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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为什么发展起来”，学者们有很多的回答。在国际竞争背景下，基于要素分析的比较优势理论被广为接受。这一理论认为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天然优势。
不过，人们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经验中又发现，同样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这些地区的工业生长态势并未达到中国这样的效果。因此又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不在于廉价，而在于高素质。
后一种观点涉及了文化问题。因为所谓高素质，不是知识水平意义上的，而是中国人在性情特点上更容易被组织起来，产生效率。
林语堂说，中国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培养成技术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细的素质的，“也许中国人智慧的稳定性要高于西方的许多种族”。辜鸿铭则认为，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温顺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
温顺，容易被培训、被组织，无疑是现代工业制度下最理想的产业工人的样子。近年来，那些有过排华历史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道歉和忏悔的姿态。事实上，如果回到歧视和迫害中国劳工的现场，人们也会发现，中国人是疏于反抗的，他们之所以被敌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勤勉、忍耐和智慧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
尽管我们离开“纯种”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有百年以上的时间，但文化传统带给中国人的基本素养，仍然流淌在今天的躯体里。
孩子般的民族
只要环境允许，中国人就会力图过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人们不愿意将物质追求变成一种精神负担，也不愿意被外力拘束，就像尧帝时代的《击壤歌》所描绘的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 汲井而饮， 帝何力于我。”
所以严格说来，现代工业制度其实是和中国人本性上相违背的，它对效率的极端崇拜和对人的束缚，已经突破了中国人的中庸原则。
机器和工业组织方式之所以能够带来效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一切变得精确起来，机器让工业产品呈现品质上的一致性，而工业组织方式则让管理者对人的行为可以精确掌控。
不过，传统的中国人对精確是缺乏兴趣的。亚瑟·史密斯总结中国人的最重要特点，就是“缺少精确”。
回顾中国文明留传给我们的遗产，最为精确的可能是农业的规律，它反映在传统历法上，用来指导农时。但这种精确还是以经验和哲学包裹起来的，科学只是一种背后的支持力量，而且人们对其中最为重要的科学原理也不求甚解。
还有一些对精确要求较高的领域，比如道门中人对炼丹的原料配比，以及算术。前者被认为直接导致了火药的发明，但这些领域在文明体系里都处于边缘地带。主流上最精确的，则是历史，某年某月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帝王的起居活动，都得到详细的记载。然而中国人还是强调史学的文学性，好的史家如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认为是“信史”，但其中也有很多文学加工的痕迹，或者说，就是在不影响事实基本面的基础上进行的想象补充。
和西方人更偏重于使用头脑思维不一样，中国人对心灵的感知能力非常看重。心灵是一种直觉，它会产生和固定常识；倚重心灵来认知世界其实是一种人类本能，就像孩子对世界的观察和体验一样。因此辜鸿铭说，中国人一直过着一种孩童般的心灵生活。
这从我们的语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汉语是一种极端简化的语言，不像西方语言那样有时态、语格之分，也没有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的区别。故而中国人学英语不容易，而西方人学汉语就更艰难。前者是用孩子的方法去学习成人的思维，而后者则是用成人的思维来将就孩子的天性—这要求他们首先主动在心智上降级。
不过中国还有一套书面的语言，即文言文，它适用于精英们进行更准确和理性化的思考，但它是不向普通大众开放的一个系统。这种书面语与口语的割裂，林语堂认为是为了防止一个“半知识阶层”的产生，这样一个阶层被认为是对文明的威胁。各安其份是儒家的“控制论”，如果不专业的人们参与对道理的思考和解释，那么世界就会乱作一团。
今天我们已经不喜欢这种控制，但按照这个传统逻辑去观察历史和当下，会发现它所预言的后果已经出现过很多次。比如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导致和加剧“礼崩乐坏”的力量，而今天中国融入当代世界以后，人人都想当意见领袖，许多半吊子的解读和误导也让人莫衷一是，有时候真理越辩越模糊。真理诚然不应该被少数人垄断，但它的本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却仍然还是真理。
回到“现代工业制度与中国文化的本性相违背，但中国人仍然还是把它习惯下来”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发现，工业发展早期所谓的高素质劳动力，相当程度上和那些从农民摇身变来的中国工人有一种孩童本性，而不是一个“半知识阶层”有关。他们调整了自身角色，找到了各安其份的“份”，凭借直觉予以内化，而没有能力在权利和利益结构上对这个新的“份”展开理性的思考。
角色调整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变通性，把外来的新事物按照自身所在的文化框架进行重新包装，转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只要不过于苛刻，在可以忍受的程度范围内，工业结构里的上下班，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新形式，即便有制度管束，仍然可以找到一种平衡。在珠三角典型的工业集聚区里，你会看到很多室外桌球场，人们花几块钱就能获得一个游戏的机会，还有一些小店会把电视机对着大门外，就能吸引很多工人长时间坐着观看。
赛珍珠说，中国哲学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怕它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我们从工业区的生活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她的这一描述，事实上对中国工业化之路的顺畅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工作和享受
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熟悉的科层制，是保障效率的制度设计，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体现着德国式的纪律性和美国式的工业主义。它让每个人认清楚自己在结构中的等级角色，并扮演好这个角色；它让诸如企业这样的社会组织，可以规模非常庞大但同时保持运行稳定。
对于等级制，中国人从不陌生，因为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等级秩序体系。不过，在传统社会里中国人对等级的感知和遵守，是在熟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血缘关系和彼此的相互了解成为一层润滑剂，让等级显得不那么生硬和强制。
这种对于角色的心甘情愿就是一种心灵体验，它让森严的规矩变得模糊化，变成一种自然举止。庞大的、强制的和没有温度的科层结构，才是陌生的外来者。
中国人对现代组织制度的适应是迫不得已的，这也是温顺和实用主义精神的体现—在机会有限的条件下，寻找生存庇护是第一要务。新的机会一旦出现，他们又会萌起重返更合乎情理的生活的冲动。90年代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下海潮中，许多人其实是在转换生活轨道，寻求不被规则所管理而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可能性。
而在今天，国企、外企这样的大型企业也不再是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民企、中小微企业、地级市及以下地区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新去向。创业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大学毕业生表现出来的创业主动性和能力都令人侧目。还有许多对大城市陌生人社会厌倦了的人们，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无论是去民企、中小微企业就业，还是自己创业、回故乡工作，人们都是在退回一个小环境里去。真正符合中国人精神需求的工作，其实是“作坊式”的。民企、中小微企业和自己创办的小团体，常常可以提供一种家庭式的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劳动不会异化，人们更容易意识到自身的完整性。
传统社会里，工作与享受是结合在一起的—哪怕这种享受卑微得可怜，一个木匠会在制作木桶的过程中获得艺术体验，一个农民会在插秧的时候唱着山歌或小调。而现代社会的大部分职业，都把工作和享受区分得非常清楚；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把工作视为一种煎熬，坚持的目的只是为了可以结束它。不过在今天，人们又有条件努力促成两者的结合了。
也有人在反向而行。因為我们的文化着重于家庭，而不关心社会，人们会把适用于家庭的相处方式扩展到社会领域去，而无法理解现代文明对隐私的需求。比如七大姑八大姨们热衷于对年轻人的恋爱、婚姻、薪水甚至日常私生活进行公开的询问和谈论，使得一部分接受了现代社会规则训练的年轻人不得不待在大城市里，以逃避乡土。
艺术与心灵
我们今天还是无法彻底理解和接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旨趣，而这显然是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尽管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效法西方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自立，但我们在制度和道路上还是强调中国特色。
城市形态的西方化，其实是出于效率上的需求，而不是内心的真正偏好。内心里，我们还是对古式的城镇和建筑更加倾注感情。
此外，我很怀疑那些宣称喜欢梵高、毕加索和达利作品的人中间，是不是还混杂了一些装模作样之辈，因为我们传统的审美里是抗拒剧烈、抽象和奇异的。同时我们也不喜欢艺术上的过于真实，西方油画进入中国的时候，士人们就认为它不美，因为它太过真实了。中国的传统绘画、音乐，不主张用作品去展示自己对社会的独特见解，画作基本上都在表现同一主题：自然的美和心灵的宁静。
前面说过，文化就是我们的“宗教”，而宗教在义理上是有恒定性的，无论人处于何种贫困、艰难的境遇，都会把这一义理作为心灵的慰藉。自然的悠远、宁静和神秘，就是中国绘画、音乐艺术的义理。林语堂引述明朝萧士玮的话说：“如果雨点打在你的头上你也不躲开，你会发现这些雨点是很美丽的。”
是化解而不是解决，解决是消除问题，而化解是让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构成一個问题—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品质。每当一些在道理上没有漏洞但不太符合情感体验的事情出现时，人们没有解决办法，但有化解办法，他们会谆谆劝导说：“虽然你道理不亏，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空间里的团结和运作还怎么维持？”
中国人依靠心灵来认知和行事的传统不会轻易改变，这是我们体验生活幸福感的方式。如果取消了这一点，那么许多微小但珍贵的幸福也会跟着烟消云散。体现在当下的社会，是现代性虽然不断生长，但人们在共处细节上还是遵从内心、自由不羁，比如餐馆里的吵闹在西方人看来让人皱眉，但对中国人而言，这正是餐馆应有的样子。
用心灵来认知的最大缺陷在于，这样的人群更有可能受一些不理智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的精神支配，从而沦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有效地防止这一点，是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
不过，人们从东南亚、非洲等地的经验中又发现，同样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这些地区的工业生长态势并未达到中国这样的效果。因此又有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不在于廉价，而在于高素质。
后一种观点涉及了文化问题。因为所谓高素质，不是知识水平意义上的，而是中国人在性情特点上更容易被组织起来，产生效率。
林语堂说，中国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被培养成技术工人，而技工是需要精细的素质的，“也许中国人智慧的稳定性要高于西方的许多种族”。辜鸿铭则认为，真正的中国人是“被驯化了的动物”，温顺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没有任何刺激你的东西。
温顺，容易被培训、被组织，无疑是现代工业制度下最理想的产业工人的样子。近年来，那些有过排华历史的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道歉和忏悔的姿态。事实上，如果回到歧视和迫害中国劳工的现场，人们也会发现，中国人是疏于反抗的，他们之所以被敌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勤勉、忍耐和智慧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
尽管我们离开“纯种”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有百年以上的时间，但文化传统带给中国人的基本素养，仍然流淌在今天的躯体里。
孩子般的民族
只要环境允许，中国人就会力图过一种平和、宁静的生活。人们不愿意将物质追求变成一种精神负担，也不愿意被外力拘束，就像尧帝时代的《击壤歌》所描绘的那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 汲井而饮， 帝何力于我。”
所以严格说来，现代工业制度其实是和中国人本性上相违背的，它对效率的极端崇拜和对人的束缚，已经突破了中国人的中庸原则。
机器和工业组织方式之所以能够带来效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能够让一切变得精确起来，机器让工业产品呈现品质上的一致性，而工业组织方式则让管理者对人的行为可以精确掌控。
不过，传统的中国人对精確是缺乏兴趣的。亚瑟·史密斯总结中国人的最重要特点，就是“缺少精确”。
回顾中国文明留传给我们的遗产，最为精确的可能是农业的规律，它反映在传统历法上，用来指导农时。但这种精确还是以经验和哲学包裹起来的，科学只是一种背后的支持力量，而且人们对其中最为重要的科学原理也不求甚解。
还有一些对精确要求较高的领域，比如道门中人对炼丹的原料配比，以及算术。前者被认为直接导致了火药的发明，但这些领域在文明体系里都处于边缘地带。主流上最精确的，则是历史，某年某月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帝王的起居活动，都得到详细的记载。然而中国人还是强调史学的文学性，好的史家如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被认为是“信史”，但其中也有很多文学加工的痕迹，或者说，就是在不影响事实基本面的基础上进行的想象补充。
和西方人更偏重于使用头脑思维不一样，中国人对心灵的感知能力非常看重。心灵是一种直觉，它会产生和固定常识；倚重心灵来认知世界其实是一种人类本能，就像孩子对世界的观察和体验一样。因此辜鸿铭说，中国人一直过着一种孩童般的心灵生活。
这从我们的语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汉语是一种极端简化的语言，不像西方语言那样有时态、语格之分，也没有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的区别。故而中国人学英语不容易，而西方人学汉语就更艰难。前者是用孩子的方法去学习成人的思维，而后者则是用成人的思维来将就孩子的天性—这要求他们首先主动在心智上降级。
不过中国还有一套书面的语言，即文言文，它适用于精英们进行更准确和理性化的思考，但它是不向普通大众开放的一个系统。这种书面语与口语的割裂，林语堂认为是为了防止一个“半知识阶层”的产生，这样一个阶层被认为是对文明的威胁。各安其份是儒家的“控制论”，如果不专业的人们参与对道理的思考和解释，那么世界就会乱作一团。
今天我们已经不喜欢这种控制，但按照这个传统逻辑去观察历史和当下，会发现它所预言的后果已经出现过很多次。比如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导致和加剧“礼崩乐坏”的力量，而今天中国融入当代世界以后，人人都想当意见领袖，许多半吊子的解读和误导也让人莫衷一是，有时候真理越辩越模糊。真理诚然不应该被少数人垄断，但它的本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却仍然还是真理。
回到“现代工业制度与中国文化的本性相违背，但中国人仍然还是把它习惯下来”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发现，工业发展早期所谓的高素质劳动力，相当程度上和那些从农民摇身变来的中国工人有一种孩童本性，而不是一个“半知识阶层”有关。他们调整了自身角色，找到了各安其份的“份”，凭借直觉予以内化，而没有能力在权利和利益结构上对这个新的“份”展开理性的思考。
角色调整体现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变通性，把外来的新事物按照自身所在的文化框架进行重新包装，转化为其中的一部分。只要不过于苛刻，在可以忍受的程度范围内，工业结构里的上下班，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新形式，即便有制度管束，仍然可以找到一种平衡。在珠三角典型的工业集聚区里，你会看到很多室外桌球场，人们花几块钱就能获得一个游戏的机会，还有一些小店会把电视机对着大门外，就能吸引很多工人长时间坐着观看。
赛珍珠说，中国哲学教导人们知足，享受任何可以享受的东西，哪怕它很微不足道。这种哲学使人们的生活规律化，并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我们从工业区的生活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她的这一描述，事实上对中国工业化之路的顺畅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工作和享受
我们今天已经非常熟悉的科层制，是保障效率的制度设计，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体现着德国式的纪律性和美国式的工业主义。它让每个人认清楚自己在结构中的等级角色，并扮演好这个角色；它让诸如企业这样的社会组织，可以规模非常庞大但同时保持运行稳定。
对于等级制，中国人从不陌生，因为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个等级秩序体系。不过，在传统社会里中国人对等级的感知和遵守，是在熟人社会背景下展开的，血缘关系和彼此的相互了解成为一层润滑剂，让等级显得不那么生硬和强制。
这种对于角色的心甘情愿就是一种心灵体验，它让森严的规矩变得模糊化，变成一种自然举止。庞大的、强制的和没有温度的科层结构，才是陌生的外来者。
中国人对现代组织制度的适应是迫不得已的，这也是温顺和实用主义精神的体现—在机会有限的条件下，寻找生存庇护是第一要务。新的机会一旦出现，他们又会萌起重返更合乎情理的生活的冲动。90年代知识分子和官员的下海潮中，许多人其实是在转换生活轨道，寻求不被规则所管理而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可能性。
而在今天，国企、外企这样的大型企业也不再是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民企、中小微企业、地级市及以下地区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新去向。创业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大学毕业生表现出来的创业主动性和能力都令人侧目。还有许多对大城市陌生人社会厌倦了的人们，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无论是去民企、中小微企业就业，还是自己创业、回故乡工作，人们都是在退回一个小环境里去。真正符合中国人精神需求的工作，其实是“作坊式”的。民企、中小微企业和自己创办的小团体，常常可以提供一种家庭式的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的劳动不会异化，人们更容易意识到自身的完整性。
传统社会里，工作与享受是结合在一起的—哪怕这种享受卑微得可怜，一个木匠会在制作木桶的过程中获得艺术体验，一个农民会在插秧的时候唱着山歌或小调。而现代社会的大部分职业，都把工作和享受区分得非常清楚；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把工作视为一种煎熬，坚持的目的只是为了可以结束它。不过在今天，人们又有条件努力促成两者的结合了。
也有人在反向而行。因為我们的文化着重于家庭，而不关心社会，人们会把适用于家庭的相处方式扩展到社会领域去，而无法理解现代文明对隐私的需求。比如七大姑八大姨们热衷于对年轻人的恋爱、婚姻、薪水甚至日常私生活进行公开的询问和谈论，使得一部分接受了现代社会规则训练的年轻人不得不待在大城市里，以逃避乡土。
艺术与心灵
我们今天还是无法彻底理解和接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旨趣，而这显然是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尽管不得不一定程度上效法西方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自立，但我们在制度和道路上还是强调中国特色。
城市形态的西方化，其实是出于效率上的需求，而不是内心的真正偏好。内心里，我们还是对古式的城镇和建筑更加倾注感情。
此外，我很怀疑那些宣称喜欢梵高、毕加索和达利作品的人中间，是不是还混杂了一些装模作样之辈，因为我们传统的审美里是抗拒剧烈、抽象和奇异的。同时我们也不喜欢艺术上的过于真实，西方油画进入中国的时候，士人们就认为它不美，因为它太过真实了。中国的传统绘画、音乐，不主张用作品去展示自己对社会的独特见解，画作基本上都在表现同一主题：自然的美和心灵的宁静。
前面说过，文化就是我们的“宗教”，而宗教在义理上是有恒定性的，无论人处于何种贫困、艰难的境遇，都会把这一义理作为心灵的慰藉。自然的悠远、宁静和神秘，就是中国绘画、音乐艺术的义理。林语堂引述明朝萧士玮的话说：“如果雨点打在你的头上你也不躲开，你会发现这些雨点是很美丽的。”
是化解而不是解决，解决是消除问题，而化解是让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已不构成一個问题—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品质。每当一些在道理上没有漏洞但不太符合情感体验的事情出现时，人们没有解决办法，但有化解办法，他们会谆谆劝导说：“虽然你道理不亏，但‘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那这个空间里的团结和运作还怎么维持？”
中国人依靠心灵来认知和行事的传统不会轻易改变，这是我们体验生活幸福感的方式。如果取消了这一点，那么许多微小但珍贵的幸福也会跟着烟消云散。体现在当下的社会，是现代性虽然不断生长，但人们在共处细节上还是遵从内心、自由不羁，比如餐馆里的吵闹在西方人看来让人皱眉，但对中国人而言，这正是餐馆应有的样子。
用心灵来认知的最大缺陷在于，这样的人群更有可能受一些不理智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的精神支配，从而沦为勒庞所说的乌合之众。有效地防止这一点，是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