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分。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还是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破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等回到家的时候，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都已经虚脱了。
　　第2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象，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是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我觉得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周文燕摘自作者博客）
　　作者简介：格非，原名刘勇，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格非于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从此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2015年8月，格非以其“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