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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夫18岁就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90年代好几年都是文学界的“哲夫年”。做了20年的纪实生态文学后，他准备回到小说上，因为直接干预现实未必管用。
3月16日下午，一见到哲夫，话题就是“水土保持”。从清朝的屯垦，到民国时福建长汀县的“癞子山”、延安时期毛主席所做的调查研究，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沿革，他娓娓道来，话语里还夹着很多技术性名词。
似乎意识到什么，他停了下来：“讲这些，很枯燥吧？”
我说，现在哲夫不那么像作家，更像一个生态学的学者了。他便笑：“可以这么说。”
他讲得并不枯燥，作为一个著名小说家，他擅长讲故事，而他已经做了20年的纪实生态文学，就是要把一些并不好玩的知识和道理写得好看。这20年里，他在生态领域坚持着一线的调查研究，足迹遍布中国。
1990年代，他很“火”，每出一本小说，都是洛阳纸贵。按当时的统计，其中《天猎》正版售出100万册，盗版也售出100万册。那时候还没有百元纸币，卖他的书的书商是“用麻袋装钱”。他的小说也都是生态保护主题，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荒诞，甚至有些魔幻，作家周梅森评论说，“但愿哲夫描写的那些灾难性的故事和场面永远不要成为人类生活的真实”。然而就在最“火”的时候，他离开了小说，放弃了最赚钱的文体，转而做纪实。
20年后的今天，他又在回归，重拾小说。
“我一共有三次重要的转向，整体上其实是一个对生态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他说。
而我这次来，就是想知道，转向的过程中，他的内心发生着什么。
“是上天让我们说话”
这是第二次见哲夫，上一次是2014年11月份。
我那时在大同采访耿彦波调离大同引起的风波，知道他跟耿彦波比较熟，就在微博里给他留言，发去了电话号码，很快电话就响了起来。那时他早已被警告，不要再就耿彦波的事情发言，但他仍爽快地接受我的采访。
“是非很重要，该说的一定要说。”
此前我的采访进展困难，主要原因是熟悉情况的人士一方面不敢说话，另一方面则担心被记者曲解。后来我在约采访时把哲夫搬出来，他们就都来见我了。“哲夫这个人正派，他都跟你谈了，我相信你。”
曾有媒体评论说，哲夫是作家群体当中十分稀少的完全没有争议的人。
身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他没有一点架子，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一大堆高级头衔，但他说，那些你都不要提。“有的人当了副主席或者主席，觉得自己地位高啊，一般人见不到他。我心里想跟一些人说，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他说，“我也不是谁都见，但身上有正气的人，我都很尊重，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记者我也认识很多，但是有担当的人少。这个群体一样被一股弥漫着的无力感笼罩，很多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对社会绝望，就把记者当成一种纯粹混饭吃的职业。这不对，无论能不能改变，说了有没有用，都要说。你说一个人生在天地之间，仅仅是父母在夜晚的一次偶然行动的结果，还是相信上天其实早已设计好了，安排给你一个角色让你去为人类做点什么？我更倾向于后者，是有一种力量在给了我们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记者的角色，让我们去说话。”
他的确有资格评判记者，因为他所做的生态调查，工作状态跟一个深度调查记者十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成分要比记者更重。
无论是做“水土保持”，还是林业、河道淤塞的调查，他都把能找到的科学文献啃得通透。“不懂不行啊，既然我写书的目的是教育大众，那就要做到十分专业。”
而他的纪实类作品，比起小说来受众面显然要小得多，所以这是吃力不讨好的转向。稿费以前是很多的，现在则“几乎没有”，他为水利部做的“水土保持”生态报告，十几万字仅得到1.5万元稿费。
“做这样的工作，不是为了赚钱。”
他说，1990年代的小说稿费，一本就是几十万元，《黑雪》、《毒吻》、《天猎》、《地猎》、《天欲》、《地欲》、《人欲》……每一本进入市场，就是滚滚的钞票，那时他差不多是中国最有钱的作家，连续好几年都是文学界的“哲夫年”。小说也是以生态保护为主题，但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既然是小说就是“瞎编”，不是真事，哲夫就是编一堆好看的故事来赚钱。“没有人会严肃对待小说里提出的生态警告，我就想，X，不干了，写纪实吧，纪实你总该相信了吧。”
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10卷本《哲夫文集》，他就说，这是上一阶段的总结，今后在小说上就封笔了。
天马行空的日子
哲夫爱酒，第一次在太原见到他，他就是提着两瓶汾酒出现。
1969年，哲夫15岁，因为环境动荡无法上学，初中未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家乡大同的糖厂做学徒工。大同糖厂用甜菜制糖，先把甜菜擦成丝，然后蒸煮糖化。“糖化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大量废蜜，含糖量还比较高，就用来继续发酵做工业酒精，我就在酒精车间工作。”
产品虽然是工业酒精，但用甜菜为原料，所以酒精还是可以喝，哲夫就经常兑着水喝，这大概就是他好酒量的源头。
16岁，他就在《雁北日报》发表文章，并且已经开始写小说。“那时候没有出版欲，写出来就是让大家拿去传阅，好多人都说写得好，喜欢读。那时候没有书读啊，我就给他们写书。还有几个朋友自发帮我抄，一篇小说抄成好几份，更多人能看到。”
哲夫那时已读了很多书。参加工作之前，他在左云县上初中，县里有图书馆，只是因为政治原因，不让看书，图书馆的门窗都用木条钉了起来，他就把木条起了，揭开一个洞，天天进去看。县城里还有一个文化人，大学毕业，家里很有钱，而且嗜书如命，通过认识他的同学，哲夫进到了他家里。“房子墙壁上四面都是书，还是线装书，什么《粉妆楼》、《三言二拍》、《曾文正公全集》，都有，几千上万册，故纸发黄。可以看，但不能借走，我就天天逃课，在他家里看书，直到全部看完。” 18岁时，哲夫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最后三分钟》。“我们大同有个抗日女英雄叫李林，是印度尼西亚华侨，抗战爆发时回国杀敌，威震晋绥，25岁就牺牲了。我觉得这是个好故事，就揣着10块钱去雁北山区采访。”
这是哲夫第一次完整演习一个作家的工作全过程。次年，他又写了十几万字的《啊……》。依然是抄写传阅，从未想过出版。《啊……》的一份传抄本到了大同市文联一位副主席手里，他看完就寄给了山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1976年，哲夫已经在大同糖厂的宣传科工作，有一天有人带话给他，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罗继长到了大同，让哲夫到招待所去见面。“他给出版社报告，他说见到一小孩，书不会是抄来的吧？带着怀疑走了。”
后来出版社又通知哲夫去太原，当面让他再续写几章，哲夫一个晚上就写了出来。“这下相信了，1977年书就出来了。”那时的稿费是千字5元，一共500多元，顶得上哲夫两三年的工资收入。
后来他甚至写了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包身工的故事，看了一则《参考消息》的报道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山西一位老作家看了文稿说，好是好，但我们要生活，不能瞎编。
“这小伙，什么都敢写。”
“地球不会死，人才会”
早期的哲夫处于一种“天马行空”的写作状态，书里没有丝毫现实的投射。
“1980年代初，连环保局都没有。”那时著名的老作家李国文参加了一次全国的“环保文学座谈会”，而他又和哲夫很熟，就建议哲夫从事环保文学。李国文说：“现在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好，将来环保文学将成为主流文学。”
事实上李国文的预言并未实现。哲夫凭借生态文学名动文坛，但他认为生态文学从来没有变成主流。
1980年，他的剧本《山林的女儿》被宁夏电视台看中，希望获得电视剧版权。哲夫同意了，条件是“拍摄的时候把我带上”。
剧本说的是长白山的采参人，因为资源枯竭已经采不到野生老参，但有一位老人却每次进山都能满载而归。屯里一个好吃懒做的“癞子”就在某一天偷偷跟随他进山，发现他钻进了一个小洞，出去之后是一个从未被其他采参人发现过的峡谷，一小片地方，长着很多人参。老人把人参都系上了红绳，每次只采几棵老参，以此保证年年有老参。癞子进去后，地毯式挖掘，新老都不放过，老人无法制止，举起了手中的猎枪。
哲夫跟着拍摄组来到大兴安岭，看到了跟自己虚构的小说暗合的情景：“剃头式”的伐木，已经让森林后退了几百公里，营地所在的位置原本就是森林，但当时从营地出发，需要开半天的车才能见到树。
半天车程里，目力所及全是大大小小的木头桩子，在哲夫看来，就像尸横遍野的战场，他被深深震动。
“当地老百姓说，以前树林密到什么程度？羊都钻不进去。调皮的羊跑到树林边上，两棵树把脑袋卡住拔不出来，牧羊人为了教训它特意不理它，第二天还在那卡着。”
许多伐木工人是“闯关东”那些前辈的后代，一生伐木，但用斧子是永远无法对森林构成威胁的，所以森林与人还是良性共存着。“后来用上了摩托锯，一片下去，一棵不留。长了几千年的大树，5分钟就放倒了。”
摩托锯，作为一种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开战的工具，触发了哲夫对工业文明另一面的反感和厌恶，从此再不回头。
这是他的第一次转变，从那以后，他的小说都是以生态保护为主题。他用荒诞、离奇甚至被评价为带着魔幻色彩的故事，痛陈人类的无度索取已经让自身成为地球的毒瘤。“自然是树，人类是害虫，时间将是杀虫剂，自然是杀不死的，被杀死的一定是人类。”
《毒吻》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1990年代被拍成电影。一对在化工厂工作的夫妻，生下来一个唾液带着剧毒的孩子，母亲在分娩之后吻了孩子，马上死亡，父亲在喂奶时自己试了一下温度，也中毒而亡。这个孩子还患有巨婴症，每当雷电交加之时，就会突然长大，很快变成一个小伙子。因为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他躲进深山，遇到心爱的姑娘，却也因为一个接吻而将对方毒死。在电影中，小伙子最后被雷电劈死。
“但这个结局不是我书里的原样。我写的是，在毒死了心爱的人之后，他感觉到自己不配活着，一口一口把自己吃掉，他没有痛觉神经，从脚开始吃起，四肢啃光，最后胃膨胀成一个地球的样子，带着剩下的一颗头颅漂了起来，越飘越高，头颅还回望了地球一眼。”哲夫通过整体象征主义，说明人对自然的毁坏是在自己蚕食自己，最终将把自己吞噬。“地球是不会死的，人才会。”
1990年代那一长串声名赫赫的小说名字，就这样以荒诞不经的形式持续控诉和警示社会，他所描写的灾难性场景，读来令人背部生寒。
然而，读者只是当作故事看，令人悲哀的结果直接让哲夫在1997年放弃了小说，转向纪实。
“从个人利益看，这一步大错特错，我如果继续写小说，到现在可能也会非常火，但写作，不能只考虑赚钱。”哲夫说，“如果说写小说只是黄牌警告，写纪实则是想用红牌直接干预现实。”
他于是被人称为“妄想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回 来
20年，哲夫的纪实类作品也有了一条长长的清单：《中国档案》，《黄河追踪》，《怒语长江》，《世纪之痒》……每一部都是皇皇巨著。
现实被有效干预了吗？他说，事实上没有，或者很少。
“人类是在逆生长，一开始，他是和自然和谐一体的，与天地共生，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那时的人类是自然之子，跟自然本身一样苍老。然后越活越小，现在变成了一个孩子，甚至不是孩子而是猴子，在一个空间里，他完全不清楚什么东西是不能动的。技术进步让人类越来越自我膨胀，一些不负责任的科幻作品把人类的未来描写得十分美好，甚至以后什么都能作为能源，这样就让人类更加把资源虚抛浪掷，毫不珍惜，加速毁灭。上个世纪有本描写21世纪的书，说在21世纪衣服不用洗永远都是干净的，出行都用飞行器，但今天实现了吗？没有嘛，这也证明对科技的盲目自信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哲夫的思维继续递进，但话题回到了最初的“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已经让黄河高出地面好几层楼，我问全国人大环委会的专家究竟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说一是改道，但工程太大成本太高，基本不可能;第二就是尽量加固让它不出事，让它淤积得慢一点，争取时间，期待将来科技进步，哗一下就能解决掉。现在基本就是按照第二种想法在做，但这也一样是盲目的科技崇拜，将祸患和责任推给后人，今天过得富裕，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现在中国每天消失20条河流，到处是断头河，走着走着就没水了。我去上海，人家告诉我以前这一段长江真是波澜壮阔，一眼望不到对岸，现在就剩下这么点水面。以前江河湖溪，到处俯下身子就可以喝水，而现在连空气都有人卖，陈光标就在卖，福建一家工厂还在生产‘空气罐头’，想想不觉得很可怕吗？”
当他用了20年时间把中国的生态现状全部装进自己脑中，并每天都在忧思未来的时候，他却又决定转向了，准备“回来”，回到小说上。
“我现在认识深化了，自然生态的恶化，其实是人文生态恶化的结果，根本问题还是得治人。”他说，“《执政能力》是我写的唯一一本‘歌功颂德’的纪实作品，那时的初衷就是从人文生态、政治生态恶化的角度来提醒执政者应该怎么做，但事实上没有用。”
哲夫愿意相信一些科学家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研究结论，即人类事实上已经毁灭过多次了。他说，人类就像造物者在一个试验场上进行的试验，希望找到能让他持续生存的办法，地球就像一个培养皿。“因为科技崇拜，这个假设人们可能接受不了，但你最好这么想，因为这么想你就知道怎么做，如何行为。”
“归根到底，人类是没有希望的。”他说。
让我惊讶的是，面前的这位61岁的作家居然也玩电脑游戏，这款游戏叫《帝国时代》。游戏操控者从人类的野蛮状态开始，渔猎、农耕，继而建造城市，进入工业文明，互相杀伐，最后杀得剩下一片废墟，哲夫从游戏里看到了人类的宿命。
他的夫人邓瑞芳也是一名作家，她说，哲夫年纪这么大，有时还是跟孩子一样。
“哲夫”，意为智者，而他也一直自觉担当着人类的预言师的角色;他姓孙，名志坚，这个名字少有人知，但贯穿着他一甲子的人生。
3月16日下午，一见到哲夫，话题就是“水土保持”。从清朝的屯垦，到民国时福建长汀县的“癞子山”、延安时期毛主席所做的调查研究，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沿革，他娓娓道来，话语里还夹着很多技术性名词。
似乎意识到什么，他停了下来：“讲这些，很枯燥吧？”
我说，现在哲夫不那么像作家，更像一个生态学的学者了。他便笑：“可以这么说。”
他讲得并不枯燥，作为一个著名小说家，他擅长讲故事，而他已经做了20年的纪实生态文学，就是要把一些并不好玩的知识和道理写得好看。这20年里，他在生态领域坚持着一线的调查研究，足迹遍布中国。
1990年代，他很“火”，每出一本小说，都是洛阳纸贵。按当时的统计，其中《天猎》正版售出100万册，盗版也售出100万册。那时候还没有百元纸币，卖他的书的书商是“用麻袋装钱”。他的小说也都是生态保护主题，都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荒诞，甚至有些魔幻，作家周梅森评论说，“但愿哲夫描写的那些灾难性的故事和场面永远不要成为人类生活的真实”。然而就在最“火”的时候，他离开了小说，放弃了最赚钱的文体，转而做纪实。
20年后的今天，他又在回归，重拾小说。
“我一共有三次重要的转向，整体上其实是一个对生态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他说。
而我这次来，就是想知道，转向的过程中，他的内心发生着什么。
“是上天让我们说话”
这是第二次见哲夫，上一次是2014年11月份。
我那时在大同采访耿彦波调离大同引起的风波，知道他跟耿彦波比较熟，就在微博里给他留言，发去了电话号码，很快电话就响了起来。那时他早已被警告，不要再就耿彦波的事情发言，但他仍爽快地接受我的采访。
“是非很重要，该说的一定要说。”
此前我的采访进展困难，主要原因是熟悉情况的人士一方面不敢说话，另一方面则担心被记者曲解。后来我在约采访时把哲夫搬出来，他们就都来见我了。“哲夫这个人正派，他都跟你谈了，我相信你。”
曾有媒体评论说，哲夫是作家群体当中十分稀少的完全没有争议的人。
身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他没有一点架子，他的名字后面跟着一大堆高级头衔，但他说，那些你都不要提。“有的人当了副主席或者主席，觉得自己地位高啊，一般人见不到他。我心里想跟一些人说，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他说，“我也不是谁都见，但身上有正气的人，我都很尊重，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记者我也认识很多，但是有担当的人少。这个群体一样被一股弥漫着的无力感笼罩，很多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对社会绝望，就把记者当成一种纯粹混饭吃的职业。这不对，无论能不能改变，说了有没有用，都要说。你说一个人生在天地之间，仅仅是父母在夜晚的一次偶然行动的结果，还是相信上天其实早已设计好了，安排给你一个角色让你去为人类做点什么？我更倾向于后者，是有一种力量在给了我们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记者的角色，让我们去说话。”
他的确有资格评判记者，因为他所做的生态调查，工作状态跟一个深度调查记者十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研究成分要比记者更重。
无论是做“水土保持”，还是林业、河道淤塞的调查，他都把能找到的科学文献啃得通透。“不懂不行啊，既然我写书的目的是教育大众，那就要做到十分专业。”
而他的纪实类作品，比起小说来受众面显然要小得多，所以这是吃力不讨好的转向。稿费以前是很多的，现在则“几乎没有”，他为水利部做的“水土保持”生态报告，十几万字仅得到1.5万元稿费。
“做这样的工作，不是为了赚钱。”
他说，1990年代的小说稿费，一本就是几十万元，《黑雪》、《毒吻》、《天猎》、《地猎》、《天欲》、《地欲》、《人欲》……每一本进入市场，就是滚滚的钞票，那时他差不多是中国最有钱的作家，连续好几年都是文学界的“哲夫年”。小说也是以生态保护为主题，但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既然是小说就是“瞎编”，不是真事，哲夫就是编一堆好看的故事来赚钱。“没有人会严肃对待小说里提出的生态警告，我就想，X，不干了，写纪实吧，纪实你总该相信了吧。”
199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10卷本《哲夫文集》，他就说，这是上一阶段的总结，今后在小说上就封笔了。
天马行空的日子
哲夫爱酒，第一次在太原见到他，他就是提着两瓶汾酒出现。
1969年，哲夫15岁，因为环境动荡无法上学，初中未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家乡大同的糖厂做学徒工。大同糖厂用甜菜制糖，先把甜菜擦成丝，然后蒸煮糖化。“糖化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大量废蜜，含糖量还比较高，就用来继续发酵做工业酒精，我就在酒精车间工作。”
产品虽然是工业酒精，但用甜菜为原料，所以酒精还是可以喝，哲夫就经常兑着水喝，这大概就是他好酒量的源头。
16岁，他就在《雁北日报》发表文章，并且已经开始写小说。“那时候没有出版欲，写出来就是让大家拿去传阅，好多人都说写得好，喜欢读。那时候没有书读啊，我就给他们写书。还有几个朋友自发帮我抄，一篇小说抄成好几份，更多人能看到。”
哲夫那时已读了很多书。参加工作之前，他在左云县上初中，县里有图书馆，只是因为政治原因，不让看书，图书馆的门窗都用木条钉了起来，他就把木条起了，揭开一个洞，天天进去看。县城里还有一个文化人，大学毕业，家里很有钱，而且嗜书如命，通过认识他的同学，哲夫进到了他家里。“房子墙壁上四面都是书，还是线装书，什么《粉妆楼》、《三言二拍》、《曾文正公全集》，都有，几千上万册，故纸发黄。可以看，但不能借走，我就天天逃课，在他家里看书，直到全部看完。” 18岁时，哲夫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小说《最后三分钟》。“我们大同有个抗日女英雄叫李林，是印度尼西亚华侨，抗战爆发时回国杀敌，威震晋绥，25岁就牺牲了。我觉得这是个好故事，就揣着10块钱去雁北山区采访。”
这是哲夫第一次完整演习一个作家的工作全过程。次年，他又写了十几万字的《啊……》。依然是抄写传阅，从未想过出版。《啊……》的一份传抄本到了大同市文联一位副主席手里，他看完就寄给了山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1976年，哲夫已经在大同糖厂的宣传科工作，有一天有人带话给他，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罗继长到了大同，让哲夫到招待所去见面。“他给出版社报告，他说见到一小孩，书不会是抄来的吧？带着怀疑走了。”
后来出版社又通知哲夫去太原，当面让他再续写几章，哲夫一个晚上就写了出来。“这下相信了，1977年书就出来了。”那时的稿费是千字5元，一共500多元，顶得上哲夫两三年的工资收入。
后来他甚至写了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包身工的故事，看了一则《参考消息》的报道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山西一位老作家看了文稿说，好是好，但我们要生活，不能瞎编。
“这小伙，什么都敢写。”
“地球不会死，人才会”
早期的哲夫处于一种“天马行空”的写作状态，书里没有丝毫现实的投射。
“1980年代初，连环保局都没有。”那时著名的老作家李国文参加了一次全国的“环保文学座谈会”，而他又和哲夫很熟，就建议哲夫从事环保文学。李国文说：“现在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好，将来环保文学将成为主流文学。”
事实上李国文的预言并未实现。哲夫凭借生态文学名动文坛，但他认为生态文学从来没有变成主流。
1980年，他的剧本《山林的女儿》被宁夏电视台看中，希望获得电视剧版权。哲夫同意了，条件是“拍摄的时候把我带上”。
剧本说的是长白山的采参人，因为资源枯竭已经采不到野生老参，但有一位老人却每次进山都能满载而归。屯里一个好吃懒做的“癞子”就在某一天偷偷跟随他进山，发现他钻进了一个小洞，出去之后是一个从未被其他采参人发现过的峡谷，一小片地方，长着很多人参。老人把人参都系上了红绳，每次只采几棵老参，以此保证年年有老参。癞子进去后，地毯式挖掘，新老都不放过，老人无法制止，举起了手中的猎枪。
哲夫跟着拍摄组来到大兴安岭，看到了跟自己虚构的小说暗合的情景：“剃头式”的伐木，已经让森林后退了几百公里，营地所在的位置原本就是森林，但当时从营地出发，需要开半天的车才能见到树。
半天车程里，目力所及全是大大小小的木头桩子，在哲夫看来，就像尸横遍野的战场，他被深深震动。
“当地老百姓说，以前树林密到什么程度？羊都钻不进去。调皮的羊跑到树林边上，两棵树把脑袋卡住拔不出来，牧羊人为了教训它特意不理它，第二天还在那卡着。”
许多伐木工人是“闯关东”那些前辈的后代，一生伐木，但用斧子是永远无法对森林构成威胁的，所以森林与人还是良性共存着。“后来用上了摩托锯，一片下去，一棵不留。长了几千年的大树，5分钟就放倒了。”
摩托锯，作为一种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开战的工具，触发了哲夫对工业文明另一面的反感和厌恶，从此再不回头。
这是他的第一次转变，从那以后，他的小说都是以生态保护为主题。他用荒诞、离奇甚至被评价为带着魔幻色彩的故事，痛陈人类的无度索取已经让自身成为地球的毒瘤。“自然是树，人类是害虫，时间将是杀虫剂，自然是杀不死的，被杀死的一定是人类。”
《毒吻》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1990年代被拍成电影。一对在化工厂工作的夫妻，生下来一个唾液带着剧毒的孩子，母亲在分娩之后吻了孩子，马上死亡，父亲在喂奶时自己试了一下温度，也中毒而亡。这个孩子还患有巨婴症，每当雷电交加之时，就会突然长大，很快变成一个小伙子。因为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他躲进深山，遇到心爱的姑娘，却也因为一个接吻而将对方毒死。在电影中，小伙子最后被雷电劈死。
“但这个结局不是我书里的原样。我写的是，在毒死了心爱的人之后，他感觉到自己不配活着，一口一口把自己吃掉，他没有痛觉神经，从脚开始吃起，四肢啃光，最后胃膨胀成一个地球的样子，带着剩下的一颗头颅漂了起来，越飘越高，头颅还回望了地球一眼。”哲夫通过整体象征主义，说明人对自然的毁坏是在自己蚕食自己，最终将把自己吞噬。“地球是不会死的，人才会。”
1990年代那一长串声名赫赫的小说名字，就这样以荒诞不经的形式持续控诉和警示社会，他所描写的灾难性场景，读来令人背部生寒。
然而，读者只是当作故事看，令人悲哀的结果直接让哲夫在1997年放弃了小说，转向纪实。
“从个人利益看，这一步大错特错，我如果继续写小说，到现在可能也会非常火，但写作，不能只考虑赚钱。”哲夫说，“如果说写小说只是黄牌警告，写纪实则是想用红牌直接干预现实。”
他于是被人称为“妄想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回 来
20年，哲夫的纪实类作品也有了一条长长的清单：《中国档案》，《黄河追踪》，《怒语长江》，《世纪之痒》……每一部都是皇皇巨著。
现实被有效干预了吗？他说，事实上没有，或者很少。
“人类是在逆生长，一开始，他是和自然和谐一体的，与天地共生，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那时的人类是自然之子，跟自然本身一样苍老。然后越活越小，现在变成了一个孩子，甚至不是孩子而是猴子，在一个空间里，他完全不清楚什么东西是不能动的。技术进步让人类越来越自我膨胀，一些不负责任的科幻作品把人类的未来描写得十分美好，甚至以后什么都能作为能源，这样就让人类更加把资源虚抛浪掷，毫不珍惜，加速毁灭。上个世纪有本描写21世纪的书，说在21世纪衣服不用洗永远都是干净的，出行都用飞行器，但今天实现了吗？没有嘛，这也证明对科技的盲目自信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哲夫的思维继续递进，但话题回到了最初的“水土保持”。“水土流失已经让黄河高出地面好几层楼，我问全国人大环委会的专家究竟有什么解决办法，他们说一是改道，但工程太大成本太高，基本不可能;第二就是尽量加固让它不出事，让它淤积得慢一点，争取时间，期待将来科技进步，哗一下就能解决掉。现在基本就是按照第二种想法在做，但这也一样是盲目的科技崇拜，将祸患和责任推给后人，今天过得富裕，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现在中国每天消失20条河流，到处是断头河，走着走着就没水了。我去上海，人家告诉我以前这一段长江真是波澜壮阔，一眼望不到对岸，现在就剩下这么点水面。以前江河湖溪，到处俯下身子就可以喝水，而现在连空气都有人卖，陈光标就在卖，福建一家工厂还在生产‘空气罐头’，想想不觉得很可怕吗？”
当他用了20年时间把中国的生态现状全部装进自己脑中，并每天都在忧思未来的时候，他却又决定转向了，准备“回来”，回到小说上。
“我现在认识深化了，自然生态的恶化，其实是人文生态恶化的结果，根本问题还是得治人。”他说，“《执政能力》是我写的唯一一本‘歌功颂德’的纪实作品，那时的初衷就是从人文生态、政治生态恶化的角度来提醒执政者应该怎么做，但事实上没有用。”
哲夫愿意相信一些科学家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研究结论，即人类事实上已经毁灭过多次了。他说，人类就像造物者在一个试验场上进行的试验，希望找到能让他持续生存的办法，地球就像一个培养皿。“因为科技崇拜，这个假设人们可能接受不了，但你最好这么想，因为这么想你就知道怎么做，如何行为。”
“归根到底，人类是没有希望的。”他说。
让我惊讶的是，面前的这位61岁的作家居然也玩电脑游戏，这款游戏叫《帝国时代》。游戏操控者从人类的野蛮状态开始，渔猎、农耕，继而建造城市，进入工业文明，互相杀伐，最后杀得剩下一片废墟，哲夫从游戏里看到了人类的宿命。
他的夫人邓瑞芳也是一名作家，她说，哲夫年纪这么大，有时还是跟孩子一样。
“哲夫”，意为智者，而他也一直自觉担当着人类的预言师的角色;他姓孙，名志坚，这个名字少有人知，但贯穿着他一甲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