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疑，宋代是中国制瓷业飞速崛起的黄金年代。那时，大小窑厂遍布全国各地，仅湘桂走廊沿线就有全州永岁的江凹里窑、兴安的严关窑、桂林的瑶里村窑、永福的窑田里窑……它们烧造的瓷器多以碗、盏、碟、盘等日用品为主，纹饰构图相对疏朗，多为花卉、游鱼等小雅图案，或“寿山”“福海”等吉祥话语。与产自“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的瓷器相比，湘桂走廊沿线所产瓷器更具生活气息，故多用于内销。
　　而作为连接中国南北的交通大通道，湘桂走廊的瓷业之盛，绝不仅限于“烧造”二字，还体现在“集散”一词上。宋朝的海外贸易空前繁盛，尤其是宋开宝年间朝廷在广州、宁波、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之后，位于珠江下游的广州就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来自长江以北地区的瓷器、茶叶等外销商品，大多经长江、过灵渠后，溯珠江水而下，抵达广州，远销海外。 　　如今，行走于湘、桂二地间，或远望先人以山川为素纸、以农具为画笔，挥毫泼墨而作的大片农田，或探访窑厂旧址，俯身轻抚载着历史尘埃的破碎瓷片，都能遥想出旧时湘桂移民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火耕水耨的生活图景。

　　事实上，街随江走、楼沿坡设的大圩古镇，还是“因水兴市、由水成镇”的典型。古镇在布局上顺应地势，依水而建，形成了水陆相通的格局：与漓江并肩而行的“线形商业街”，横贯古镇，串联起向四方延伸的小街小巷，构成了鱼骨架般的陆路交通网；而各条小街小巷的尽头，又分别与13座水码头相接，将古镇的陆路交通与水路交通连为一体。由此不难想象，当年满载货物的商船往来于漓江之上，就如同一颗颗跳动的心脏般，源源不断地为古镇输送商业血液。

　　如今，來到大圩古镇，沿着四通八达的石板街巷蜿蜒而行，依然能够看到不少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遗存下来的老商铺、古民居。从整体上来看，古镇建筑多采用纵深式布局，形成“前厅后房”或“前店后居”的格局，建筑体多为叠梁式木结构，外设青砖墙面，上覆出檐较深的青瓦坡屋顶；从细微处观赏，其木制的门楣、隔扇、棂窗均呈原木色彩，上面或刻有青松、秀竹等植物图案，或雕出仙桃、喜鹊等吉祥纹样，其间散发的古旧气息总能引得人们频频驻足。行走之际，间或还能寻到几家上了年岁的老作坊，步入其间，与坊内老者攀谈几句，听他讲讲古镇往事，恍惚间，仿佛就回到了那个镇场上商贾云集、漓江边帆樯林立的时代。

岭南首屈一指的佛门圣地鉴真曾讲经说法的名刹

　　回到交通属性上来看湘桂走廊，其南北通达的地理优势，成就了沿线地区的繁盛商贸，亦为当地的民风开化、文化交融打开了契机。因此不难理解，湘桂走廊沿线地区，尤其是桂林何以成为岭南历史上的佛教兴盛之地。
　　事实上，作为佛教进入广西地区的主干道，湘桂走廊沿线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与其商贸兴盛的时间是一致的，即唐宋两代。那时，国家经济渐入佳境，社会生活趋于稳定，佛教文化开始世俗化，并在湘桂走廊一带，迅速传播开来。据编纂于1995年的《广西通志》记载，仅在唐代，广西地区就新建了45座佛寺，其中有32座都位于桂林及其下辖各州。与此同时，佛教建筑的涌现也丰富了桂林城的建筑形态——由于佛教建筑多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大到佛寺佛塔，小到摩崖造像，皆讲究与桂林的独特山水相交相融。其中，位于漓江及其支流小东江交汇处的叠彩山和伏波山，就有诸多与山水相应的文化景观，比如叠彩山下的木龙洞渡口旁，耸立着一座背靠山林、面临漓江的喇嘛古塔；地处伏波山腹地的千佛岩，保留有239尊依山体凿洞开龛的摩崖造像。
　　同一时期，对湘桂走廊沿线佛教传播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名僧鉴真。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自扬州出发，开启自己第五次东渡日本的航程。但天公不作美，他们一行人在途中遭遇“风高波峻，水黑如墨”的疾风巨浪，最终在海上漂流了十余天后，才在振州（今海南三亚）登上陆地。随后，鉴真及其随行者启程北返，途经桂林时，被时任桂州都督冯古璞以“五体投地”之大礼，引入城中名刹开元寺。而后，桂林僧众及州县官民自发地涌入开元寺，或执幡焚香，或口唱梵曲，开启了不分昼夜的佛教盛会。再后来，鉴真不仅在开元寺中为74名州官及赴考举子授菩萨戒，还在桂林留居一年，并不时为慕名而来的僧众开坛讲经。如今，鉴真于桂林讲经说法的身影早已远去，当年香火缭绕的开元寺也在清朝末年变得草蔓石阶，逐渐走向荒废，现仅存一座舍利塔，孤零零地立在永寧巷东段。
　　历史上，桂林城中另一处香火极盛的佛地，当属坐落于桃花江畔的西山，尤其是盛唐时期，可谓寺宇林立。其中，又以位居“南方五大禅林”之列的延龄寺香客最多，那时这里几乎日日香烟缥缈、禅乐悠扬。但不幸的是，元朝初期，西山成了蒙古兵攻进桂林时的主战场，而前朝所遗的佛盛景象也因此毁于一旦，延龄寺也随之不复存在。如今的西山，虽已经称不上“弘扬佛法之胜地”，但依然留存有两百余尊颇具历史价值的摩崖造像。它们虽然饱经岁月的洗礼，但仍然佛光闪闪，有的神态安详，有的低眉垂目，有的衣袂飘飘，有的拈花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