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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从数量到质量
经济增长的动能通常来自于两方面：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来自于经济体系外部的经济要素，如政策、投资、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外部动力；而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源整合、内需、消费、科技创新等，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内部动力。在以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属于外生动力，而消费属于典型的内生动力。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可以看出，以往侧重依赖外生动力，经济的外部依赖性强。而在最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发酵，导致投资和出口下降，而政府继续投入基础设施的力度也难以达到10年前的水平。由于这些外部输入的动力不再，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影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指望外部动力恢复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10年的水平，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能依赖的最大动力，只能是也必须是发掘内生动力。
而内生动力方面，中国存在明显的短板。这和以往侧重经济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而不够重视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有关。同时最关键的是，经济的发展未能匹配社会的发展，其后果正在逐渐体现出来，未经充分发展的社会，无法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成为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的最大阻碍。不仅如此，上述内生动力的缺位，无不和宏观政策环境相关。
通过宏观政策的改变，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催生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其着眼点都在此处。在实践中，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技創新而不是粗放投入带动经济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要向内寻求内生型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尝试不仅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勇敢尝试。我们必须要在“中国经济发展急需内生动力，而大湾区设计恰可提供这种内生动力”的背景下，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大湾区的内生动力
对中国目前缺乏动力的经济增长来说，港珠澳大桥的落成通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到来正当其时——从依赖外生动力的全球化时代，到必须依靠内生动力的逆全球化时代，中国居然还有这样大的一个内生动力源可以挖掘，可以说是很好的机缘和运气了。就粤港澳三地的具体情况看，大湾区的设计至少可在三个方面产生内生动力：
首先，不同经济体的资源对接，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动力。
改革初期，港澳地区拥有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经济优势，而内地虽然经济落后，但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两者之间最后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双方优势互补，激发了巨大的生产力潜力。而在今天，随着内地经济逐渐赶上香港和澳门，双方的合作就必须要脱离原有的模式，进行充分的资源融合。
例如，在最基础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上，粤港澳大湾区土地面积达5.65万平方公里，远超东京湾区与纽约湾区的面积之和；人口约7000万，比三大湾区中人口最多的东京湾区还多2400万。而且，东京湾区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难题，但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偏年轻，比如深圳大量创业者都是30多岁，这将对经济产生巨大拉动。理论上，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资源融合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要远远大于简单的“前店后厂”的资源互补。
其次，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可以带来整体经济的成长和升级。
经济融合的主要形式应该是城市融合。即城市在物理上的融合，即交通的互联互通，打通区域政策隔阂，使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各项资源自由便利流动。当下中国5个一线城市中，有3个在珠江口。香港、澳门、广州、深圳都可以发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引擎作用。同时，它们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侧重。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和港交所；澳门主要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深圳高科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有雄厚基础，现在其科技创新能力已具备国际竞争力。广州是千年商都、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为珠三角发展培养了无数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一旦建成，将极大促进经济要素的流动，在金融、旅游、教育、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全面发展、又各有侧重，成为全球经济综合发展的典范。
再次，体制机制近距离对比下的压力，可以让机制落后的地方改善治理体系，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有机统一体。目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层面则呈现为“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格局，甚至在珠三角9市之间也存在行政区域规划的体制藩篱。如果各地的互联互通程度增强，就会形成政策和机制落差，这会在儿童、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各地互动程度的增强，人们将越来越不能忍受社会政策的差距。在民众需求的压力下，机制落后的地区不得不向机制先进的地方看齐。例如，以现有的水平来说，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比较完善，深圳的许多社会政策就是学习自香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也体现了香港的机制软实力。香港本身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人口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但如果香港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辐射到整个珠三角甚至大湾区，那么本地区的发展将不可限量。
最后，不同地方用于资源对接的建设，就足以创造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甫一出台，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开始飞速发展。大湾区内最重要的铁路交通线路包括：广深城际列车和广深港高铁，让珠江口东岸城市基本联成一线；而公路路网就更加密集；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广深之间多条高速，这些线路构成大湾区资源互通体系的骨架。特别是港珠澳大桥密切了香港跟珠江口西岸的联系，未来深中通道开通，能一同推动东岸和西岸的协同发展，推动市场的一体化。港珠澳大桥举世关注，其所应用的工程科技在其它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大桥完工后，从非洲到美国，世界上有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就找到了中国的工程技术专家。至于另外一条珠三角重要通道深中通道的技术人员，几乎全都在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进行过轮番的现场实习。即使单纯从技术层面看，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体现了中国强大的工程技术能力，及其在未来创造更大价值的可能。 大湾区机制高地
对于发达城市经济体来说，机制融合是城市融合的最重要前提。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其经济内生动力建设的最大障碍不是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上的差距，而是地方政策差异。大湾区内部的各个城市在居民身份、法律、税收制度、货币等方面差异较大，使得政策推行、人流和资金的出入境管理、商业运作等都相对复杂。
世界范围内的大湾区，其内部的机制融合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以旧金山湾区为例，其内部城市如旧金山、帕罗奥图、山景城、圣何塞、奥克兰、伯克利，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机会、消费水平、房价等方面的差异很小，人们几乎感受不到行政边界的存在。
实现这种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机制是平的”。对于广州、深圳来说，只有最终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地对接国际的相关标准，并达到相互之间的机制互通和融合，才能得到民众认同，利用全球的资源和要素，参与全球竞争，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从积极的角度考量，世界发生重大技术变革时，往往伴随着湾区的经济腾飞。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催化了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纽约湾区金融、文化、机械制造、军工、石油、制药和食品加工等产业实力雄厚，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制造中心。东京湾区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钢铁、石油化工、现代物流、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成就了旧金山湾区的地位，在旧金山湾区的硅谷，成为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并带动整个世界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推动众多行业的变革和世界经济的转型。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部要素，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弯道超车的领跑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当前世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又处在换挡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必将倒逼大湾区承担更大的经济使命。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的占比超过60%，高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但在世界范围内，世界三大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平均超过80%，人均GDP更以倍数高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世界级湾区的优势恰在制度融合促进了经济融合。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思路必须跳出经济谈经济，即在港澳和内地城市之间经济差距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更需要从社会建设等角度，填平港澳和内地城市之间的机制差距、打破各种机制壁垒，实现“机制是平的”目标。
笔者在这里提出要打造“大湾区机制高地”，是因为对于经济较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往往大于经济政策。为此，就需要以政策调整城乡结构，把取消户籍制度和提高城镇化率作为扩大内需的入口；在收入差距调节方面，需要提高劳动所得的比重；要积极鼓励创业，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只有增加老百姓的财富，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支撑，扩大内需，经济增长才会有持续的动力。
而在社会建设的方向和方式上，香港和澳门都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珠三角地区的新兴城市目前正遇到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挑战。要解决困扰这些城市已久的“城市病”，可以向香港和澳门学习。在港澳地区，民间社会自身的力量非常强大，帮助政府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而深圳建设“志愿者之城”，广州的社会组织领一时风气之先，都说明社会建设正当其时。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完成的任务，完全可以依赖开放独立的社会生活而自行解决。
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联系的粤港澳大湾区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众所期待。但必须要注重以软实力推动硬实力增长的路径。而在软实力塑造方面，需要特别重视民间对外交往，并首先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取得普通民众的认同，形成共识基础上的资源流动，才能真正打造区域内生动力。古语云：“远人不服，修仁德以来之。”开放包容才能获得软实力。
而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值得警惕的一个情况是：出台社会政策不等于加强政府干预。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社会政策的出台都是在充分发动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情况下才得以成功实施的。反過来，如果一切指望政府包办，短期内过多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可能欲速则不达，甚至起到反效果。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作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大机遇，但同时也是必须小心应对的重大挑战。
（摘自《同舟共进》2019年第3期）
经济增长的动能通常来自于两方面：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来自于经济体系外部的经济要素，如政策、投资、出口，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外部动力；而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源整合、内需、消费、科技创新等，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内部动力。在以往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属于外生动力，而消费属于典型的内生动力。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中可以看出，以往侧重依赖外生动力，经济的外部依赖性强。而在最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发酵，导致投资和出口下降，而政府继续投入基础设施的力度也难以达到10年前的水平。由于这些外部输入的动力不再，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影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指望外部动力恢复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10年的水平，是不大可能的。所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能依赖的最大动力，只能是也必须是发掘内生动力。
而内生动力方面，中国存在明显的短板。这和以往侧重经济发展的数量和速度，而不够重视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有关。同时最关键的是，经济的发展未能匹配社会的发展，其后果正在逐渐体现出来，未经充分发展的社会，无法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成为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的最大阻碍。不仅如此，上述内生动力的缺位，无不和宏观政策环境相关。
通过宏观政策的改变，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催生中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经济会议提出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其着眼点都在此处。在实践中，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科技創新而不是粗放投入带动经济成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要向内寻求内生型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的尝试不仅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勇敢尝试。我们必须要在“中国经济发展急需内生动力，而大湾区设计恰可提供这种内生动力”的背景下，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大湾区的内生动力
对中国目前缺乏动力的经济增长来说，港珠澳大桥的落成通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到来正当其时——从依赖外生动力的全球化时代，到必须依靠内生动力的逆全球化时代，中国居然还有这样大的一个内生动力源可以挖掘，可以说是很好的机缘和运气了。就粤港澳三地的具体情况看，大湾区的设计至少可在三个方面产生内生动力：
首先，不同经济体的资源对接，可以产生经济增长的动力。
改革初期，港澳地区拥有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经济优势，而内地虽然经济落后，但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两者之间最后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双方优势互补，激发了巨大的生产力潜力。而在今天，随着内地经济逐渐赶上香港和澳门，双方的合作就必须要脱离原有的模式，进行充分的资源融合。
例如，在最基础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上，粤港澳大湾区土地面积达5.65万平方公里，远超东京湾区与纽约湾区的面积之和；人口约7000万，比三大湾区中人口最多的东京湾区还多2400万。而且，东京湾区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严重的难题，但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偏年轻，比如深圳大量创业者都是30多岁，这将对经济产生巨大拉动。理论上，两个巨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资源融合所带来的经济机会，要远远大于简单的“前店后厂”的资源互补。
其次，中心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可以带来整体经济的成长和升级。
经济融合的主要形式应该是城市融合。即城市在物理上的融合，即交通的互联互通，打通区域政策隔阂，使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各项资源自由便利流动。当下中国5个一线城市中，有3个在珠江口。香港、澳门、广州、深圳都可以发挥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引擎作用。同时，它们在功能定位上又各有分工、各有侧重。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和港交所；澳门主要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深圳高科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有雄厚基础，现在其科技创新能力已具备国际竞争力。广州是千年商都、国际商贸中心、综合交通枢纽和科技教育文化中心，为珠三角发展培养了无数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一旦建成，将极大促进经济要素的流动，在金融、旅游、教育、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全面发展、又各有侧重，成为全球经济综合发展的典范。
再次，体制机制近距离对比下的压力，可以让机制落后的地方改善治理体系，从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有机统一体。目前的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层面则呈现为“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格局，甚至在珠三角9市之间也存在行政区域规划的体制藩篱。如果各地的互联互通程度增强，就会形成政策和机制落差，这会在儿童、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随着各地互动程度的增强，人们将越来越不能忍受社会政策的差距。在民众需求的压力下，机制落后的地区不得不向机制先进的地方看齐。例如，以现有的水平来说，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比较完善，深圳的许多社会政策就是学习自香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也体现了香港的机制软实力。香港本身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人口和市场容量相对较小。但如果香港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辐射到整个珠三角甚至大湾区，那么本地区的发展将不可限量。
最后，不同地方用于资源对接的建设，就足以创造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甫一出台，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开始飞速发展。大湾区内最重要的铁路交通线路包括：广深城际列车和广深港高铁，让珠江口东岸城市基本联成一线；而公路路网就更加密集；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广深之间多条高速，这些线路构成大湾区资源互通体系的骨架。特别是港珠澳大桥密切了香港跟珠江口西岸的联系，未来深中通道开通，能一同推动东岸和西岸的协同发展，推动市场的一体化。港珠澳大桥举世关注，其所应用的工程科技在其它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大桥完工后，从非洲到美国，世界上有多个大型工程项目就找到了中国的工程技术专家。至于另外一条珠三角重要通道深中通道的技术人员，几乎全都在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进行过轮番的现场实习。即使单纯从技术层面看，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体现了中国强大的工程技术能力，及其在未来创造更大价值的可能。 大湾区机制高地
对于发达城市经济体来说，机制融合是城市融合的最重要前提。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其经济内生动力建设的最大障碍不是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上的差距，而是地方政策差异。大湾区内部的各个城市在居民身份、法律、税收制度、货币等方面差异较大，使得政策推行、人流和资金的出入境管理、商业运作等都相对复杂。
世界范围内的大湾区，其内部的机制融合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以旧金山湾区为例，其内部城市如旧金山、帕罗奥图、山景城、圣何塞、奥克兰、伯克利，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就业机会、消费水平、房价等方面的差异很小，人们几乎感受不到行政边界的存在。
实现这种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机制是平的”。对于广州、深圳来说，只有最终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积极地对接国际的相关标准，并达到相互之间的机制互通和融合，才能得到民众认同，利用全球的资源和要素，参与全球竞争，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从积极的角度考量，世界发生重大技术变革时，往往伴随着湾区的经济腾飞。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催化了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纽约湾区金融、文化、机械制造、军工、石油、制药和食品加工等产业实力雄厚，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制造中心。东京湾区形成了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地带，钢铁、石油化工、现代物流、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成就了旧金山湾区的地位，在旧金山湾区的硅谷，成为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并带动整个世界信息产业的创新发展。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以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推动众多行业的变革和世界经济的转型。粤港澳大湾区具备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部要素，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弯道超车的领跑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当前世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又处在换挡期。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必将倒逼大湾区承担更大的经济使命。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的占比超过60%，高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但在世界范围内，世界三大湾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平均超过80%，人均GDP更以倍数高于粤港澳大湾区。这些世界级湾区的优势恰在制度融合促进了经济融合。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思路必须跳出经济谈经济，即在港澳和内地城市之间经济差距越来越小的情况下，更需要从社会建设等角度，填平港澳和内地城市之间的机制差距、打破各种机制壁垒，实现“机制是平的”目标。
笔者在这里提出要打造“大湾区机制高地”，是因为对于经济较为发达成熟的经济体之间的融合，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往往大于经济政策。为此，就需要以政策调整城乡结构，把取消户籍制度和提高城镇化率作为扩大内需的入口；在收入差距调节方面，需要提高劳动所得的比重；要积极鼓励创业，扶持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只有增加老百姓的财富，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支撑，扩大内需，经济增长才会有持续的动力。
而在社会建设的方向和方式上，香港和澳门都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珠三角地区的新兴城市目前正遇到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挑战。要解决困扰这些城市已久的“城市病”，可以向香港和澳门学习。在港澳地区，民间社会自身的力量非常强大，帮助政府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而深圳建设“志愿者之城”，广州的社会组织领一时风气之先，都说明社会建设正当其时。这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难以完成的任务，完全可以依赖开放独立的社会生活而自行解决。
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联系的粤港澳大湾区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众所期待。但必须要注重以软实力推动硬实力增长的路径。而在软实力塑造方面，需要特别重视民间对外交往，并首先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取得普通民众的认同，形成共识基础上的资源流动，才能真正打造区域内生动力。古语云：“远人不服，修仁德以来之。”开放包容才能获得软实力。
而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值得警惕的一个情况是：出台社会政策不等于加强政府干预。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社会政策的出台都是在充分发动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情况下才得以成功实施的。反過来，如果一切指望政府包办，短期内过多采取政府干预措施，可能欲速则不达，甚至起到反效果。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作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如何进行制度创新，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大湾区未来发展的重大机遇，但同时也是必须小心应对的重大挑战。
（摘自《同舟共进》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