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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种异常的现象——当宣讲知识的神坛变成大众书场
相比风靡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田芳、刘兰芳评书的火爆程度来说，在新的世纪，百家讲坛也深受大众的喜爱。拿《百家讲坛》和《大众书场》做比较，是因为它们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从选题上来说。大众书场取材都是一些充满悬念、有浓厚的趣味性、情节起伏跌宕的故事，如刘兰芳的《说岳全传》，说的是岳飞英勇抗金却终被陷害的故事，大起大落的情节、出人意外的结局自然牢牢地吸引了大众。《百家讲坛》作为科教类节目，最初未能赢得大众的欢心。《百家讲坛》创立之初的宣传口号是：“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请来的都是在国际上很有名望的大家，如杨振宁、叶嘉莹、周汝昌等。讲授的内容也无所不包，雅到美学，俗到研究不孕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效果甚微， 0.02%收视率的惨淡经营，面临着被淘汰的结局。后来节目的编导调整战略，从“从大众着眼，从小众着手”的定位出发，策划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所谓的“从小众着手”就是宣讲历史知识，普及人文常识，所谓的“从大众着眼”就是，要迎合大众的口味，针对当时清朝电视剧的热播和人们对清朝历史着迷渴望探索历史真相的心理，策划的“清十二帝疑案”，既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又充满了历史的悬念，经常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很有“大众书场”的味道。
其次，从讲述人的讲述方式上来说。大众书场中的讲述人的讲述过程本身就吸引人们的注意，语调异常丰富，模仿人物语言惟妙惟肖，节奏处理得缓急得当。同样在《百家讲坛》中，不管是阎崇年、易中天还是于丹，这些人的讲授方式都是抑扬顿挫、趣味横生的，如同讲述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充分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易中天解说《三国演义》，把刘备、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原成生活中平凡的人，用现代的语言评说他们：如用 “OK”解释古代的“诺”、把周瑜说成“帅哥”、诸葛亮唱“卡拉OK”、关羽要成为“爱神”、韩信是“待业青年”、“项羽真是太有人情味了,太招女孩子爱了，恐怕那时的女孩子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等等。将严肃、枯燥的历史讲述得充满趣味，激发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兴趣。于丹的《<论语>心得》也没有像传统解读论语那样，用微言大义的手法去阐释，用学术性很强的语言去讲述，而是截取里面一个个的小故事，绘声绘色地将它们讲述给观众，让观众在这些蕴涵古代人智慧和哲学的小故事里得到启发。
此外，从受众对它们的反映来说，也是相似的。经典文化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一直只有少数学者和专家涉足其中。然而以阐释经典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百家讲坛，不论是收视率还是它对受众的影响等方面丝毫不逊于大众书场。古人奉若神灵的经典走下了神坛，变成了大众书场，当然会引起另一群人的不满，那就是研究经典，并以学术的道路传播经典的学术精英。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出现了两个立场鲜明的阵营：“精英队”和“大众队”，一场思想上的激烈交锋再所难免。
二、传统精英与大众的力量对比
与大众对《百家讲坛》狂热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和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提出《百家讲坛》的一些节目是“歪曲经典”、“稀释经典”。于丹的《<论语>心得》同样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抵制，2007年3月2日，由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博士徐晋如发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些人士在知名论坛天涯上发帖签名发文，对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讲解《论语》感到愤怒，声明称，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并要求于丹立即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观众道歉。这些专家和学者的身份大都是大学的博士或是教授，相对于“大众”来说，他们就是“精英”。
那么，什么是精英？菲斯克对精英的定义是“社会构成中属于支配阶层的少数人,他们凭借某些假定,被认为仅仅属优异禀赋而实施或宣称对社会与文化的领导”，而优异的禀赋“涉及智力、创造力或艺术性情,它们常常被说成一种能比他人更好的进行辨别与判断的能力”。[1]
中国的文化传统将精英文化放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古代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大众文化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当时它们却屈居于诗歌、散文这样正统文体之下，当时有抱负的文人以写一手好诗和散文为荣耀，并且可以凭此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词、戏曲、小说这些文学体裁只是作为消遣所用。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文艺理论主要深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其中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也是如此。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在西方一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它毋庸置疑地代表了一种精英主义的价值立场，体现了论者将文化批判同社会分析结合起来的社会学视野，显示了一种人文知识分子守望历史、关注未来的济世态度和通过文化改造以救人生的使命感。以下是西方有代表性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对西方和中国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的研究对“大众”问题的探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概念至今仍被沿用，使大众理论的探讨和批判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奥尔特加看到了一战后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敏锐地感觉到了大众已成为“镁光灯下的主角”。但他对大众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将人分为两个阶层“少数精英”和“一般大众”，他对精英充满了赞美之辞，认为他们是“高尚的人”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大众是“这样，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就被转换成质的决定因素：大众也就变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即与别人没有差别，而自身只是某种类型的重复。……大众的普遍形成意味着组成大众的个体的欲望、观念、生活方式千篇一律，这是毋庸置疑的。”[2]也就是说，大众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愿意随波逐流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理论的探讨，被作为是大众理论的真正开端。该派成员接受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藉以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展开批判。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3]。当文化成为工业，文化就不再是个人精神的创作，而变成了商品的大量复制。这样的文化工业丧失了传统文化应该具有的超越性、独创性、否定性。马尔库塞将大众称为“单向度的人”即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就这么活着的人。无需努力趋向完善，他们只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标而已。”[4]“单向度的人是相对于前工业社会拥有自主精神和个性意识的人来说的，意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5]这些“单向度的人”已失去独立思考、改变现状的能力，甘心被统治者愚弄。
此外还有本雅明、詹姆逊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他们都具备共同的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特点。他们这些学者大多出身优越，拥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表现了精英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立场。精英文化往往都是经由几代人不懈的努力而完成，而这些人，与普通大众比起来，有更高的文化修养，更好的领悟力，在专业方面具有更强的钻研精神，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精英文化是文化中的精华。而大众文化，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对大众文化持批判的观点，具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道并行而不悖——对怎样普及文化经典的思考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精英们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大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所发出的声音相对来说是弱小的。但从《百家讲坛》始，发生了转变，尽管精英们提出了种种质疑，大众对《百家讲坛》的热情依然很高涨。易中天凭借在《百家讲坛》所作节目出的书，版税就拿到了500万元，靠文化和知识赚取到高额的报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于丹的新书《于丹<庄子>心得》和《于丹<论语>心得》从问世起就占据着各大书店的图书畅销榜的前列。当十博士联名在天涯网站发帖的事件发生以后，3月12日，重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表《我们的一些看法——关于“于丹现象”和“抵制事件”》声明书，为于丹辩护， 声明说：“于丹对于《论语》和《庄子》的解读，起码促成了众多人重温经典，进而对于加强自身修养、完善生活方式是有所裨益的。毕竟，文化与经典的主要功能不应该是‘被束之高阁、供人们崇拜’。”
同样一种现象，有人认为是“歪曲经典”，有人认为是“促进更多人重读经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古典文化应该怎样传授与普及。传统的文化典籍之所以属于少数精英的特权，是因为在物质不发达的时代，能够学习知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漫长的推崇“文以载道”的年代里，这些文化典籍被加上了很多功利化的色彩，做了微言大义的阐发和解释，因此而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再加上年代久远语言渐渐脱离了生活，这些文化经典离普通大众的生活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文化典籍常常是“被束之高阁、供人们崇拜”的。
现代社会是个物质发达的社会，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可以方便地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了解方方面面的信息。以往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可以很便利地传播向大众。并且大众对这些古代文化也有着自己的需求。正如于丹自己说的：“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多元选择的时候，对于有信仰有定力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奢侈，但是对没有信仰的人生来说，丰富的选择是一种灾难。”五四文化后，古代文化曾一度被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转而向西方文明寻找支撑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我们与古代文化的根脉很微弱地在延续着。在经历了很多年的求索后，人们发现在自己的血脉里有着天然的和古代文化的亲和力。在《论语》《庄子》《三国演义》这样的古代文化精华里，有对于现代人很实用的生存智慧和做人学问。所以当《百家讲坛》调整战略以后，迎合了大众的这一部分的需要，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易中天说《三国演义》里所记的人物本来就是一个个的普通人，我所做的只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于丹在提到怎样普及和使中国文化兴盛的问题时说，“中国的文化不死，根在当下”，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很多经典已经被经学家附会得离本来面目甚远，正像于丹教授说，中国的古典文化就像坚果的果仁，口味好，营养丰富，但由于历朝历代对它的尊敬和膜拜，坚果的果壳越来越硬，只有学者知道那个果仁是什么，但是大众不知道，面对坚果时束手无策。她所做的，就是把那层果壳剥开，把果仁直接给老百姓。将高雅艰深的学术研究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从神圣的学术殿堂中走出来，既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学术研究本身的需要。
争论的双方都有足够的论据来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要评判出个孰是孰非是不可行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从“精英”与“大众”不同的声音中，对我们思考经典怎样普及的问题有所启发，它们都代表了一种角度和立场。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有“道并行而不悖”的思想，我们可以拿来所用。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需要活泼生动的文化经典，将文化经典向大众普及是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同时也要防止随意发挥和过度的“戏说”，文化仍要保持其严谨的一面，在学术高度和深度的拓展方面，仍然需要许多精英不懈的研究和探求。
注释：
[1]菲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2]奥而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7
[3]霍克海姆.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4
[4]孙长军.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解读[J].南都学坛,2002(03):104-108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1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
相比风靡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单田芳、刘兰芳评书的火爆程度来说，在新的世纪，百家讲坛也深受大众的喜爱。拿《百家讲坛》和《大众书场》做比较，是因为它们具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首先从选题上来说。大众书场取材都是一些充满悬念、有浓厚的趣味性、情节起伏跌宕的故事，如刘兰芳的《说岳全传》，说的是岳飞英勇抗金却终被陷害的故事，大起大落的情节、出人意外的结局自然牢牢地吸引了大众。《百家讲坛》作为科教类节目，最初未能赢得大众的欢心。《百家讲坛》创立之初的宣传口号是：“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请来的都是在国际上很有名望的大家，如杨振宁、叶嘉莹、周汝昌等。讲授的内容也无所不包，雅到美学，俗到研究不孕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但效果甚微， 0.02%收视率的惨淡经营，面临着被淘汰的结局。后来节目的编导调整战略，从“从大众着眼，从小众着手”的定位出发，策划了“清十二帝疑案”系列节目。所谓的“从小众着手”就是宣讲历史知识，普及人文常识，所谓的“从大众着眼”就是，要迎合大众的口味，针对当时清朝电视剧的热播和人们对清朝历史着迷渴望探索历史真相的心理，策划的“清十二帝疑案”，既迎合了大众的口味，又充满了历史的悬念，经常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很有“大众书场”的味道。
其次，从讲述人的讲述方式上来说。大众书场中的讲述人的讲述过程本身就吸引人们的注意，语调异常丰富，模仿人物语言惟妙惟肖，节奏处理得缓急得当。同样在《百家讲坛》中，不管是阎崇年、易中天还是于丹，这些人的讲授方式都是抑扬顿挫、趣味横生的，如同讲述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充分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易中天解说《三国演义》，把刘备、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原成生活中平凡的人，用现代的语言评说他们：如用 “OK”解释古代的“诺”、把周瑜说成“帅哥”、诸葛亮唱“卡拉OK”、关羽要成为“爱神”、韩信是“待业青年”、“项羽真是太有人情味了,太招女孩子爱了，恐怕那时的女孩子嫁人要嫁项羽这样的!”等等。将严肃、枯燥的历史讲述得充满趣味，激发了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兴趣。于丹的《<论语>心得》也没有像传统解读论语那样，用微言大义的手法去阐释，用学术性很强的语言去讲述，而是截取里面一个个的小故事，绘声绘色地将它们讲述给观众，让观众在这些蕴涵古代人智慧和哲学的小故事里得到启发。
此外，从受众对它们的反映来说，也是相似的。经典文化作为一种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一直只有少数学者和专家涉足其中。然而以阐释经典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百家讲坛，不论是收视率还是它对受众的影响等方面丝毫不逊于大众书场。古人奉若神灵的经典走下了神坛，变成了大众书场，当然会引起另一群人的不满，那就是研究经典，并以学术的道路传播经典的学术精英。很快在社会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出现了两个立场鲜明的阵营：“精英队”和“大众队”，一场思想上的激烈交锋再所难免。
二、传统精英与大众的力量对比
与大众对《百家讲坛》狂热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和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有学者提出《百家讲坛》的一些节目是“歪曲经典”、“稀释经典”。于丹的《<论语>心得》同样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抵制，2007年3月2日，由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博士徐晋如发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些人士在知名论坛天涯上发帖签名发文，对于丹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讲解《论语》感到愤怒，声明称，任何妄图通过吃快餐的方式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并要求于丹立即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观众道歉。这些专家和学者的身份大都是大学的博士或是教授，相对于“大众”来说，他们就是“精英”。
那么，什么是精英？菲斯克对精英的定义是“社会构成中属于支配阶层的少数人,他们凭借某些假定,被认为仅仅属优异禀赋而实施或宣称对社会与文化的领导”，而优异的禀赋“涉及智力、创造力或艺术性情,它们常常被说成一种能比他人更好的进行辨别与判断的能力”。[1]
中国的文化传统将精英文化放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古代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大众文化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当时它们却屈居于诗歌、散文这样正统文体之下，当时有抱负的文人以写一手好诗和散文为荣耀，并且可以凭此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词、戏曲、小说这些文学体裁只是作为消遣所用。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文艺理论主要深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其中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也是如此。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理论在西方一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它毋庸置疑地代表了一种精英主义的价值立场，体现了论者将文化批判同社会分析结合起来的社会学视野，显示了一种人文知识分子守望历史、关注未来的济世态度和通过文化改造以救人生的使命感。以下是西方有代表性的关于大众文化的观点，对西方和中国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的研究对“大众”问题的探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概念至今仍被沿用，使大众理论的探讨和批判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奥尔特加看到了一战后大众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敏锐地感觉到了大众已成为“镁光灯下的主角”。但他对大众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将人分为两个阶层“少数精英”和“一般大众”，他对精英充满了赞美之辞，认为他们是“高尚的人”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而大众是“这样，纯粹数量的东西——大量的人——就被转换成质的决定因素：大众也就变成了一种共同的社会特质，即与别人没有差别，而自身只是某种类型的重复。……大众的普遍形成意味着组成大众的个体的欲望、观念、生活方式千篇一律，这是毋庸置疑的。”[2]也就是说，大众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愿意随波逐流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理论的探讨，被作为是大众理论的真正开端。该派成员接受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藉以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展开批判。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3]。当文化成为工业，文化就不再是个人精神的创作，而变成了商品的大量复制。这样的文化工业丧失了传统文化应该具有的超越性、独创性、否定性。马尔库塞将大众称为“单向度的人”即对“自己没有任何要求，就这么活着的人。无需努力趋向完善，他们只不过是随波逐流的浮标而已。”[4]“单向度的人是相对于前工业社会拥有自主精神和个性意识的人来说的，意即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5]这些“单向度的人”已失去独立思考、改变现状的能力，甘心被统治者愚弄。
此外还有本雅明、詹姆逊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他们都具备共同的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的特点。他们这些学者大多出身优越，拥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态度，表现了精英文化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立场。精英文化往往都是经由几代人不懈的努力而完成，而这些人，与普通大众比起来，有更高的文化修养，更好的领悟力，在专业方面具有更强的钻研精神，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精英文化是文化中的精华。而大众文化，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所以对大众文化持批判的观点，具有其合理的一面。
三、道并行而不悖——对怎样普及文化经典的思考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精英们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大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所发出的声音相对来说是弱小的。但从《百家讲坛》始，发生了转变，尽管精英们提出了种种质疑，大众对《百家讲坛》的热情依然很高涨。易中天凭借在《百家讲坛》所作节目出的书，版税就拿到了500万元，靠文化和知识赚取到高额的报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于丹的新书《于丹<庄子>心得》和《于丹<论语>心得》从问世起就占据着各大书店的图书畅销榜的前列。当十博士联名在天涯网站发帖的事件发生以后，3月12日，重庆大学、重庆工商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高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表《我们的一些看法——关于“于丹现象”和“抵制事件”》声明书，为于丹辩护， 声明说：“于丹对于《论语》和《庄子》的解读，起码促成了众多人重温经典，进而对于加强自身修养、完善生活方式是有所裨益的。毕竟，文化与经典的主要功能不应该是‘被束之高阁、供人们崇拜’。”
同样一种现象，有人认为是“歪曲经典”，有人认为是“促进更多人重读经典”，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古典文化应该怎样传授与普及。传统的文化典籍之所以属于少数精英的特权，是因为在物质不发达的时代，能够学习知识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在漫长的推崇“文以载道”的年代里，这些文化典籍被加上了很多功利化的色彩，做了微言大义的阐发和解释，因此而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再加上年代久远语言渐渐脱离了生活，这些文化经典离普通大众的生活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文化典籍常常是“被束之高阁、供人们崇拜”的。
现代社会是个物质发达的社会，受教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可以方便地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了解方方面面的信息。以往被认为是高不可攀的精英文化可以很便利地传播向大众。并且大众对这些古代文化也有着自己的需求。正如于丹自己说的：“实际上当一个社会充满了多元选择的时候，对于有信仰有定力的人生来说，是一种奢侈，但是对没有信仰的人生来说，丰富的选择是一种灾难。”五四文化后，古代文化曾一度被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转而向西方文明寻找支撑我们民族的文化和信仰，我们与古代文化的根脉很微弱地在延续着。在经历了很多年的求索后，人们发现在自己的血脉里有着天然的和古代文化的亲和力。在《论语》《庄子》《三国演义》这样的古代文化精华里，有对于现代人很实用的生存智慧和做人学问。所以当《百家讲坛》调整战略以后，迎合了大众的这一部分的需要，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易中天说《三国演义》里所记的人物本来就是一个个的普通人，我所做的只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于丹在提到怎样普及和使中国文化兴盛的问题时说，“中国的文化不死，根在当下”，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很多经典已经被经学家附会得离本来面目甚远，正像于丹教授说，中国的古典文化就像坚果的果仁，口味好，营养丰富，但由于历朝历代对它的尊敬和膜拜，坚果的果壳越来越硬，只有学者知道那个果仁是什么，但是大众不知道，面对坚果时束手无策。她所做的，就是把那层果壳剥开，把果仁直接给老百姓。将高雅艰深的学术研究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结合起来，从神圣的学术殿堂中走出来，既是大众的需要也是学术研究本身的需要。
争论的双方都有足够的论据来证明自己是有道理的，要评判出个孰是孰非是不可行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从“精英”与“大众”不同的声音中，对我们思考经典怎样普及的问题有所启发，它们都代表了一种角度和立场。中国文化的传统里有“道并行而不悖”的思想，我们可以拿来所用。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需要活泼生动的文化经典，将文化经典向大众普及是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同时也要防止随意发挥和过度的“戏说”，文化仍要保持其严谨的一面，在学术高度和深度的拓展方面，仍然需要许多精英不懈的研究和探求。
注释：
[1]菲斯克.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2]奥而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7
[3]霍克海姆.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34
[4]孙长军.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解读[J].南都学坛,2002(03):104-108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19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