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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法院以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孙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同时交纳10万元罚金。被关押5个多月的孙大午于11月2日终于回到了他的大午集团。
现年50岁的孙大午出生在河北徐水县。使他出名的是2003年年初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使他更加出名的是被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
孙大午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社会上一种较普遍的说法是“不能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所以资金出现困难；无奈他以“高利息”、“不收利息税”为条件，在河北当地农村广泛吸收资金，“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在当地的运营”。
十年非法吸储一朝案发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现实果然残酷，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企业要发展，最重要是资金。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孙大午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他想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款。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
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1200万元的投资，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听了劝告，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无奈中，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他没有想到，律师认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却终不能得免。
潜规则的破坏者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但孙大午不吃这一套，他的说法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让当地一些部门头疼的是，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爷”。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憋闷疙瘩”发展起来的，企业稍有起色，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然后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元。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但对方说大午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乌龙”官司。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他一直守法经营，去问为什么，当地税务局回答：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3天后大午集团账号被封。孙大午浑身有理也无处诉说，只能再告。这时对方说是核实了，只要交16万多元，还加上20万的滞纳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但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
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孙大午伤痕累累。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对此，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侥幸。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可惜说完“死里逃生”两个月后，孙大午就被捕了。
中国民企的“非法生存”
经济学家张曙光在业内向来以敢说而闻名，对于孙大午事件，他引申到对目前民众已经习惯了的一种生存状态“非法生存”的质疑，并以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获得众人的赞同和支持。
他提出，“非法生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多是个人的权力，但国家把这个权拿走了，现在有很多审批的东西，没有批准下来你就是违法。以孙大午案件为例，集资是国家和集体的，要改变用途必须要得到国家机构的批准。金融是垄断的，是国家管制的。民间私人借贷肯定是不合法的。孙大午的罪名由此而生。
那么为什么非法生存这么普遍？张曙光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把合法的活动当成非法，那么非法也就成合法的了。”政府的官员有可能违法，但违法的行为是合法的，所以你——老百姓合法的行为就变成违法了。具体到原因，张曙光解释说，一是法制非常不健全，很多法律、法规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实施细则。法律就成了可以任人解释的东西了，失去了严肃性，因而成了各个政府部门甚至政府官员自我授权、任意裁量的工具。二是法律程序不健全。一些具体的法可以违背根本法，这是非常大的问题，行政机构可以解释立法机构的法律，甚至有些可以解释刑法，这是非常荒唐的。这就是很多合法行为作为非法加以治罪的原因。第三，我国的审批制给官员留下很多的空间，任何东西都来审批，审批就成了政府基本治理的一个方式，而官员掌握生杀大权，因此就成为他们贪污腐败、相互勾结、以权谋私的工具了。官员的非法行为造成了合法行为的非法生存状态。
张曙光还十分尖锐地指出，现在国家和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失衡的。一方面是从上到下，无所不在控制着巨大资源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依赖和感恩戴德。由此，部分官员的违法、跟老百姓“非法生存”状态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孙大午的案例就十分典型，他所生存的状态，就是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民间企业生存的典型状态，不改变这样的状态，民间企业的发展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同时其发展也没有足够的保障，这对于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现年50岁的孙大午出生在河北徐水县。使他出名的是2003年年初应邀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演讲，使他更加出名的是被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
孙大午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社会上一种较普遍的说法是“不能同当地政府搞好关系”，所以资金出现困难；无奈他以“高利息”、“不收利息税”为条件，在河北当地农村广泛吸收资金，“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在当地的运营”。
十年非法吸储一朝案发
正如孙大午一位朋友的预言：“大午，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现实社会‘不兼容’的。”现实果然残酷，事后让孙大午栽大跟头的资金问题，就是例子。
企业要发展，最重要是资金。孙大午年年申请贷款，年年落空。1993年，大午集团还是一家小型饲料厂，孙大午想投资100多万元购买一套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求助银行被拒。1995年，他想申请50万元贷款办农民技校，还是贷不到款。
近20年来，大午集团只拿过因为荣誉而特批的两笔政府扶持性贷款。一次是1995年大午集团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最大的500家私营企业之一，河北农业银行贷了250万元；一次是1996年孙大午被评为全省“养鸡状元”，农行再给了180万元。其他贷款就难上加难。
2000年，他想筹建一个1000亩的葡萄园，1200万元的投资，需贷款600万元。在连续贷款未果的情况下，孙大午被逼无奈，终于听了劝告，送了1万元给某银行行长。不知是否嫌钱少，钱收了，贷款没下来。孙大午大怒，非要把钱要回来，最后索回了6000多元。
从此，大午集团与当地银行完全断绝了关系。无奈中，孙大午在向律师咨询后，转而向公司职工和周围农户借款。但他没有想到，律师认为是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却让他背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他曾想小心翼翼避开的雷区，却终不能得免。
潜规则的破坏者
吴思在他的《潜规则》一书中说得很明白，官场上的事，只要弄清楚了背后的潜规则，顺时应变，那么困难就迎刃而解。
但孙大午不吃这一套，他的说法是，身正不怕影子歪。更让当地一些部门头疼的是，这个孙老板很认死理——出了纠纷不是喝酒摆平，而是闹上法庭。
首先他得罪了“土地爷”。大午集团是从100多亩“憋闷疙瘩”发展起来的，企业稍有起色，当地的镇土地所就过来了，说大午违法占地，要罚款1万元。孙大午觉得委屈，没给。然后县里出面，说要罚5万元。最后市土地局把罚款追加到10万元。孙大午还是不服：“《土地法》1987年生效，我是1985年占地，怎么会是非法占地？”
孙大午接着得罪了当地工商部门。大午集团曾生产按摩器，在石家庄上市。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一纸工商处罚通知：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孙大午纳闷了：“大午”是我的名字，大午集团是我注册的，怎么会大午集团假冒大午商标非法销售大午产品？但对方说大午商标没有发公告，所以罚款5万元。
孙大午和当地税务局也有过一场“乌龙”官司。孙大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纳税通知单，限大午集团3天内纳税138万元。他一直守法经营，去问为什么，当地税务局回答：你先纳了税再说。孙大午没有执行这个“通知”，3天后大午集团账号被封。孙大午浑身有理也无处诉说，只能再告。这时对方说是核实了，只要交16万多元，还加上20万的滞纳金。官司一打就是5年，从县里打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事情闹大了，有关部门终于出面调解，结果一夜间就撤了官司。但孙大午一算账，加上被扣后再也拿不回来的钱，大午集团前后损失了100万元。
十几年行政官司下来，孙大午伤痕累累。有人批评他说：孙大午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企业除了内部机制和管理外，最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对此，孙大午并不是不清楚，但他仍心存侥幸。今年3月的一次大学演讲中，孙大午对自己企业尚能生存发展作了个悲凉的解释：“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可惜说完“死里逃生”两个月后，孙大午就被捕了。
中国民企的“非法生存”
经济学家张曙光在业内向来以敢说而闻名，对于孙大午事件，他引申到对目前民众已经习惯了的一种生存状态“非法生存”的质疑，并以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获得众人的赞同和支持。
他提出，“非法生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多是个人的权力，但国家把这个权拿走了，现在有很多审批的东西，没有批准下来你就是违法。以孙大午案件为例，集资是国家和集体的，要改变用途必须要得到国家机构的批准。金融是垄断的，是国家管制的。民间私人借贷肯定是不合法的。孙大午的罪名由此而生。
那么为什么非法生存这么普遍？张曙光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把合法的活动当成非法，那么非法也就成合法的了。”政府的官员有可能违法，但违法的行为是合法的，所以你——老百姓合法的行为就变成违法了。具体到原因，张曙光解释说，一是法制非常不健全，很多法律、法规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实施细则。法律就成了可以任人解释的东西了，失去了严肃性，因而成了各个政府部门甚至政府官员自我授权、任意裁量的工具。二是法律程序不健全。一些具体的法可以违背根本法，这是非常大的问题，行政机构可以解释立法机构的法律，甚至有些可以解释刑法，这是非常荒唐的。这就是很多合法行为作为非法加以治罪的原因。第三，我国的审批制给官员留下很多的空间，任何东西都来审批，审批就成了政府基本治理的一个方式，而官员掌握生杀大权，因此就成为他们贪污腐败、相互勾结、以权谋私的工具了。官员的非法行为造成了合法行为的非法生存状态。
张曙光还十分尖锐地指出，现在国家和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失衡的。一方面是从上到下，无所不在控制着巨大资源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依赖和感恩戴德。由此，部分官员的违法、跟老百姓“非法生存”状态就不难理解了。所以，孙大午的案例就十分典型，他所生存的状态，就是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民间企业生存的典型状态，不改变这样的状态，民间企业的发展会受到非常大的限制，同时其发展也没有足够的保障，这对于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