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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代诗歌曾是个“江湖”，那么在布满历史迷雾的河津，唐晓渡就是个“摆渡人”。你能看见他手中的烟忽明忽暗，他的身后是一条“时间神话终结”的小径。
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界，一直是个“杀伐之地”。有无数“后起之秀”试图冲破“影响的焦虑”，从而纷纷祭起“弑兄”的大旗。然而，就连最反叛、最傲慢的对手也承认，唐晓渡是“诗歌江湖”的大佬。
一个小的人文生态
唐晓渡从1982年起历任《诗刊》的编辑、副编审，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编选过许多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诗集，像《新诗三百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等；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批评家之一，也是一位翻译家，译有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翻译了哈维尔、米沃什等人的作品；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诗人。
唐晓渡从小背诗。父亲有意让他读一些与革命教育有关的诗歌，每天背两首，诗歌都是从两本书里选的，一本《革命烈士诗抄》，一本《红旗歌谣》。
“我还记得这首，”唐晓渡说，“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还有‘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种……主要还是培养节奏感。”
每年暑假，母亲都要选20本书要他读完。他回忆，母亲总会各个门类都选一些，像《微山湖上》《老水牛爷爷》《奔向21世纪的科学》，十岁生日收到的礼物是《十万个为什么》，他高兴得不行。
“文革”时家被抄了，书架上只剩《毛泽东选集》《鲁迅选集》《干部学习资料》《联共（布）党史》和《马列选集》。唐晓渡当时没什么书看了，翻来覆去地读书架上的书。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发黄的《鲁迅选集》第四册，“你看，这就是当年我看的那本”。
1972年进工厂，女友的姐姐在军队，寄过来很多“灰皮书”《，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大家都等着传阅，唐晓渡一晚上就能“干掉”一本。1973年，有个朋友从部队回来，带回一本黄皮精装书，锡兰共产党总书记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是当时第一本披露斯大林的“国际共运”书籍。
正是这本书启发唐晓渡开始思考。“不再想按别人告诉你的东西去思考，相当于有了一个小的人文生态。”唐晓渡说，怀疑的情绪慢慢滋生。
唐晓渡进的是船厂，冬天是淡季，就用毛笔抄唐诗，他也制得一手好图，公司的工程师都说他画的图更好。在工厂6年，造十米龙门刨这样的工程，二级工的唐晓渡就能主持，本来要五级工以上才行。“我当时还多次和江海公司的总工程师发生争执，但最后我也没输”，唐晓渡笑了。
命运开始露出微笑
唐晓渡的父亲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写过《狸猫换太子》的剧本，他们都是老“中央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底子很好，但也因为这个剧本，“反右倾”时受了很多罪，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忽然恢复高考，政审也放宽了，父亲坚决不允许他读文科，但是考理科，唐晓渡心里有点没底，毕竟他只上过初中，还是想复习一年数理化。
一天他去买菜，碰到了父亲的学生，对方已在教中学，问他“你不是一直喜欢文科么，想不想考？”
“我说不考了，明年考。”唐晓渡道，“那位老师就说，‘晓渡啊，以后的事儿可说不好，今年是这样，明年不一定什么样，逮着一次算一次’。”
唐晓渡想想也有道理。工程还没结束，离考试只有11天的时间，他请了11天假，把数学复习了一遍，依然没什么把握。
“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开始露出微笑。”唐晓渡说，到了考场以后，考生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他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就躲在假山里继续看数学书。数学卷子一发下来，唐晓渡乐坏了—有两个大题是他刚看过的例题，加上那些容易的题，大概能有60分了。考完语文后，他更是信心十足，开始准备复试。
复试第一门也是考数学，但他“完全不会做”，交了卷子就想回家，反正打定主意明年再考。吃完午饭，碰到一位父亲的同事打听情况，唐晓渡说“一塌糊涂，顶多20分”，父亲的同事连连说：“20分够了！”
原来，父亲的同事是北师大数学系毕业的，当年复试，语文才考20分。文科的话，数学是参考分；理科的话，语文是参考分。唐晓渡一听，下午才继续去考试。
父亲在考语文的前一天晚上，给他讲了韩愈的《原道》和荀子的《劝学》。第二天语文考试有个加试题：韩愈《原道》，唐晓渡赶紧“趁热打铁”，把加试题做了。作文更是写得得心应手，题目叫《苦战》，正好把工厂里龙门刨工程写上，这下一发不可收拾，一共写了10页，最后一个字写完，交卷铃响。
就这样，唐晓渡进了南京大学，这也是他父亲的母校。可是他没能遵照父亲的意愿，还是读了中文系。
唐晓渡在中文系表现出众，诗歌和文学理论都是一等一，等到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传，系主任包老师肯定要收唐晓渡做研究生。当时唐晓渡还没报志愿，听同学们都这么说，他“感动不已”，“我就领了一张志愿表，三个志愿填的都是包老师”。
这回命运之手开始“略加捉弄”，唐晓渡没能读研究生，而中国作协的《诗刊》又来要人，系里面就推荐了唐晓渡。他当时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向一个父辈的诗人忆明珠询问去留。老人家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想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岂有不去京城之理？”
民间诗坛的众声喧哗 1978年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的创立，使“新诗潮”开始有了一方天地。1979年，艾青等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诗歌，形成了“归来者诗歌”现象。1980年，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长期争论不休。
唐晓渡1982年来到《诗刊》工作，很快体会到诗歌中心的狂风暴雨。1983年开始，诗歌界争议不断，其间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评）文章就达十数篇之多，被列入批判的包括北岛的《慧星》《一切》，舒婷的《流水线》，杨炼的《诺日朗》，顾城的《结束》等。唐晓渡那时写了不少文章，为“朦胧诗”和涌现出来的诗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这之后，民间诗坛迎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这既是诗歌生命力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当代诗歌能量的一次大散播，一场不折不扣的巴赫金所说的“语言狂欢”。
唐晓渡回忆道：“这次争议最令人感动，也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诗刊》办公室。”他当时是《诗刊》编辑，正在看稿，合拎着一个大旅行袋的一男一女風尘仆仆地从身后冒了出来，还未等唐晓渡开口询问，他们已从旅行袋中取出一面卷着的旗帜，“呼”地一下展开。“旗帜大约有近两米长，半米宽，紫平绒作底，镶着金黄的流苏，上面赫然一行亦魏亦楷、遒劲沉雄的大字，写的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
唐晓渡一时惊诧，没说出话来，只见二人收起旗帜，又掏出沉沉一叠纸，是铅印的诗报。那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到北京咬人来啦！”
这话怎么听怎么像背下来的台词，唐晓渡忍俊不禁，说“写诗就写诗吧，怎么还要咬人啊”。这两人仍是一脸庄重，也许是紧张，男子说他姓王，本来身患重病，在医院躺着，差不多已被医生判了死刑。但一听说要来北京，陡地浑身是劲，瞒着医生爬窗户，从医院直接上了火车。“我太热爱诗了，”他攥了攥拳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唐晓渡觉得无法不相信他的故事，也无法不为之叹息。男子指着地下的诗报说：“这是我们自己筹款印的，想送给诗刊社的老师每人一份。如果愿意，就给一块钱的工本费，不给也不要紧。”唐晓渡二话不说，买了5份。
晓渡他人，搪塞自己
唐晓渡为人低调宽厚是出了名的，诗人芒克曾叫他“肚（渡）子”，因为“唐晓渡人也大度，就是那种‘肚里能撑船’的人”。
一次在杭州，芒克酒喝多了，唐晓渡扶他回宾馆。芒克眼里已经不认人了，挥拳打伤了唐晓渡一只眼，“像熊猫似的”。第二天，唐晓渡搞了一副墨镜戴上，依然谈笑风生，“对谁都不怨恨”。
那个年代，唐晓渡家每周都有聚会，诗人们唇枪舌战，为一句诗争论不休。这是“诗歌江湖”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唐晓渡住在大雅宝胡同，旁边就是王府井小吃一条街，谁到了家，唐晓渡就给发一个碗，大家端着碗到街上去吃小吃。
那会儿唐晓渡还爱上了烹调—老有人登门，不管饭说不过去，同时他也发现，“烹调和诗歌有相通之处”。最热闹的一回是1986年4月，女儿闹闹刚满周岁，他本来请了8个人来家里聚聚，支好了桌子，分好了碗筷，结果进门30多个人，饭菜不够了，他赶紧让保姆买了一大堆香肠、啤酒。大家挤在一间半的小房子里，不管认识不认识，热烈地讨论着诗歌。
诗人芒克和杨炼是座中常客，都爱喝酒，唐晓渡也是爱酒之人。三人第一次喝酒是在芒克家里。唐晓渡那时刚来北京工作不久，号称酒量之大江南文坛第一。芒克和杨炼满脸怀疑，家中的酒“倾囊而出”。多亏杨炼的妻子友友偷偷给芒克和杨炼的杯子里掺了水，才使得二人不至于输掉“主场”。
批评家李劼曾回忆，当年他和唐晓渡一起去拜访一位书法大师。书法大师给李劼写了“结纳山人，入圣无理”，“结”通“劼”，“理”通“李”； 给唐晓渡题的是“晓渡他人，搪塞自己”，在场的人连称“绝了”，因为唐晓渡正是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反倒是自己的事情总不放在心上。
从1978年《今天》创刊号上北岛和芒克的诗造成的最初冲击和震撼，到来京后与各路朋友无以计数的彻夜聚谈，诗歌给唐晓渡带来的是“不断增进的理解、友爱、自信和对诗的敬畏、感激之情”。
“还有什么能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依赖？”他写道，“昏黄的灯光、劣质的烟草、廉价的高粱酒、低回的背景音乐、嘈嘈切切的语流……每一次聚谈都是一次相互砥砺，都是一次语言庆典，一次小小的灵魂节日。”
2017年，唐晓渡参与了豆瓣网上的“诗歌课”，为诗歌爱好者们讲了六节课。他感慨道：“读了一首诗，你就会被它改变，也许只是在灵魂上浅浅地划了一道痕迹，但是它确实改变了，它会一点一点改变你生命的质地。”
唐晓渡有一本书叫《不断重临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在慢慢流逝，但是我们也许每走一步都会踏回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唐晓渡在这30多年里，也是在新的维度上“不断重临最初的起点”。他微微一笑：“诗歌是人性内部最隐秘的东西，和你的所来所去致命关联。”
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界，一直是个“杀伐之地”。有无数“后起之秀”试图冲破“影响的焦虑”，从而纷纷祭起“弑兄”的大旗。然而，就连最反叛、最傲慢的对手也承认，唐晓渡是“诗歌江湖”的大佬。
一个小的人文生态
唐晓渡从1982年起历任《诗刊》的编辑、副编审，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编选过许多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诗集，像《新诗三百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后朦胧诗选》等；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批评家之一，也是一位翻译家，译有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翻译了哈维尔、米沃什等人的作品；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诗人。
唐晓渡从小背诗。父亲有意让他读一些与革命教育有关的诗歌，每天背两首，诗歌都是从两本书里选的，一本《革命烈士诗抄》，一本《红旗歌谣》。
“我还记得这首，”唐晓渡说，“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还有‘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这种……主要还是培养节奏感。”
唐曉渡1982年来到《诗刊》工作，很快体会到诗歌中心的狂风暴雨。
每年暑假，母亲都要选20本书要他读完。他回忆，母亲总会各个门类都选一些，像《微山湖上》《老水牛爷爷》《奔向21世纪的科学》，十岁生日收到的礼物是《十万个为什么》，他高兴得不行。
“文革”时家被抄了，书架上只剩《毛泽东选集》《鲁迅选集》《干部学习资料》《联共（布）党史》和《马列选集》。唐晓渡当时没什么书看了，翻来覆去地读书架上的书。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发黄的《鲁迅选集》第四册，“你看，这就是当年我看的那本”。
1972年进工厂，女友的姐姐在军队，寄过来很多“灰皮书”《，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大家都等着传阅，唐晓渡一晚上就能“干掉”一本。1973年，有个朋友从部队回来，带回一本黄皮精装书，锡兰共产党总书记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是当时第一本披露斯大林的“国际共运”书籍。
正是这本书启发唐晓渡开始思考。“不再想按别人告诉你的东西去思考，相当于有了一个小的人文生态。”唐晓渡说，怀疑的情绪慢慢滋生。
唐晓渡进的是船厂，冬天是淡季，就用毛笔抄唐诗，他也制得一手好图，公司的工程师都说他画的图更好。在工厂6年，造十米龙门刨这样的工程，二级工的唐晓渡就能主持，本来要五级工以上才行。“我当时还多次和江海公司的总工程师发生争执，但最后我也没输”，唐晓渡笑了。
命运开始露出微笑
唐晓渡的父亲和几个老朋友一起写过《狸猫换太子》的剧本，他们都是老“中央大学”毕业的，古典文学底子很好，但也因为这个剧本，“反右倾”时受了很多罪，没完没了地写检查。
忽然恢复高考，政审也放宽了，父亲坚决不允许他读文科，但是考理科，唐晓渡心里有点没底，毕竟他只上过初中，还是想复习一年数理化。
一天他去买菜，碰到了父亲的学生，对方已在教中学，问他“你不是一直喜欢文科么，想不想考？”
“我说不考了，明年考。”唐晓渡道，“那位老师就说，‘晓渡啊，以后的事儿可说不好，今年是这样，明年不一定什么样，逮着一次算一次’。”
唐晓渡想想也有道理。工程还没结束，离考试只有11天的时间，他请了11天假，把数学复习了一遍，依然没什么把握。
“就在这个时候，命运开始露出微笑。”唐晓渡说，到了考场以后，考生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他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就躲在假山里继续看数学书。数学卷子一发下来，唐晓渡乐坏了—有两个大题是他刚看过的例题，加上那些容易的题，大概能有60分了。考完语文后，他更是信心十足，开始准备复试。
复试第一门也是考数学，但他“完全不会做”，交了卷子就想回家，反正打定主意明年再考。吃完午饭，碰到一位父亲的同事打听情况，唐晓渡说“一塌糊涂，顶多20分”，父亲的同事连连说：“20分够了！”
他感慨道：“读了一首诗，你就会被它改变，也许只是在灵魂上浅浅地划了一道痕迹，但是它确实改变了，它会一点一点改变你生命的质地。”
原来，父亲的同事是北师大数学系毕业的，当年复试，语文才考20分。文科的话，数学是参考分；理科的话，语文是参考分。唐晓渡一听，下午才继续去考试。
父亲在考语文的前一天晚上，给他讲了韩愈的《原道》和荀子的《劝学》。第二天语文考试有个加试题：韩愈《原道》，唐晓渡赶紧“趁热打铁”，把加试题做了。作文更是写得得心应手，题目叫《苦战》，正好把工厂里龙门刨工程写上，这下一发不可收拾，一共写了10页，最后一个字写完，交卷铃响。
就这样，唐晓渡进了南京大学，这也是他父亲的母校。可是他没能遵照父亲的意愿，还是读了中文系。
唐晓渡在中文系表现出众，诗歌和文学理论都是一等一，等到毕业的时候，同学们都传，系主任包老师肯定要收唐晓渡做研究生。当时唐晓渡还没报志愿，听同学们都这么说，他“感动不已”，“我就领了一张志愿表，三个志愿填的都是包老师”。
这回命运之手开始“略加捉弄”，唐晓渡没能读研究生，而中国作协的《诗刊》又来要人，系里面就推荐了唐晓渡。他当时还有点拿不定主意，向一个父辈的诗人忆明珠询问去留。老人家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想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岂有不去京城之理？”
民间诗坛的众声喧哗 1978年民间文学刊物《今天》的创立，使“新诗潮”开始有了一方天地。1979年，艾青等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诗歌，形成了“归来者诗歌”现象。1980年，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长期争论不休。
唐晓渡1982年来到《诗刊》工作，很快体会到诗歌中心的狂风暴雨。1983年开始，诗歌界争议不断，其间仅在《诗刊》上发表的有关批判（评）文章就达十数篇之多，被列入批判的包括北岛的《慧星》《一切》，舒婷的《流水线》，杨炼的《诺日朗》，顾城的《结束》等。唐晓渡那时写了不少文章，为“朦胧诗”和涌现出来的诗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这之后，民间诗坛迎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这既是诗歌生命力的一次大爆发，也是当代诗歌能量的一次大散播，一场不折不扣的巴赫金所说的“语言狂欢”。
唐晓渡回忆道：“这次争议最令人感动，也最戏剧化的一幕发生在《诗刊》办公室。”他当时是《诗刊》编辑，正在看稿，合拎着一个大旅行袋的一男一女風尘仆仆地从身后冒了出来，还未等唐晓渡开口询问，他们已从旅行袋中取出一面卷着的旗帜，“呼”地一下展开。“旗帜大约有近两米长，半米宽，紫平绒作底，镶着金黄的流苏，上面赫然一行亦魏亦楷、遒劲沉雄的大字，写的是‘中国诗歌天体星团’。”
唐晓渡一时惊诧，没说出话来，只见二人收起旗帜，又掏出沉沉一叠纸，是铅印的诗报。那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到北京咬人来啦！”
这话怎么听怎么像背下来的台词，唐晓渡忍俊不禁，说“写诗就写诗吧，怎么还要咬人啊”。这两人仍是一脸庄重，也许是紧张，男子说他姓王，本来身患重病，在医院躺着，差不多已被医生判了死刑。但一听说要来北京，陡地浑身是劲，瞒着医生爬窗户，从医院直接上了火车。“我太热爱诗了，”他攥了攥拳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唐晓渡觉得无法不相信他的故事，也无法不为之叹息。男子指着地下的诗报说：“这是我们自己筹款印的，想送给诗刊社的老师每人一份。如果愿意，就给一块钱的工本费，不给也不要紧。”唐晓渡二话不说，买了5份。
晓渡他人，搪塞自己
唐晓渡为人低调宽厚是出了名的，诗人芒克曾叫他“肚（渡）子”，因为“唐晓渡人也大度，就是那种‘肚里能撑船’的人”。
一次在杭州，芒克酒喝多了，唐晓渡扶他回宾馆。芒克眼里已经不认人了，挥拳打伤了唐晓渡一只眼，“像熊猫似的”。第二天，唐晓渡搞了一副墨镜戴上，依然谈笑风生，“对谁都不怨恨”。
那个年代，唐晓渡家每周都有聚会，诗人们唇枪舌战，为一句诗争论不休。这是“诗歌江湖”最热闹的时候。那时唐晓渡住在大雅宝胡同，旁边就是王府井小吃一条街，谁到了家，唐晓渡就给发一个碗，大家端着碗到街上去吃小吃。
那会儿唐晓渡还爱上了烹调—老有人登门，不管饭说不过去，同时他也发现，“烹调和诗歌有相通之处”。最热闹的一回是1986年4月，女儿闹闹刚满周岁，他本来请了8个人来家里聚聚，支好了桌子，分好了碗筷，结果进门30多个人，饭菜不够了，他赶紧让保姆买了一大堆香肠、啤酒。大家挤在一间半的小房子里，不管认识不认识，热烈地讨论着诗歌。
诗人芒克和杨炼是座中常客，都爱喝酒，唐晓渡也是爱酒之人。三人第一次喝酒是在芒克家里。唐晓渡那时刚来北京工作不久，号称酒量之大江南文坛第一。芒克和杨炼满脸怀疑，家中的酒“倾囊而出”。多亏杨炼的妻子友友偷偷给芒克和杨炼的杯子里掺了水，才使得二人不至于输掉“主场”。
批评家李劼曾回忆，当年他和唐晓渡一起去拜访一位书法大师。书法大师给李劼写了“结纳山人，入圣无理”，“结”通“劼”，“理”通“李”； 给唐晓渡题的是“晓渡他人，搪塞自己”，在场的人连称“绝了”，因为唐晓渡正是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反倒是自己的事情总不放在心上。
从1978年《今天》创刊号上北岛和芒克的诗造成的最初冲击和震撼，到来京后与各路朋友无以计数的彻夜聚谈，诗歌给唐晓渡带来的是“不断增进的理解、友爱、自信和对诗的敬畏、感激之情”。
“还有什么能比如此织成的纽带更能体现诗的自由本质，因而更可靠、更值得依赖？”他写道，“昏黄的灯光、劣质的烟草、廉价的高粱酒、低回的背景音乐、嘈嘈切切的语流……每一次聚谈都是一次相互砥砺，都是一次语言庆典，一次小小的灵魂节日。”
2017年，唐晓渡参与了豆瓣网上的“诗歌课”，为诗歌爱好者们讲了六节课。他感慨道：“读了一首诗，你就会被它改变，也许只是在灵魂上浅浅地划了一道痕迹，但是它确实改变了，它会一点一点改变你生命的质地。”
唐晓渡有一本书叫《不断重临的起点》，也就是说时间在慢慢流逝，但是我们也许每走一步都会踏回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唐晓渡在这30多年里，也是在新的维度上“不断重临最初的起点”。他微微一笑：“诗歌是人性内部最隐秘的东西，和你的所来所去致命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