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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0日,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上,竟在紧挨着报头第一版的显著位置,用特大字体刊出了读书出版社出版的、正风图书公司预订的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以及《怎样研究资本论》《恩格斯论资本论》《资本论通信集》《资本论的文学构造》等书的广告,并以“世界伟大名著马克思原著《资本论》唯一的全译本,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的结晶”作为广告词。
随后,这则广告在社会各界及国民党內部引起了强烈反应。当天上午,蒋介石便下达紧急命令,把这天的《中央日报》全部收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奉命致电《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严令彻查。当时的站在“反共阵营”一方的报纸《救国日报》,随即在2月22日发表了《中央日报竟为共党张目》的社论,要求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引咎辞职。而普通百姓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央日报》广告事件”。
《资本论》的广告是如何刊登在国民党党报上的?当年策划和具体承办这项广告任务的是中共地下党员陈汝言。1947年2月初,在南京正风图书公司工作的他来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读书出版社总经理、三联书店管委会主席黄洛峰会面。黄指示说:《资本论》再版本已修订完毕,将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南京方面的预约征订工作由正风公司承担,最好能设法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地位要显著,版面要醒目,“这样影响才大”。陈汝言深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谈何容易?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为实现计划,黄洛峰与陈汝言慎重地进行了研究,决定尽可能减少环节,草拟广告內容后,在上海排版、制型。根据当时的《中央日报》编排的版式,由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设计版样,当晚发到大华印刷厂排版制型。次日,陈汝言便拿着纸型和广告费,晩上乘车返回南京。
陈汝言回到南京后,到《中央日报》广告科向承办广告业务的青年人说:“上海有家读书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委托我们正风门市部在南京办理预订手续,我想在贵报上刊登一张广告。”这位青年人有点犹豫,陈见此进一步介绍说,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欧美各国都是公开发行的,有些大学还列入政治经济学的课程里面,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著作。青年人说:“这类广告,《中央日报》从未刊登过,既然是纯学术性的著作,当然是可以的。”陈见未拒绝,便趁热打铁说:“目前各报馆都在争取广告收益,指定地位,广告费增加一倍,这是报馆所欢迎的。”青年人看了纸型,约定次日傍晚下班前在广告部见面。很快,陈汝言如约前往,那个青年人却不在,在柜台前的另一位广告员竟慷慨地答应了。陈将纸型交给他,并把120万元广告费交到出纳处,答应第二天见报。陈汝言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虽按捺不住喜悦之情,却还是有一点忐忑不安。回到家里,他把妻子安排到别处,把文件处理后,静待结果。第二天清早,陈汝言匆匆向《中央日报》馆走去,远远望见一些报贩正在数点报纸,广告赫然出现在预先设计的报名旁边,这才如释重负。他买了两份报纸乘快车到了上海,黄洛峰紧紧握着陈汝言的手,激动万分。
这则广告刊登在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上,客观上起了代为宣传共产主义的作用。那位接下广告的广告员名叫夏奕藩,解放后任南京《新华日报》广告科副科长,为此他受到《中央日报》当局的训斥,担了风险。不过,当时国民党在反共战场上全面失利,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自顾不暇,这件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随后,这则广告在社会各界及国民党內部引起了强烈反应。当天上午,蒋介石便下达紧急命令,把这天的《中央日报》全部收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奉命致电《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严令彻查。当时的站在“反共阵营”一方的报纸《救国日报》,随即在2月22日发表了《中央日报竟为共党张目》的社论,要求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引咎辞职。而普通百姓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中央日报》广告事件”。
《资本论》的广告是如何刊登在国民党党报上的?当年策划和具体承办这项广告任务的是中共地下党员陈汝言。1947年2月初,在南京正风图书公司工作的他来到上海,与地下党负责人、读书出版社总经理、三联书店管委会主席黄洛峰会面。黄指示说:《资本论》再版本已修订完毕,将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南京方面的预约征订工作由正风公司承担,最好能设法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一则广告,地位要显著,版面要醒目,“这样影响才大”。陈汝言深知《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喉舌,谈何容易?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务。为实现计划,黄洛峰与陈汝言慎重地进行了研究,决定尽可能减少环节,草拟广告內容后,在上海排版、制型。根据当时的《中央日报》编排的版式,由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设计版样,当晚发到大华印刷厂排版制型。次日,陈汝言便拿着纸型和广告费,晩上乘车返回南京。
陈汝言回到南京后,到《中央日报》广告科向承办广告业务的青年人说:“上海有家读书出版社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委托我们正风门市部在南京办理预订手续,我想在贵报上刊登一张广告。”这位青年人有点犹豫,陈见此进一步介绍说,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在欧美各国都是公开发行的,有些大学还列入政治经济学的课程里面,可以说是纯学术性的著作。青年人说:“这类广告,《中央日报》从未刊登过,既然是纯学术性的著作,当然是可以的。”陈见未拒绝,便趁热打铁说:“目前各报馆都在争取广告收益,指定地位,广告费增加一倍,这是报馆所欢迎的。”青年人看了纸型,约定次日傍晚下班前在广告部见面。很快,陈汝言如约前往,那个青年人却不在,在柜台前的另一位广告员竟慷慨地答应了。陈将纸型交给他,并把120万元广告费交到出纳处,答应第二天见报。陈汝言没想到事情竟如此顺利,虽按捺不住喜悦之情,却还是有一点忐忑不安。回到家里,他把妻子安排到别处,把文件处理后,静待结果。第二天清早,陈汝言匆匆向《中央日报》馆走去,远远望见一些报贩正在数点报纸,广告赫然出现在预先设计的报名旁边,这才如释重负。他买了两份报纸乘快车到了上海,黄洛峰紧紧握着陈汝言的手,激动万分。
这则广告刊登在国民党的中央党报上,客观上起了代为宣传共产主义的作用。那位接下广告的广告员名叫夏奕藩,解放后任南京《新华日报》广告科副科长,为此他受到《中央日报》当局的训斥,担了风险。不过,当时国民党在反共战场上全面失利,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自顾不暇,这件公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