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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早诞生于日本的欧洲语言词典皆是葡萄牙语词典，它们为日本拉开了欧和、和欧词典编纂之大幕，是日本在大航海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的葡语词典都具有对译词典的性质，这一传统也影响了后来相继诞生于日本的法语、荷兰语及英语双语词典。这些词典均为耶稣会士所编以服务其宗教目的，并率先采用罗马字来表记日语的假名与汉字，开词典中以罗马字表记日语之先河。这一时期的葡语词典不仅对日本早期双语词典的编纂贡献巨大，而且对日本十六七世纪的历史与文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词典史日本葡和词典和葡词典
一、 引言
众所周知，日本乃“辞书大国”，其辞书品种繁多、用途广泛、制作精良、内容考究，在世界范围内都可圈可点。然而，日本的辞书，尤其是双语辞书，起步较晚。首部欧和辞书诞生于十六世纪末期，而英和辞书则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葡萄牙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西欧国家，因而，葡和、和葡词典的“首发”也就自然而然了。作为日本首次与西欧世界接触的国家，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文化上，葡萄牙在日本的这段历史都值得推敲，而作为这一阶段历史的文化产物——葡和、和葡词典，更是值得词典学界关注。
对日本双语词典史的研究，尤其是葡和、和葡詞典，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不多，仅有几篇历史学或语言学的硕博士论文[如陈辉（2006）的博士论文《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等]中对影响力较大的《日葡辞书》有所提及，但因其考察视角不同，他们的文章多侧重文化研究和史学考量，且没有提及更多的葡和、和葡辞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诚然，潘钧教授（2008）的力作《日本辞书研究》全面描写了整个日本辞书史，但是其书侧重描写日本的国语词典，对早期日本的欧洲语言词典仅寥寥数笔带过。国内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也较为笼统地介绍了日本辞书的全貌，但对这段历史及其历史背景下的词典产物均语焉不详。总之，国内学术界目前尚无全面系统介绍日本早期西欧语言词典的文章或专著，而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词典具有一定的词典学和史学价值。
二、 葡和、和葡词典的分类与分期
大航海时代是日本与欧洲世界首次发生接触的历史时期，最先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成为探索日本的先驱。作为首批赴日的欧洲人，他们起初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困难重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有若干部葡和、和葡词典付梓，成为这一时期鲜明的文化特色之一，也是西欧对译词典的先驱之作。在本文中，笔者将这一时期所诞生的葡和、和葡词典分为三个主要类型、四个历史时期，并粗略探讨其附属产物——词典译本。
大航海时代的葡和、和葡词典，有手稿本及印刷版两种书稿，其中，手稿（及其抄本）大多亡佚，而印刷版词典则多有流传。这一时期的词典大致有如下三种类型： （1） 双向词表；（2） 葡和辞书；（3） 和葡辞书。三种类型中所包括的辞书可以代表四个历史时期： （1） 萌芽期；（2） 发展期；（3） 巅峰期；（4） 尾声期。
葡和、和葡词典的第一种类型是葡和、和葡双向词表，它们是最早诞生于日本的葡语词表。它们以手稿形式诞生，是否有抄本已不得而知。如今这些词表都已亡佚，对它们的了解，仅能从一些文献与信函中求索答案。对于它们究竟是词表，还是可以称得上是词典，也已经无法判断。这些双向词表代表了日本葡和、和葡词典的萌芽。葡和、和葡词典的第二种类型是葡和辞书，包括《拉葡日对译辞书》和《葡日辞书》。《拉葡日对译辞书》是日本现存第一部西欧对译词典，也是一部印刷刊行的词典，它代表着日本葡和、和葡词典的发展期。葡和、和葡词典的第三种类型是和葡辞书，主要代表是《日葡辞书》。《日葡辞书》是继《拉葡日对译辞书》之后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印刷版葡语词典，对日本很多后来的辞书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代表着大航海时代日本葡和、和葡词典进入巅峰期。另外，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葡日辞书》，是大航海时代日本最后一部葡语词典，它以手稿形式被保留下来，是日本唯一一部以手稿形式得以保存的葡语辞书，它代表着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在日本活动（尤其是传教活动）的终结。自此葡萄牙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也代表着日本葡和、和葡词典的尾声期。
三、 葡和、和葡词典编纂始末
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着中国船只来到日本的种子岛，成为第一批到达日本的欧洲人，日本也首次与欧洲开始有了语言交流和贸易往来，著名的“南蛮贸易”[1]自此开始。1549年，耶稣会创会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2]在日本友人弥次郎的引介下搭乘中国商船踏上日本鹿儿岛，成为首个登陆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3]，揭开了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大幕。由于那时的日本正值战乱，民生凋敝，信仰空虚，因此基督教在日本民众中传播很快；而处于战国时期的大名[4]为了获得火枪与大炮，也纷纷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葡萄牙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逐渐密切，基督教信徒也逐渐增多。第一批到达日本的传教士深切感受到学习日语之困难，加之传教士们很快意识到日本人更愿意用他们的母语（日语）听传教士们传教，更有传教士在给欧洲教会的信函中直白地哭诉他们需要依靠译员才能沟通。（Lach 1994）这些诉求直接催化了葡萄牙语词典的产生。
（一） 16世纪日本葡萄牙语辞书的萌芽： 亡佚的手稿
1. 亡佚的《日本语词表》
耶稣会士范礼安[5]曾呼吁“新来的欧洲传教士应该在赴日传教之前至少潜心学习十八个月的日语”（Cooper 1971），于是“耶稣会从1552年便开始着手研究日本的语言，随后，Duarte da Silva （1536—1564，其中在日本传教的时间是1552—1564，笔者译）撰写了一部名曰Arte Da Lingua Japoneza（《日本语言艺术》，笔者译）的语法书和一部名曰Vocabulario da Lingua Japoneza（《日本语词表》，笔者译）的词典”（Streit 1928： 380；转引自Zwartjes 2011）。这两部书稿显然是以手稿的形式在流通，年长的传教士们常常抱怨，认为抄录和发放这些手稿的工作繁重且缓慢，但时至今日，人们也并没有发现他们对这些手稿做了真正有意义的工作。（Boxer 1951）现如今，这两部书稿的手稿都已亡佚，也未发现其抄本。 这部名为《日本语词表》的“词典”的具体信息，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在Luis de Almeida于1564年写的一封信中可以获得一些信息：“他（Duarte da Silva）一刻都不曾怠惰，毋庸说日本的文字（假名），甚至还精通了相当难的中国文字（汉文）。他写了日本语的语法，编纂了拥有很多词汇量的日语辞书。”（海老沢有道1943；转引自陈辉2006）《日本语词表》是现有文献（及书信）中所记载的首部欧洲人编纂的日本语词典（或词表），尽管Luis de Almeida称《日本语词表》是一部收词丰富的词典，但它是否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词典”还有待考证。对于它究竟是葡和、和葡抑或是和语词表，笔者也没有从文献中找到更多信息。不过，根据文献中提到的它的书名、Luis de Almeida对它的描述（称其为“日语辞书”）、文献中所提及的这部词表的编写目的与用途（为传教士学习日语而编），以及后来继承了这一编纂任务的Juan Fernndez所编词表的情况（详见下文），笔者推断，它可能是一部和葡（或和葡、葡和双向）词表。
2. 附有双向词表的日语语法书
Juan Fernndez（1526—1567）于1564年在Duarte da Silva死后继续着Duarte的工作（Zwartjes 2011），在范禮安尚未在日本成立耶稣会的印刷所之前，日本语教学一直用的是Fernndez手稿的Luís Frois（1532—1597）的抄本（Moran 1972： 37；Dahlmann 1891： 6；转引自Zwartjes 2011）。关于Fernndez的书稿，Padre Luís Frois在1564年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的西班牙同僚Juan Fernndez[6]仅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就编写了一部日语语法书，“包括动词词形变化、句法和其他语法规则，并附有两个词表，一个是葡萄牙语的，另一个是日语的，它们均按照字母顺序排列”（Boxer 1951）。Debergh（1982： 31；转引自Zwartjes 2011）则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据报道，Fernndez的书稿（语法书）是六个月内完成的，书稿后面还附有构词法和双向的葡语—日语、日语—葡语的词汇表。”可惜这部书的书稿无论是其手稿还是抄本都已亡佚，我们甚至连书名都无从获知。直到1590年，印刷技术被耶稣会士带到长崎，自此，批量印刷的珍贵词典书卷才得以逐步流传、延续至今。
日本第一部印刷版的语法书、也是对日本影响较大的语言学用书是耶稣会士Padre Manuel Alvarez编写的、于天草学林刊行的《拉丁文典》[7]，系一部含日语与葡萄牙语双语的拉丁语语法书。Pasio在1594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印刷神父Manuel Alvarez的葡萄牙语与日语的语法书，这个完成之后，我们将着手印刷同样有葡萄牙语与日语的‘Calepin’，以便让日本人学习拉丁语，让我们这些欧洲人学习日语。”（Boxer 1951）紧接着，1595年和1603年的《罗葡日对译辞书》（即Pasio信中所提到的“Calepin”）和《日葡辞书》相继刊行，成为“日本最早的两部西欧语对译词典”（丹治弘昌等2001）在此之前，日本辞书编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汉字的和训和读法，而《日葡辞书》不仅收词多，而且作为国语辞书在辞书的形式上也相当完备。（潘钧2008）
（二） 葡和辞书之首发： 三语辞书《罗葡日对译辞书》
随着耶稣会在日本渐渐扎根，他们开始在日本创建学校，也就是神学院。1594年，耶稣会士们在拉丁语语法书的基础上为日本神学院学生编写了《拉丁文典》，次年又在Ambrogio Calepino[8]所编的拉丁语词典“Calepinus”（《卡勒比诺词典》，笔者译）的基础上编译了《罗葡日对译辞书》[9]。Ambrogio Calepino的拉丁语词典诞生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502年），因为这部词典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传统，因而在当时盛极一时。它的原名是“Dictionarivm Latinae Lingvae”（《拉丁语言词典》，笔者译），但随着这部词典的影响逐渐扩大，人们后来更多的则是以Calepino的拉丁语名字“Calepinus”（《卡勒比诺词典》）来称呼这部词典了[10]。
根据Satow（1888）的记录，1595年刊行的《罗葡日对译辞书》目前仅存4种[11]藏本。《罗葡日对译辞书》藏本的标题页写着这部词典的拉丁语词典名：“Dictionarivm Latino Lvsitanicvm， ac Iaponicvm ex Ambrosiicale...[12]”（《拉丁语、葡萄牙语和日语词典，基于Ambrogio Calepino的词典蓝本，删去了其书中的专有名词，诸如，地名、人名、不常用词语等，收录了词汇的全部语义并提供恰当的用例以服务年轻的日本人学习拉丁语，同时使希望深入学习日本语的欧洲人受益》，笔者译）。从冗长的书名（完整书名见附注），词典的底本、编纂体例、收词立意、释义用例，以及用户对象、用典目的等辞书基本信息一目了然。《罗葡日对译辞书》是一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日语三语的对译辞书，它由耶稣会士们编纂而成，并于文禄四年在天草学林[13]刊行，又称“天草版”或“基督版”[14]《罗葡日对译辞书》。《罗葡日对译辞书》是一部大部头词典，也是一部用于外语学习的词典，根据Laures（1957），编纂该辞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耶稣会的教士学习日语及日本本土的信徒学习拉丁语，从而引导年轻的日本青年从事神职工作。
从宏观结构来看，《罗葡日对译辞书》由五部分组成： 标题页、序言、词典正文、补遗和勘误表。两页的序言（包括“致读者”和“凡例”两部分）之后是词典正文，正文由拉丁语、葡萄牙语和日语三语组成，总共901页，收词约两万余。《罗葡日对译辞书》的收词量较其底本《卡勒比诺词典》大大减少，由此可以看出编辑对收词是有所删减和选择的（正如书名所说，删除了一些专有名词等）。每页均双排编排，并以双竖线分隔这两列。每页的页码均置于页面上方。词条按照字母顺序编排，在字母AZ的每个字母的开始处，都有一个方形的衬有花纹底纹的大写字母（见图1[15]的标题字母“B”、图2[16]的标题字母“Y”），这显然是沿袭了拉丁语底本词典《卡勒比诺词典》的传统，不过，《罗葡日对译辞书》的整体印刷更加粗劣，图案也有所改变。 从图1与图2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底本《卡勒比诺词典》与《罗葡日对译辞书》均有对字母的单独介绍，相比之下，《罗葡日对译辞书》要通俗易懂很多，也更加简洁。另外，《罗葡日对译辞书》还在字母图案上方添加了指引句，以标题字母“Z”为例：
De incipientibvs|A litera Z.|Z ante E.
（“字母‘Z’从此处开始，‘Z’之后是‘E’”，笔者译。）
对于缺失词目的字母，如“Y”（古拉丁文中没有“Y”[17]），《卡勒比诺词典》会直接忽略，而《罗葡日对译辞书》仍列出此字母并做出说明（见图2）。《罗葡日对译辞书》还在正文的所有页面上方添加字母索引（每页两列均有独立索引），如第663页第一列是以py为开头的单词，页面上方的索引便是“P ante Y”（“P”在“Y”之前，笔者译），当某一字段的词目较多时，则列出这一字段的前三个字母，如第664页的两列均是以qua为开头的单词，两列上方索引均为“Qu ante A”。对于词条的（按字母）排序，笔者对两部词典进行了比对，发现无论是《卡勒比诺词典》还是《罗葡日对译辞书》，都不是严格按照词目词中的字母顺序进行词目编排的。尽管如此，《罗葡日对译辞書》的排序相对精确（前四个字母是按顺序排列的），而它的原本《卡勒比诺词典》却只将排序应用到前三个字母。因此，在《罗葡日对译辞书》中检索拉丁语词要比《卡勒比诺词典》相对方便和容易一些。正文之后是5页的补遗（902页—906页上半页），作者对这部分补充材料做了简介，如图3所示。《卡勒比诺词典》显然没有这些。
从微观结构看，每个词条均由三语构成，其中，日语以罗马字表记，这是现存的世界上首部以罗马字表记日语假名的词典。笔者整理了《罗葡日对译辞书》中日语假名的罗马字转写法，即罗马字表记方式与假名的对应关系，如表1[18]所示：
尽管是以《卡勒比诺词典》为底本，《罗葡日对译辞书》依然对底本的内容进行了删减。《罗葡日对译辞书》的词目是拉丁语词，但是并没有保留底本中的拉丁语释义原文，而是将其译成葡萄牙语和日语，日语以罗马字表记。《罗葡日对译辞书》不仅在收词上精简了很多《卡勒比诺词典》中的专有名词；在释义上，也剔除或者缩减了很多引文及作品信息；在删减掉希腊语对等语的同时，添加了词目词的语法信息。这种做法使得这部对译词典的文学性大大降低，而其作为工具书的辞书特性则大大提高，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更加实用。
日本首部西欧对译词典、也是首部印刷词典《罗葡日对译辞书》的诞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在辞书的帮助下开始阅读西方书籍，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了解西方世界，逐步打破了日本除了国语辞书外，汉和辞书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尽管编辑煞费苦心，它仍然只能算作是一部以拉丁语为源语的对译辞书。
（三） 大航海时代日本葡语辞书之巅峰： 《日葡辞书》
《罗葡日对译辞书》虽然是一部近900页的大部头辞书，但它却是仅以拉丁语词为检索依据的，这对于用户查询日本词语而言困难重重，这为词典编纂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需求的呼声中，8年后，一部和葡词典诞生了。《日葡辞书》是耶稣教士们（可能主要由Joo Rodrigues[19]承担）编写的另一部辞书，由耶稣会的出版社——长崎学林刊行。长崎版《日葡辞书》[20]有一个略长的葡萄牙语标题： Vocabulario da lingoa de Iapam， com a declarao em Portugues， feito por algvns Padres， e Irmos da Companhia de IESV，译成汉语是《附有葡萄牙语释义的日本语词表，由耶稣会的神父们与兄弟们编纂》（笔者译）。
该书最初于1603年出版，到1604年时又增加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内容。从宏观结构上看，《日葡辞书》全书八百多页，收日语词共计32798个[21] ，日语词写成罗马字的形式，并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成两列。（Cooper 1976）《日葡辞书》除了供神学院的学生使用外，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学习日语，尤其侧重于日常口语表达，因而这部辞书颇具特色，它收录了大量口语词汇[22]。比如，它给读者提供了详细的关于地域变体的信息，尤其侧重九州和京都的方言，（Zwartjes 2011）妇女和儿童所使用的语言也被加上了标签，与日本宗教活动相关的词被标记为“B”，（Zwartjes 2011）“B”是Buppo的缩写，字面意思是“葡萄牙”Cooper（1976）。统计了A部的词条，发现仅与佛教和日本神道教相关的术语就有五十个之多，“B”部更是达百余个。除此之外，《日葡辞书》以收录口语为主，同时还广泛收录书面语、咏歌用语、佛教用语、女性用语、方言词语、谦卑语等。《日葡辞书》所采用的葡萄牙语式的罗马字表记方法，同《罗葡日对译辞书》大同小异，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它们与后来的平文式罗马字[23]差别仍然较大。Cooper（1976）认为，葡萄牙语式的罗马字表记法给人的第一印象相比平文式罗马字而言更加令人生畏，比如“四肢骨節”一词的表记“xixicoxxet”与 “shishikossetsu”。不过同时他也指出，尽管如此，整个罗马字表记体系是相当一致的、有逻辑的。《日葡辞书》不仅成为耶稣教士学习日语的工具，它更记录了当时日本大量的知识和民族志，它还包括了许多来自佛教及日本本土文学的术语。（Zwartjes 2011）其对后世的价值已远远超出词典学界所关注的范畴。
从微观结构上讲，《日葡辞书》要比《罗葡日对译辞书》成熟很多。为了缩小语言间差异，词典有时会为词目提供多个对等词。（Zwartjes 2011）每个词还配有斜体的葡萄牙语的译文和注释。除了解释语义之外，词典还以丰富的例句展示词汇的用法，同时还提供汉语的训释（汉字的读法和释义）、同义词和关联语，这使得这部辞书成为了解日本16世纪末前后的日语口语词汇的重要资料。（中川清，児玉悦子 2000）如“Auaxe”词条，除了列举了动词的词形变化等语法信息及葡语释义外，还提供了诸如“Teuo auasuru”等19个日语、葡语对译的双语搭配或例句： Auaxe， auasuru， auaxeta.Ajuntar ha cousa com outra.| Teuo auasuru. Aleuantar as mas juntas.| ... Yomiauasuru. Cotejar lendo.
合はせ，合はする，合はせた.把一個东西与另一个集合到一起、合并.| 手を合はする. 合掌（把手合到一起）.|……（省略中间的17个）読み合はする.边读边校对.
（笔者译，葡萄牙语部分译为汉语，日语罗马字还原到本字）
《日葡辞书》较之《罗葡日对译辞书》，在编写理念和编纂体例上更接近于现代双语词典，它在日本辞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甚至“现行的各种国语辞书还常常以《日葡辞书》的词汇作为它们引用的权威”（斋藤博 2000）。尽管这部词典堪称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欧洲语言词典，但囿于篇幅有限，且考虑到国内有一定数量的文献提及《日葡辞书》，因而不将其作为本文介绍的重点。
（四） 大航海时代日本最后一部葡语辞书： 《葡日辞书》
《日葡辞书》是日本在大航海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葡萄牙语辞书，不过继《日葡辞书》之后，还出现了一部《葡日辞书》，值得一提。《葡日辞书》仅以手稿存世，现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1999年由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与梵蒂冈图书馆共同刊行其影印版[24]（影印182页），岸本惠实还为其添加了日语对译语的索引和解说（新添312页）。这部辞书诞生年代不详，但在1999年《葡日辞书》影印版的“解说”中，推测这部辞书的编纂时间应该介于《日葡辞书》刊行的1603年到1714年最后一批赴日的传教士在日活动结束之间，因为《葡日辞书》中出现了一些《日葡辞书》没有的新表达。比如，斋藤博（2001）举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江戸頭巾、丸頭巾”。“江戸頭巾”里鲜明的“江戸”二字，证明这部词典不可能诞生于江户时代之前，而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建立于1603年，这一年恰好是《日葡辞书》刊出的年份，因而说《葡日辞书》出现在《日葡辞书》之后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该辞书的原书手稿第一页写着这部书稿最初的名字，即ポルトガル語語彙集Vocabulario da lingua Portugueza（《葡萄牙语语汇集》，笔者译），可见将这部辞书称之为“辞书”未必恰当。同时，《葡日辞书》的收词数量也并不多，完整的词条数量则更少。根据斋藤博（2001）的统计，这部书稿的相当一部分葡语词目并没有提供日语对译语，并且缺少AC、SZ为首字母的词条。斋藤博统计了DR部分的收词与对译情况，发现书稿中总共收录葡萄牙语词汇5818个，其中，缺失对应的日语对译语的就有2109词，未对译率达36%。另外，这种“未对译率”的分布也并不均衡，在词典的前半段（DJ），未对译率在3%～15%；而后半段（LR），未对译率达29%～56%。他同时指出，若是补上缺失的AC、SZ为首字母的词目，这部词典的收词可能过万。例证对译的不均衡性则更为明显，笔者根据斋藤博（2001）的统计数据，将《葡日辞书》中词目与例句的对译率（百分比）用折线图进行更为直观的对比（见图4）。
斋藤博（2001）发现，《葡日辞书》中有36%的葡语词目缺少日语对译语，还有56%的葡语例句缺少日语对等语。由此笔者推测，一方面，编者有可能事先编好了葡语词表和例句；另一方面，编者也有可能手中已有一部葡语词典作为编纂底本。图4中鲜明地反映出了词条J这个对译率分水岭。笔者推断，编者基本是按照字母顺序编纂的，由于某种原因，J之后的编纂工作比之前的要粗糙很多。尤其是对待例证方面，态度变化特别鲜明，由原先的（J之前）句句对译，到后来的对译率低于半数（因而也基本可以排除编者受自身翻译能力所限的原因）。
斋藤博（2001）在研究了《葡日辞书》的收词与例句（也包括未译出的部分）后指出，这部书稿的编写很可能是使用了教科书类的材料为基础[25]。《葡日辞书》的收词与例证不乏医学用语、地理知识与航海用语，如[26]：
O mu～do he de figura redonda.（地球的形状是圆的。笔者译）
Abrir o apostema co lanceta.（用针挑开脓伤。笔者译）
《葡日辞书》可能是大航海时代最后一部葡语词典，也是日本在大航海时代唯一一部存世的以葡萄牙语为检索语言的葡语词典。1587年，丰臣秀吉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后来，驱逐令愈来愈厉，执行手段也愈来愈残忍。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一切活动，并屡屡迫害基督教徒。1637年，基督教徒们揭竿而起，爆发起义并遭到残酷镇压。起义彻底激怒了德川幕府，于1638年驱逐了葡萄牙商人。自此，葡萄牙退出了日本的舞台，同时也标志着这一时期葡萄牙在日本传教活动的终止。葡语词典在日本的编纂史自此画上了句号，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现新的葡和、和葡词典。
四、 结语
葡萄牙作为首个来日传教的欧洲国家，其双语词典在日本自然是首发性的。从1543年葡萄牙人的首次登陆，尤其是1549年首个传教士登日，一直到1673年葡萄牙人被德川幕府所迫害和驱逐，这期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在日本大力传教（主要是天主教），与此同时，《罗葡日对译辞书》《日葡辞书》及若干本重要的语法书相继诞生，这其中，耶稣会的贡献功不可没。因而，这些词典从一开始都打下了“基督教传教”的烙印，其宗教意图才是词典诞生的根本驱动力。在宗教意图驱动下所编纂的这些词典，其用户是来自日本的信徒和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借助词典的帮助学习拉丁语、葡萄牙语抑或是日语，为信教与传教储备知识。此外，这一时期的词典成为了“罗马字”用于表记词典中日语假名或汉字的滥觞，这种表记方式对后世的词典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葡和、和葡词典的编纂不仅是日本欧洲语言词典的发端，也是日本在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日本这一时期的葡和、和葡词典的研究与历史梳理，不仅有利于国内学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日本辞书史的全貌，也可让学术界对日本双语辞书的快速崛起有一个更为详尽与深刻的认识。囿于字数所限，本文仅对日本这一时期诞生的重要的葡和、和葡词典进行词典本体介绍、词典学描述与史学梳理，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的挖掘尚不够深入。除此之外，仍有诸多相关研究课题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如对译辞书《罗葡日对译辞书》与其底本《卡勒比诺辞典》的“对译”对比研究，同时代的《罗葡日对译辞书》与《葡汉辞典》的对比研究，继葡语词典之后诞生于日本的荷兰语双语词典的历史梳理与谱系研究，以及深受《日葡辞书》影响的、以《日葡辞书》为编纂蓝本的对译词典（如1630年《日葡辞书》的西班牙语版《日西辞书》，以及1868年法语版《日法辞书》）的对比研究，等等。 附注
[1]“南蛮”是当时日本人对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称呼，因而，“南蛮贸易”自然指的是日本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日的贸易活动。
[2]方济各·沙勿略（[西]Francisco Javier [葡]Francisco Xavier，1506—1552），出生于西班牙，是耶穌会创始人之一。他代表葡萄牙前往葡萄牙开辟的东方世界传教，是首批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于1542年抵达印度传教，1545年前往马六甲。1547年因结识弥次郎而对日本产生了兴趣。1549年，沙勿略带领两名耶稣会士多列（Cosme de Torres）神父和佛南田（Juan Fernandez）修士，在弥次郎的引介下前往日本，开展了日本国内最早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后于1551年离开日本，计划到中国传教。但因中国海禁尚严难以入境，又因感染疟疾未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卒于上川岛。
[3]日本战国时代、江户时代直至明治时代对国内基督教徒的称呼为“吉利支丹”或“切支丹”，这种称呼源于葡萄牙语“cristo”，最初指的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后来专指日本本土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
[4]“大名”是日本封建时代对一个较大地域领主的称呼，由“名主”一词演变而来。
[5]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又译亚历山德罗·伐利亚诺，1539—1606），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东印度巡查使。1579年在长崎、有马创建神学院（Seminario）。1581年，范礼安正式把日本划为都、丰后、下（长崎）三个传教区，大举设立旨在培养日本本土传教士的宗教教育机构，如在有马、长崎设立小神学校，在安土设小神学校（セミナリオ，Seminario），在府内设大神学校（コレジオ，Collegio），在臼杵设修道院等。范礼安对辞书发展的一大贡献在于，他组织舶来了西洋活版印刷机，耶稣会自此开始大量印刷、刊行书籍与辞书。
[6]Boxer（1951）在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一书中使用的是Juan Hernandez这个名字，经笔者多方考证，Boxer应该是误将Juan Fernndez写成Juan Hernandez。正文中已就此做出修正，特此说明。另外，Juan Fernndez（1526—1567）是第一批传教士中日语掌握最好的人。
[7]拉丁书名为De Institutione Grammatica、日文书名为《ラテン文典》、葡萄牙语书名为Biblioteca Publica de Evora。《拉丁文典》的底本据说是Manuel Alvarez编的拉丁语语法书。
[8]Ambrogio Calepino（1440—1510，中文译名为安布罗·卡勒）是意大利的一位词典学家、僧人，他编写的拉丁语词典于1502年首次在意大利的雷焦（Reggio）刊行，在16至18世纪广受好评、一再重印，不仅版本多样，还添译了为数众多的语言。至1590年，他的继承者们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词典时，已有包括波兰语在内的11种语言了。（Boorstin 1985）Labarre （1975）指出，在《罗葡日对译辞书》出现之前，至少已有160种Calepinus的版本了。他的姓氏“Calepino”成了意大利语中的一个词汇，意为“词典”，calepin则进入了英语语言中，就如同Webster成为词典的代名词一样。因为Calepino的拉丁语是“Calepinus”，因而他编写的这部大部头拉丁语词典也被称为Calepinus。这部词典成为首部，也是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早期印刷版词典。（Boorstin 1985）根据《罗葡日对译辞书》的（拉丁语）书名与序言的内容，这部词典的底本很可能是1570年的里昂版Calepinus。（Gonzlez 2014）
[9]也有文献将其译为《拉葡日对译辞书》。
[10]本文将统一使用更广为人知的《卡勒比诺词典》（Calepinus的中文译名）来称呼这部原名为《拉丁语言词典》（Dictionarivm Latinae Lingvae的中文译名）的词典。
[11]这四种藏本分别被收藏于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in Oxford）、法兰西学会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 France in Paris）、莱顿大学图书馆（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in London）。
[12]《罗葡日对译辞书》藏本的标题页拉丁语全名为：“DICTIONARIVM / LATINO LVSITANICVM， AC/ IAPONICVM EX AMBROSIICALE./ pini volumine depromptum： in quo omissis no/minibus proprijs tam locorum， quàm homi/num， ac quibusdam alijs minus vsitatis， omnes vocabulorū/significationes， elegantioresq； dicendi modi apponuntur： /in vsum， & gratiam laponic iuuentutis， qu Latino idiomati ope/ram nauat， nec non Europeorū， qui laponicu sermonem addiscunt.”其中，斜线表示换行。另外，笔者核对了韩一瑾（2012）列出的该书的全名，发现他列出的书名中有较多拼写错误，在此修正。 [13]“コレジオ”译作“学林”参考了关正昭（1997）。
[14]称为“天草版”是因为它于天草学林出版，称为“基督版”主要因为它是由耶稣会士编纂并于耶稣会的出版社刊行的。
[15]圖片均为笔者从手上已有的词典（或其扫描版）摘录的。本图摘录自初版《卡勒比诺词典》的扫描版（纸质版来自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该藏本有缺页，缺失书名页、序言部分和部分“A”的词条。Calepino， Ambrogio， Calepinus Dictionarium Latinum. [S.L.： s.n.， s.a.]
[16]本图摘录自《罗葡日对译辞书》（影印本来自印第安纳大学）。Calepino， A. Dictionarivm Latino Lvsitanicvm， ac Iaponicvm. Amacvsa： Collegio Iaponico Societatis Iesv，1595.
[17]狭义上说，拉丁语没有字母“J”“U”“W”，通常分别由“I”“V”“V”代替；古拉丁语也没有字母“Y”“Z”，通常分别由“I”“D”代替；另外，拉丁文的字母“G”“K”“X”也较少使用，通常分别由“Q”“C”“Qs”代替。此外，拉丁语字母还有尖音（如）、重音（如）、折音（如）等衍生字母。
[18]笔者在此仅列出基本的单音节清辅音假名的罗马字转写情况。此外，因笔者能力所限，并未对整部词典的罗马字转写法进行一一对应的穷尽式的整理，因此，不排除会有个别遗漏或疏漏的情况，谨此说明。
[19]Dhla et al. （2008） 提到了《日葡辞书》的作者（之一）可能是葡萄牙传教士Joo Rodrigues，但是尚无可靠证据证明作者的身份。
[20]《日葡辞书》在英文文献及《キリシタン版日葡辞書―カラー》（影印版，2013）的封面题为Japanese Portuguese Dictionary。
[21]根据中川清和児玉悦子（2000），词典主体收词25967个，并附加了6831个词作为补充材料。
[22]日语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巨大差距也使得词典的编纂更重视区分这些差异。
[23]“平文式罗马字”请参见拙文《19世纪日本的英和、和英双语词典编纂的兴起与发展》，《辞书研究》，2017年第4期。
[24]1999年影印版的封面写有书名： 葡日辞書： ヴァチカン図書館蔵、Vocabulario da lingua Portugueza： A manuscript of 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5]《葡日辞书》的收词与例句的确具有教科书的某些特征： 一方面，笔者猜测这部辞书极有可能是为日本人学习葡萄牙语和西方科学而编纂的，甚至是为神学院学生的日常学习而编纂的。另一方面，笔者亦不排除这部辞书的底本就是一部具有教科书性质的葡萄牙语辞书。
[26]例子摘自斋藤博（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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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睿暨南大學华文学院广州510610；奥胡斯大学丹麦31119103）
（王衍军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州510610）
（责任编辑郎晶晶）
关键词词典史日本葡和词典和葡词典
一、 引言
众所周知，日本乃“辞书大国”，其辞书品种繁多、用途广泛、制作精良、内容考究，在世界范围内都可圈可点。然而，日本的辞书，尤其是双语辞书，起步较晚。首部欧和辞书诞生于十六世纪末期，而英和辞书则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葡萄牙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西欧国家，因而，葡和、和葡词典的“首发”也就自然而然了。作为日本首次与西欧世界接触的国家，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文化上，葡萄牙在日本的这段历史都值得推敲，而作为这一阶段历史的文化产物——葡和、和葡词典，更是值得词典学界关注。
对日本双语词典史的研究，尤其是葡和、和葡詞典，目前国内学术界关注不多，仅有几篇历史学或语言学的硕博士论文[如陈辉（2006）的博士论文《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等]中对影响力较大的《日葡辞书》有所提及，但因其考察视角不同，他们的文章多侧重文化研究和史学考量，且没有提及更多的葡和、和葡辞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诚然，潘钧教授（2008）的力作《日本辞书研究》全面描写了整个日本辞书史，但是其书侧重描写日本的国语词典，对早期日本的欧洲语言词典仅寥寥数笔带过。国内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也较为笼统地介绍了日本辞书的全貌，但对这段历史及其历史背景下的词典产物均语焉不详。总之，国内学术界目前尚无全面系统介绍日本早期西欧语言词典的文章或专著，而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词典具有一定的词典学和史学价值。
二、 葡和、和葡词典的分类与分期
大航海时代是日本与欧洲世界首次发生接触的历史时期，最先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成为探索日本的先驱。作为首批赴日的欧洲人，他们起初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困难重重。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有若干部葡和、和葡词典付梓，成为这一时期鲜明的文化特色之一，也是西欧对译词典的先驱之作。在本文中，笔者将这一时期所诞生的葡和、和葡词典分为三个主要类型、四个历史时期，并粗略探讨其附属产物——词典译本。
大航海时代的葡和、和葡词典，有手稿本及印刷版两种书稿，其中，手稿（及其抄本）大多亡佚，而印刷版词典则多有流传。这一时期的词典大致有如下三种类型： （1） 双向词表；（2） 葡和辞书；（3） 和葡辞书。三种类型中所包括的辞书可以代表四个历史时期： （1） 萌芽期；（2） 发展期；（3） 巅峰期；（4） 尾声期。
葡和、和葡词典的第一种类型是葡和、和葡双向词表，它们是最早诞生于日本的葡语词表。它们以手稿形式诞生，是否有抄本已不得而知。如今这些词表都已亡佚，对它们的了解，仅能从一些文献与信函中求索答案。对于它们究竟是词表，还是可以称得上是词典，也已经无法判断。这些双向词表代表了日本葡和、和葡词典的萌芽。葡和、和葡词典的第二种类型是葡和辞书，包括《拉葡日对译辞书》和《葡日辞书》。《拉葡日对译辞书》是日本现存第一部西欧对译词典，也是一部印刷刊行的词典，它代表着日本葡和、和葡词典的发展期。葡和、和葡词典的第三种类型是和葡辞书，主要代表是《日葡辞书》。《日葡辞书》是继《拉葡日对译辞书》之后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印刷版葡语词典，对日本很多后来的辞书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代表着大航海时代日本葡和、和葡词典进入巅峰期。另外，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葡日辞书》，是大航海时代日本最后一部葡语词典，它以手稿形式被保留下来，是日本唯一一部以手稿形式得以保存的葡语辞书，它代表着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在日本活动（尤其是传教活动）的终结。自此葡萄牙退出了日本的历史舞台，也代表着日本葡和、和葡词典的尾声期。
三、 葡和、和葡词典编纂始末
1543年，葡萄牙人乘坐着中国船只来到日本的种子岛，成为第一批到达日本的欧洲人，日本也首次与欧洲开始有了语言交流和贸易往来，著名的“南蛮贸易”[1]自此开始。1549年，耶稣会创会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2]在日本友人弥次郎的引介下搭乘中国商船踏上日本鹿儿岛，成为首个登陆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3]，揭开了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大幕。由于那时的日本正值战乱，民生凋敝，信仰空虚，因此基督教在日本民众中传播很快；而处于战国时期的大名[4]为了获得火枪与大炮，也纷纷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葡萄牙与日本的贸易往来逐渐密切，基督教信徒也逐渐增多。第一批到达日本的传教士深切感受到学习日语之困难，加之传教士们很快意识到日本人更愿意用他们的母语（日语）听传教士们传教，更有传教士在给欧洲教会的信函中直白地哭诉他们需要依靠译员才能沟通。（Lach 1994）这些诉求直接催化了葡萄牙语词典的产生。
（一） 16世纪日本葡萄牙语辞书的萌芽： 亡佚的手稿
1. 亡佚的《日本语词表》
耶稣会士范礼安[5]曾呼吁“新来的欧洲传教士应该在赴日传教之前至少潜心学习十八个月的日语”（Cooper 1971），于是“耶稣会从1552年便开始着手研究日本的语言，随后，Duarte da Silva （1536—1564，其中在日本传教的时间是1552—1564，笔者译）撰写了一部名曰Arte Da Lingua Japoneza（《日本语言艺术》，笔者译）的语法书和一部名曰Vocabulario da Lingua Japoneza（《日本语词表》，笔者译）的词典”（Streit 1928： 380；转引自Zwartjes 2011）。这两部书稿显然是以手稿的形式在流通，年长的传教士们常常抱怨，认为抄录和发放这些手稿的工作繁重且缓慢，但时至今日，人们也并没有发现他们对这些手稿做了真正有意义的工作。（Boxer 1951）现如今，这两部书稿的手稿都已亡佚，也未发现其抄本。 这部名为《日本语词表》的“词典”的具体信息，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是在Luis de Almeida于1564年写的一封信中可以获得一些信息：“他（Duarte da Silva）一刻都不曾怠惰，毋庸说日本的文字（假名），甚至还精通了相当难的中国文字（汉文）。他写了日本语的语法，编纂了拥有很多词汇量的日语辞书。”（海老沢有道1943；转引自陈辉2006）《日本语词表》是现有文献（及书信）中所记载的首部欧洲人编纂的日本语词典（或词表），尽管Luis de Almeida称《日本语词表》是一部收词丰富的词典，但它是否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词典”还有待考证。对于它究竟是葡和、和葡抑或是和语词表，笔者也没有从文献中找到更多信息。不过，根据文献中提到的它的书名、Luis de Almeida对它的描述（称其为“日语辞书”）、文献中所提及的这部词表的编写目的与用途（为传教士学习日语而编），以及后来继承了这一编纂任务的Juan Fernndez所编词表的情况（详见下文），笔者推断，它可能是一部和葡（或和葡、葡和双向）词表。
2. 附有双向词表的日语语法书
Juan Fernndez（1526—1567）于1564年在Duarte da Silva死后继续着Duarte的工作（Zwartjes 2011），在范禮安尚未在日本成立耶稣会的印刷所之前，日本语教学一直用的是Fernndez手稿的Luís Frois（1532—1597）的抄本（Moran 1972： 37；Dahlmann 1891： 6；转引自Zwartjes 2011）。关于Fernndez的书稿，Padre Luís Frois在1564年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的西班牙同僚Juan Fernndez[6]仅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就编写了一部日语语法书，“包括动词词形变化、句法和其他语法规则，并附有两个词表，一个是葡萄牙语的，另一个是日语的，它们均按照字母顺序排列”（Boxer 1951）。Debergh（1982： 31；转引自Zwartjes 2011）则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据报道，Fernndez的书稿（语法书）是六个月内完成的，书稿后面还附有构词法和双向的葡语—日语、日语—葡语的词汇表。”可惜这部书的书稿无论是其手稿还是抄本都已亡佚，我们甚至连书名都无从获知。直到1590年，印刷技术被耶稣会士带到长崎，自此，批量印刷的珍贵词典书卷才得以逐步流传、延续至今。
日本第一部印刷版的语法书、也是对日本影响较大的语言学用书是耶稣会士Padre Manuel Alvarez编写的、于天草学林刊行的《拉丁文典》[7]，系一部含日语与葡萄牙语双语的拉丁语语法书。Pasio在1594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印刷神父Manuel Alvarez的葡萄牙语与日语的语法书，这个完成之后，我们将着手印刷同样有葡萄牙语与日语的‘Calepin’，以便让日本人学习拉丁语，让我们这些欧洲人学习日语。”（Boxer 1951）紧接着，1595年和1603年的《罗葡日对译辞书》（即Pasio信中所提到的“Calepin”）和《日葡辞书》相继刊行，成为“日本最早的两部西欧语对译词典”（丹治弘昌等2001）在此之前，日本辞书编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汉字的和训和读法，而《日葡辞书》不仅收词多，而且作为国语辞书在辞书的形式上也相当完备。（潘钧2008）
（二） 葡和辞书之首发： 三语辞书《罗葡日对译辞书》
随着耶稣会在日本渐渐扎根，他们开始在日本创建学校，也就是神学院。1594年，耶稣会士们在拉丁语语法书的基础上为日本神学院学生编写了《拉丁文典》，次年又在Ambrogio Calepino[8]所编的拉丁语词典“Calepinus”（《卡勒比诺词典》，笔者译）的基础上编译了《罗葡日对译辞书》[9]。Ambrogio Calepino的拉丁语词典诞生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502年），因为这部词典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传统，因而在当时盛极一时。它的原名是“Dictionarivm Latinae Lingvae”（《拉丁语言词典》，笔者译），但随着这部词典的影响逐渐扩大，人们后来更多的则是以Calepino的拉丁语名字“Calepinus”（《卡勒比诺词典》）来称呼这部词典了[10]。
根据Satow（1888）的记录，1595年刊行的《罗葡日对译辞书》目前仅存4种[11]藏本。《罗葡日对译辞书》藏本的标题页写着这部词典的拉丁语词典名：“Dictionarivm Latino Lvsitanicvm， ac Iaponicvm ex Ambrosiicale...[12]”（《拉丁语、葡萄牙语和日语词典，基于Ambrogio Calepino的词典蓝本，删去了其书中的专有名词，诸如，地名、人名、不常用词语等，收录了词汇的全部语义并提供恰当的用例以服务年轻的日本人学习拉丁语，同时使希望深入学习日本语的欧洲人受益》，笔者译）。从冗长的书名（完整书名见附注），词典的底本、编纂体例、收词立意、释义用例，以及用户对象、用典目的等辞书基本信息一目了然。《罗葡日对译辞书》是一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日语三语的对译辞书，它由耶稣会士们编纂而成，并于文禄四年在天草学林[13]刊行，又称“天草版”或“基督版”[14]《罗葡日对译辞书》。《罗葡日对译辞书》是一部大部头词典，也是一部用于外语学习的词典，根据Laures（1957），编纂该辞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耶稣会的教士学习日语及日本本土的信徒学习拉丁语，从而引导年轻的日本青年从事神职工作。
从宏观结构来看，《罗葡日对译辞书》由五部分组成： 标题页、序言、词典正文、补遗和勘误表。两页的序言（包括“致读者”和“凡例”两部分）之后是词典正文，正文由拉丁语、葡萄牙语和日语三语组成，总共901页，收词约两万余。《罗葡日对译辞书》的收词量较其底本《卡勒比诺词典》大大减少，由此可以看出编辑对收词是有所删减和选择的（正如书名所说，删除了一些专有名词等）。每页均双排编排，并以双竖线分隔这两列。每页的页码均置于页面上方。词条按照字母顺序编排，在字母AZ的每个字母的开始处，都有一个方形的衬有花纹底纹的大写字母（见图1[15]的标题字母“B”、图2[16]的标题字母“Y”），这显然是沿袭了拉丁语底本词典《卡勒比诺词典》的传统，不过，《罗葡日对译辞书》的整体印刷更加粗劣，图案也有所改变。 从图1与图2还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底本《卡勒比诺词典》与《罗葡日对译辞书》均有对字母的单独介绍，相比之下，《罗葡日对译辞书》要通俗易懂很多，也更加简洁。另外，《罗葡日对译辞书》还在字母图案上方添加了指引句，以标题字母“Z”为例：
De incipientibvs|A litera Z.|Z ante E.
（“字母‘Z’从此处开始，‘Z’之后是‘E’”，笔者译。）
对于缺失词目的字母，如“Y”（古拉丁文中没有“Y”[17]），《卡勒比诺词典》会直接忽略，而《罗葡日对译辞书》仍列出此字母并做出说明（见图2）。《罗葡日对译辞书》还在正文的所有页面上方添加字母索引（每页两列均有独立索引），如第663页第一列是以py为开头的单词，页面上方的索引便是“P ante Y”（“P”在“Y”之前，笔者译），当某一字段的词目较多时，则列出这一字段的前三个字母，如第664页的两列均是以qua为开头的单词，两列上方索引均为“Qu ante A”。对于词条的（按字母）排序，笔者对两部词典进行了比对，发现无论是《卡勒比诺词典》还是《罗葡日对译辞书》，都不是严格按照词目词中的字母顺序进行词目编排的。尽管如此，《罗葡日对译辞書》的排序相对精确（前四个字母是按顺序排列的），而它的原本《卡勒比诺词典》却只将排序应用到前三个字母。因此，在《罗葡日对译辞书》中检索拉丁语词要比《卡勒比诺词典》相对方便和容易一些。正文之后是5页的补遗（902页—906页上半页），作者对这部分补充材料做了简介，如图3所示。《卡勒比诺词典》显然没有这些。
从微观结构看，每个词条均由三语构成，其中，日语以罗马字表记，这是现存的世界上首部以罗马字表记日语假名的词典。笔者整理了《罗葡日对译辞书》中日语假名的罗马字转写法，即罗马字表记方式与假名的对应关系，如表1[18]所示：
尽管是以《卡勒比诺词典》为底本，《罗葡日对译辞书》依然对底本的内容进行了删减。《罗葡日对译辞书》的词目是拉丁语词，但是并没有保留底本中的拉丁语释义原文，而是将其译成葡萄牙语和日语，日语以罗马字表记。《罗葡日对译辞书》不仅在收词上精简了很多《卡勒比诺词典》中的专有名词；在释义上，也剔除或者缩减了很多引文及作品信息；在删减掉希腊语对等语的同时，添加了词目词的语法信息。这种做法使得这部对译词典的文学性大大降低，而其作为工具书的辞书特性则大大提高，对于语言学习者而言更加实用。
日本首部西欧对译词典、也是首部印刷词典《罗葡日对译辞书》的诞生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人在辞书的帮助下开始阅读西方书籍，学习先进的西方文明，了解西方世界，逐步打破了日本除了国语辞书外，汉和辞书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尽管编辑煞费苦心，它仍然只能算作是一部以拉丁语为源语的对译辞书。
（三） 大航海时代日本葡语辞书之巅峰： 《日葡辞书》
《罗葡日对译辞书》虽然是一部近900页的大部头辞书，但它却是仅以拉丁语词为检索依据的，这对于用户查询日本词语而言困难重重，这为词典编纂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需求的呼声中，8年后，一部和葡词典诞生了。《日葡辞书》是耶稣教士们（可能主要由Joo Rodrigues[19]承担）编写的另一部辞书，由耶稣会的出版社——长崎学林刊行。长崎版《日葡辞书》[20]有一个略长的葡萄牙语标题： Vocabulario da lingoa de Iapam， com a declarao em Portugues， feito por algvns Padres， e Irmos da Companhia de IESV，译成汉语是《附有葡萄牙语释义的日本语词表，由耶稣会的神父们与兄弟们编纂》（笔者译）。
该书最初于1603年出版，到1604年时又增加了相当篇幅的增补内容。从宏观结构上看，《日葡辞书》全书八百多页，收日语词共计32798个[21] ，日语词写成罗马字的形式，并按照字母顺序排列成两列。（Cooper 1976）《日葡辞书》除了供神学院的学生使用外，它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葡萄牙籍的耶稣会士学习日语，尤其侧重于日常口语表达，因而这部辞书颇具特色，它收录了大量口语词汇[22]。比如，它给读者提供了详细的关于地域变体的信息，尤其侧重九州和京都的方言，（Zwartjes 2011）妇女和儿童所使用的语言也被加上了标签，与日本宗教活动相关的词被标记为“B”，（Zwartjes 2011）“B”是Buppo的缩写，字面意思是“葡萄牙”Cooper（1976）。统计了A部的词条，发现仅与佛教和日本神道教相关的术语就有五十个之多，“B”部更是达百余个。除此之外，《日葡辞书》以收录口语为主，同时还广泛收录书面语、咏歌用语、佛教用语、女性用语、方言词语、谦卑语等。《日葡辞书》所采用的葡萄牙语式的罗马字表记方法，同《罗葡日对译辞书》大同小异，并没有很大的突破，它们与后来的平文式罗马字[23]差别仍然较大。Cooper（1976）认为，葡萄牙语式的罗马字表记法给人的第一印象相比平文式罗马字而言更加令人生畏，比如“四肢骨節”一词的表记“xixicoxxet”与 “shishikossetsu”。不过同时他也指出，尽管如此，整个罗马字表记体系是相当一致的、有逻辑的。《日葡辞书》不仅成为耶稣教士学习日语的工具，它更记录了当时日本大量的知识和民族志，它还包括了许多来自佛教及日本本土文学的术语。（Zwartjes 2011）其对后世的价值已远远超出词典学界所关注的范畴。
从微观结构上讲，《日葡辞书》要比《罗葡日对译辞书》成熟很多。为了缩小语言间差异，词典有时会为词目提供多个对等词。（Zwartjes 2011）每个词还配有斜体的葡萄牙语的译文和注释。除了解释语义之外，词典还以丰富的例句展示词汇的用法，同时还提供汉语的训释（汉字的读法和释义）、同义词和关联语，这使得这部辞书成为了解日本16世纪末前后的日语口语词汇的重要资料。（中川清，児玉悦子 2000）如“Auaxe”词条，除了列举了动词的词形变化等语法信息及葡语释义外，还提供了诸如“Teuo auasuru”等19个日语、葡语对译的双语搭配或例句： Auaxe， auasuru， auaxeta.Ajuntar ha cousa com outra.| Teuo auasuru. Aleuantar as mas juntas.| ... Yomiauasuru. Cotejar lendo.
合はせ，合はする，合はせた.把一個东西与另一个集合到一起、合并.| 手を合はする. 合掌（把手合到一起）.|……（省略中间的17个）読み合はする.边读边校对.
（笔者译，葡萄牙语部分译为汉语，日语罗马字还原到本字）
《日葡辞书》较之《罗葡日对译辞书》，在编写理念和编纂体例上更接近于现代双语词典，它在日本辞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甚至“现行的各种国语辞书还常常以《日葡辞书》的词汇作为它们引用的权威”（斋藤博 2000）。尽管这部词典堪称这一时代最重要的欧洲语言词典，但囿于篇幅有限，且考虑到国内有一定数量的文献提及《日葡辞书》，因而不将其作为本文介绍的重点。
（四） 大航海时代日本最后一部葡语辞书： 《葡日辞书》
《日葡辞书》是日本在大航海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葡萄牙语辞书，不过继《日葡辞书》之后，还出现了一部《葡日辞书》，值得一提。《葡日辞书》仅以手稿存世，现收藏于梵蒂冈图书馆，1999年由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语学国文学研究室与梵蒂冈图书馆共同刊行其影印版[24]（影印182页），岸本惠实还为其添加了日语对译语的索引和解说（新添312页）。这部辞书诞生年代不详，但在1999年《葡日辞书》影印版的“解说”中，推测这部辞书的编纂时间应该介于《日葡辞书》刊行的1603年到1714年最后一批赴日的传教士在日活动结束之间，因为《葡日辞书》中出现了一些《日葡辞书》没有的新表达。比如，斋藤博（2001）举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江戸頭巾、丸頭巾”。“江戸頭巾”里鲜明的“江戸”二字，证明这部词典不可能诞生于江户时代之前，而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建立于1603年，这一年恰好是《日葡辞书》刊出的年份，因而说《葡日辞书》出现在《日葡辞书》之后是具有说服力的。
在该辞书的原书手稿第一页写着这部书稿最初的名字，即ポルトガル語語彙集Vocabulario da lingua Portugueza（《葡萄牙语语汇集》，笔者译），可见将这部辞书称之为“辞书”未必恰当。同时，《葡日辞书》的收词数量也并不多，完整的词条数量则更少。根据斋藤博（2001）的统计，这部书稿的相当一部分葡语词目并没有提供日语对译语，并且缺少AC、SZ为首字母的词条。斋藤博统计了DR部分的收词与对译情况，发现书稿中总共收录葡萄牙语词汇5818个，其中，缺失对应的日语对译语的就有2109词，未对译率达36%。另外，这种“未对译率”的分布也并不均衡，在词典的前半段（DJ），未对译率在3%～15%；而后半段（LR），未对译率达29%～56%。他同时指出，若是补上缺失的AC、SZ为首字母的词目，这部词典的收词可能过万。例证对译的不均衡性则更为明显，笔者根据斋藤博（2001）的统计数据，将《葡日辞书》中词目与例句的对译率（百分比）用折线图进行更为直观的对比（见图4）。
斋藤博（2001）发现，《葡日辞书》中有36%的葡语词目缺少日语对译语，还有56%的葡语例句缺少日语对等语。由此笔者推测，一方面，编者有可能事先编好了葡语词表和例句；另一方面，编者也有可能手中已有一部葡语词典作为编纂底本。图4中鲜明地反映出了词条J这个对译率分水岭。笔者推断，编者基本是按照字母顺序编纂的，由于某种原因，J之后的编纂工作比之前的要粗糙很多。尤其是对待例证方面，态度变化特别鲜明，由原先的（J之前）句句对译，到后来的对译率低于半数（因而也基本可以排除编者受自身翻译能力所限的原因）。
斋藤博（2001）在研究了《葡日辞书》的收词与例句（也包括未译出的部分）后指出，这部书稿的编写很可能是使用了教科书类的材料为基础[25]。《葡日辞书》的收词与例证不乏医学用语、地理知识与航海用语，如[26]：
O mu～do he de figura redonda.（地球的形状是圆的。笔者译）
Abrir o apostema co lanceta.（用针挑开脓伤。笔者译）
《葡日辞书》可能是大航海时代最后一部葡语词典，也是日本在大航海时代唯一一部存世的以葡萄牙语为检索语言的葡语词典。1587年，丰臣秀吉下令驱逐基督教传教士。后来，驱逐令愈来愈厉，执行手段也愈来愈残忍。1614年，德川幕府发布敕令，禁止基督教在日本的一切活动，并屡屡迫害基督教徒。1637年，基督教徒们揭竿而起，爆发起义并遭到残酷镇压。起义彻底激怒了德川幕府，于1638年驱逐了葡萄牙商人。自此，葡萄牙退出了日本的舞台，同时也标志着这一时期葡萄牙在日本传教活动的终止。葡语词典在日本的编纂史自此画上了句号，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现新的葡和、和葡词典。
四、 结语
葡萄牙作为首个来日传教的欧洲国家，其双语词典在日本自然是首发性的。从1543年葡萄牙人的首次登陆，尤其是1549年首个传教士登日，一直到1673年葡萄牙人被德川幕府所迫害和驱逐，这期间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间，葡萄牙人在日本大力传教（主要是天主教），与此同时，《罗葡日对译辞书》《日葡辞书》及若干本重要的语法书相继诞生，这其中，耶稣会的贡献功不可没。因而，这些词典从一开始都打下了“基督教传教”的烙印，其宗教意图才是词典诞生的根本驱动力。在宗教意图驱动下所编纂的这些词典，其用户是来自日本的信徒和欧洲的传教士，他们借助词典的帮助学习拉丁语、葡萄牙语抑或是日语，为信教与传教储备知识。此外，这一时期的词典成为了“罗马字”用于表记词典中日语假名或汉字的滥觞，这种表记方式对后世的词典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葡和、和葡词典的编纂不仅是日本欧洲语言词典的发端，也是日本在大航海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对日本这一时期的葡和、和葡词典的研究与历史梳理，不仅有利于国内学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日本辞书史的全貌，也可让学术界对日本双语辞书的快速崛起有一个更为详尽与深刻的认识。囿于字数所限，本文仅对日本这一时期诞生的重要的葡和、和葡词典进行词典本体介绍、词典学描述与史学梳理，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的挖掘尚不够深入。除此之外，仍有诸多相关研究课题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如对译辞书《罗葡日对译辞书》与其底本《卡勒比诺辞典》的“对译”对比研究，同时代的《罗葡日对译辞书》与《葡汉辞典》的对比研究，继葡语词典之后诞生于日本的荷兰语双语词典的历史梳理与谱系研究，以及深受《日葡辞书》影响的、以《日葡辞书》为编纂蓝本的对译词典（如1630年《日葡辞书》的西班牙语版《日西辞书》，以及1868年法语版《日法辞书》）的对比研究，等等。 附注
[1]“南蛮”是当时日本人对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称呼，因而，“南蛮贸易”自然指的是日本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日的贸易活动。
[2]方济各·沙勿略（[西]Francisco Javier [葡]Francisco Xavier，1506—1552），出生于西班牙，是耶穌会创始人之一。他代表葡萄牙前往葡萄牙开辟的东方世界传教，是首批将天主教信仰传播到亚洲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于1542年抵达印度传教，1545年前往马六甲。1547年因结识弥次郎而对日本产生了兴趣。1549年，沙勿略带领两名耶稣会士多列（Cosme de Torres）神父和佛南田（Juan Fernandez）修士，在弥次郎的引介下前往日本，开展了日本国内最早的天主教传教活动。后于1551年离开日本，计划到中国传教。但因中国海禁尚严难以入境，又因感染疟疾未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卒于上川岛。
[3]日本战国时代、江户时代直至明治时代对国内基督教徒的称呼为“吉利支丹”或“切支丹”，这种称呼源于葡萄牙语“cristo”，最初指的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后来专指日本本土的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
[4]“大名”是日本封建时代对一个较大地域领主的称呼，由“名主”一词演变而来。
[5]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又译亚历山德罗·伐利亚诺，1539—1606），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东印度巡查使。1579年在长崎、有马创建神学院（Seminario）。1581年，范礼安正式把日本划为都、丰后、下（长崎）三个传教区，大举设立旨在培养日本本土传教士的宗教教育机构，如在有马、长崎设立小神学校，在安土设小神学校（セミナリオ，Seminario），在府内设大神学校（コレジオ，Collegio），在臼杵设修道院等。范礼安对辞书发展的一大贡献在于，他组织舶来了西洋活版印刷机，耶稣会自此开始大量印刷、刊行书籍与辞书。
[6]Boxer（1951）在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一书中使用的是Juan Hernandez这个名字，经笔者多方考证，Boxer应该是误将Juan Fernndez写成Juan Hernandez。正文中已就此做出修正，特此说明。另外，Juan Fernndez（1526—1567）是第一批传教士中日语掌握最好的人。
[7]拉丁书名为De Institutione Grammatica、日文书名为《ラテン文典》、葡萄牙语书名为Biblioteca Publica de Evora。《拉丁文典》的底本据说是Manuel Alvarez编的拉丁语语法书。
[8]Ambrogio Calepino（1440—1510，中文译名为安布罗·卡勒）是意大利的一位词典学家、僧人，他编写的拉丁语词典于1502年首次在意大利的雷焦（Reggio）刊行，在16至18世纪广受好评、一再重印，不仅版本多样，还添译了为数众多的语言。至1590年，他的继承者们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词典时，已有包括波兰语在内的11种语言了。（Boorstin 1985）Labarre （1975）指出，在《罗葡日对译辞书》出现之前，至少已有160种Calepinus的版本了。他的姓氏“Calepino”成了意大利语中的一个词汇，意为“词典”，calepin则进入了英语语言中，就如同Webster成为词典的代名词一样。因为Calepino的拉丁语是“Calepinus”，因而他编写的这部大部头拉丁语词典也被称为Calepinus。这部词典成为首部，也是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早期印刷版词典。（Boorstin 1985）根据《罗葡日对译辞书》的（拉丁语）书名与序言的内容，这部词典的底本很可能是1570年的里昂版Calepinus。（Gonzlez 2014）
[9]也有文献将其译为《拉葡日对译辞书》。
[10]本文将统一使用更广为人知的《卡勒比诺词典》（Calepinus的中文译名）来称呼这部原名为《拉丁语言词典》（Dictionarivm Latinae Lingvae的中文译名）的词典。
[11]这四种藏本分别被收藏于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in Oxford）、法兰西学会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 France in Paris）、莱顿大学图书馆（Universiteitsbibliotheek Leiden）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in London）。
[12]《罗葡日对译辞书》藏本的标题页拉丁语全名为：“DICTIONARIVM / LATINO LVSITANICVM， AC/ IAPONICVM EX AMBROSIICALE./ pini volumine depromptum： in quo omissis no/minibus proprijs tam locorum， quàm homi/num， ac quibusdam alijs minus vsitatis， omnes vocabulorū/significationes， elegantioresq； dicendi modi apponuntur： /in vsum， & gratiam laponic iuuentutis， qu Latino idiomati ope/ram nauat， nec non Europeorū， qui laponicu sermonem addiscunt.”其中，斜线表示换行。另外，笔者核对了韩一瑾（2012）列出的该书的全名，发现他列出的书名中有较多拼写错误，在此修正。 [13]“コレジオ”译作“学林”参考了关正昭（1997）。
[14]称为“天草版”是因为它于天草学林出版，称为“基督版”主要因为它是由耶稣会士编纂并于耶稣会的出版社刊行的。
[15]圖片均为笔者从手上已有的词典（或其扫描版）摘录的。本图摘录自初版《卡勒比诺词典》的扫描版（纸质版来自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该藏本有缺页，缺失书名页、序言部分和部分“A”的词条。Calepino， Ambrogio， Calepinus Dictionarium Latinum. [S.L.： s.n.， s.a.]
[16]本图摘录自《罗葡日对译辞书》（影印本来自印第安纳大学）。Calepino， A. Dictionarivm Latino Lvsitanicvm， ac Iaponicvm. Amacvsa： Collegio Iaponico Societatis Iesv，1595.
[17]狭义上说，拉丁语没有字母“J”“U”“W”，通常分别由“I”“V”“V”代替；古拉丁语也没有字母“Y”“Z”，通常分别由“I”“D”代替；另外，拉丁文的字母“G”“K”“X”也较少使用，通常分别由“Q”“C”“Qs”代替。此外，拉丁语字母还有尖音（如）、重音（如）、折音（如）等衍生字母。
[18]笔者在此仅列出基本的单音节清辅音假名的罗马字转写情况。此外，因笔者能力所限，并未对整部词典的罗马字转写法进行一一对应的穷尽式的整理，因此，不排除会有个别遗漏或疏漏的情况，谨此说明。
[19]Dhla et al. （2008） 提到了《日葡辞书》的作者（之一）可能是葡萄牙传教士Joo Rodrigues，但是尚无可靠证据证明作者的身份。
[20]《日葡辞书》在英文文献及《キリシタン版日葡辞書―カラー》（影印版，2013）的封面题为Japanese Portuguese Dictionary。
[21]根据中川清和児玉悦子（2000），词典主体收词25967个，并附加了6831个词作为补充材料。
[22]日语的口语与书面语的巨大差距也使得词典的编纂更重视区分这些差异。
[23]“平文式罗马字”请参见拙文《19世纪日本的英和、和英双语词典编纂的兴起与发展》，《辞书研究》，2017年第4期。
[24]1999年影印版的封面写有书名： 葡日辞書： ヴァチカン図書館蔵、Vocabulario da lingua Portugueza： A manuscript of the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25]《葡日辞书》的收词与例句的确具有教科书的某些特征： 一方面，笔者猜测这部辞书极有可能是为日本人学习葡萄牙语和西方科学而编纂的，甚至是为神学院学生的日常学习而编纂的。另一方面，笔者亦不排除这部辞书的底本就是一部具有教科书性质的葡萄牙语辞书。
[26]例子摘自斋藤博（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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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