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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着深深的诺贝尔情结,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样的饥渴才被部分满足了。诺贝尔奖之后,是什么呢?在诺贝尔奖的家乡瑞典、在拥有无数获奖者的欧洲,人们已经在考虑诺贝尔奖足不足以定义人类的未来。诺贝尔奖根据传统学科来颁发奖项,对科学、经济、文化领域的探索和扩展,是这个奖项所注重的。它倡导了一个更富足丰满的未来,与世界各地倡导 GDP和经济增长的大方向同一轨道。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人们却发现经济发达和生活的满足感并不一致,另一种声音渐渐地越来越响:GDP和幸福,是不是成正比呢?
BQ记者专访了“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Right Livelihood Award Foundation)主席奥雷·冯·于克斯库尔,他们的奖项被称为“替代诺贝尔奖”,它指出了与“诺贝尔”不一样的方向——相比经济法则我们最应尊重自然法则。
奥雷:给孩子们谈谈吉他,是最大的幸福
BQ=《北京青年》周刊
OU= 奥雷·冯·于克斯库尔 Ole von Uexküll
BQ:正确生活方式奖基金会,这是个很有趣的名字,基金会是怎样创立的?
OU:上世纪 70年代,我的叔叔雅克布是一个记者,他走访世界各地,收集了一套非常宝贵的邮票。他有机会参与很多国际性会议,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好的项目能成功地去处理国际性问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他来自瑞典的家庭,知道如果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就都会受到重视,所以他对诺贝尔基金会提出建议,他自己出钱创办两个新奖项:一个是环保的,一个是脱贫的。但是诺贝尔奖基金会不同意。他也不放弃,创办了自己的机构和奖项。1980年,他在斯德哥尔摩租下一个大厅,举行了第一次颁奖仪式。1985年,我们被邀请在瑞典的议会楼举行了颁奖仪式。这个议会楼的仪式是由各个政党举行的,之后每年都在那里。所以他被誉为替代诺贝尔奖,真正的诺贝尔奖是在斯德哥尔摩的音乐厅。
BQ:在你们的网站上我看到一段描述,说诺贝尔奖颁给了精英,而正确生活方式奖的得奖者很多都是普通人,包括农民和老师?为什么?
OU:我们颁奖的理念和诺贝尔当年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给那些为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但我们从新鲜的角度来诠释什么是最大的贡献,什么领域是我们关心的。
我们认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应该出现在环保、和平和人类发展方面。我们非常注重很务实的工作,不是理论方面的。如果说在思维方式上,我们和诺贝尔奖的不同点就是,我们认为自然规律胜过人类的经济规律。首先我知道有一些偏远的民族部落,他们的文化里有一个所谓的“未来预言家理事会”,理事会有一个“7代人原则”,就是根据一个政策对未来第 7代人的影响来对其进行评判。我觉得这个例子也反映了今天我们的很多选择其实是极其短视的,是违背了一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认为务实的解决方案往往都是复杂的、全面的,跨领域多学科的,诺贝尔则是单学科一条线上的。
我们知道有两种做贡献的人:一种是他们做很务实的工作,得到了实质的成果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模式和框架,他们往往是所谓的社会企业家;另一种是搞理论和研究的,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两者之间的交叉点。
其实,我可以讲很多我们的奖主。其中之一就是 Wangari Maathai,来自肯尼亚,做了一个绿色地带的项目,早在 1984年获得了我们的奖项,而过了 20年,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授奖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使他们的理念得以推广,二是可以保护奖主。比如 Wangari Maathai,我们当年给他颁奖的时候,他受到了当时肯尼亚政府的威胁,甚至被关进监狱,而我们的授奖提高了他在国际上所受的重视,等于保护了他。
BQ:在欧洲,大家对诺贝尔奖的态度是什么?
OU:这个要分不同的国家。诺贝尔奖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非常有权威的。像英国,他们虽然有很多人获得了“正确生活方式奖”,但是他们都不报道,但是在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等,他们对我们的重视可以说和诺贝尔奖是平起平坐的,报道我们的篇幅跟他们一样长,甚至更长。
BQ: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OU:各国的媒体文化太不一样了,德国媒体就喜欢讨论深入的问题,西班牙语国家也是,但英美的媒体总喜欢说:请你用 20秒时间来讲讲怎么拯救这个地球,他们不愿意深入讨论问题,除非你是维基泄密的那个人,他们才可能对你更感兴趣。他们没耐心听复杂的回答。
诺贝尔发明了炸药,他是做军火发财的,我们只是靠几张邮票起家。我们的规模与其比,是太小了,我们也没有获得瑞典政府的任何财政支持,我们现在寻求得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的支持,想在斯德哥尔摩办一个奖主博物馆。
BQ:我看到得奖名单里还有一个得奖者是Medellin国际诗歌节,这个团体的得奖理由是什么?
OU:我觉得这是最有意思的奖主之一,经常有记者、媒体人告诉我,我们应该明确奖项的领域,比如人权、环保、和平 ......但是我们认为很多奖主,你不能给他们贴一个标签,因为他们是跨领域的。这个诗歌节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它多年来都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但是你很难说它是一个安全问题还是一个艺术的项目。上世纪90年代哥伦比亚是个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有内战、政府军、反对派、恐怖组织,一直在交火中。结果就是,市民不敢出门,我和他们走一走大街小巷时,他们给我指哪个是发生汽车爆炸事件的地方,哪个是我表弟丧生的地方啊等等。正在这种恐怖的环境之下,哥伦比亚的诗人开始邀请世界上著名的诗人来到麦德林来咏诗,而正好这个活动实现了麦德林公民社会的复兴。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诗人来说,这是一个亢奋的活动,而对当地人民,这是个宝贵的机会能请外国人来,因为那个时候太危险了,根本没人敢来。而这些诗人在学校、公园、监狱、地铁上都会搞朗读会,效果很好。从来没有任何针对朗诵会的袭击,无论是什么理由,他们都能接受这个朗诵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出名的诗节,麦德林的治安情况也大大改善了,虽不能说完全是诗歌节的作用,但诗歌节的活动提升了人们对自己城市的信心。 BQ:两年前这个奖颁给了中国人黄鸣,也是惟一一次。为什么中国得奖者那么少?
OU:黄鸣是做太阳能热水器的,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做的不是光谱太阳能,不是发电的,是热水的,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新建的楼房,需要这种热水技术。
考虑到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获奖者不成比例。为什么呢?评委经常会讨论中国问题,我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员,但是有些难度,在环保方面,在中国境内有很多有成果的候选人,但是我们感到他们与政府的联系太强,很多候选人没有挑战现状,没有起到促进大的变化作用。
BQ:你认为的幸福生活是什么?你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OU:首先要保证温饱,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我出生的家庭背景无需对温饱担忧,从小的家庭情况能保证我的衣食住行。温饱问题保证之后要关心个人发展,甚至可以说是精神成长,对我来说很重要。对人生的意义的不断追求也很重要。此外,公益的事情,不只是慈善(把东西施与别人),而是参与一种公共对话,努力去改善周围的环境。
我觉得广告行业的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积累各种物质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它导致人们拼一辈子,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但是得到的越多也可能越不快乐。我觉得与孩子们共度一些美好的天伦之乐,为他们弹吉他,享受简单的日子,是最大的幸福。
替代诺贝尔奖得主
另一种偶像
女权:
她披了男性的西装,西装下,她什么都没穿
比安卡·贾格尔(2004,尼加拉瓜)Bianca Jagger
获奖理由:
毕生致力于人权、社会公平、环保运动。著名演员,女政治家,上世纪 70年代时尚偶像,滚石主唱 Mick Jagger的前妻,时装大师 Halston与 YSL的缪斯,著名艺术家 Andy Warhol的密友。过去的三十年中,她发表文章无数篇,在世界各地会议和活动上进行重要演讲,参加电视辩论,关注的议题涉及种族灭绝、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反恐战争、反人类的战争罪行等。
诗歌:诗人拯救了一座城市
Medellin国际诗歌节(2006,哥伦比亚)
International Poetry Festival of Medellin
获奖理由:
显示了创意、美、自由表达和社区归属感如何化解深深的恐惧和暴力
在为期 10天的诗歌节中,来自 55个国家的诗人会聚在这里,在街道、大学、剧场、教堂、餐馆、工厂等地朗诵诗歌。在这个饱受暴力摧残的地方,20万群众会来欣赏诗歌之美,杀戮停止。
媒体:我们听不到谁的声音,她就把麦克风给谁
艾米·古德曼(2008,美国)Amy Goodman
获奖理由:
推动了一种真正独立于政治的革新性新闻模式,让人们听到被主流媒体排斥在外的另类声音。
艾米·古德曼毕业于哈佛大学。1996年开始在太平电台的《Democracy Now!》中担任主播。在这档节目中,艾米·古德曼让人们看到在媒体商业化趋势下她是怎样选择了另一条道路。《Democracy Now!》是美国最大的公共媒介联合体,却能在全世界寻找到不同观点。
文学:
“我干吗倒着走?”皮皮反问他们,“这不是个自由国家吗?告诉你们吧,在埃及人人都这么走,也没人觉得有一丁点儿奇怪。”
阿斯特里德·林格伦(1994,瑞典)Astrid Lindgren
获奖理由:
她的创作致力于保护儿童的权利并尊重他们的个性,独一无二。阿斯特里德 ·林格伦是蜚声世界的瑞典儿童文学作家,于 1907年出生在瑞典南部,它最受欢迎的《长袜子皮皮》一书被翻译成 60种语言,仅在美国就发行了超过五百万册。林格伦夫人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去认识和了解儿童,她在作品中为全世界的孩子们创造了一个美好可爱的、最无拘无束的精神世界。
音乐:好音乐不怕贫穷,只怕贫乏
何塞 ·安东尼奥 ·阿布雷乌(2001,委内瑞拉)José Antonio Abreu
获奖理由:
实现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复兴 ——为无数贫困的孩子和社区带来音乐的欢乐。
委内瑞拉的钢琴家、经济学家、教育家、活动家和政治家。他建立的乐团系统教授儿童制作修理乐器,并对障碍儿童进行音乐培训。而最突出的贡献是乐团系统重点面向低收入社会群体,因此它也被描述为一个大范围的社会运动,即通过音乐将不同的委内瑞拉人群体团结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