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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孙中山把握当时世界民主潮流向经济领域扩展的趋向,以国家社会主义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针对西方工业化经验教训,孙中山不仅为未来中国选择了国有化的工业发展路径,并且在社会领域也积极探索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对于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以社会福利阻碍政治民主进程的图谋,以及国有经济模式本身的弊端,孙中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的对策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引发普遍的民主政治意识,通过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完善,制约国有经济的方向,最终保证工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分享。事实上,在缺乏稳定政治环境的现实下,孙中山美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理想难以付诸实施,但他在错综复杂历史局面下的广阔视野和探索勇气,值得钦佩和肯定。
关键词:孙中山;经济社会;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5-0051-06
对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的讨论,基本都是从经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展开的。一方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孙中山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设想,其所蕴含的“所有制結构、按劳分配、对外开放等理论”,已经被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的,是行之有效的,但缺乏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的支持,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1]。另一方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借鉴德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2];虽具有“多数人富裕”的社会主义精神倾向,但缺乏人民执政保障,同时从操作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打着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旗号,行发展少数人的官僚资本之实,民生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3],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大相径庭。
从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内容来看,其不仅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国家干预,同时也有对西方影响意义更为深远的福利制度。孙中山不仅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经济发展方式予以肯定,同时对其社会福利措施也是非常赞赏和认可的。通观孙中山对国家资本运作的前提、社会福利的目的和效果等言论,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有化工业发展战略还是社会福利,孙中山认为,都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民主化为一体。孙中山对民主潮流的坚定,还表现在对俾斯麦通过社会福利手段,追求专制统治图谋的批评、抵制的态度,孙中山希望通过经济社会民主化,促发民众的政治民主化诉求,最终使民主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彻底实现。
一、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经济、社会内容
国家社会主义是孙中山对中国未来在工业化前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统筹规划,包括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福利两个大的方面,国家均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孙中山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私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寻求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勇敢探索。
首先,在工业化的发展路径选择上,国有化是孙中山吸纳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心。1912年民国成立,同盟会也适时调整其政党纲领,制定《中国同盟会总章》,其中第三条第三款就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一语。在随后对同盟会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具体说到“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以社会主义图国家富强并防资本家垄断流弊,引者加)。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4]323。由于中国尚未开始工业化,大实业的国有化意味着国家从工业化伊始,就需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引领经济发展方向,控制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从而使困扰西方的私人垄断问题在中国不会发生,经济民主化在生产领域得以实现。
孙中山认为,采用国有化工业发展战略是有充足理由的。第一,适于进化法则下的世界工业化和民主潮流,“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4]33即在消解社会发展矛盾下,走上没有激烈冲突和社会分化痛苦的工业化之路。第二,孙中山判断,工业革命以来,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已成为最新的经济进化趋势。“经此(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动车竞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麦可之所以行国家社会主义于德意志,而各国先后效法者也”[5]179,因此“然所可确证者,近代经济之趋势,适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 [6]396。第三,德国的国有化的成功事例已被多国所接受和效仿,“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十年以来,举世风靡。日本前年杀社会党多人,其政府又主张烟草专卖等事,仍是国家社会主义。可知此主义并非荒谬,世界通行。”[4]442
关于国有大实业的内容,孙中山并未详细陈述,只是笼统地说“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或说“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或说“国家各种大事业由政府借债经营,如农田、水利、铁道、电气及其他可专利的事业概收归为国营”。孙中山所具体论述过的国有化工业事项,便是铁路,而这正来自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中铁路国有的启发。“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7]311
国有化不仅在广度上覆盖现代工业部门,在深度上也必须具有垄断性地位,从根本上将私人垄断从工业化进程中排除出去。孙中山从德国工业化发展中发现了未来经济的集中趋向,“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家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 [6]396总而言之,凡是涉及工业化的行业领域,孙中山认为所有权应当归于国有并垄断经营,私人资本在各行业领域的空间又被大大压缩了。 其次,在社会民生福利方面,孙中山以中国未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借鉴俾斯麦的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做法,使未来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主体——工人——受到充分的保护并享有应有的福利,国家必须肩负起主动的责任。在生产上,提出效仿俾斯麦对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规定,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孙中山认为,此举行之有效并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一改野蛮、不人道的生产方式,使工业化不再是血腥的代名词,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进化的表现之一,“譬如第一种,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护工人的卫生,改良工厂和机器,以求极安全和极舒服的工作。能够这样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极愿意去做工,生产的效力便是很大。这种社会进化事业在德国施行最早,并且最有成效。近来英国、美国也是一样仿行,也是一样的有成效。”孙中山评价此举 “不仅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使工人有利,而且“后来德国实行时间减少政策,生产力反为加多,驾乎各国之上。……后来英国、美国也明白这个道理,便效仿德国的办法”[7]366,373。这是工业化发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必然趋势。这些措施中,不仅有立法对工人人身和工作条件的保护,還涉及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制度对工人带来的好处。
在社会福利上,孙中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借鉴建立在工业化背景和消费理论基础之上。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于工业化与其中的个体生活关系的概括,便是消费理论。“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因为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近来世界上的大工业,都是照消费者的需要来制造物品。……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7]376-377孙中山竭尽全力投身革命,其最终的目标是使中国富强,人民幸福。所有国民公平地享有前所未有的工业化物质财富,则是文明进步的最终落脚点。
因此,孙中山的整体思路是,在工业化之中,以国家为主导,排除私人垄断,是人民享有幸福的第一步;国家和人民之间形成工业化下的大规模雇佣关系,私人资本所造成剥削关系不占主流,人民通过这种工业化参与方式,就能够得到其所应占有的劳动成果,此为第二步;以国家资本创造的财力,建立全覆盖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预防个人意外风险,维持个人消费能力的重要保障,这种对个人的福利和消费的支持措施,将产生对生产领域的良性刺激和回馈,使工业化的发展真正成为个人幸福的来源。
在孙中山的言论中,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福利体系,但在他对民生主义实现的未来社会场景描述中,可以窥见他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与个人幸福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孙中山坚信,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所以这些描述都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未来实现场景所体现的。
教育和养老成为出现次数较多的内容。关于教育,国家规定法定入学年龄,承认国民拥有教育权利,期间完全免费,以通过教育使每个人开启心智,各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馈社会。关于养老,建立养老金和公共养老院制度,国民达到一定年龄,便可享受国家年金的福利待遇。关于医疗,建立公共病院对贫者免费提供医药和诊疗。关于失业保险,提及俾斯麦建立“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也透露出为中国工人建立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想法。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与养老、育幼、残疾人福利、义务教育等并列为“民生主义所有事” [7]120-121。简而言之,孙中山希望通过对社会福利措施的采用,为国民终其一生的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最终达到 “(每个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4]524
孙中山的经济社会领域民主化主张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将工业化落脚在“人民的生活”,通过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使工业文明成果公平地分配,每个工业化参与者都能得到应有的劳动成果,并且在国家的福利照顾下,享受拥有保障的幸福生活。这是孙中山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思想中人本主义,将其由小农手工生产阶段带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工业化所带来的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传统理想社会模式“大同世界”就有了可期的物质基础。以往在贫困条件下的平均主义“不患贫而患不均”,被丰裕物质条件下的公平观所取代。在诸多社会福利措施中,孙中山对养老和教育的强调,使传统福利思想中对老幼等弱势群体的关怀得以继承,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建立公共花园等方式,保证个体精神愉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公共产品提供精神福利的主张。通过福利制度化,以国家行为强化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效果,使社会福利在工业化条件下发挥更深远的作用。
二、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
孙中山虽然对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业化道路和社会福利制度化上推崇之至,但仍对其妨碍民主政治的做法坚决批评。1912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到 “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何以孙中山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民生主义所模仿对象,并且既然孙中山一直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一种,为何国家社会主义此时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呢?
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还需检视孙中山的社会进化观中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政治民主是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虽仍未完善,但打破了君主独裁;在当时的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对民主潮流继续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新方向,是在不言自明的政治民主前提下,在社会经济领域进一步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导致的不平等,将政治平等和民主制度的价值核心——平等,继续向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最新社会模式。在此次演讲语境下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的“国家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工业国有化方面,如他接下来提到的日本政府烟草专卖、其所主张的对未来中国铁路国有化;这里的“社会主义”则应当具体指政治民主[4]441-442。孙中山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优劣的评判,在日后的文字中仍有体现。 在1924年的《民权主义》演讲里,孙中山分析了俾斯麦如何破坏政治民主的手段。他一方面赞赏“丕士麦执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有了那种大功业”,即以经济国有化使德国完成工业化,以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孙中山指出 “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丕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丕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孙中山清醒地发现,俾斯麦以社会福利等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弱化其政治参与的决心和热情,阻挠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俾斯麦逆潮流而行,以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民主化主张,反对社会主义主张中本应具有的政治民主内核,使在工业化中起主导作用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毫无话语权,专制统治仍保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最后丕士麦见到人民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7]308,310-312
俾斯麦的做法清晰地展示了政治独裁和社会福利共存的可能性。孙中山明确提出,民主政治是经济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制度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种需要不仅呼应了孙中山一直提倡的民主化潮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扩展,而且也有规避国有经济弊端、保证国有经济发展方向和促进政治民主的深远意义。
首先,民主政治具有克服经济国有化弊端的作用。从以上孙中山对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借鉴吸取上可以发现,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非常关键,即国家垄断经济和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使国家对个体而言,拥有绝对、压倒性的生产和分配的权力。而政治民主制度则是可以制衡这种庞大权力的副产品,这也是从孙中山对经济国有化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中得出的结论。国有经济首要面对的便是效能问题。1922年在与西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余亦深知经验已告吾人以国家社会主义确有缺点”,如国有垄断领域广泛、控制力强,造成行业缺乏竞争和成长的动力(“许多事业……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国有企业对市场反应缓慢造成浪费(“其中自不免许多耗废,但此泰半因其目的纯在尽速尽量生产,不顾费用之多寡,对于获利与否或供过于求与否,皆未尝措意耳”),但孙中山乐观地判断,“国家社会主义在
关键词:孙中山;经济社会;民主化;国家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5-0051-06
对孙中山“国家社会主义”的讨论,基本都是从经济、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展开的。一方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孙中山在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设想,其所蕴含的“所有制結构、按劳分配、对外开放等理论”,已经被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所证实的,是行之有效的,但缺乏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的支持,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1]。另一方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国家资本主义”,借鉴德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模式[2];虽具有“多数人富裕”的社会主义精神倾向,但缺乏人民执政保障,同时从操作层面看,南京国民政府打着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旗号,行发展少数人的官僚资本之实,民生主义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3],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与孙中山的“国家社会主义”大相径庭。
从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内容来看,其不仅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国家干预,同时也有对西方影响意义更为深远的福利制度。孙中山不仅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经济发展方式予以肯定,同时对其社会福利措施也是非常赞赏和认可的。通观孙中山对国家资本运作的前提、社会福利的目的和效果等言论,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有化工业发展战略还是社会福利,孙中山认为,都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民主化为一体。孙中山对民主潮流的坚定,还表现在对俾斯麦通过社会福利手段,追求专制统治图谋的批评、抵制的态度,孙中山希望通过经济社会民主化,促发民众的政治民主化诉求,最终使民主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彻底实现。
一、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经济、社会内容
国家社会主义是孙中山对中国未来在工业化前景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统筹规划,包括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福利两个大的方面,国家均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孙中山对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私人垄断造成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深刻反思以及寻求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勇敢探索。
首先,在工业化的发展路径选择上,国有化是孙中山吸纳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心。1912年民国成立,同盟会也适时调整其政党纲领,制定《中国同盟会总章》,其中第三条第三款就有“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一语。在随后对同盟会会员的演说中,孙中山具体说到“本会政纲中,所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亦即此事(以社会主义图国家富强并防资本家垄断流弊,引者加)。现今德国即用此等政策。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4]323。由于中国尚未开始工业化,大实业的国有化意味着国家从工业化伊始,就需主动介入经济生活,引领经济发展方向,控制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从而使困扰西方的私人垄断问题在中国不会发生,经济民主化在生产领域得以实现。
孙中山认为,采用国有化工业发展战略是有充足理由的。第一,适于进化法则下的世界工业化和民主潮流,“采用国家社会政策,使社会不受经济阶级压迫之痛苦,而随自然必至之趋势,以为适宜之进步。”[4]33即在消解社会发展矛盾下,走上没有激烈冲突和社会分化痛苦的工业化之路。第二,孙中山判断,工业革命以来,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已成为最新的经济进化趋势。“经此(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动车竞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麦可之所以行国家社会主义于德意志,而各国先后效法者也”[5]179,因此“然所可确证者,近代经济之趋势,适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经济集中代自由竞争是也” [6]396。第三,德国的国有化的成功事例已被多国所接受和效仿,“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十年以来,举世风靡。日本前年杀社会党多人,其政府又主张烟草专卖等事,仍是国家社会主义。可知此主义并非荒谬,世界通行。”[4]442
关于国有大实业的内容,孙中山并未详细陈述,只是笼统地说“国家一切大实业,如铁道、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或说“凡铁路、电车、电灯、瓦斯、自来水、运河、森林各业,均应收归国有”,或说“国家各种大事业由政府借债经营,如农田、水利、铁道、电气及其他可专利的事业概收归为国营”。孙中山所具体论述过的国有化工业事项,便是铁路,而这正来自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中铁路国有的启发。“但是丕士麦的眼光远大,先用国家的力量去做了,更用国家经营铁路、银行和各种大实业,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7]311
国有化不仅在广度上覆盖现代工业部门,在深度上也必须具有垄断性地位,从根本上将私人垄断从工业化进程中排除出去。孙中山从德国工业化发展中发现了未来经济的集中趋向,“大公司之出现,系经济进化之结果,非人力所能屈服。如欲救其弊,只有将一切大公司组织归诸通国人民公有之一法。故在吾之国家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 [6]396总而言之,凡是涉及工业化的行业领域,孙中山认为所有权应当归于国有并垄断经营,私人资本在各行业领域的空间又被大大压缩了。 其次,在社会民生福利方面,孙中山以中国未来工业化发展为前提,借鉴俾斯麦的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做法,使未来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主体——工人——受到充分的保护并享有应有的福利,国家必须肩负起主动的责任。在生产上,提出效仿俾斯麦对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等规定,限制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孙中山认为,此举行之有效并扩散到其他西方国家,一改野蛮、不人道的生产方式,使工业化不再是血腥的代名词,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进化的表现之一,“譬如第一种,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护工人的卫生,改良工厂和机器,以求极安全和极舒服的工作。能够这样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极愿意去做工,生产的效力便是很大。这种社会进化事业在德国施行最早,并且最有成效。近来英国、美国也是一样仿行,也是一样的有成效。”孙中山评价此举 “不仅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使工人有利,而且“后来德国实行时间减少政策,生产力反为加多,驾乎各国之上。……后来英国、美国也明白这个道理,便效仿德国的办法”[7]366,373。这是工业化发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必然趋势。这些措施中,不仅有立法对工人人身和工作条件的保护,還涉及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制度对工人带来的好处。
在社会福利上,孙中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借鉴建立在工业化背景和消费理论基础之上。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于工业化与其中的个体生活关系的概括,便是消费理论。“实业的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消费的社会,不是专靠生产的资本。……因为实业的中心要靠消费的社会,所以近来世界上的大工业,都是照消费者的需要来制造物品。……消费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众人的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所以工业实在是要靠民生。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7]376-377孙中山竭尽全力投身革命,其最终的目标是使中国富强,人民幸福。所有国民公平地享有前所未有的工业化物质财富,则是文明进步的最终落脚点。
因此,孙中山的整体思路是,在工业化之中,以国家为主导,排除私人垄断,是人民享有幸福的第一步;国家和人民之间形成工业化下的大规模雇佣关系,私人资本所造成剥削关系不占主流,人民通过这种工业化参与方式,就能够得到其所应占有的劳动成果,此为第二步;以国家资本创造的财力,建立全覆盖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预防个人意外风险,维持个人消费能力的重要保障,这种对个人的福利和消费的支持措施,将产生对生产领域的良性刺激和回馈,使工业化的发展真正成为个人幸福的来源。
在孙中山的言论中,虽然并没有直接提出社会福利体系,但在他对民生主义实现的未来社会场景描述中,可以窥见他认为社会福利制度与个人幸福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孙中山坚信,国家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所以这些描述都以社会主义在中国未来实现场景所体现的。
教育和养老成为出现次数较多的内容。关于教育,国家规定法定入学年龄,承认国民拥有教育权利,期间完全免费,以通过教育使每个人开启心智,各从事其力所能及的工作,回馈社会。关于养老,建立养老金和公共养老院制度,国民达到一定年龄,便可享受国家年金的福利待遇。关于医疗,建立公共病院对贫者免费提供医药和诊疗。关于失业保险,提及俾斯麦建立“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金……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也透露出为中国工人建立类似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想法。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示“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与养老、育幼、残疾人福利、义务教育等并列为“民生主义所有事” [7]120-121。简而言之,孙中山希望通过对社会福利措施的采用,为国民终其一生的生活提供有力的保障,从而最终达到 “(每个人)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4]524
孙中山的经济社会领域民主化主张具有积极的意义。他将工业化落脚在“人民的生活”,通过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使工业文明成果公平地分配,每个工业化参与者都能得到应有的劳动成果,并且在国家的福利照顾下,享受拥有保障的幸福生活。这是孙中山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思想中人本主义,将其由小农手工生产阶段带入了工业化生产阶段。工业化所带来的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传统理想社会模式“大同世界”就有了可期的物质基础。以往在贫困条件下的平均主义“不患贫而患不均”,被丰裕物质条件下的公平观所取代。在诸多社会福利措施中,孙中山对养老和教育的强调,使传统福利思想中对老幼等弱势群体的关怀得以继承,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建立公共花园等方式,保证个体精神愉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公共产品提供精神福利的主张。通过福利制度化,以国家行为强化社会福利的覆盖面和效果,使社会福利在工业化条件下发挥更深远的作用。
二、民主政治与经济社会
孙中山虽然对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业化道路和社会福利制度化上推崇之至,但仍对其妨碍民主政治的做法坚决批评。1912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他就提到 “德国俾士麦反对社会主义,提倡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何以孙中山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民生主义所模仿对象,并且既然孙中山一直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一种,为何国家社会主义此时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呢?
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还需检视孙中山的社会进化观中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孙中山认为,政治民主是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虽仍未完善,但打破了君主独裁;在当时的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对民主潮流继续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新方向,是在不言自明的政治民主前提下,在社会经济领域进一步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导致的不平等,将政治平等和民主制度的价值核心——平等,继续向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最新社会模式。在此次演讲语境下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的“国家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工业国有化方面,如他接下来提到的日本政府烟草专卖、其所主张的对未来中国铁路国有化;这里的“社会主义”则应当具体指政治民主[4]441-442。孙中山对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优劣的评判,在日后的文字中仍有体现。 在1924年的《民权主义》演讲里,孙中山分析了俾斯麦如何破坏政治民主的手段。他一方面赞赏“丕士麦执政不到二十年,把很弱的德国变成很强的国家,有了那种大功业”,即以经济国有化使德国完成工业化,以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孙中山指出 “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拿所得的利益去保护工人,令全国工人都是心满意足。……丕士麦用这样方法对待社会主义,……到了人民无问题可争,社会自然不发生革命。所以这是丕士麦反对民权的很大手段。”孙中山清醒地发现,俾斯麦以社会福利等手段满足工人阶级的经济诉求,弱化其政治参与的决心和热情,阻挠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俾斯麦逆潮流而行,以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民主化主张,反对社会主义主张中本应具有的政治民主内核,使在工业化中起主导作用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毫无话语权,专制统治仍保有其不可动摇的地位。“最后丕士麦见到人民主张民权,知道不能压止,便用国家的力量去替代人民,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也是民权的障碍。”[7]308,310-312
俾斯麦的做法清晰地展示了政治独裁和社会福利共存的可能性。孙中山明确提出,民主政治是经济国有化和社会福利制度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种需要不仅呼应了孙中山一直提倡的民主化潮流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扩展,而且也有规避国有经济弊端、保证国有经济发展方向和促进政治民主的深远意义。
首先,民主政治具有克服经济国有化弊端的作用。从以上孙中山对国家社会主义在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借鉴吸取上可以发现,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作用非常关键,即国家垄断经济和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体系,使国家对个体而言,拥有绝对、压倒性的生产和分配的权力。而政治民主制度则是可以制衡这种庞大权力的副产品,这也是从孙中山对经济国有化存在的问题的认识中得出的结论。国有经济首要面对的便是效能问题。1922年在与西方记者的一次谈话中,他承认“余亦深知经验已告吾人以国家社会主义确有缺点”,如国有垄断领域广泛、控制力强,造成行业缺乏竞争和成长的动力(“许多事业……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国有企业对市场反应缓慢造成浪费(“其中自不免许多耗废,但此泰半因其目的纯在尽速尽量生产,不顾费用之多寡,对于获利与否或供过于求与否,皆未尝措意耳”),但孙中山乐观地判断,“国家社会主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