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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学手风琴，去琴店看了一下，价钱贵得吓人，不是我这样一个靠种植啤酒花为生的农民的老婆买得起的。为此我失落了好长时间，锡林知道后，告诉我邻居家有一架式样又老又笨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他小时候听他们弹奏过，但后来手风琴坏了，一直摆放在客厅的火墙边，落满了厚厚的灰。我央求锡林用家里那只怀孕的奶羊去换手风琴，锡林笑我是个傻子，谁都知道那是一架坏琴，而且式样老旧，几乎不可能找到修理的零件，更找不到会修理这种手风琴的人，许多人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这种老式的手风琴。
“这手风琴比祖母的年纪还要大。据说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到中国的白俄罗斯贵族们带过来的。想要让它发出声音，比要一个哑巴开口说话更困难。”锡林说。
但我不管这些，我把奶羊牵到邻居家，抱回了这架祖母一样苍老的手风琴。手风琴可真够沉的，我几乎抱不动。真不知道那些曾经灵巧地滑动手指弹奏它的人是怎样把它抱在怀里的。
我用一块紫色天鹅绒擦拭手风琴的琴键，那些金属的纽扣和黑色琴身也被我擦得发亮。我把它摆放在客厅洒满阳光的窗前，那里一棵玻璃海棠一年四季开着淡红的花朵。有时候花瓣落在琴身上，看上去很美。看久了，我渐渐看出了手风琴的忧伤，那就像一只长颈鹿的声带，隐忍地静默着。我确信它的声音，不是藏在心里，就是被琴键夹住了。晚上刮大风的时候，我能听见手风琴发出的震颤的回音。我跟锡林说，我要回一趟娘家，去伊犁河对岸的伊宁市，找一找看有没有人能修好这架手风琴。
我的娘家在伊宁市东城的羊毛胡同里，那是一条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胡同，许多老房子保留着俄式建筑的风格。听年长的人说，一百年前，这条胡同里住的几乎全是俄国人，那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大批逃亡的俄罗斯贵族赶着马车，带着财宝，一连数月行走在石头、湖泊和山脉中。当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伊宁，立刻被这座果树掩映的城市吸引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看中了这个叫羊毛胡同的不起眼的巷子，陆续有人买下当地人的住宅，或者干脆在空地上盖起城堡一样的房子，一度还盖起了一座东正教尖顶的教堂。这些流亡的俄国人极力保持着遗世贵族的风范，男人们穿着彬彬有礼的黑色礼服，手里拿着手杖；女人滿身网纱、丝带和花边。后来沙俄溃军也从边境涌入，再后来是逃避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人。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伊宁市里，容纳了三万多俄罗斯人，他们几乎把羊毛胡同变成了圣彼得堡。当时的本地人极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轻蔑地称他们为归化族。唯一受本地人喜欢的是他们带来的手风琴，那种笨重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一度成为这个城市流行的乐器。那时候不论是白杨树笔直的巷子，还是宽阔的乡村打麦场，果实悬挂的苹果园，都流淌着手风琴流水般的声音。这种声音流淌了很多年，直到新疆解放，这些俄罗斯人中的一部分再次逃亡别的国家，一部分回到了早已不再称作俄国的苏联，余下的一部分则留在了伊宁。1950年代的时候，一批苏联专家来到伊宁，他们被安排住在羊毛胡同那些俄式建筑的房子里，那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两个人时常保持着一米远的距离在黄昏的斯大林街散步。他们看见苏联专家和逃亡的俄罗斯贵族在另一个国家的街头狭路相逢，但他们很快在手风琴流水般的旋律中忘记了仇恨。他们聚集在青年广场，大声唱《红莓花儿开》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喝伏特加，邀请路过的人一起跳交谊舞。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伊宁的俄罗斯人少了下去。直到到了90年代初，苏联解体，大批俄罗斯人再次涌入边境的这座小城，他们几乎把这个小小的城市挤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靠做边境贸易为生，而那些身材修长的姑娘们，则在酒吧里谋生，她们大多租住在羊毛胡同里。我出嫁后，母亲把我住的那间屋子租给了两个俄罗斯姑娘，她们经常在深夜醉醺醺地回到羊毛胡同，一边做梦一样摇晃着身子，一边大声唱歌。直到独联体各国经济有所好转，这些姑娘们才陆续回了自己的国家，现在羊毛胡同已经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了。
母亲看我抱回来这么一架古怪的手风琴，表情夸张地叫起来，就像当初看见我带着锡林回家一样。她曾极力反对我嫁给一个种啤酒花的锡伯族人，但后来又急速转变了态度。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比天气变脸还快的人。她帮我四处打听哪里有修理手风琴的铺子。打听了几天，终于打听到本城唯一一个会修理手风琴的人，他叫亚历山大，早些年在英阿亚提街他自己的房子里开过二十几年的手风琴修理铺，后来生意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来修理手风琴，修理铺也就关门大吉了。现在亚历山大在门口摆着一个小摊，卖莫合烟，也卖一些干果。
英阿亚提街曾经是酒吧一条街，有好几家酒吧都叫冬宫之夜：蓝色冬宫之夜，红色冬宫之夜，白色冬宫之夜。自那些俄罗斯姑娘离开后，酒吧就陆续关闭，整条街冷清得像废弃的古城。当我费尽周折，找到亚历山大位于斜坡顶端的房子时，他正守着一堆薄皮核桃等着人来买。这些核桃的壳很薄，只消用拇指和食指一捏就能捏碎。那感觉就像是捏碎一个人的脑袋。
亚历山大大概六十多岁，微胖，戴着黑色呢帽，廉价西装里穿着白衬衣，领口打着黑色领带。这样规整的穿法在这座城市的人中不多见。他看见我怀里的手风琴，整张脸像月亮一样亮起来。
“这琴应该是当年俄罗斯贵族带过来的。”亚历山大说。他用放大镜仔细察看手风琴上的几个俄文字母，看清楚后，激动得说话打结巴，“是冬宫之夜的那把手风琴也说不定呢。”他说。
“冬宫之夜？那是一家酒吧的名字吗？”我问。
“不是现在这些冬宫之夜，是上世纪20年代的冬宫之夜。”亚历山大说。他指着街对面的一座二层红砖小楼，说那里曾经是一座白房子所在的位置，俄罗斯贵族们当年时常在斜坡上的这座白房子里聚会，有一个弹奏手风琴的姑娘，传说是沙皇最小的女儿。她也的确叫安娜斯塔西亚，与公主同名不说，而且年龄也与公主相仿。大家都知道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被灭门，但尸体中没有发现安娜斯塔西亚公主。于是人们猜测她有可能被白军所救，最后流落此地也说不定。白房子里的人曾经借此大肆渲染，以引起大家的好奇心。至于是不是真的公主，一直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 说起来那座白房子的出现，多少有些突然。那时伊犁河边的这座小城尚被称作固图扎，每天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车马和人流，春天融化的雪水掺合着发黄的马尿，在路中央流成一道道肮脏的小水沟，行走的人得穿着笨重的黑色套鞋以免弄脏了靴子。到了晚上，那些人变魔法似的不知去向，如果不是几盏昏暗的风灯挂在大巴扎附近的通道上，会让人以为整个小城都黑到黑夜里去了。就在那样一个残雪化尽的春天，前一天杏树上的花苞还怕冷似的紧缩着身子，一夜之间，它们就像爆米花那样爆炸开来，蓬松地缀满了枝头。紧接着，一群穿着漂亮裙子的俄国女人，像另一些开放的花朵，占据了东城斜坡上一座墙体厚实的土坯房子，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大房子，女人们把它粉刷成白色，并命名为“冬宫之夜”，以纪念她们那永远失去了的国家。她们在白房子里通宵达旦地喝酒、唱歌，拉响手风琴，哪怕是半夜时分，也会发出足以惊醒全城人睡眠的声音。
本地人猜测那是一所妓院。它比战争或瘟疫的到来更让人们恐慌。要知道，在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所。那时候狭窄的大街上只有中世纪时代响着铃铛的六根棍马车扬着尘土一路喧哗着跑过，马车上坐着的女人必须戴面纱穿深色的罩袍。有钱的贵族老爷则骑着毛皮闪亮的高头大马，他们的马后小跑着两个或四个年轻的随从。街路上最多的是骑毛驴的人，整个城市于是无处不在地充斥着浓郁的动物的骚臭味。
亚历山大告诉我，最初的日子，通向白房子的路是没有人走的，仿佛那里住着一群麻风病人，谁也不敢靠近，人们连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深怕会传染上不洁和罪恶。那条路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全城最扭曲、最丑陋也是最孤寂的路。直到半个多月后，那条路上才出现了第一个身挂土耳其式腰刀的年轻人，他蓬乱纠结的头发被风不停地吹动着，看上去像穆斯林的缠头巾。带有马刺的皮靴，有力地踩踏着发白的路面，大片尘土花朵般自他脚下升腾而起。当他来到白房子前，回头看了看身后，这时候全城所有的眼睛，像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着年轻人。但他毫不在乎，他像一匹马那样仰起头大笑起来。进入白房子后，年轻人立刻受到了王子驾临般的隆重欢迎。俄国女人们欢呼着，提起蓬大的裙摆带着窒息的香风包围了他。
这个第一个来到白房子的年轻人是个锡伯族人，名叫松林巴尔，住在羊毛胡同。他行踪诡秘，忽而出现在这个城市，忽而不知所终。
接下来的日子，人们经常看见他出现在那条路上，有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带着一帮和他一样蓬乱着头发的弟兄和随从。当他们响雷般的马蹄声还在城市边缘滚动的时候，全城的人就已經被惊动了，大家伸出脑袋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群人挥着马鞭奔驰而过，众多钉有马蹄铁的蹄子踩踏在石子路上，迸溅出愤怒的小火星。
没人敢议论什么，谁都知道这些奉大清皇帝之命从东北西迁此地的锡伯族人英勇无比，他们曾经没完没了地和沙俄的军队打仗，要不是他们，伊犁河谷这片肥沃的土地早被野心勃勃的沙皇帝国占领了。虽然现在那里被一帮布尔什维克分子所统治，边境上的危险看似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从不低头的英雄们却意想不到地被一群敌人的女人所打败。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女人一定施了什么魔法，她们用一种叫格瓦斯的甜蜜的魔鬼饮料灌晕了锡伯族人的脑袋，然后用吸盘一样的身体吸空他们鼓鼓囊囊的钱袋和牛一样的力气。
“太可怕了。”穿着罩袍的女人们躲在家里唉声叹气，她们希望能有一颗魔鬼炸弹落在那所白房子上。男人们则被互相告诫和提醒，绝不可向那里迈进一步。这个城市的大毛拉甚至一次次愤怒地用手里的拐杖敲打着当地官员的大门，请求立刻下令驱赶这群女人离开此地。
“她们早晚会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大妓院。”大毛拉说。
那时候这座城市有很多人得了一些奇怪的病：脖子上坠着一个巨大的肉瘤，或者眼睛像死鱼一样鼓了出来，那情形让人怀疑只要用两根手指头轻轻一挤，眼珠子就会逃离眼眶掉落在地上。还有一种病藏在男人的裤裆里，那非同寻常的疝气即便是穿着宽大的裤子也无法掩盖，它像个钟摆一样悬挂在两腿之间晃荡个不停。本地人对这些病束手无策，他们到圣人的陵墓去朝圣，喝圣泉，吃圣土，用圣水洗浴。更多的时候，他们跪在清真寺一遍遍请求安拉能够帮帮自己。
自白房子出现后，在人们的祈祷中又多了一样请求，他们请求安拉用一块大抹布像抹脏东西那样抹去白房子，他们有理由认为，白房子就是挂在这座城市脖子上的一个大肿瘤，它不仅让城市生病，接下来还会让城市里所有的人都生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眼珠子会鼓出来，变得日益浑浊。他们的裤裆里会吊坠着一个巨大疝气般的生殖器，让他们时刻都焦躁不安。
亚历山大说，他的祖父是在白房子出现之后才来到这座城市的，祖父在羊毛胡同买下了一所旧房子，邻居是一户叫阿卜杜拉的维吾尔人和经常去白房子的松林巴尔。祖父搬来的时候邻居曾热心地帮忙搬箱子，那箱子里除了整套的银餐具，还有一台唱机，唱机发出的声音让邻居大吃一惊，他们认为那是魔鬼音乐，就跟那座白房子一样，是一座魔鬼房子。一直以来这座城市的人习惯把无法理解的东西与魔鬼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自行车叫魔鬼车，把墨镜叫魔鬼眼镜，把打火机叫魔鬼火焰。
“怪不得箱子那么重，原来里面装着一个唱歌的魔鬼。”邻居一致这样认为。
阿卜杜拉是个宰羊的人，爱跟人吵架，每一次吵架的原因都是他杀的羊没有长羊腰子或者只长了一个羊腰子。这怎么可能呢？当羊的主人这样质问他时，他无赖地回答说：“你的羊就是这样长的嘛，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也爱喝酒，喝醉酒的时候看什么都是羊，他看凳子是羊，看毛驴是羊，看一只虫子也是羊。有一次他在亚历山大祖父家喝伏特加，醉得差点把亚历山大的祖父当羊给宰了。
亚历山大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手风琴，他细细地把手风琴检查了一遍，最后告诉我修理这样一架手风琴得需要时间，而且不一定能修理好，手风琴的音管坏了，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买到纽扣式手风琴的任何配件，他只能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
我对修好这样一架手风琴本来就不抱多大希望，现在，我对这架手风琴的来历倒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想知道它是否真的就是冬宫之夜里的那一台。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说，他也只是凭手风琴上的俄文字母猜测而已，似乎那应该是冬宫这个词的缩写。他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小时候听祖父不止一次说起过冬宫之夜那优美的手风琴声，以及弹奏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亚历山大祖父希望公主是真的，这样他们的俄国就可以在别人的国家微弱地延续。那时候在这个到处都是土坯房子的城市里，白房子就像天山山脉终年积雪的峰顶，又醒目又孤单地矗立在大坡上，人们怕冷似的远远地绕着它走。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被白房子里流水般的琴声所吸引，仿佛白房子里装着一个亮闪闪的发光的梦。时常，那个拉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的侧影投射在透明的玻璃窗上，那魔幻般的琴声，让听见的人被施了咒语般无法动弹。有的人甚至会中邪般朝白房子走去，然后长时间地呆立窗外，直到琴声停止，他们才醒过来般惊讶双腿怎么把自己带到了这里。 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尤其对白房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刚开始这些年轻人只是躲在远远的地方，隐蔽在大树后面，或者是街道的拐角处观望。后来他们慢慢移动着靠近，猫着身子躲在白房子的围墙下，小心地伸出脑袋，近距离地观察着宽大玻璃窗里的一举一动。不用说，那些暴露着胳膊和大片胸脯的白种女人，让唇上刚长出茸毛的年轻人既兴奋又惊慌，他们感觉自己的内脏都要掉出来了。可以肯定，在那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女人光光的胳膊都没有见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等结了婚，他们才有那样的机会。
这些年轻人一边忏悔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一边待在那里不舍得挪动脚步离开。终于有一天，他们不再藏头缩脑，大胆地蹲到了墙头上。
年轻人突然出现，让白房子里的女人们感到惊讶又好玩，土墙上整整齐齐蹲着的那一排穿黑色袷袢缩着脖子的人，看上去就像是一群不出声的乌鸦。那个总是站在窗前的安娜斯塔西亚推开窗子，俏皮地用一根手指头一个一个地点着数。这个俄国女人的出现让墙头上的年轻人慌乱起来，以至于掉下去一个，弄得墙头的土沙沙地往下落。不过，掉下去的年轻人很快又爬了上来，先是露出两只乌黑的眼睛，然后是一张削瘦苍白的脸，他像个落水者爬上岸那样，紧紧抓住墙头，重新蹲好颤抖不已的身体，仿佛刚才遭受了巨大的惊吓。而他的插入引起紧密挨着的其他人一阵骚乱，就像一只乌鸦强行插入一排乌鸦之中那样地挤来挤去。滑稽的场面引得安娜斯塔西亚大笑起来，笑声惊得整齐排列在墙头的年轻人像叠好的阿米诺骨牌般一个接一个地掉落下去。最后墙头上只剩下最初掉下去的那个年轻人，他好似冻僵在了那里，用一种快要死去的眼神看着窗口的安娜斯塔西亚。
留在墙头上的那个年轻人，是阿卜杜拉十七岁的弟弟，他看见安娜斯塔西亚的脖子像优美的天鹅颈般无限伸长着。而探出窗口的身子，似乎只要扇动一下胳膊，就可以飞走。一度刺眼的阳光在玻璃上一闪，一道金光之后，他以为她已经飞走了。后来她缩回身子，由于怕冷而关上窗子，回到火光熊熊的壁炉旁取暖，直到这时可怜的阿卜杜拉的弟弟才又恢复了呼吸。如果她在窗口再多停留一会儿，他一定会窒息而死。
阿卜杜拉的弟弟在那之前每天在一个铁匠铺帮着师傅给马打上弯月形的马蹄铁。在冬天则是赶着毛驴车去伊犁河边，拉回一车车的冰块，在巴扎上卖掉。在那之后，除了去清真寺做主麻日的礼拜，他把整个世界都丢在了脑后，即便是大毛拉用手里的拐杖，把其他年轻人一个一个地打回了家，他也每天蹲在墙头上，冻僵的身子瑟缩成一团，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阿卜杜拉的弟弟会在墙头上一直待到深夜，那时候灯光从窗口透出，明亮的屋子就像一个梦幻的宫殿，穿着束胸紧身衣的女人们沉浸在其中，她们用纯银的刀叉优雅地吃着盘子里的红肠，用晶亮的高脚玻璃杯饮格瓦斯酒，有时她们低下头齐声唱着忧伤而动人心魄的歌曲。不用费力，阿卜杜拉的弟弟能准确地找到怀抱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她拉琴的时候一头蓬松的金发也跟着一起晃动，就像奔跑的马车上堆得高高的新麦草那样。当她放下手风琴，倚靠着窗子，侧影清晰地投映在玻璃上，她那博格达峰一样挺立的胸部，被灯光放大，并且带着金边的轮廓。这时候阿卜杜拉的弟弟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用肋骨，用满嘴的牙齿，耳朵，睫毛，十根手指头，所有的头发，上下滑动个不停的喉结，甚至是用五脏和六腑在看着她。他无法想象，如果有谁看见了这对形状完美的双乳之后，还能够活着离开。
“小心，真主会让你的眼睛长出水泡。” 阿卜杜拉怒气冲冲地骂他这个丢人现眼的弟弟，把他关在牲口棚里，为了不让他有机会溜出去甚至用粗绳子捆绑住他的双脚。
“他中魔了。”阿卜杜拉对羊毛胡同的人说。
当时紧挨亚历山大祖父家的另一个邻居就是松林巴尔。那时候伊犁河对面大片的农田里，不再是锡伯族人种植的亚麻和胡麻，而是俄国人种植的啤酒花，那些爬在架子上的淡绿色的啤酒花，风铃一样一串串悬挂下来，散发着淡淡的苦涩的芬芳。到了啤酒花成熟的时候，整个河谷的空气中都弥漫着啤酒花的花粉，让人和牲畜忍不住接连地打喷嚏。俄国人把这些啤酒花摘下来运到作坊里发酵，再加上蜂蜜酿制成格瓦斯酒，装在木桶里拿到巴扎上卖。这座城市里的人除了爱上手风琴，同时也爱上了俄罗斯贵族带来的这种甜蜜的液体，它不再是俄国贵族们所独享的东西，也不再被人们称作魔鬼饮料。大家在巴扎上吃烤羊排的时候，喜欢来上一大杯，胃口大的人甚至能像松林巴尔那样一口气喝下半桶。松林巴尔不光饭量大得出奇，他还有着一副吓人的铜嗓门，他发出的声音像五十个人发出的那么大，只要他一开口，就会把这座城市的乌鸦全吓跑。
“羊毛胡同没有不知道松林巴尔的人，他是這座城市的英雄。”亚历山大说。对他的这个说法我表示怀疑，因为我就是羊毛胡同的人，我就不知道松林巴尔。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年长的人说起过这个人。
“他是在家吃饭时被抓走的。”亚历山大说，当时他的祖父看着松林巴尔被三匹马拖着跑过羊毛胡同。换了别人，早被马在地上拖成肉饼了，可是松林巴尔不，他几乎跑到那几匹马的前头去。说起松林巴尔被抓的原因，当局找了个堂皇的借口，说他偷看了一个巴依的小老婆。那时候这座城市的有钱人都住在有围墙的房子里，那围墙高到即便是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肩头上，也不能看见那些在玫瑰花丛里晒太阳的美貌的小老婆们。但人们确信松林巴尔能够做到，松林巴尔早年经常率领商队沿丝绸之路去中亚经商，许多人都死在了路上，成为后来人的路标，只有松林巴尔每次都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人们认为如果他仅仅是为了看一个女人的脸而去掀那神秘的面纱，就实在是太愚蠢了，也是活得不耐烦了。但事实并非当局所说。松林巴尔实则是被当作共党分子给抓起来的。那几年统治新疆的人换来换去，最后一个亲苏分子掌握了大权，紧接着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有了苏联领事馆，边境上的这座小城也有了苏联的办事处。办事处在老城区一栋带有花园的房子里，院子里一根旗杆上飘荡着他们的国旗。
那一时期松林巴尔频繁而大胆地进出苏联领事馆的办事处，就像他频繁地去白房子那样。他和两边的关系都挺好。有时他也带着办事处年轻的医官同志一起去白房子。医官同志是个腼腆的年轻人，松林巴尔带他去白房子不是给那里的女人看病，而是去修理手风琴。医官同志的听力格外灵敏，他能从一首演奏的曲子里听出手风琴的毛病，然后把它治好。医官同志修理了几次手风琴之后，爱上了那个安娜斯塔西亚，他看她的眼神悲伤而完美，仿佛穿越了荒凉的西伯利亚。 医官同志后来被押解回了苏联，那是预料中的事。他最后一次去白房子，他坐在那里，脸色苍白而消沉。他对安娜斯塔西亚说，他想和她登上一辆烈火马车，去往一个既没有俄国人也没有苏联人的国家。
医官同志说出的话甜蜜而又可怕，他没有想到松林巴尔出卖了他。松林巴尔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不允许他的国际战友背叛革命。医官同志在回到领事馆后即被看管起来，随后被送往西伯利亚。而当松林巴尔沮丧地把这个消息帶给安娜斯塔西娅时，这个金发姑娘怀抱手风琴茫然地、长久地、不出声地坐在窗口。松林巴尔离开白房子的时候，听见身后响起忧伤的琴声和歌声：
一条小路被风吹得飘忽不定
是谁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
之后在松林巴尔的葬礼上也同样响起过这首歌，只是那时松林巴尔的头已经不在他的脖子上，他的耳朵不可能听到这天堂般透明的歌声。他也不再能感受到秋风在大地上悄无声息的行动。其实，在他死去之前这座城市就已经在暗地里发生了一些可怕的变化，每个黎明，乌鸦像是黑夜无法消化的碎片，一边啊啊叫着，一边扇动着一双双黑色不祥的翅膀从城市尖尖的树梢上飞起，它们的声音里带着黑色的凶兆，预示着厄运将和这些乌鸦的影子一起，降临这个城市的每一座屋顶。先是苏联共产党人突然离开伊宁撤回到自己的国家。接下来，无所畏惧的松林巴尔在羊毛胡同被抓走，被押送到大巴扎，在阿卜杜拉平时宰羊的台子上行刑。那是个污血横流的地方，地上杂乱地堆着牛羊割下来的头，动物肚子里掏出来的内脏，裸露着扔在地上，肠子里的粪便散发着恶心的臭气，乌鸦时而飞落，在其间翻找可吃的东西。
松林巴尔的头被砍下来后用快马送往迪化邀功请赏，尸体则被丢在刚剥下的牛皮和羊皮中。
这时候白房子里的女人们表现得让这座城市所有的人都惊讶。她们在松林巴尔行刑的那一天，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举行舞会时才穿的华丽裙子，胸前隆重地别着红宝石胸针，脖子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项链，就连长手套上的银纽扣也一个不少地都扣着，帽子上的网纱和裙子上层层叠叠的花边，让她们看上去像是春天的杏花那样蓬松。怀抱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也在其中，在她手风琴的伴奏下，女人们一边穿过城市一边唱歌：
一条小路被风吹得飘忽不定
是谁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
她们来到大巴扎，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下优雅地踮起脚尖提起裙子轻飘飘地走着，最后她们在血腥的屠宰场停下，许多双手一起把松林巴尔的身体从污血中抬出来，歌声一直没有停。
白房子里的女人们带着松林巴尔穿过整座城市，来到伊犁河对岸，她们把他埋葬在一片种着啤酒花的田地里。接下来的一场大雪厚厚地覆盖了田野，直到第二年五月，在融化的潮湿的泥土里，那颗停止跳动的心上，啤酒花的藤蔓开始发芽，抽出新的叶片，好像一个人从他所爱的泥土中长出来。六月一过它们就浓密地覆盖了木架，风铃一样悬挂在那里的啤酒花也被河谷里的夏季风一遍遍地吹拂，那些淡绿色的伤心花朵越开越多，多到可以把地球藏起来。
松林巴尔被行刑之后又有一些人在屠宰场被牛羊一样地宰杀掉。他们的罪名不再像松林巴尔那样遮遮掩掩，而是直接冠以共党。只是他们的头没有被快马送往迪化，而是悬挂在大巴扎的通道上。这一切都是因为统治新疆的那个人突然变了脸，开始极力讨好南京政府。
“他们早晚会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屠宰场。”那时候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忧心忡忡，一些老人因为隐约的恐惧而哆嗦着身子。松林巴尔一家怕受到牵连，离开羊毛胡同，回到了伊犁河那边的锡伯族领地生活。
屠杀发生之后的第二年春天，杏花迟迟不开，接下来的斋月里整座城市的白天都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只有到了晚上，戒斋者们才开始进食，那时候大巴扎通道上曾经悬挂头颅的地方，悬挂着微弱的油灯，灯光飘忽不定，照着空荡荡的街巷，其间再看不见一个穿黑色罩袍的身影在移动。再晚些时候，某座房子里会传出低沉缓慢的音乐声，那是两根弦的都它尔演奏出的琴声，歌者声音粗哑老迈，仿佛在倾诉着人世无尽的悲凉。这样的歌声与琴声交织在一起，与斋月的气氛很相配。
我无法看见百年前这座城市的真实场景，亚历山大也不曾看见过，一切都只是他的道听途说和我的想象。我问起亚历山大的家人，得知他一直和他的姐姐一起生活，他不曾结婚，他的姐姐也不曾结婚，他的姐姐在汉人街租了个小小的店面以烤面包为生，而亚历山大的手风琴修理铺关闭之后，每月靠政府的低保和在门口摆小摊为生。
我奇怪亚历山大和他姐姐为什么不结婚，但亚历山大不愿意回答我这个冒失而不礼貌的问题。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手风琴如果修理好了，他会打我电话。如果修理不好，希望我能把手风琴卖给他作收藏。他虽然很穷，但他愿意出两只怀孕奶羊的钱换我的手风琴。
回到羊毛胡同，正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看着他们在羊毛胡同里疯跑，我想起小时候跟玩伴们一起玩的情景。冬天的时候我们爱去伊犁河滑冰。到了夏天，男孩子们跳进河水里洗澡，他们光着屁股扑腾到筋疲力尽才爬上岸。大太阳把他们晒得红红的，到处都在脱皮，看上去和蛇差不多。我们这些女孩子只能留在岸上玩抓石子。大地几乎被太阳烤熟，空气中隐隐约约能闻到一股烤馕的味道，就连风，都热得好像是从刚烤过馕的馕坑里吹出来的一样。这些一起玩的孩子中有一个特别斯文，总是很绅士地站在那里看我们玩。哪怕是很热的天，他也穿戴得整整齐齐。他长得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头发有点卷曲，并且有着一个很长的俄罗斯名字。据说他的曾祖父还是曾祖母是个俄罗斯人，现在他们一家已经不住在羊毛胡同里了，否则，他们也许应该知道一些白房子的事情。
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母亲说起亚历山大。母亲说亚历山大不结婚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俄罗斯贵族的后裔，为了保持他们正宗的贵族血统，不愿意随便地找个人结婚。而这个城市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十年前这座城市尚有一千多名俄罗斯人，前年人口普查，只有不到三百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二转子甚或三转子。他们除了头发微卷，鼻梁略挺，基本上没有了俄罗斯人的遗传基因。 “所以，亚历山大和他姐姐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结婚，他们只能用独身的方式来保持他们的贵族血统。”母亲说。
可是，这座城市曾经有三万多名俄罗斯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想到曾经的贵族后代，现在以烤面包和低保生活，我心里很是感叹。我向母亲问起羊毛胡同可曾有过教堂，母亲说好像听胡同口的曹大娘说起过教堂，那教堂其实简陋得不像个教堂，土坯的房子，除了它的尖顶，并没有什么让人们感到稀奇。倒是那个木头的十字架上经常停落着一群白鸽子，它们被阳光照耀得又白又安静。每到星期天，羊毛胡同里俄国人接连不断地走过，他们穿着自己最体面的礼服，垂着双臂，脸上是1917年之后的疲惫和茫然。他们曾经的身份也许是显赫的男爵公爵或子爵，但在这里的身份是钟表匠、养蜂人、酿酒师、面包师，或者是伊犁河上的打鱼人。为了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但他们的骨子里，还努力保持着什么，就像亚历山大和他的姐姐。
教堂后来在一次本地人排斥俄罗斯人的骚乱中被拆掉了，人们把教堂墙壁的土坯扒下来垒羊圈、修厕所，十字架则成了木栅栏的一部分。这些也是曹大娘说的。曹大娘死的时候我刚出生，她一定知道羊毛胡同的很多故事，但母亲说她从没有听曹大娘说起过松林巴尔，更不用说屠夫阿卜杜拉。那时候住在羊毛胡同的俄国人倒是很多，有没有亚历山大的祖父，不得而知。
父亲对我们的谈话不感兴趣，他只顾着吃东西，他吃东西的时候基本不用脑子，母亲往他盘里添多少，他都能很快吃得干干净净。父亲独对格瓦斯酒格外讲究，他每天晚饭后要喝上一大杯，如果买不到斯大林街那一家俄罗斯人做的格瓦斯，胜利巷回族人马忠义家的也可以。父亲从来不屑喝锡林酿的格瓦斯，他批评锡林酿的格瓦斯蜂蜜太多，喝起来太甜蜜。母亲则批评父亲在喝格瓦斯上挑剔得简直像个真正的贵族。
吃过晚饭，我出门去散步，羊毛胡同两边的白杨树又高又直，整条巷子像梦境里的隧道一样幽深。我想象着那些白房子里的俄国女人，她们一定曾走过这条胡同去教堂做祈祷，人们看见她们走来，一定会向两边闪开。白胡子老人们则坐在墙下的阴凉里，一脸的不高兴。“一群迷人的魔鬼。”有人会这样说。更多的人则是把头转向一边，不去看她们。而那架现在属于我的手风琴，抱在安娜斯塔西亚的怀里，手风琴太重，她一定像我一样抱得很吃力。当时这座城市的本地人保守而持旧，在他们眼里白房子里的女人是些不知道羞耻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女人其实是些可怜的人，她们失去了祖国，失去了贵族身份和财产，同时她们的出身、家庭、教育和修养使她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去谋求粗鄙的生计，为了保持纯正的贵族血统，她们也无法随意嫁给一个什么人做妻子。命运让她们几乎无路可走。不过这些可爱的女人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抱怨和颓丧，她们整天喝酒唱歌拉响手风琴，让生命的欢乐在白房子里持久地延续。
我这样走一路想一路，黑暗中不知道谁在胡同深处突然大声地咳嗽起来，一只夜莺受到惊吓，从低处的花丛飞向高高的白杨树枝，并在那里悲鸣起来。那声音在夜幕中自有一种美妙而凄凉的感觉。
我在娘家等了几天，一直没有等到亚历山大的电话，就先回了伊犁河那边自己的家。邻居见我回来，问我手风琴修理好了没有，看来他们也很关心手风琴的命运。毕竟，那架手风琴在他家待了几十年。我向邻居打听手风琴的来历，他们说手风琴是粮食紧张那几年用一袋麦子换来的。手风琴原来的主人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衣服破旧但极其整洁，肩上披着当时不多见的灰色大披巾。我问起老太太的名字是否叫安娜斯塔西亚，邻居说这个他们怎么知道呢，或许叫雅娜，或许叫别的什么，反正不是安娜斯塔西亚，没有那么长。
一个多月后，我等不及亚历山大的电话，跑去伊宁市找他。那时候刚好是杏花开的时节，我惊讶这座城市原来有如此多的杏树，它们的花朵几乎包围了所有的房子，那些粉色的花朵又蓬松又轻盈，如果刮一阵风，它们似乎就可以带着这座城市轻飘飘地离开地面。不过，这些杏花总是不能长久，它们开得短暂，凋零得也匆忙。之后，夏季风就开始从早到晚地吹拂着广袤的河谷，天空中一天到晚低悬着花椰菜状的云朵。
我不知道一百年前的伊宁是否也是这样。
我这一次看见亚历山大的时候，他依旧是坐在门口守着他小小的生计。沉重的手风琴则抱在他的怀里。看见我来，他得意地拉动手风琴让我听，手风琴居然发出了声音，但遗憾的是声音残缺不全，像一个缺牙的人漏着风。
亚历山大告诉我，他打算去一趟乌鲁木齐，看看能不能找到同样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也许他可以从那些同样的坏琴上拆下一些零件来修理出一架好琴。
这几天锡林搭完啤酒花的架子后，利用农活空闲时间去纳达旗牛录小镇，交费开通了家里的无线网，这样我就可以在电脑上查找资料了。从百度里我知道曾有十几万的俄罗斯贵族在十月革命后流亡乌鲁木齐，他们带着金银财宝和军队武器，聚居在城的东边。当年尕司令马仲英率领骑兵来袭，迪化政府军全靠了俄罗斯人的武器和军队才守住了城。亚历山大的想法是对的，十几万的俄罗斯贵族，总有人在逃亡中国的时候马车上是带着一架纽扣式手风琴的。运气好的话，真能找到一架同样的纽扣式手风琴也不说定。
我看见不远处的那座红砖小楼，一只乌鸦蹲在墙头半天不动一下。我想到那个蹲在白房子围墙上的年轻人，现在这只乌鸦似乎代替了他蹲在那里。我穿过马路走过去扔面包给它，扔杏仁给它，乌鸦像个智者无动于衷。树上的杏花正纷纷扬扬往下落，后来一阵风把那些粉红的花瓣零零碎碎地带向了远处。
我向亚历山大感叹白房子在时间中变成了红房子，亚历山大说，白房子没有变成红房子，白房子是自己飞走的，像一只巨大的白鸟那样扑腾着翅膀，然后一使劲从红玫瑰般烫人的火焰里飞走了。引燃那场大火的导火索，是一个年轻人的死。这个年轻人就是阿卜杜拉的弟弟。他曾经被阿卜杜拉捆绑在马圈里，后来，由于天气越来越冷，西伯利亚寒流经过河谷时，冷就像一匹闪亮的缎子抖开来。到了晚上，铁水般清澈的天空上，月亮冷得白里泛蓝，散发出冰柱一样的光芒。白杨树高大的枯枝上栖落着亮晶晶的冻僵了的星星，也栖落着缩着脖子的乌鸦，摇一摇，它们会像死亡的果子一样哗啦啦掉落一地。
在大毛拉的干涉下阿卜杜拉解开了弟弟腿上的绳子。可是，他的弟弟并没有乖乖地待在被窝里睡觉。清晨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保持着张望的姿势，蹲在白房子的那堵土墙上，成了一尊又硬又脆的冰雕。
本地人把年轻人的死归罪于白房子，他们向白房子投掷石块，投掷燃烧的树枝。当时全城的人都从自己的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连那些戴着头巾的老女人也跑了出来，他们满以为可以看见一群被火焰包裹的魔鬼，光着脚披着发，疯子一样尖叫奔跑。可是人们惊讶地发现一切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白房子里的女人们即便是在逃命的时候，也不忘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扣好胸针，就像当初离开自己的国家那样从容，她们一个接一个，优雅地爬上窗台，尽量不弄脏裙子和手套。她们的手里，不是抓着钱袋和珠宝，而是一本普希金诗集，一束干花，一个可爱的套娃，或者一架沉重的手风琴。为了带出手风琴，抱手风琴的女人几乎丧生大火，她费力地把手风琴放在窗台上，因为怕磕坏了琴键，她解下羊毛披肩小心地包裹住它。
白房子烧毁后，没有人知道那些女人们去了哪里。
一条小路被风吹得飘忽不定
是谁走在去往西伯利亚的路上
亚历山大晃动着身子唱起歌的时候，他的手同时也按响了手风琴的琴键，琴键發出残缺的悲鸣般的呜咽。我默默转身离去，抬头之际，看见远处的天山山脉像一架巨大的手风琴横亘在那里，黄昏正用它黄金的手指弹奏着那流水般起伏的琴键。
作者简介
杨方，女，1975年出生于新疆，自由写作者。出版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首都师范大学2013～2014年驻校诗人。曾获《诗刊》中国青年诗人奖等多个诗歌奖项。近两年在《当代》《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篇小说。有小说入选《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责任编辑 张 哲
“这手风琴比祖母的年纪还要大。据说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到中国的白俄罗斯贵族们带过来的。想要让它发出声音，比要一个哑巴开口说话更困难。”锡林说。
但我不管这些，我把奶羊牵到邻居家，抱回了这架祖母一样苍老的手风琴。手风琴可真够沉的，我几乎抱不动。真不知道那些曾经灵巧地滑动手指弹奏它的人是怎样把它抱在怀里的。
我用一块紫色天鹅绒擦拭手风琴的琴键，那些金属的纽扣和黑色琴身也被我擦得发亮。我把它摆放在客厅洒满阳光的窗前，那里一棵玻璃海棠一年四季开着淡红的花朵。有时候花瓣落在琴身上，看上去很美。看久了，我渐渐看出了手风琴的忧伤，那就像一只长颈鹿的声带，隐忍地静默着。我确信它的声音，不是藏在心里，就是被琴键夹住了。晚上刮大风的时候，我能听见手风琴发出的震颤的回音。我跟锡林说，我要回一趟娘家，去伊犁河对岸的伊宁市，找一找看有没有人能修好这架手风琴。
我的娘家在伊宁市东城的羊毛胡同里，那是一条具有俄罗斯风情的胡同，许多老房子保留着俄式建筑的风格。听年长的人说，一百年前，这条胡同里住的几乎全是俄国人，那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大批逃亡的俄罗斯贵族赶着马车，带着财宝，一连数月行走在石头、湖泊和山脉中。当他们越过边境进入伊宁，立刻被这座果树掩映的城市吸引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看中了这个叫羊毛胡同的不起眼的巷子，陆续有人买下当地人的住宅，或者干脆在空地上盖起城堡一样的房子，一度还盖起了一座东正教尖顶的教堂。这些流亡的俄国人极力保持着遗世贵族的风范，男人们穿着彬彬有礼的黑色礼服，手里拿着手杖；女人滿身网纱、丝带和花边。后来沙俄溃军也从边境涌入，再后来是逃避苏联农业集体化的人。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伊宁市里，容纳了三万多俄罗斯人，他们几乎把羊毛胡同变成了圣彼得堡。当时的本地人极其不欢迎他们的到来，轻蔑地称他们为归化族。唯一受本地人喜欢的是他们带来的手风琴，那种笨重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一度成为这个城市流行的乐器。那时候不论是白杨树笔直的巷子，还是宽阔的乡村打麦场，果实悬挂的苹果园，都流淌着手风琴流水般的声音。这种声音流淌了很多年，直到新疆解放，这些俄罗斯人中的一部分再次逃亡别的国家，一部分回到了早已不再称作俄国的苏联，余下的一部分则留在了伊宁。1950年代的时候，一批苏联专家来到伊宁，他们被安排住在羊毛胡同那些俄式建筑的房子里，那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结婚，两个人时常保持着一米远的距离在黄昏的斯大林街散步。他们看见苏联专家和逃亡的俄罗斯贵族在另一个国家的街头狭路相逢，但他们很快在手风琴流水般的旋律中忘记了仇恨。他们聚集在青年广场，大声唱《红莓花儿开》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休息日的时候他们也喝伏特加，邀请路过的人一起跳交谊舞。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伊宁的俄罗斯人少了下去。直到到了90年代初，苏联解体，大批俄罗斯人再次涌入边境的这座小城，他们几乎把这个小小的城市挤爆，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靠做边境贸易为生，而那些身材修长的姑娘们，则在酒吧里谋生，她们大多租住在羊毛胡同里。我出嫁后，母亲把我住的那间屋子租给了两个俄罗斯姑娘，她们经常在深夜醉醺醺地回到羊毛胡同，一边做梦一样摇晃着身子，一边大声唱歌。直到独联体各国经济有所好转，这些姑娘们才陆续回了自己的国家，现在羊毛胡同已经没有一个俄罗斯人了。
母亲看我抱回来这么一架古怪的手风琴，表情夸张地叫起来，就像当初看见我带着锡林回家一样。她曾极力反对我嫁给一个种啤酒花的锡伯族人，但后来又急速转变了态度。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比天气变脸还快的人。她帮我四处打听哪里有修理手风琴的铺子。打听了几天，终于打听到本城唯一一个会修理手风琴的人，他叫亚历山大，早些年在英阿亚提街他自己的房子里开过二十几年的手风琴修理铺，后来生意越来越少，几乎没有人来修理手风琴，修理铺也就关门大吉了。现在亚历山大在门口摆着一个小摊，卖莫合烟，也卖一些干果。
英阿亚提街曾经是酒吧一条街，有好几家酒吧都叫冬宫之夜：蓝色冬宫之夜，红色冬宫之夜，白色冬宫之夜。自那些俄罗斯姑娘离开后，酒吧就陆续关闭，整条街冷清得像废弃的古城。当我费尽周折，找到亚历山大位于斜坡顶端的房子时，他正守着一堆薄皮核桃等着人来买。这些核桃的壳很薄，只消用拇指和食指一捏就能捏碎。那感觉就像是捏碎一个人的脑袋。
亚历山大大概六十多岁，微胖，戴着黑色呢帽，廉价西装里穿着白衬衣，领口打着黑色领带。这样规整的穿法在这座城市的人中不多见。他看见我怀里的手风琴，整张脸像月亮一样亮起来。
“这琴应该是当年俄罗斯贵族带过来的。”亚历山大说。他用放大镜仔细察看手风琴上的几个俄文字母，看清楚后，激动得说话打结巴，“是冬宫之夜的那把手风琴也说不定呢。”他说。
“冬宫之夜？那是一家酒吧的名字吗？”我问。
“不是现在这些冬宫之夜，是上世纪20年代的冬宫之夜。”亚历山大说。他指着街对面的一座二层红砖小楼，说那里曾经是一座白房子所在的位置，俄罗斯贵族们当年时常在斜坡上的这座白房子里聚会，有一个弹奏手风琴的姑娘，传说是沙皇最小的女儿。她也的确叫安娜斯塔西亚，与公主同名不说，而且年龄也与公主相仿。大家都知道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被灭门，但尸体中没有发现安娜斯塔西亚公主。于是人们猜测她有可能被白军所救，最后流落此地也说不定。白房子里的人曾经借此大肆渲染，以引起大家的好奇心。至于是不是真的公主，一直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证实。 说起来那座白房子的出现，多少有些突然。那时伊犁河边的这座小城尚被称作固图扎，每天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车马和人流，春天融化的雪水掺合着发黄的马尿，在路中央流成一道道肮脏的小水沟，行走的人得穿着笨重的黑色套鞋以免弄脏了靴子。到了晚上，那些人变魔法似的不知去向，如果不是几盏昏暗的风灯挂在大巴扎附近的通道上，会让人以为整个小城都黑到黑夜里去了。就在那样一个残雪化尽的春天，前一天杏树上的花苞还怕冷似的紧缩着身子，一夜之间，它们就像爆米花那样爆炸开来，蓬松地缀满了枝头。紧接着，一群穿着漂亮裙子的俄国女人，像另一些开放的花朵，占据了东城斜坡上一座墙体厚实的土坯房子，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大房子，女人们把它粉刷成白色，并命名为“冬宫之夜”，以纪念她们那永远失去了的国家。她们在白房子里通宵达旦地喝酒、唱歌，拉响手风琴，哪怕是半夜时分，也会发出足以惊醒全城人睡眠的声音。
本地人猜测那是一所妓院。它比战争或瘟疫的到来更让人们恐慌。要知道，在这座城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场所。那时候狭窄的大街上只有中世纪时代响着铃铛的六根棍马车扬着尘土一路喧哗着跑过，马车上坐着的女人必须戴面纱穿深色的罩袍。有钱的贵族老爷则骑着毛皮闪亮的高头大马，他们的马后小跑着两个或四个年轻的随从。街路上最多的是骑毛驴的人，整个城市于是无处不在地充斥着浓郁的动物的骚臭味。
亚历山大告诉我，最初的日子，通向白房子的路是没有人走的，仿佛那里住着一群麻风病人，谁也不敢靠近，人们连朝那个方向看上一眼都深怕会传染上不洁和罪恶。那条路在一段时间里成了全城最扭曲、最丑陋也是最孤寂的路。直到半个多月后，那条路上才出现了第一个身挂土耳其式腰刀的年轻人，他蓬乱纠结的头发被风不停地吹动着，看上去像穆斯林的缠头巾。带有马刺的皮靴，有力地踩踏着发白的路面，大片尘土花朵般自他脚下升腾而起。当他来到白房子前，回头看了看身后，这时候全城所有的眼睛，像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瞄准着年轻人。但他毫不在乎，他像一匹马那样仰起头大笑起来。进入白房子后，年轻人立刻受到了王子驾临般的隆重欢迎。俄国女人们欢呼着，提起蓬大的裙摆带着窒息的香风包围了他。
这个第一个来到白房子的年轻人是个锡伯族人，名叫松林巴尔，住在羊毛胡同。他行踪诡秘，忽而出现在这个城市，忽而不知所终。
接下来的日子，人们经常看见他出现在那条路上，有时候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时候带着一帮和他一样蓬乱着头发的弟兄和随从。当他们响雷般的马蹄声还在城市边缘滚动的时候，全城的人就已經被惊动了，大家伸出脑袋面无表情地看着这群人挥着马鞭奔驰而过，众多钉有马蹄铁的蹄子踩踏在石子路上，迸溅出愤怒的小火星。
没人敢议论什么，谁都知道这些奉大清皇帝之命从东北西迁此地的锡伯族人英勇无比，他们曾经没完没了地和沙俄的军队打仗，要不是他们，伊犁河谷这片肥沃的土地早被野心勃勃的沙皇帝国占领了。虽然现在那里被一帮布尔什维克分子所统治，边境上的危险看似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从不低头的英雄们却意想不到地被一群敌人的女人所打败。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女人一定施了什么魔法，她们用一种叫格瓦斯的甜蜜的魔鬼饮料灌晕了锡伯族人的脑袋，然后用吸盘一样的身体吸空他们鼓鼓囊囊的钱袋和牛一样的力气。
“太可怕了。”穿着罩袍的女人们躲在家里唉声叹气，她们希望能有一颗魔鬼炸弹落在那所白房子上。男人们则被互相告诫和提醒，绝不可向那里迈进一步。这个城市的大毛拉甚至一次次愤怒地用手里的拐杖敲打着当地官员的大门，请求立刻下令驱赶这群女人离开此地。
“她们早晚会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大妓院。”大毛拉说。
那时候这座城市有很多人得了一些奇怪的病：脖子上坠着一个巨大的肉瘤，或者眼睛像死鱼一样鼓了出来，那情形让人怀疑只要用两根手指头轻轻一挤，眼珠子就会逃离眼眶掉落在地上。还有一种病藏在男人的裤裆里，那非同寻常的疝气即便是穿着宽大的裤子也无法掩盖，它像个钟摆一样悬挂在两腿之间晃荡个不停。本地人对这些病束手无策，他们到圣人的陵墓去朝圣，喝圣泉，吃圣土，用圣水洗浴。更多的时候，他们跪在清真寺一遍遍请求安拉能够帮帮自己。
自白房子出现后，在人们的祈祷中又多了一样请求，他们请求安拉用一块大抹布像抹脏东西那样抹去白房子，他们有理由认为，白房子就是挂在这座城市脖子上的一个大肿瘤，它不仅让城市生病，接下来还会让城市里所有的人都生病，尤其是那些年轻人，他们的眼珠子会鼓出来，变得日益浑浊。他们的裤裆里会吊坠着一个巨大疝气般的生殖器，让他们时刻都焦躁不安。
亚历山大说，他的祖父是在白房子出现之后才来到这座城市的，祖父在羊毛胡同买下了一所旧房子，邻居是一户叫阿卜杜拉的维吾尔人和经常去白房子的松林巴尔。祖父搬来的时候邻居曾热心地帮忙搬箱子，那箱子里除了整套的银餐具，还有一台唱机，唱机发出的声音让邻居大吃一惊，他们认为那是魔鬼音乐，就跟那座白房子一样，是一座魔鬼房子。一直以来这座城市的人习惯把无法理解的东西与魔鬼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自行车叫魔鬼车，把墨镜叫魔鬼眼镜，把打火机叫魔鬼火焰。
“怪不得箱子那么重，原来里面装着一个唱歌的魔鬼。”邻居一致这样认为。
阿卜杜拉是个宰羊的人，爱跟人吵架，每一次吵架的原因都是他杀的羊没有长羊腰子或者只长了一个羊腰子。这怎么可能呢？当羊的主人这样质问他时，他无赖地回答说：“你的羊就是这样长的嘛，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也爱喝酒，喝醉酒的时候看什么都是羊，他看凳子是羊，看毛驴是羊，看一只虫子也是羊。有一次他在亚历山大祖父家喝伏特加，醉得差点把亚历山大的祖父当羊给宰了。
亚历山大跟我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手风琴，他细细地把手风琴检查了一遍，最后告诉我修理这样一架手风琴得需要时间，而且不一定能修理好，手风琴的音管坏了，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买到纽扣式手风琴的任何配件，他只能试试看能不能自己做一个。
我对修好这样一架手风琴本来就不抱多大希望，现在，我对这架手风琴的来历倒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想知道它是否真的就是冬宫之夜里的那一台。对于这一点，亚历山大说，他也只是凭手风琴上的俄文字母猜测而已，似乎那应该是冬宫这个词的缩写。他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小时候听祖父不止一次说起过冬宫之夜那优美的手风琴声，以及弹奏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亚历山大祖父希望公主是真的，这样他们的俄国就可以在别人的国家微弱地延续。那时候在这个到处都是土坯房子的城市里，白房子就像天山山脉终年积雪的峰顶，又醒目又孤单地矗立在大坡上，人们怕冷似的远远地绕着它走。但另一方面，人们又被白房子里流水般的琴声所吸引，仿佛白房子里装着一个亮闪闪的发光的梦。时常，那个拉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的侧影投射在透明的玻璃窗上，那魔幻般的琴声，让听见的人被施了咒语般无法动弹。有的人甚至会中邪般朝白房子走去，然后长时间地呆立窗外，直到琴声停止，他们才醒过来般惊讶双腿怎么把自己带到了这里。 这座城市的年轻人，尤其对白房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刚开始这些年轻人只是躲在远远的地方，隐蔽在大树后面，或者是街道的拐角处观望。后来他们慢慢移动着靠近，猫着身子躲在白房子的围墙下，小心地伸出脑袋，近距离地观察着宽大玻璃窗里的一举一动。不用说，那些暴露着胳膊和大片胸脯的白种女人，让唇上刚长出茸毛的年轻人既兴奋又惊慌，他们感觉自己的内脏都要掉出来了。可以肯定，在那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女人光光的胳膊都没有见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等结了婚，他们才有那样的机会。
这些年轻人一边忏悔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一边待在那里不舍得挪动脚步离开。终于有一天，他们不再藏头缩脑，大胆地蹲到了墙头上。
年轻人突然出现，让白房子里的女人们感到惊讶又好玩，土墙上整整齐齐蹲着的那一排穿黑色袷袢缩着脖子的人，看上去就像是一群不出声的乌鸦。那个总是站在窗前的安娜斯塔西亚推开窗子，俏皮地用一根手指头一个一个地点着数。这个俄国女人的出现让墙头上的年轻人慌乱起来，以至于掉下去一个，弄得墙头的土沙沙地往下落。不过，掉下去的年轻人很快又爬了上来，先是露出两只乌黑的眼睛，然后是一张削瘦苍白的脸，他像个落水者爬上岸那样，紧紧抓住墙头，重新蹲好颤抖不已的身体，仿佛刚才遭受了巨大的惊吓。而他的插入引起紧密挨着的其他人一阵骚乱，就像一只乌鸦强行插入一排乌鸦之中那样地挤来挤去。滑稽的场面引得安娜斯塔西亚大笑起来，笑声惊得整齐排列在墙头的年轻人像叠好的阿米诺骨牌般一个接一个地掉落下去。最后墙头上只剩下最初掉下去的那个年轻人，他好似冻僵在了那里，用一种快要死去的眼神看着窗口的安娜斯塔西亚。
留在墙头上的那个年轻人，是阿卜杜拉十七岁的弟弟，他看见安娜斯塔西亚的脖子像优美的天鹅颈般无限伸长着。而探出窗口的身子，似乎只要扇动一下胳膊，就可以飞走。一度刺眼的阳光在玻璃上一闪，一道金光之后，他以为她已经飞走了。后来她缩回身子，由于怕冷而关上窗子，回到火光熊熊的壁炉旁取暖，直到这时可怜的阿卜杜拉的弟弟才又恢复了呼吸。如果她在窗口再多停留一会儿，他一定会窒息而死。
阿卜杜拉的弟弟在那之前每天在一个铁匠铺帮着师傅给马打上弯月形的马蹄铁。在冬天则是赶着毛驴车去伊犁河边，拉回一车车的冰块，在巴扎上卖掉。在那之后，除了去清真寺做主麻日的礼拜，他把整个世界都丢在了脑后，即便是大毛拉用手里的拐杖，把其他年轻人一个一个地打回了家，他也每天蹲在墙头上，冻僵的身子瑟缩成一团，一副天底下最孤单的模样。
阿卜杜拉的弟弟会在墙头上一直待到深夜，那时候灯光从窗口透出，明亮的屋子就像一个梦幻的宫殿，穿着束胸紧身衣的女人们沉浸在其中，她们用纯银的刀叉优雅地吃着盘子里的红肠，用晶亮的高脚玻璃杯饮格瓦斯酒，有时她们低下头齐声唱着忧伤而动人心魄的歌曲。不用费力，阿卜杜拉的弟弟能准确地找到怀抱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她拉琴的时候一头蓬松的金发也跟着一起晃动，就像奔跑的马车上堆得高高的新麦草那样。当她放下手风琴，倚靠着窗子，侧影清晰地投映在玻璃上，她那博格达峰一样挺立的胸部，被灯光放大，并且带着金边的轮廓。这时候阿卜杜拉的弟弟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用肋骨，用满嘴的牙齿，耳朵，睫毛，十根手指头，所有的头发，上下滑动个不停的喉结，甚至是用五脏和六腑在看着她。他无法想象，如果有谁看见了这对形状完美的双乳之后，还能够活着离开。
“小心，真主会让你的眼睛长出水泡。” 阿卜杜拉怒气冲冲地骂他这个丢人现眼的弟弟，把他关在牲口棚里，为了不让他有机会溜出去甚至用粗绳子捆绑住他的双脚。
“他中魔了。”阿卜杜拉对羊毛胡同的人说。
当时紧挨亚历山大祖父家的另一个邻居就是松林巴尔。那时候伊犁河对面大片的农田里，不再是锡伯族人种植的亚麻和胡麻，而是俄国人种植的啤酒花，那些爬在架子上的淡绿色的啤酒花，风铃一样一串串悬挂下来，散发着淡淡的苦涩的芬芳。到了啤酒花成熟的时候，整个河谷的空气中都弥漫着啤酒花的花粉，让人和牲畜忍不住接连地打喷嚏。俄国人把这些啤酒花摘下来运到作坊里发酵，再加上蜂蜜酿制成格瓦斯酒，装在木桶里拿到巴扎上卖。这座城市里的人除了爱上手风琴，同时也爱上了俄罗斯贵族带来的这种甜蜜的液体，它不再是俄国贵族们所独享的东西，也不再被人们称作魔鬼饮料。大家在巴扎上吃烤羊排的时候，喜欢来上一大杯，胃口大的人甚至能像松林巴尔那样一口气喝下半桶。松林巴尔不光饭量大得出奇，他还有着一副吓人的铜嗓门，他发出的声音像五十个人发出的那么大，只要他一开口，就会把这座城市的乌鸦全吓跑。
“羊毛胡同没有不知道松林巴尔的人，他是這座城市的英雄。”亚历山大说。对他的这个说法我表示怀疑，因为我就是羊毛胡同的人，我就不知道松林巴尔。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听年长的人说起过这个人。
“他是在家吃饭时被抓走的。”亚历山大说，当时他的祖父看着松林巴尔被三匹马拖着跑过羊毛胡同。换了别人，早被马在地上拖成肉饼了，可是松林巴尔不，他几乎跑到那几匹马的前头去。说起松林巴尔被抓的原因，当局找了个堂皇的借口，说他偷看了一个巴依的小老婆。那时候这座城市的有钱人都住在有围墙的房子里，那围墙高到即便是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肩头上，也不能看见那些在玫瑰花丛里晒太阳的美貌的小老婆们。但人们确信松林巴尔能够做到，松林巴尔早年经常率领商队沿丝绸之路去中亚经商，许多人都死在了路上，成为后来人的路标，只有松林巴尔每次都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人们认为如果他仅仅是为了看一个女人的脸而去掀那神秘的面纱，就实在是太愚蠢了，也是活得不耐烦了。但事实并非当局所说。松林巴尔实则是被当作共党分子给抓起来的。那几年统治新疆的人换来换去，最后一个亲苏分子掌握了大权，紧接着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有了苏联领事馆，边境上的这座小城也有了苏联的办事处。办事处在老城区一栋带有花园的房子里，院子里一根旗杆上飘荡着他们的国旗。
那一时期松林巴尔频繁而大胆地进出苏联领事馆的办事处，就像他频繁地去白房子那样。他和两边的关系都挺好。有时他也带着办事处年轻的医官同志一起去白房子。医官同志是个腼腆的年轻人，松林巴尔带他去白房子不是给那里的女人看病，而是去修理手风琴。医官同志的听力格外灵敏，他能从一首演奏的曲子里听出手风琴的毛病，然后把它治好。医官同志修理了几次手风琴之后，爱上了那个安娜斯塔西亚，他看她的眼神悲伤而完美，仿佛穿越了荒凉的西伯利亚。 医官同志后来被押解回了苏联，那是预料中的事。他最后一次去白房子，他坐在那里，脸色苍白而消沉。他对安娜斯塔西亚说，他想和她登上一辆烈火马车，去往一个既没有俄国人也没有苏联人的国家。
医官同志说出的话甜蜜而又可怕，他没有想到松林巴尔出卖了他。松林巴尔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不允许他的国际战友背叛革命。医官同志在回到领事馆后即被看管起来，随后被送往西伯利亚。而当松林巴尔沮丧地把这个消息帶给安娜斯塔西娅时，这个金发姑娘怀抱手风琴茫然地、长久地、不出声地坐在窗口。松林巴尔离开白房子的时候，听见身后响起忧伤的琴声和歌声：
一条小路被风吹得飘忽不定
是谁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
之后在松林巴尔的葬礼上也同样响起过这首歌，只是那时松林巴尔的头已经不在他的脖子上，他的耳朵不可能听到这天堂般透明的歌声。他也不再能感受到秋风在大地上悄无声息的行动。其实，在他死去之前这座城市就已经在暗地里发生了一些可怕的变化，每个黎明，乌鸦像是黑夜无法消化的碎片，一边啊啊叫着，一边扇动着一双双黑色不祥的翅膀从城市尖尖的树梢上飞起，它们的声音里带着黑色的凶兆，预示着厄运将和这些乌鸦的影子一起，降临这个城市的每一座屋顶。先是苏联共产党人突然离开伊宁撤回到自己的国家。接下来，无所畏惧的松林巴尔在羊毛胡同被抓走，被押送到大巴扎，在阿卜杜拉平时宰羊的台子上行刑。那是个污血横流的地方，地上杂乱地堆着牛羊割下来的头，动物肚子里掏出来的内脏，裸露着扔在地上，肠子里的粪便散发着恶心的臭气，乌鸦时而飞落，在其间翻找可吃的东西。
松林巴尔的头被砍下来后用快马送往迪化邀功请赏，尸体则被丢在刚剥下的牛皮和羊皮中。
这时候白房子里的女人们表现得让这座城市所有的人都惊讶。她们在松林巴尔行刑的那一天，穿上了自己最漂亮的举行舞会时才穿的华丽裙子，胸前隆重地别着红宝石胸针，脖子上戴着闪闪发光的项链，就连长手套上的银纽扣也一个不少地都扣着，帽子上的网纱和裙子上层层叠叠的花边，让她们看上去像是春天的杏花那样蓬松。怀抱手风琴的安娜斯塔西亚也在其中，在她手风琴的伴奏下，女人们一边穿过城市一边唱歌：
一条小路被风吹得飘忽不定
是谁走在去西伯利亚的路上
她们来到大巴扎，在人们惊异的目光下优雅地踮起脚尖提起裙子轻飘飘地走着，最后她们在血腥的屠宰场停下，许多双手一起把松林巴尔的身体从污血中抬出来，歌声一直没有停。
白房子里的女人们带着松林巴尔穿过整座城市，来到伊犁河对岸，她们把他埋葬在一片种着啤酒花的田地里。接下来的一场大雪厚厚地覆盖了田野，直到第二年五月，在融化的潮湿的泥土里，那颗停止跳动的心上，啤酒花的藤蔓开始发芽，抽出新的叶片，好像一个人从他所爱的泥土中长出来。六月一过它们就浓密地覆盖了木架，风铃一样悬挂在那里的啤酒花也被河谷里的夏季风一遍遍地吹拂，那些淡绿色的伤心花朵越开越多，多到可以把地球藏起来。
松林巴尔被行刑之后又有一些人在屠宰场被牛羊一样地宰杀掉。他们的罪名不再像松林巴尔那样遮遮掩掩，而是直接冠以共党。只是他们的头没有被快马送往迪化，而是悬挂在大巴扎的通道上。这一切都是因为统治新疆的那个人突然变了脸，开始极力讨好南京政府。
“他们早晚会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屠宰场。”那时候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都忧心忡忡，一些老人因为隐约的恐惧而哆嗦着身子。松林巴尔一家怕受到牵连，离开羊毛胡同，回到了伊犁河那边的锡伯族领地生活。
屠杀发生之后的第二年春天，杏花迟迟不开，接下来的斋月里整座城市的白天都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只有到了晚上，戒斋者们才开始进食，那时候大巴扎通道上曾经悬挂头颅的地方，悬挂着微弱的油灯，灯光飘忽不定，照着空荡荡的街巷，其间再看不见一个穿黑色罩袍的身影在移动。再晚些时候，某座房子里会传出低沉缓慢的音乐声，那是两根弦的都它尔演奏出的琴声，歌者声音粗哑老迈，仿佛在倾诉着人世无尽的悲凉。这样的歌声与琴声交织在一起，与斋月的气氛很相配。
我无法看见百年前这座城市的真实场景，亚历山大也不曾看见过，一切都只是他的道听途说和我的想象。我问起亚历山大的家人，得知他一直和他的姐姐一起生活，他不曾结婚，他的姐姐也不曾结婚，他的姐姐在汉人街租了个小小的店面以烤面包为生，而亚历山大的手风琴修理铺关闭之后，每月靠政府的低保和在门口摆小摊为生。
我奇怪亚历山大和他姐姐为什么不结婚，但亚历山大不愿意回答我这个冒失而不礼貌的问题。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手风琴如果修理好了，他会打我电话。如果修理不好，希望我能把手风琴卖给他作收藏。他虽然很穷，但他愿意出两只怀孕奶羊的钱换我的手风琴。
回到羊毛胡同，正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看着他们在羊毛胡同里疯跑，我想起小时候跟玩伴们一起玩的情景。冬天的时候我们爱去伊犁河滑冰。到了夏天，男孩子们跳进河水里洗澡，他们光着屁股扑腾到筋疲力尽才爬上岸。大太阳把他们晒得红红的，到处都在脱皮，看上去和蛇差不多。我们这些女孩子只能留在岸上玩抓石子。大地几乎被太阳烤熟，空气中隐隐约约能闻到一股烤馕的味道，就连风，都热得好像是从刚烤过馕的馕坑里吹出来的一样。这些一起玩的孩子中有一个特别斯文，总是很绅士地站在那里看我们玩。哪怕是很热的天，他也穿戴得整整齐齐。他长得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头发有点卷曲，并且有着一个很长的俄罗斯名字。据说他的曾祖父还是曾祖母是个俄罗斯人，现在他们一家已经不住在羊毛胡同里了，否则，他们也许应该知道一些白房子的事情。
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母亲说起亚历山大。母亲说亚历山大不结婚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俄罗斯贵族的后裔，为了保持他们正宗的贵族血统，不愿意随便地找个人结婚。而这个城市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十年前这座城市尚有一千多名俄罗斯人，前年人口普查，只有不到三百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二转子甚或三转子。他们除了头发微卷，鼻梁略挺，基本上没有了俄罗斯人的遗传基因。 “所以，亚历山大和他姐姐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结婚，他们只能用独身的方式来保持他们的贵族血统。”母亲说。
可是，这座城市曾经有三万多名俄罗斯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想到曾经的贵族后代，现在以烤面包和低保生活，我心里很是感叹。我向母亲问起羊毛胡同可曾有过教堂，母亲说好像听胡同口的曹大娘说起过教堂，那教堂其实简陋得不像个教堂，土坯的房子，除了它的尖顶，并没有什么让人们感到稀奇。倒是那个木头的十字架上经常停落着一群白鸽子，它们被阳光照耀得又白又安静。每到星期天，羊毛胡同里俄国人接连不断地走过，他们穿着自己最体面的礼服，垂着双臂，脸上是1917年之后的疲惫和茫然。他们曾经的身份也许是显赫的男爵公爵或子爵，但在这里的身份是钟表匠、养蜂人、酿酒师、面包师，或者是伊犁河上的打鱼人。为了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但他们的骨子里，还努力保持着什么，就像亚历山大和他的姐姐。
教堂后来在一次本地人排斥俄罗斯人的骚乱中被拆掉了，人们把教堂墙壁的土坯扒下来垒羊圈、修厕所，十字架则成了木栅栏的一部分。这些也是曹大娘说的。曹大娘死的时候我刚出生，她一定知道羊毛胡同的很多故事，但母亲说她从没有听曹大娘说起过松林巴尔，更不用说屠夫阿卜杜拉。那时候住在羊毛胡同的俄国人倒是很多，有没有亚历山大的祖父，不得而知。
父亲对我们的谈话不感兴趣，他只顾着吃东西，他吃东西的时候基本不用脑子，母亲往他盘里添多少，他都能很快吃得干干净净。父亲独对格瓦斯酒格外讲究，他每天晚饭后要喝上一大杯，如果买不到斯大林街那一家俄罗斯人做的格瓦斯，胜利巷回族人马忠义家的也可以。父亲从来不屑喝锡林酿的格瓦斯，他批评锡林酿的格瓦斯蜂蜜太多，喝起来太甜蜜。母亲则批评父亲在喝格瓦斯上挑剔得简直像个真正的贵族。
吃过晚饭，我出门去散步，羊毛胡同两边的白杨树又高又直，整条巷子像梦境里的隧道一样幽深。我想象着那些白房子里的俄国女人，她们一定曾走过这条胡同去教堂做祈祷，人们看见她们走来，一定会向两边闪开。白胡子老人们则坐在墙下的阴凉里，一脸的不高兴。“一群迷人的魔鬼。”有人会这样说。更多的人则是把头转向一边，不去看她们。而那架现在属于我的手风琴，抱在安娜斯塔西亚的怀里，手风琴太重，她一定像我一样抱得很吃力。当时这座城市的本地人保守而持旧，在他们眼里白房子里的女人是些不知道羞耻的人。他们不知道这些女人其实是些可怜的人，她们失去了祖国，失去了贵族身份和财产，同时她们的出身、家庭、教育和修养使她们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去谋求粗鄙的生计，为了保持纯正的贵族血统，她们也无法随意嫁给一个什么人做妻子。命运让她们几乎无路可走。不过这些可爱的女人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抱怨和颓丧，她们整天喝酒唱歌拉响手风琴，让生命的欢乐在白房子里持久地延续。
我这样走一路想一路，黑暗中不知道谁在胡同深处突然大声地咳嗽起来，一只夜莺受到惊吓，从低处的花丛飞向高高的白杨树枝，并在那里悲鸣起来。那声音在夜幕中自有一种美妙而凄凉的感觉。
我在娘家等了几天，一直没有等到亚历山大的电话，就先回了伊犁河那边自己的家。邻居见我回来，问我手风琴修理好了没有，看来他们也很关心手风琴的命运。毕竟，那架手风琴在他家待了几十年。我向邻居打听手风琴的来历，他们说手风琴是粮食紧张那几年用一袋麦子换来的。手风琴原来的主人是一位俄罗斯老太太，衣服破旧但极其整洁，肩上披着当时不多见的灰色大披巾。我问起老太太的名字是否叫安娜斯塔西亚，邻居说这个他们怎么知道呢，或许叫雅娜，或许叫别的什么，反正不是安娜斯塔西亚，没有那么长。
一个多月后，我等不及亚历山大的电话，跑去伊宁市找他。那时候刚好是杏花开的时节，我惊讶这座城市原来有如此多的杏树，它们的花朵几乎包围了所有的房子，那些粉色的花朵又蓬松又轻盈，如果刮一阵风，它们似乎就可以带着这座城市轻飘飘地离开地面。不过，这些杏花总是不能长久，它们开得短暂，凋零得也匆忙。之后，夏季风就开始从早到晚地吹拂着广袤的河谷，天空中一天到晚低悬着花椰菜状的云朵。
我不知道一百年前的伊宁是否也是这样。
我这一次看见亚历山大的时候，他依旧是坐在门口守着他小小的生计。沉重的手风琴则抱在他的怀里。看见我来，他得意地拉动手风琴让我听，手风琴居然发出了声音，但遗憾的是声音残缺不全，像一个缺牙的人漏着风。
亚历山大告诉我，他打算去一趟乌鲁木齐，看看能不能找到同样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也许他可以从那些同样的坏琴上拆下一些零件来修理出一架好琴。
这几天锡林搭完啤酒花的架子后，利用农活空闲时间去纳达旗牛录小镇，交费开通了家里的无线网，这样我就可以在电脑上查找资料了。从百度里我知道曾有十几万的俄罗斯贵族在十月革命后流亡乌鲁木齐，他们带着金银财宝和军队武器，聚居在城的东边。当年尕司令马仲英率领骑兵来袭，迪化政府军全靠了俄罗斯人的武器和军队才守住了城。亚历山大的想法是对的，十几万的俄罗斯贵族，总有人在逃亡中国的时候马车上是带着一架纽扣式手风琴的。运气好的话，真能找到一架同样的纽扣式手风琴也不说定。
我看见不远处的那座红砖小楼，一只乌鸦蹲在墙头半天不动一下。我想到那个蹲在白房子围墙上的年轻人，现在这只乌鸦似乎代替了他蹲在那里。我穿过马路走过去扔面包给它，扔杏仁给它，乌鸦像个智者无动于衷。树上的杏花正纷纷扬扬往下落，后来一阵风把那些粉红的花瓣零零碎碎地带向了远处。
我向亚历山大感叹白房子在时间中变成了红房子，亚历山大说，白房子没有变成红房子，白房子是自己飞走的，像一只巨大的白鸟那样扑腾着翅膀，然后一使劲从红玫瑰般烫人的火焰里飞走了。引燃那场大火的导火索，是一个年轻人的死。这个年轻人就是阿卜杜拉的弟弟。他曾经被阿卜杜拉捆绑在马圈里，后来，由于天气越来越冷，西伯利亚寒流经过河谷时，冷就像一匹闪亮的缎子抖开来。到了晚上，铁水般清澈的天空上，月亮冷得白里泛蓝，散发出冰柱一样的光芒。白杨树高大的枯枝上栖落着亮晶晶的冻僵了的星星，也栖落着缩着脖子的乌鸦，摇一摇，它们会像死亡的果子一样哗啦啦掉落一地。
在大毛拉的干涉下阿卜杜拉解开了弟弟腿上的绳子。可是，他的弟弟并没有乖乖地待在被窝里睡觉。清晨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保持着张望的姿势，蹲在白房子的那堵土墙上，成了一尊又硬又脆的冰雕。
本地人把年轻人的死归罪于白房子，他们向白房子投掷石块，投掷燃烧的树枝。当时全城的人都从自己的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连那些戴着头巾的老女人也跑了出来，他们满以为可以看见一群被火焰包裹的魔鬼，光着脚披着发，疯子一样尖叫奔跑。可是人们惊讶地发现一切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白房子里的女人们即便是在逃命的时候，也不忘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扣好胸针，就像当初离开自己的国家那样从容，她们一个接一个，优雅地爬上窗台，尽量不弄脏裙子和手套。她们的手里，不是抓着钱袋和珠宝，而是一本普希金诗集，一束干花，一个可爱的套娃，或者一架沉重的手风琴。为了带出手风琴，抱手风琴的女人几乎丧生大火，她费力地把手风琴放在窗台上，因为怕磕坏了琴键，她解下羊毛披肩小心地包裹住它。
白房子烧毁后，没有人知道那些女人们去了哪里。
一条小路被风吹得飘忽不定
是谁走在去往西伯利亚的路上
亚历山大晃动着身子唱起歌的时候，他的手同时也按响了手风琴的琴键，琴键發出残缺的悲鸣般的呜咽。我默默转身离去，抬头之际，看见远处的天山山脉像一架巨大的手风琴横亘在那里，黄昏正用它黄金的手指弹奏着那流水般起伏的琴键。
作者简介
杨方，女，1975年出生于新疆，自由写作者。出版诗集《像白云一样生活》《骆驼羔一样的眼睛》，小说集《打马跑过乌孙山》。首都师范大学2013～2014年驻校诗人。曾获《诗刊》中国青年诗人奖等多个诗歌奖项。近两年在《当代》《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发表中篇小说。有小说入选《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