同样，改善国民感情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恰恰因为如此，我主张有必要开展中国56个民族与日本的全面交流。中国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与日本总人口大致相当。我曾经走访过中国很多地方，包括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今后还希望能够走遍中国各地，直接与普通民众交流。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与中国普通民众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是改善日中国民感情的唯一、也是最佳途径。“宝葫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有长期不懈地去用汗水浇灌，加之外交领域的工作和领导们的努力，才是正道。我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在付诸实践。
自从1972年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拉开了日中正式邦交活动的序幕以来，两国发表了四个重要文件。我对日中关系的基本看法依据于这四个文件之精神。周总理曾经讲过：“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对此，我完全赞同，在两千年日中交往史中，日中两国既有过晴朗，也有过阴雨，但无论如何日中两国是无法搬家的邻邦，并且这种关系今后还要数千年地持续下去，所以两国之间只有友好相处而别无其他选择。尽管日中两国之间今后也许仍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争议，但我认为长期友好下去是两国领导人所具有的共识。既然如此，我想日中双方不管在任何政权下都将维持这一方针不变。特别是，即将到来的2012年恰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届时应该有数百场纪念活动举行。尤其值得期待的是，计划在今年底结束的青少年交流项目，明年开始将会有新的举措出台。
未来的中国经济
下面，我再来谈一下中国经济的未来与课题。中国在此30年间，实现了每年近9%的经济增长。日本在距今四、五十年前也经历过非常高的经济增长时期。那么，什么是经济增长呢？按照索罗教授下的定义，经济增长率的方程式是，劳动人口的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s Productivity :TFP）增长率相加的总和。当年日本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年到1973年的高度经济增长时期；第二阶段，1973年到1990年的稳定增长时期；第三阶段，1990年到现在的低位增长时期。如果问目前的中国处于哪个阶段？应该属于日本的第一阶段。日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和因“清洗共产党人运动”清除政治家及经营者而造成的人才缺失中，以朝鲜战争为契机，逐步恢复，实现了被世人称之为“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与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相同。但是，从两者增长的内容来看，日中之间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日本在1955年，只有大约7700万人口，直至2005年平均每年增加100万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此外还通过出口赚取资金，依靠国内较高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相比之下，中国30年间的经济飞速增长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消费、而是建立在公共投资上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国今后经济持续增长所面临的课题之一。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转入稳定增长期。其间，尽管增长率有所下降，但物价、社会是稳定的。
那么，今后的中国经济会如何发展呢？我认为中国将会结束目前的经济增长第一阶段，今后将从基础建设投资、公共投资进入到国内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阶段，我想以健全社会保障、提高工资水平来大幅扩大国内消费的时代已经来临。以下我来讲一讲日本在扩大国内消费过程中都有哪些情况出现。
从1955年、1960年左右开始，到1973年、1974年期间，日本的劳资纠纷空前增加。同样，在中国，这两三年的劳资纠纷也开始显现。在上述时期，日本频繁发生的劳资纠纷达到了以前的5倍、甚至10倍。我刚进入企业工作的那个年代，即使是一流企业，也会有罢工和拒绝加班的情况发生。而在今天的日本，劳资纠纷事件屈指可数，每年只有10到20起。在最多的1974年，日本发生了5000起劳资纠纷，工人工资在这一年里增加了30%。自1960年至1974年的10多年间，劳资纠纷从第一阶段的1500起增加到近5000起，进入到高发期，工人工资的年均增加幅度也从原来的15%提高到了约33%。在当时的日本，流行着所得倍增、三倍增的论调。也许当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因此说，中国的劳资纠纷增多并非不可思议。我以为，只要所得差距长此以往发展下去，这种问题就会存在。理所当然，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须要与经济增长同步。我预测，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心将向扩大内需方面转移。
还有一点，日本为什么取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回答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教育。我手里有一本刚参加工作那年——1962年9月1日号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这期杂志是收录分析日本经济增长原因文章的一本专辑。实际情况是这样的，该杂志的总编采访我时，把这本50年前的杂志送给了我。探究当时英国经济学家所得出的日本取得奇迹般增长的原因，乃是日本社会较高的教育程度。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却比战胜国英国更加重视教育。在当时，接受初中以下义务教育的最终学历获取比例是，日本40%、英国60%；而高中则是，日本45%、英国39%；大学升学率是，日本10%、英国不足7%。日本的这种较高教育水平为日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因此带来了后来的日本高品质产品、产品不合格率低、工人熟练水准高、吸收新技术能力强等特点，或者说，因此掌握到了经济增长的钥匙。我想要强调的是，在中国近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软件方面的发展显得没有跟上（整体的步伐）。要想保持经济的飞速增长，那么支撑其运转的劳动者所受教育是否可以满足？一般劳动者是否接受到所需技术的培训？拥有熟练技术的人才是否在增加？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虽然说只要有钱就可以制造出大量的机械和设备，然而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来操纵它们。再比如，尽管可以购买新的医疗设备，但是否有人会使用它们。我不否认，中国拥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技术人才，而且是日本的10倍之多，但同时没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也是日本的10倍，为了培养他们，能否考虑可以把教育工作的量再扩大10倍？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果教育失败了，那么就有可能会破坏经济增长本身。这一点是我最担心的。
寄语青年人
我现在正在遍访中国各地，与当地的年轻人进行交流。在许多大学，同学们向我提的问题是，怎样做将来才能成为大人物或者是赚到很多钱？根据有关方面去年对各国年轻人的问卷调查，在日本回答“很想成为大人物”的占8%，回答“希望有维持生计的收入并能悠闲地生活”的则高达43%。在中国前者占34.4%、后者占17.8%。在韩国前者占22.9%，后者占21.6%。在美国前者占22.3%，后者占13.8%。在这些国家中，给出“很想成为大人物”回答比例最低的是日本，也就是说100个年轻人中只有8人。我认为这不利于经济发展，并深感日本的未来存在着危险。这样回答比例最高的是中国，3个年轻人中就有1人。我想，在座的许多同学也都抱有这种想法。为此，我向有志成为未来中国领导人、政要的，以及有这种强烈愿望的同学们提一个建议。
我曾听说，日本企业在对应聘者进行的面试中问到如下问题，你能够成为蚂蚁吗?你能够成为蜻蜓吗？你能够成为人类吗？成为蚂蚁的意思是指，像蚂蚁一样在泥沼中任劳任怨地工作。也就是说，要求20多岁的年轻人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成为蜻蜓的意思是指，像蜻蜓一样拥有复眼，从多个角度观察事物，也就是30多岁的年轻人已经全面胜任本职工作，并且为了比任何人都做得优秀而努力学习。希望未来成为领导者的人，必须要经历这些过程。如果不能比别人更努力地学习、比别人更勤奋地工作，那么就不具备做领导者的资格。人与人在能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在大学的短短四年里，无论怎样拼命地学习，也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片断，并不意味着在大学取得好的成绩就得到了当领导的资格。
其次，能否成为人类？它的意思是指身体里能否一直保持澎湃的热血。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作《随想录》中写道，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故事。亚里士多德说，当时受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托，担任太子亚历山大的老师，是最让他耗费心血的事情；传授书写文字和各种知识并不难，难的是文字的背景，也就是对勇气、决断、爱情、同情心、对人的思维的讲解尤其令人倍觉辛苦。我所理解的意思是，作为人，能否真正成为拥有常识和良知的人？能否具备同情心和决断力？能否成为一个有益的人？我希望有志成为中国领导者的同学们能够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这也是有着12年担当总经理和董事长历史的我常常扪心自问的问题。
(责任编辑：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