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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炫耀性消费已经成为生态危机的肇因。人类难以摆脱炫耀性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能够虚幻地满足人对自由的需求。阻止生态危机爆发的出路在于停止一切炫耀性消费，而这需要人类社会进行一场价值观革命，把人的尊严从对物的消费转移到人际关系本身上来，以生态性公共精神展现人的自由与平等：建构生态性共同体、实现生态化消费。
关键词：炫耀性消费；生态危机；生态批判；生态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C02文献标识码：A
消费不仅消耗物质，还建构社会关系，即它标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证明消费者的财富与社会权力。因此，人们竞相进行超出生存必需的炫耀性消费，以此显示自身拥有比他人更尊贵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社会权力。但是，地球无法支撑炫耀性消费的竞赛，因为“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1]18。当前，全球人类年度消耗自然资源的总量远远超出地球生物圈的承载力。为了满足炫耀性消费，人类不计成本地开采原油、煤炭和各种矿产，借用古老的阳光给人类留下的遗产弥补年度资源耗费的缺口。然而，这些活动制造了生态危机，甚至会毁灭人类自身。为了保护地球、挽救人类，炫耀性消费的生态批判成为必要的理论课题。
一、炫耀性消费——生态危机的肇因
当前，社会似乎进入到了一个丰裕的时代。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所言：“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 [2]12。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可以随意地挑选货架上的任何商品，不再为商品的短缺苦恼，而为商品的选择犯愁。但是，在物质丰裕的背后，却隐藏着另外的一种社会图景：物质的匮乏。人的生存所需要的清新空气、清洁水源以及宁静环境日益变得稀缺，以致成为了权利的对象。一部分人为了获得这些日渐匮乏的物质，提出了“空气权”、“水权”、“安宁权”等种种生态权利的吁求，并且形成声势日益浩大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空气、水等资源原本唾手可得，何以在当今社会却变得如此稀缺？答案就在于炫耀性消费，是物质的丰裕制造了物质的匮乏。为了满足炫耀性消费的欲望，企业生产了不计其数的奢侈品。被这些奢侈品包围的消费者感受到物质的丰裕。但是，炫耀性消费所推动的生产却给地球生物圈施加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与压力、破坏生态系统、污染河流和空气，使得清新空气、清洁水等资源变得匮乏。
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摇篮，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具有一定承载力的。毕竟，人类依赖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已经存在了几千万年。按照201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2010》中的测算，地球的全部生物承载力为119亿全球公顷，人均生物承载力为1.8全球公顷。这个承载力能够供养的人数与人的消费有关。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其他人如同印度人那样消费，人类则只需要0.5个地球；但是，如果其他人如同美国人那样消费，人类将需要4.5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的需要[3]。这说明，地球的承载力完全能够供应人类全部的必需的生活资料。
当前，人类正面临气候变暖、水土流失等严峻的生态问题。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却不是那些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消耗自然资源的民众，而是炫耀性消费的人们。一旦人的消费从必需品转向到炫耀性物品上，地球就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了。“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者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4]69。以石油为例，美国人口总数仅占世界人口的4.5%，却消耗了世界上25%的石油，形成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无法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效仿。因为全球石油无法满足所有人如同美国人那样的石油消费。即便其他国家民众没有如同美国人那样消耗石油，美国人获得石油也不轻松。石油的开采给产油区留下严重的生态污染。1993年，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奥戈尼地区的输油管道发生泄漏，油喷出来洒向附近的村庄，破坏了农田排水系统，鱼类死亡，汽油燃烧污染空气，水体严重污染以致衣服洗过再穿就会引起皮疹。汽油燃烧还导致严重的酸雨，致使当地人中意的锌材料屋顶在一年后完全腐蚀。在经济利润越过海洋流向壳牌石油公司时，污染却留在了产油区[4]22。不仅如此，获取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甚至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为了获取石油，美国在全球约130个国家建立了超过700个美军基地以帮助美国公司开采石油。为了争夺石油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比比皆是，甚至发生了多场小规模的战争。
炫耀性消费制造污染的同时，还造成物种的灭绝。我国藏羚羊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欧洲贵妇为了炫耀高贵的身份，不惜重金购买以我国藏羚羊的羊绒为原料编制的丝巾。由于从炫耀性消费藏羚羊绒丝巾中能够获得巨额的利润，这种炫耀性消费驱动了盗猎者不顾我国法律的严厉惩罚，铤而走险，肆意盗猎藏羚羊，导致了藏羚羊种群的迅速减少，威胁到这一物种的生存。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耗竭、光化学烟雾、细颗粒烟雾、酸雨、土壤侵蚀、盐渍化、涝灾、沙漠化、基因多样性损失、农田开发损失、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等，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产生潜在的影响[4]23。这些环境恶果无一不是炫耀性消费的结果。如果社会不能够及时制止炫耀性消费，任其蔓延，每一个人将不得不吞咽这些环境破坏带来的恶果。
正是基于炫耀性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制订的《21世纪议程》第四章《改变消费方式》中明确指出：“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特别是工业化国家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它使贫穷加剧”[5]。工业化国家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不是普通民众为了满足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生产与消费，而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炫耀性消费的欲望而进行的生产与消费。 二、体验崇高——炫耀性消费的生成机理
无数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已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炫耀性消费对生态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影响。“既然消费为我们的后代增加了危险的几率，那么我们消费者就有道德义务来控制它。除非我们从消费的阶梯走下几层，否则我们的子孙将只能继承因我们的奢侈而造成的贫瘠家园。”[6]然而，整体而言，人们消减自己的消费、特别是消减炫耀性消费并走下几层消费阶梯的现象并没有发生。社会中的人们似乎全然不顾其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依然在广告、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不停地购买商品与废弃商品。为什么人们不愿放弃制造了生态危机的炫耀性消费呢？究其原因，就在于炫耀性消费本身。因为，消费从来就是社会性活动，“人们一旦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人们全面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2]69。消费的物品显示出消费者的消费资格——有权消费与消费能力——负担得起消费对价，从而使得消费具备社会定位功能，即消费显露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与阶层。由于消费具有这种社会定位功能，那么消费也就能够帮助消费者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和阶层。普通的消费尚且具备社会定位功能，炫耀性消费就更能帮助消费者赢得尊严和认同。炫耀性消费制造了一种崇高的假象，使得消费者在商品面前以及在其他社会成员面前得以体验自由、感受尊严、赢得认同。把原本不神圣的消费同神圣的自由、尊严等价值相链接、把对自由的追求变成对自由购买商品的追求。这就是炫耀性消费的生成机理。
首先，炫耀性消费制造了消费者的表象自由。炫耀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以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为基础，渗透了消费者的自主意识。这给消费者带来了自由的表象，激发更多的人选择进行炫耀性消费以获得对自由的满足。在商品面前，人们之间传统上所存在的基于家庭身份、民族种族的各种差异不复存在。只要愿意，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购买任何待售的商品。比如，某人特别欣赏梵高的艺术天才，可以购买合法出售的梵高字画；一个人并不喜欢艺术，却喜欢收藏跑车，他的愿望也可以通过跑车市场而得到满足。商品的出卖人不会因为某人是一个艺术欣赏的白痴而不向其出卖字画，也不因其是一个马贼的后代而不向其出卖跑车。也就是说，在商品市场上，人们可以自由地买卖，商品的自由买卖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由和平等的梦想。人们通过消费活动，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表达自身的爱好，彰显个人性格，也就是获得人对物所拥有的自由。
其次，炫耀性消费证明消费者虚假的存在。通过购买奢华的衣服、豪华的汽车、名贵的手表等炫耀性消费活动，展示了炫耀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反映出人的自信和自尊，满足了被他人尊重和承认的尊严感。炫耀性消费活动能够起到建构人的社会地位的作用，其秘诀不在于消费者的财富多寡本身，而在于其证明了消费者财富的多寡。“财富有了证明以后，不但可以深深打动别人，使人感觉到这位财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使人一直保持这个活跃的印象而不磨灭，而且可以使这位所有人建立起并保持一种自鸣得意的心情”[7]。由于支持消费者的社会地位的财富需要通过消费的形式加以证明，因而在消费社会中，就必然会出现“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又是一种社会接受方式”[1]20的现象，“我买故我在”。炫耀性消费成为证明消费者存在的一种证据，证明消费者所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总之，炫耀性消费不再仅仅是一种对物质的拥有，而是演化成一种对身份的拥有、对社会地位的拥有。消费者通过消费某种物品，证明了一种身份的存在，证明了成功的美德。在满足成功、美德、尊严和地位等心理需求的驱使下，人们必须不停地进行炫耀性消费。对于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者而言，正是看到了社会大众在文化意义场域中把炫耀性消费和人的能力与尊严相关联，为了推销商品，他们制作了许多商品广告，把消费活动与人的尊严、自由等价值连接起来，以此来激发人的消费欲望。因此，在社会内部，竞争成功、美德、尊严和地位就异化为炫耀性消费的竞赛。这种竞赛结果可想而知：自然界中充满了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黑色的空气与污浊的水。
三、消解价值——炫耀性消费的祛魅
人们不愿、不能放弃炫耀性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于炫耀性消费具有独特的魅惑。在商业广告的引诱下，人们把炫耀性消费行为与崇高的价值（诸如自由、平等与尊严）等同起来，以为自己进行了炫耀性消费，就获得了这些崇高的价值。其实，消费者获得的这种心理满足不过是广告商、生产商操纵、炒作的结果。他们并没有、也不会获得自由、平等和尊严，恰恰相反，这些崇高的价值在炫耀性消费过程中被消解了。
第一，炫耀性消费者自由的虚幻。消费者企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活动以获得完全的自由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可以说，炫耀性消费所获取的自由是虚幻的。为什么证明消费者买得起、彰显其能免于低贱奴役生活的炫耀性消费活动最后却不能满足消费者对自由的需要呢？原因也在于炫耀性消费自身。炫耀性消费活动并不能够自外于社会而自发进行。作为人的社会交往行为的特殊形态，炫耀性消费没有改变消费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性本质。既然炫耀性消费发生在社会的内部，其带来的自由的虚幻性也就根源于社会。
我们可以分别从消费者与其他相关人的角度分析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自由的虚幻性的原因。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导致炫耀性消费产生虚幻自由的具体原因有两大类：其一，社会本身的限制；其二，消费者自身的局限。从炫耀性消费的表象上看，消费者似乎在昂贵的消费行为面前保持了一种自由，他们以自身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为后盾，可以自由地选购商品或者服务。其实，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他总是受到许多限制。首先商品或者服务受制于社会所具备的相应技术。社会不能脱离相应的技术而生产其本身无法生产的商品。例如，人类在未掌握卫星制造技术之前就无法生产卫星供人们消费，即使有人能够支付相应的价款，他也无法买得到人类无法生产的卫星；其次，消费者还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定位制度。在特定的社会中，社会定位制度确定了消费的物的具体形态，任何人不得僭越社会定位制度而进行炫耀性消费，否则，其将遭受法律的严厉惩罚。例如我国古代社会中，社会定位制度确定了人们使用祭器的规格、品种等。即使富有四海的巨商大贾，使用祭器也不得违反制度的要求，否则，其可能被送进监狱，乃至被满门抄斩。技术、社会定位制度、社会文化共同约束了炫耀性消费的范围，消费者只能在遵守这种约束的条件下进行一定的消费，他无法超出这种藩篱，因而他也就不再是自由的。 除了社会条件的限制之外，消费者自身的局限也显示了炫耀性消费自由的虚假。原因在于消费者在进行炫耀性消费时，丧失了其享有自由所必须具备的理智。当前，无论人们对自由的具体意涵有何争议，但人们对于自由的共识依然服膺于密尔的睿智洞见，即“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8]13。但是，自由的获取不是自在的。相反，能否自由依赖于社会的特殊制度支撑以及民众自身的能力。如果特定的社会中缺乏支撑人们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个社会中的民众就无法享受自由、实现自由。不过，在强调社会条件的同时，自由的实现也不能够忽视民众自身的能力。如果民众希冀通过自由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必须使用观察力去看，使用推论力和判断力去预测，使用活动力去搜集为作决定之用的各项材料，然后使用思辨力去作决定，而在作出决定之后还必须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坚持自己的考虑周详的决定”[8]6263。也就是说，如果民众缺乏这些必要的能力、不能理智地运用这些能力而审慎地作出决定，他们就无法享有真实的自由。基于理智、理性是实现自由的不可或缺之条件，“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9]。当今的现实却是，消费者选择进行炫耀性消费，不是遵从了理性，而是遵从了时尚，特别是遵从了由无处不在的广告所宣扬的时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到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商品预先由厂商生产，然后在市场中由消费者进行选择。缺乏广告的干预，消费者完全凭借需要以及此前对生产商信誉的了解而决定选购某种商品。但是，当今商品的生产与消费顺序却颠倒了。生产商在决定生产商品前，先通过民意测验、市场调查、广告、市场营销与包装等手段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诱导与制造一定的需求，从而再行决定相应的生产。在市场中，消费者似乎仍旧在行使自主权、自行决定选购商品，但实际上这种权利已经完全交由生产商去掌控了。生产商根据自身利润的需要而决定商品的稀缺程度，并且利用各种渠道传播商品的稀缺信息、制造时尚风气。[10]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这些稀缺的商品、能够追赶上变化不定的时尚风气、证明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消费者其实只有一种选择：进行炫耀性消费。不过，这种选择却是生产商为消费者挖掘的陷阱。为了生产商的经济利益，“精于计算的工业社会必须孕育出不懂计算的消费者”。罗兰·巴特还以服装的生产为例说明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商对消费者的引诱，“如果服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着同样的意识，衣服将只能在其损耗率极低的情况下购买（及生产）。流行时装和所有的流行事物一样，靠的就是这两种意识的落差，互为陌路。为了钝化购买者的计算意识，必须给事物罩上一层面纱——意象的、理性的、意义的面纱，要精心泡制出一种中介物质。总之，要创造出一种真实物体的虚像，来代替穿着消费的缓慢周期，这个周期是无从改变的，从而也避免了像一年一度的夸富宴（potlatch）那种自戕行为”[11]。显然，在精明的生产商制造的时尚面前，炫耀性消费者貌似自主的选择只不过是生产商牵引的结果，“消费者基本的、无意识的、自动的选择就是接受了一个特殊社会的生活风尚（因此，这不再是一种选择！——而且消费者自由与主权的理论甚至由此可以被推翻掉）”[2]59。因此，消费者在商品面前的自由其实是虚幻的，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12]。
炫耀性消费制造的虚幻自由不仅是相对于消费者自身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即相对于社会中其他的非消费者而言的。消费者在进行炫耀性消费时，一方面遵从了社会定位制度，即区分性差异制度，另一方面也固化了该制度，维护了社会等级区分。在一定的社会中，如果有人能够进行炫耀性消费，而其他人却不能进行相同或者类似的行为，对于被排斥在炫耀性消费之外的人而言，他们的自由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进行炫耀性消费，他们也就缺失自由。炫耀性消费之所以被称之为“炫耀性”，就在于此种消费本身只能是少数人的行动，其他人要么只能想象该种消费的奢华，要么只是在接受该种消费的路上。如果该种消费被广为接受并且实施之，该种消费就失去了炫耀性的特质，沦为一种普通性的消费，也就与消费者的尊严、自由失去了关联。正是只能有少数人实施，炫耀性消费者必须利用、遵从社会固有的定位制度，把自己和其他的绝大多数人区分开来，显示特定消费行为的炫耀性。同时，基于社会制度与人的行为之间的互动、互构的逻辑机理，这种炫耀性消费又显示了社会定位制度的区分功能，在遵从这种制度的同时也固化了民众对此种制度的认知，维护了该制度的等级区分作用[13]。
简单地讲，炫耀性消费一定、也只能发生在等级社会之中，即特权社会之中。等级社会中的炫耀性消费除了显示消费者自身享有的特权外，也显示了非消费者所属阶层的其他人无权实施该种炫耀性消费行为，即对该行为的无自由状态。“奢侈有利于穷人”的论调完全无视奢侈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对这种条件的固化，除了流露出论者的无知外，还暴露了其险恶用心。
第二，炫耀性消费者平等的幻象。炫耀性消费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其根源于人们总是认同其蕴含了人生而平等的价值。炫耀性消费活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平等的行为，每个人都能够购买某种商品，只要你愿意支付相应的价款。消费者的自愿认同了自由的价值，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蕴含了平等的价值。在商品面前，消费者获得了人的尊严，彼此不再有阶级、阶层、种族、价值观的差异。消费商品的自由与平等似乎消除了消费者之间的差别。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价值观以炫耀性消费的形式被人们所接受、认同乃至实践。“因此，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2]34。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之中，这种炫耀性消费带来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认同却是虚幻的，不过在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正如马尔库塞所评论的，“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盖地勒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14]。 炫耀性消费不仅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毒化生态环境，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挖掘了一条巨大的生态鸿沟，使得后代人无法像当代人这样利用自然资源，无法维系自身的生存，而且在当代人之间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生态的不平等。这种生态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与国家间流动。一间低矮的小木屋可以满足人的基本居住需要。但是，当在它的旁边竖起一幢宫殿后，小木屋就不再能够遮风挡雨、满足居住需要了。宫殿的高耸与小木屋的低矮在他们的所有者之间建构了不平等的关系，形象地反映出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15]。国际经济纽带在国家之间传递着炫耀性消费的生态恶果，制造生态的不公正。拉美国家的民众为了满足美国人炫耀性消费的欲望，不得不砍伐森林，生产咖啡豆。当一个美国人在曼哈顿的商务办公室里悠闲地欣赏与品味咖啡的美妙之处时，他是无法体会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因森林的砍伐而导致洪涝灾害正在摧毁无数的村庄、无数的家庭，成千上万的人们正流离失所、忍饥挨饿，妇女、儿童正在死去。广告“我们都买得起”的背后，自由的缺失、民主的缺席与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被掩藏了起来[2]34。
在炫耀性消费占据主流价值认同的社会中，民众感觉不到这种行为的内在支配关系。因为消费者以一种自由选择的方式进行消费。但是，这种支配关系却是真实的。在自由选择的背后，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把人们强制地纳入到社会认同的价值之中，强迫人们以其他人认可的方式去选择消费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炫耀性消费获取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价值是一种幻象，是美丽的肥皂泡沫。人们如果认同真实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就不能以损害他人生存环境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真实的尊严感。炫耀性消费绝对不是获得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正道。为了获得自由、平等和民主，人们需要寻找其他的途径。
四、结语
炫耀性消费满足了消费者的欲望，给消费者带来了某种自由与平等。但是，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自由与平等却是虚假的。因为炫耀性消费制造生态危机、破坏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基础，并因此而毁坏了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必须摒弃这种消费模式，用共生、公平与责任诸准则规范人的消费活动，构建生态化消费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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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Conspicuous consumption has brought enormous ecological pressure.The reason why human feel it hard to be free from the yok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that it can satisfy the illusion of freedom.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protect the biosphere，human society needs a civilization revolution to shift our dignity from consumption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the public spirit of ecology，i.e.to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with ecological consumption.
Key words：conspicuous consumption；ecological crisis；ecological criticism；ecological consumption
关键词：炫耀性消费；生态危机；生态批判；生态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C02文献标识码：A
消费不仅消耗物质，还建构社会关系，即它标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证明消费者的财富与社会权力。因此，人们竞相进行超出生存必需的炫耀性消费，以此显示自身拥有比他人更尊贵的社会地位和更大的社会权力。但是，地球无法支撑炫耀性消费的竞赛，因为“人类的贪婪是不能满足的”[1]18。当前，全球人类年度消耗自然资源的总量远远超出地球生物圈的承载力。为了满足炫耀性消费，人类不计成本地开采原油、煤炭和各种矿产，借用古老的阳光给人类留下的遗产弥补年度资源耗费的缺口。然而，这些活动制造了生态危机，甚至会毁灭人类自身。为了保护地球、挽救人类，炫耀性消费的生态批判成为必要的理论课题。
一、炫耀性消费——生态危机的肇因
当前，社会似乎进入到了一个丰裕的时代。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所言：“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 [2]12。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似乎可以随意地挑选货架上的任何商品，不再为商品的短缺苦恼，而为商品的选择犯愁。但是，在物质丰裕的背后，却隐藏着另外的一种社会图景：物质的匮乏。人的生存所需要的清新空气、清洁水源以及宁静环境日益变得稀缺，以致成为了权利的对象。一部分人为了获得这些日渐匮乏的物质，提出了“空气权”、“水权”、“安宁权”等种种生态权利的吁求，并且形成声势日益浩大的社会运动——生态运动。空气、水等资源原本唾手可得，何以在当今社会却变得如此稀缺？答案就在于炫耀性消费，是物质的丰裕制造了物质的匮乏。为了满足炫耀性消费的欲望，企业生产了不计其数的奢侈品。被这些奢侈品包围的消费者感受到物质的丰裕。但是，炫耀性消费所推动的生产却给地球生物圈施加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与压力、破坏生态系统、污染河流和空气，使得清新空气、清洁水等资源变得匮乏。
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摇篮，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具有一定承载力的。毕竟，人类依赖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已经存在了几千万年。按照201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2010》中的测算，地球的全部生物承载力为119亿全球公顷，人均生物承载力为1.8全球公顷。这个承载力能够供养的人数与人的消费有关。如果地球上所有的其他人如同印度人那样消费，人类则只需要0.5个地球；但是，如果其他人如同美国人那样消费，人类将需要4.5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的需要[3]。这说明，地球的承载力完全能够供应人类全部的必需的生活资料。
当前，人类正面临气候变暖、水土流失等严峻的生态问题。然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却不是那些为了满足生理需要而消耗自然资源的民众，而是炫耀性消费的人们。一旦人的消费从必需品转向到炫耀性物品上，地球就无法满足人类的贪婪了。“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者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4]69。以石油为例，美国人口总数仅占世界人口的4.5%，却消耗了世界上25%的石油，形成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无法被其他国家的民众所效仿。因为全球石油无法满足所有人如同美国人那样的石油消费。即便其他国家民众没有如同美国人那样消耗石油，美国人获得石油也不轻松。石油的开采给产油区留下严重的生态污染。1993年，壳牌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奥戈尼地区的输油管道发生泄漏，油喷出来洒向附近的村庄，破坏了农田排水系统，鱼类死亡，汽油燃烧污染空气，水体严重污染以致衣服洗过再穿就会引起皮疹。汽油燃烧还导致严重的酸雨，致使当地人中意的锌材料屋顶在一年后完全腐蚀。在经济利润越过海洋流向壳牌石油公司时，污染却留在了产油区[4]22。不仅如此，获取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甚至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为了获取石油，美国在全球约130个国家建立了超过700个美军基地以帮助美国公司开采石油。为了争夺石油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比比皆是，甚至发生了多场小规模的战争。
炫耀性消费制造污染的同时，还造成物种的灭绝。我国藏羚羊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欧洲贵妇为了炫耀高贵的身份，不惜重金购买以我国藏羚羊的羊绒为原料编制的丝巾。由于从炫耀性消费藏羚羊绒丝巾中能够获得巨额的利润，这种炫耀性消费驱动了盗猎者不顾我国法律的严厉惩罚，铤而走险，肆意盗猎藏羚羊，导致了藏羚羊种群的迅速减少，威胁到这一物种的生存。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耗竭、光化学烟雾、细颗粒烟雾、酸雨、土壤侵蚀、盐渍化、涝灾、沙漠化、基因多样性损失、农田开发损失、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等，对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产生潜在的影响[4]23。这些环境恶果无一不是炫耀性消费的结果。如果社会不能够及时制止炫耀性消费，任其蔓延，每一个人将不得不吞咽这些环境破坏带来的恶果。
正是基于炫耀性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制订的《21世纪议程》第四章《改变消费方式》中明确指出：“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特别是工业化国家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它使贫穷加剧”[5]。工业化国家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不是普通民众为了满足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生产与消费，而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炫耀性消费的欲望而进行的生产与消费。 二、体验崇高——炫耀性消费的生成机理
无数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已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炫耀性消费对生态系统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影响。“既然消费为我们的后代增加了危险的几率，那么我们消费者就有道德义务来控制它。除非我们从消费的阶梯走下几层，否则我们的子孙将只能继承因我们的奢侈而造成的贫瘠家园。”[6]然而，整体而言，人们消减自己的消费、特别是消减炫耀性消费并走下几层消费阶梯的现象并没有发生。社会中的人们似乎全然不顾其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依然在广告、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不停地购买商品与废弃商品。为什么人们不愿放弃制造了生态危机的炫耀性消费呢？究其原因，就在于炫耀性消费本身。因为，消费从来就是社会性活动，“人们一旦进行消费，那就绝不是孤立的行为了，人们全面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编码价值生产交换系统中，在那里，所有的消费者都不由自主地相互牵连”[2]69。消费的物品显示出消费者的消费资格——有权消费与消费能力——负担得起消费对价，从而使得消费具备社会定位功能，即消费显露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与阶层。由于消费具有这种社会定位功能，那么消费也就能够帮助消费者证明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和阶层。普通的消费尚且具备社会定位功能，炫耀性消费就更能帮助消费者赢得尊严和认同。炫耀性消费制造了一种崇高的假象，使得消费者在商品面前以及在其他社会成员面前得以体验自由、感受尊严、赢得认同。把原本不神圣的消费同神圣的自由、尊严等价值相链接、把对自由的追求变成对自由购买商品的追求。这就是炫耀性消费的生成机理。
首先，炫耀性消费制造了消费者的表象自由。炫耀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以消费者的自由选择为基础，渗透了消费者的自主意识。这给消费者带来了自由的表象，激发更多的人选择进行炫耀性消费以获得对自由的满足。在商品面前，人们之间传统上所存在的基于家庭身份、民族种族的各种差异不复存在。只要愿意，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购买任何待售的商品。比如，某人特别欣赏梵高的艺术天才，可以购买合法出售的梵高字画；一个人并不喜欢艺术，却喜欢收藏跑车，他的愿望也可以通过跑车市场而得到满足。商品的出卖人不会因为某人是一个艺术欣赏的白痴而不向其出卖字画，也不因其是一个马贼的后代而不向其出卖跑车。也就是说，在商品市场上，人们可以自由地买卖，商品的自由买卖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由和平等的梦想。人们通过消费活动，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表达自身的爱好，彰显个人性格，也就是获得人对物所拥有的自由。
其次，炫耀性消费证明消费者虚假的存在。通过购买奢华的衣服、豪华的汽车、名贵的手表等炫耀性消费活动，展示了炫耀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反映出人的自信和自尊，满足了被他人尊重和承认的尊严感。炫耀性消费活动能够起到建构人的社会地位的作用，其秘诀不在于消费者的财富多寡本身，而在于其证明了消费者财富的多寡。“财富有了证明以后，不但可以深深打动别人，使人感觉到这位财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使人一直保持这个活跃的印象而不磨灭，而且可以使这位所有人建立起并保持一种自鸣得意的心情”[7]。由于支持消费者的社会地位的财富需要通过消费的形式加以证明，因而在消费社会中，就必然会出现“买东西变成了既是自尊的一种证明，又是一种社会接受方式”[1]20的现象，“我买故我在”。炫耀性消费成为证明消费者存在的一种证据，证明消费者所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总之，炫耀性消费不再仅仅是一种对物质的拥有，而是演化成一种对身份的拥有、对社会地位的拥有。消费者通过消费某种物品，证明了一种身份的存在，证明了成功的美德。在满足成功、美德、尊严和地位等心理需求的驱使下，人们必须不停地进行炫耀性消费。对于商品的生产与销售者而言，正是看到了社会大众在文化意义场域中把炫耀性消费和人的能力与尊严相关联，为了推销商品，他们制作了许多商品广告，把消费活动与人的尊严、自由等价值连接起来，以此来激发人的消费欲望。因此，在社会内部，竞争成功、美德、尊严和地位就异化为炫耀性消费的竞赛。这种竞赛结果可想而知：自然界中充满了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黑色的空气与污浊的水。
三、消解价值——炫耀性消费的祛魅
人们不愿、不能放弃炫耀性消费的根本原因在于炫耀性消费具有独特的魅惑。在商业广告的引诱下，人们把炫耀性消费行为与崇高的价值（诸如自由、平等与尊严）等同起来，以为自己进行了炫耀性消费，就获得了这些崇高的价值。其实，消费者获得的这种心理满足不过是广告商、生产商操纵、炒作的结果。他们并没有、也不会获得自由、平等和尊严，恰恰相反，这些崇高的价值在炫耀性消费过程中被消解了。
第一，炫耀性消费者自由的虚幻。消费者企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活动以获得完全的自由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可以说，炫耀性消费所获取的自由是虚幻的。为什么证明消费者买得起、彰显其能免于低贱奴役生活的炫耀性消费活动最后却不能满足消费者对自由的需要呢？原因也在于炫耀性消费自身。炫耀性消费活动并不能够自外于社会而自发进行。作为人的社会交往行为的特殊形态，炫耀性消费没有改变消费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性本质。既然炫耀性消费发生在社会的内部，其带来的自由的虚幻性也就根源于社会。
我们可以分别从消费者与其他相关人的角度分析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自由的虚幻性的原因。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导致炫耀性消费产生虚幻自由的具体原因有两大类：其一，社会本身的限制；其二，消费者自身的局限。从炫耀性消费的表象上看，消费者似乎在昂贵的消费行为面前保持了一种自由，他们以自身所拥有的巨额财富为后盾，可以自由地选购商品或者服务。其实，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他总是受到许多限制。首先商品或者服务受制于社会所具备的相应技术。社会不能脱离相应的技术而生产其本身无法生产的商品。例如，人类在未掌握卫星制造技术之前就无法生产卫星供人们消费，即使有人能够支付相应的价款，他也无法买得到人类无法生产的卫星；其次，消费者还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定位制度。在特定的社会中，社会定位制度确定了消费的物的具体形态，任何人不得僭越社会定位制度而进行炫耀性消费，否则，其将遭受法律的严厉惩罚。例如我国古代社会中，社会定位制度确定了人们使用祭器的规格、品种等。即使富有四海的巨商大贾，使用祭器也不得违反制度的要求，否则，其可能被送进监狱，乃至被满门抄斩。技术、社会定位制度、社会文化共同约束了炫耀性消费的范围，消费者只能在遵守这种约束的条件下进行一定的消费，他无法超出这种藩篱，因而他也就不再是自由的。 除了社会条件的限制之外，消费者自身的局限也显示了炫耀性消费自由的虚假。原因在于消费者在进行炫耀性消费时，丧失了其享有自由所必须具备的理智。当前，无论人们对自由的具体意涵有何争议，但人们对于自由的共识依然服膺于密尔的睿智洞见，即“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8]13。但是，自由的获取不是自在的。相反，能否自由依赖于社会的特殊制度支撑以及民众自身的能力。如果特定的社会中缺乏支撑人们追求自由、实现自由的条件，这个社会中的民众就无法享受自由、实现自由。不过，在强调社会条件的同时，自由的实现也不能够忽视民众自身的能力。如果民众希冀通过自由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必须使用观察力去看，使用推论力和判断力去预测，使用活动力去搜集为作决定之用的各项材料，然后使用思辨力去作决定，而在作出决定之后还必须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坚持自己的考虑周详的决定”[8]6263。也就是说，如果民众缺乏这些必要的能力、不能理智地运用这些能力而审慎地作出决定，他们就无法享有真实的自由。基于理智、理性是实现自由的不可或缺之条件，“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9]。当今的现实却是，消费者选择进行炫耀性消费，不是遵从了理性，而是遵从了时尚，特别是遵从了由无处不在的广告所宣扬的时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到资本主义社会早期，商品预先由厂商生产，然后在市场中由消费者进行选择。缺乏广告的干预，消费者完全凭借需要以及此前对生产商信誉的了解而决定选购某种商品。但是，当今商品的生产与消费顺序却颠倒了。生产商在决定生产商品前，先通过民意测验、市场调查、广告、市场营销与包装等手段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诱导与制造一定的需求，从而再行决定相应的生产。在市场中，消费者似乎仍旧在行使自主权、自行决定选购商品，但实际上这种权利已经完全交由生产商去掌控了。生产商根据自身利润的需要而决定商品的稀缺程度，并且利用各种渠道传播商品的稀缺信息、制造时尚风气。[10]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这些稀缺的商品、能够追赶上变化不定的时尚风气、证明自己在社会中的存在，消费者其实只有一种选择：进行炫耀性消费。不过，这种选择却是生产商为消费者挖掘的陷阱。为了生产商的经济利益，“精于计算的工业社会必须孕育出不懂计算的消费者”。罗兰·巴特还以服装的生产为例说明在工业社会中生产商对消费者的引诱，“如果服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着同样的意识，衣服将只能在其损耗率极低的情况下购买（及生产）。流行时装和所有的流行事物一样，靠的就是这两种意识的落差，互为陌路。为了钝化购买者的计算意识，必须给事物罩上一层面纱——意象的、理性的、意义的面纱，要精心泡制出一种中介物质。总之，要创造出一种真实物体的虚像，来代替穿着消费的缓慢周期，这个周期是无从改变的，从而也避免了像一年一度的夸富宴（potlatch）那种自戕行为”[11]。显然，在精明的生产商制造的时尚面前，炫耀性消费者貌似自主的选择只不过是生产商牵引的结果，“消费者基本的、无意识的、自动的选择就是接受了一个特殊社会的生活风尚（因此，这不再是一种选择！——而且消费者自由与主权的理论甚至由此可以被推翻掉）”[2]59。因此，消费者在商品面前的自由其实是虚幻的，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性，“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12]。
炫耀性消费制造的虚幻自由不仅是相对于消费者自身而言的，也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即相对于社会中其他的非消费者而言的。消费者在进行炫耀性消费时，一方面遵从了社会定位制度，即区分性差异制度，另一方面也固化了该制度，维护了社会等级区分。在一定的社会中，如果有人能够进行炫耀性消费，而其他人却不能进行相同或者类似的行为，对于被排斥在炫耀性消费之外的人而言，他们的自由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能力进行炫耀性消费，他们也就缺失自由。炫耀性消费之所以被称之为“炫耀性”，就在于此种消费本身只能是少数人的行动，其他人要么只能想象该种消费的奢华，要么只是在接受该种消费的路上。如果该种消费被广为接受并且实施之，该种消费就失去了炫耀性的特质，沦为一种普通性的消费，也就与消费者的尊严、自由失去了关联。正是只能有少数人实施，炫耀性消费者必须利用、遵从社会固有的定位制度，把自己和其他的绝大多数人区分开来，显示特定消费行为的炫耀性。同时，基于社会制度与人的行为之间的互动、互构的逻辑机理，这种炫耀性消费又显示了社会定位制度的区分功能，在遵从这种制度的同时也固化了民众对此种制度的认知，维护了该制度的等级区分作用[13]。
简单地讲，炫耀性消费一定、也只能发生在等级社会之中，即特权社会之中。等级社会中的炫耀性消费除了显示消费者自身享有的特权外，也显示了非消费者所属阶层的其他人无权实施该种炫耀性消费行为，即对该行为的无自由状态。“奢侈有利于穷人”的论调完全无视奢侈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对这种条件的固化，除了流露出论者的无知外，还暴露了其险恶用心。
第二，炫耀性消费者平等的幻象。炫耀性消费之所以被人们所接受，其根源于人们总是认同其蕴含了人生而平等的价值。炫耀性消费活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平等的行为，每个人都能够购买某种商品，只要你愿意支付相应的价款。消费者的自愿认同了自由的价值，任何人都可以购买蕴含了平等的价值。在商品面前，消费者获得了人的尊严，彼此不再有阶级、阶层、种族、价值观的差异。消费商品的自由与平等似乎消除了消费者之间的差别。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价值观以炫耀性消费的形式被人们所接受、认同乃至实践。“因此，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2]34。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之中，这种炫耀性消费带来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价值认同却是虚幻的，不过在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正如马尔库塞所评论的，“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盖地勒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14]。 炫耀性消费不仅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毒化生态环境，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挖掘了一条巨大的生态鸿沟，使得后代人无法像当代人这样利用自然资源，无法维系自身的生存，而且在当代人之间也制造了新的不平等——生态的不平等。这种生态的不平等在国家内部与国家间流动。一间低矮的小木屋可以满足人的基本居住需要。但是，当在它的旁边竖起一幢宫殿后，小木屋就不再能够遮风挡雨、满足居住需要了。宫殿的高耸与小木屋的低矮在他们的所有者之间建构了不平等的关系，形象地反映出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15]。国际经济纽带在国家之间传递着炫耀性消费的生态恶果，制造生态的不公正。拉美国家的民众为了满足美国人炫耀性消费的欲望，不得不砍伐森林，生产咖啡豆。当一个美国人在曼哈顿的商务办公室里悠闲地欣赏与品味咖啡的美妙之处时，他是无法体会在地球的另外一端，因森林的砍伐而导致洪涝灾害正在摧毁无数的村庄、无数的家庭，成千上万的人们正流离失所、忍饥挨饿，妇女、儿童正在死去。广告“我们都买得起”的背后，自由的缺失、民主的缺席与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被掩藏了起来[2]34。
在炫耀性消费占据主流价值认同的社会中，民众感觉不到这种行为的内在支配关系。因为消费者以一种自由选择的方式进行消费。但是，这种支配关系却是真实的。在自由选择的背后，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把人们强制地纳入到社会认同的价值之中，强迫人们以其他人认可的方式去选择消费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形式。炫耀性消费获取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等价值是一种幻象，是美丽的肥皂泡沫。人们如果认同真实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就不能以损害他人生存环境的方式去满足自己真实的尊严感。炫耀性消费绝对不是获得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正道。为了获得自由、平等和民主，人们需要寻找其他的途径。
四、结语
炫耀性消费满足了消费者的欲望，给消费者带来了某种自由与平等。但是，炫耀性消费所带来的自由与平等却是虚假的。因为炫耀性消费制造生态危机、破坏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基础，并因此而毁坏了人类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必须摒弃这种消费模式，用共生、公平与责任诸准则规范人的消费活动，构建生态化消费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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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picuous consumption has brought enormous ecological pressure.The reason why human feel it hard to be free from the yoke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s that it can satisfy the illusion of freedom.In order to prevent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protect the biosphere，human society needs a civilization revolution to shift our dignity from consumption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freedom and equality in the public spirit of ecology，i.e.to establish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with ecological consumption.
Key words：conspicuous consumption；ecological crisis；ecological criticism；ecological consum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