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应重新审阅和制定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金融体系的改革须从继续进行金融企业改革，延伸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
最近这段时间金融业的发展，让我感到思考的辛苦。国际金融形势迫使我们在这一阶段上放慢脚步，对未来金融业的发展进行思考，规划我们的战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是非常有益的。
统一框架与“铁三角”
监管的两大主题，就是规范业务行为和落实审慎原则。
在当今金融体系中，资产管理/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虽然处于不同的金融分部，但它们和监管主题的联系是一致的。消费者与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进行的每一笔交易，经济影响和社会效果是一样的。
因此，从长远来看，分部监管（将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分离）的监管模式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包括被监管者可能钻监管分离的空子，监管力度在各分部不一致，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需面对不同的监管者，致使财务和管理成本增加。美国目前正在反省这种做法，认为英国的统一监管的模式更有利于建设国际金融体系。
中国目前采用分部监管的方式。这在金融业刚刚起步的现阶段是适合的，但是，必须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反思他人的过失，引以为戒。中国需要考虑金融行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在金融行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规划中，考虑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架构上，保障监管体系适合国际金融的发展。
在监管架构下，一个“铁三角”关系必须建立，它们是金融监管部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
解决金融体系的问题，靠一家政府权力机关的能力是不行的。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这一次的危机都考验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应急和领导能力。提升这一“铁三角”的协调能力，对出现的危机作出快速和有效的反应有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正常的时候，这三家权力机构也需要协调，对金融体系提供清晰和不重复的指导。中国三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是“铁三角”力量的推动和实践。今后在金融体系统一领导方面，这种“铁三角”的协调和执行力还要继续提升。
审慎管理资产负债表
金融企业非自然终结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癌症”，即资产质量问题；一个是“突发心脏病”，即流动性问题。这最终归结为资产负债表管理。
资产负债表的三要素，是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产问题是个老问题，主要是资产质量和可变现能力。流动性不仅是单个金融企业的问题，还涉及整个金融体系。所有者权益在金融企业中的体现，就是在伤害到公共大众（如存款人）前，股东有多少资本可以垫底。
过去的数十年，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有些国家的储蓄率（以中国为领先者）很高。因为汇率及其他政府政策，这些国家的外汇储蓄都偏好投资在定息产品上，特别是在美国的国债和国家机构担保的金融债券上。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英国等国家获得了实际利率很低的资金。充裕的资金推动了这些国家的信贷扩张，表现在房产抵押贷款上，金融机构放松了借贷标准，鼓励消费者尽情享用和提前享用。所以，许多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堆积起来了不良资产。
另外，金融市场上的可投资资产不多。由于资金追逐较高的回报，这些逐利的投资者往往为了几个点子的差异，放弃了风险管理的原则。在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上，金融企业忘记了基本的情型分析和压力测试，认为“水阀”一直会开着。一旦“水阀”关上了，这些企业没有任何后备的融资渠道，所以不能支持其拥有资产负债表上的“持有到期”资产或其他没有活跃市场的资产。
此外，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的互相不信任也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是产生在金融体系内部的危机。外围的宏观经济不是动因。由于对很多创新的金融产品的怀疑，金融机构互相也对其资产负债表产生怀疑。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上涨，突然出现了银行间的“信贷紧缩”。
这样，资产负债表的压力直接就落到了所有者权益上。所有者权益，即资本，是金融企业的基石。金融企业依赖资本来投资风险寻求回报。在银行，资本还要保护存款人。
审慎监管要落实的就是银行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来吸收可能发生的损失，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用巴塞尔协议的语言，银行的资本可分为一类核心资本和二类资本。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指的是做100元风险资产的生意，银行必须有8元资本金做担保，这是12.5倍的杠杆率。一般情况下，一类核心资本充足率要达到4％，这是25倍的杠杆率。在有的情况下，国外银行使用了50％的“复合资本”，即一类核心资本充足率只有2％，达到了50倍的杠杆率。在越来越动荡的金融市场中，如果银行只有2％的资本，如何能够抵抗资产减值和流动性紧缩对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特殊目的实体”和“特殊投资实体”露出了真面目，人们称之为“隐形银行”。这些“隐形银行”，用发行商业票据等短期融资的手段，吸引资金，投放到长期资产中。在学术上，这是骑在利率曲线上，赚取短期融资成本和长期资产回报的息差，这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完全相同。但是，当市场不能提供短期融资时，这些机构就必须以清算和破产来偿还借款人。
审慎监管就是要求金融机构有充足的资本准备，资本监管宁可从紧。美国投资银行改注册为银行控股公司的根本，就是要其在资本管理上接受监管。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我们相信在未来落实监管要求时，针对不同的银行和风险组合，监管者会要求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来加强资产负债表管理。
金融创新的基础建设
金融创新，主要是让愿意投资风险的投资者，尽快有效地找到投资的对象和产品。而需要资金的企业家和“最终用家”（如消费者），也可以利用最有效的途径找到资金。金融创新的目的，是要在金融体系内减少风险。例如，资产证券化。利用资产证券化，金融企业可以将原来必须放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通过重新打包，将风险进行分类，出售给各类偏好风险的投资者。这样做，可以减少原来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风险集中度，而投资者也可以获得多种渠道的风险投资产品。
过去的十年中，一方面，市场上充裕的剩余资金在追逐投资产品；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行业中，很多资产被证券化，已经证券化的证券被一次又一次地打包、分类和切割。最后，对这些产品的风险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因为它们离经济现实越来越远了。再复杂的金融产品最终也要反映现金流，但是，现在的许多产品不是反映实际的现金流，而是反映被重新设计的现金流，这种设计中充满了假设。当现实经济条件和这些假设相背离时，这些产品的价值就很难衡量。
在金融市场上，中国还是小学生，没有充分的经验。鼓励创新当然是需要的，但更需要鼓励建设金融产业的基础设施。
比如，支持银联支付系统建设。银联支付系统实现了电子划付的功能，可以减少金融犯罪，减少资金在途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对中国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而中国简单的银行监管原则，在这次危机中也发挥了作用。这次危机，中国的银行损失并不大。因为中国的银行在业务范围上接受监管，一不能买股票，二不能买房地产。它们的资产比较简单，不受这次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波动的影响。这一条简单的监管原则，就为稳定中国金融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专业的监管机构和队伍，是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国家必须加强对金融监管的投入，吸引和保留最好的金融人才。
中国要重视信贷文化建设。金融体系中最古老也是最困难评估的风险是信贷风险。约翰·穆迪说过，信贷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信心）。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信贷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过去在计划经济中，资金是公有分配的。企业争的是上级单位划拨，争的是资金计划，资金是免费的，甚至可以不偿还。现在资金是有价格的，借钱是要偿还的。还款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还要有意愿，因此，借贷双方都必须审慎。这种审慎就是信贷文化。
支持建设审慎的信贷文化，需要资信体系的支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贷款登记系统，将所有的借贷人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避免借贷者钻空子，过分杠杆借贷，或不愿意偿付贷款，使金融体系中的放款人能惩罚这些不诚实者或允许冒险者失败破产，将对中国的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保护消费者公平，是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主题。从投资股票、购买保险到银行储蓄，消费者知悉其涉及的风险吗？投资者教育、提升公民的金融知识和他们的财务能力，与公民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形成。我们必须将保护消费者公平列入金融监管的工作目标中。前面所说的中国银联，作为重要的支付系统的承担者，应该纳入银行监管中，接受监管，既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监督维持支付体系的稳定。
慎对市值会计
会计在从收付实现制进步为权责发生制后的最大发展，就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即市值会计。在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大部分金融资产和负债依据现在的会计原则，都要按照其市场价值计量。而市场价值反映的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从历史成本包括摊余成本的角度看，会计反映的仅是历史成本，它们计量的是已经发生的流出企业的经济资源。这种计量方法比较容易，至少它的数据是可以确定的。然而，在当今迅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信息与经济决策者的相关性比较差。它不能反映金融产品未来现金流及其对持有人的价值。
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者开始引入反映未来现金流的现值的公允价值概念。但要反映未来，何其容易？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除了现金流量，还存在的其他价格变动因素，都使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困难。
例如，未来是无限期的，折现的利率有许多干扰因素，现金流本身有不确定性，因此，它的价值的变化很大。所以，体现价值变动的利润表的波动性也很大。而现时一个企业利润表的波动，又一次形成了另一个企业未来价值变动计量的基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成了金融资产估值下滑漩涡的加速器，是价值减少还是预期悲观，两者很难区分。市场定价变得很不清晰。
另外，光有公允价值的会计信息显然不够。历史成本会计信息是过去的，向后看的，是后视镜。今天的公允价值的信息是向前看的，是望远镜，是金融市场天气预报的概率计算。所以，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同时，需要充分的风险信息披露，来协助达到信息披露和市场知情的目标。
披露风险信息是揭示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风险预报的信息，将接受市场和时间的检验。相关风险计量的参数、指标也被检验，因而市场价值和风险信息被校正得更准确，从而在会计上，企业可以积累更多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和信心。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还没有累积这样充分的信息，也没有遇到过这样颠覆的市场，因此，不明真相的观察家把估值的难度所带来的困难认定为市场作乱的因素，实在是不明智的。
公允价值的确定需要很多专业判断。判断的起点必须在公正的态度上。中国的市场不成熟。中国的市场上缺乏这样的态度和监督这种态度的机制。在公允价值计量上，目前财政部采取的态度是审慎的不允许。例如，在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方面，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适用度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从紧许多。这种准则制定者的态度，适合中国的市场环境。
市值会计肯定是未来的方向。但在目前，中国需要审慎对待。在支持市值会计的同时，必须要求金融企业重视披露风险信息，通过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累积市值会计与风险管理信息。
结语
反思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建议重新审阅和制定中国的金融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把金融体系的改革，从继续进行金融企业改革，延伸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加强金融监管的投入和在适当时机建设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鼓励金融创新，坚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但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宁可保守做简单的有信用的金融生意，宁可从紧遵守稳健的会计原则。中国还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对一个拥有大量中产阶级群体的国家来说，提升公民的金融知识和他们的财务能力，与公民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作者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借调在英国金融监管局工作
最近这段时间金融业的发展，让我感到思考的辛苦。国际金融形势迫使我们在这一阶段上放慢脚步，对未来金融业的发展进行思考，规划我们的战略，理清我们的思路，这是非常有益的。
统一框架与“铁三角”
监管的两大主题，就是规范业务行为和落实审慎原则。
在当今金融体系中，资产管理/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虽然处于不同的金融分部，但它们和监管主题的联系是一致的。消费者与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进行的每一笔交易，经济影响和社会效果是一样的。
因此，从长远来看，分部监管（将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分离）的监管模式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包括被监管者可能钻监管分离的空子，监管力度在各分部不一致，大型金融机构可能需面对不同的监管者，致使财务和管理成本增加。美国目前正在反省这种做法，认为英国的统一监管的模式更有利于建设国际金融体系。
中国目前采用分部监管的方式。这在金融业刚刚起步的现阶段是适合的，但是，必须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后，反思他人的过失，引以为戒。中国需要考虑金融行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规划。在金融行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和规划中，考虑建设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架构上，保障监管体系适合国际金融的发展。
在监管架构下，一个“铁三角”关系必须建立，它们是金融监管部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
解决金融体系的问题，靠一家政府权力机关的能力是不行的。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这一次的危机都考验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应急和领导能力。提升这一“铁三角”的协调能力，对出现的危机作出快速和有效的反应有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正常的时候，这三家权力机构也需要协调，对金融体系提供清晰和不重复的指导。中国三大国有银行的改革，就是“铁三角”力量的推动和实践。今后在金融体系统一领导方面，这种“铁三角”的协调和执行力还要继续提升。
审慎管理资产负债表
金融企业非自然终结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癌症”，即资产质量问题；一个是“突发心脏病”，即流动性问题。这最终归结为资产负债表管理。
资产负债表的三要素，是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产问题是个老问题，主要是资产质量和可变现能力。流动性不仅是单个金融企业的问题，还涉及整个金融体系。所有者权益在金融企业中的体现，就是在伤害到公共大众（如存款人）前，股东有多少资本可以垫底。
过去的数十年，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有些国家的储蓄率（以中国为领先者）很高。因为汇率及其他政府政策，这些国家的外汇储蓄都偏好投资在定息产品上，特别是在美国的国债和国家机构担保的金融债券上。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和英国等国家获得了实际利率很低的资金。充裕的资金推动了这些国家的信贷扩张，表现在房产抵押贷款上，金融机构放松了借贷标准，鼓励消费者尽情享用和提前享用。所以，许多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堆积起来了不良资产。
另外，金融市场上的可投资资产不多。由于资金追逐较高的回报，这些逐利的投资者往往为了几个点子的差异，放弃了风险管理的原则。在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上，金融企业忘记了基本的情型分析和压力测试，认为“水阀”一直会开着。一旦“水阀”关上了，这些企业没有任何后备的融资渠道，所以不能支持其拥有资产负债表上的“持有到期”资产或其他没有活跃市场的资产。
此外，在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的互相不信任也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次的金融危机是产生在金融体系内部的危机。外围的宏观经济不是动因。由于对很多创新的金融产品的怀疑，金融机构互相也对其资产负债表产生怀疑。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上涨，突然出现了银行间的“信贷紧缩”。
这样，资产负债表的压力直接就落到了所有者权益上。所有者权益，即资本，是金融企业的基石。金融企业依赖资本来投资风险寻求回报。在银行，资本还要保护存款人。
审慎监管要落实的就是银行必须要有充足的资本，来吸收可能发生的损失，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用巴塞尔协议的语言，银行的资本可分为一类核心资本和二类资本。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指的是做100元风险资产的生意，银行必须有8元资本金做担保，这是12.5倍的杠杆率。一般情况下，一类核心资本充足率要达到4％，这是25倍的杠杆率。在有的情况下，国外银行使用了50％的“复合资本”，即一类核心资本充足率只有2％，达到了50倍的杠杆率。在越来越动荡的金融市场中，如果银行只有2％的资本，如何能够抵抗资产减值和流动性紧缩对资产负债表的冲击？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许多“特殊目的实体”和“特殊投资实体”露出了真面目，人们称之为“隐形银行”。这些“隐形银行”，用发行商业票据等短期融资的手段，吸引资金，投放到长期资产中。在学术上，这是骑在利率曲线上，赚取短期融资成本和长期资产回报的息差，这与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完全相同。但是，当市场不能提供短期融资时，这些机构就必须以清算和破产来偿还借款人。
审慎监管就是要求金融机构有充足的资本准备，资本监管宁可从紧。美国投资银行改注册为银行控股公司的根本，就是要其在资本管理上接受监管。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我们相信在未来落实监管要求时，针对不同的银行和风险组合，监管者会要求通过提高资本充足率来加强资产负债表管理。
金融创新的基础建设
金融创新，主要是让愿意投资风险的投资者，尽快有效地找到投资的对象和产品。而需要资金的企业家和“最终用家”（如消费者），也可以利用最有效的途径找到资金。金融创新的目的，是要在金融体系内减少风险。例如，资产证券化。利用资产证券化，金融企业可以将原来必须放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通过重新打包，将风险进行分类，出售给各类偏好风险的投资者。这样做，可以减少原来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的风险集中度，而投资者也可以获得多种渠道的风险投资产品。
过去的十年中，一方面，市场上充裕的剩余资金在追逐投资产品；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的金融行业中，很多资产被证券化，已经证券化的证券被一次又一次地打包、分类和切割。最后，对这些产品的风险没有人能解释得清楚，因为它们离经济现实越来越远了。再复杂的金融产品最终也要反映现金流，但是，现在的许多产品不是反映实际的现金流，而是反映被重新设计的现金流，这种设计中充满了假设。当现实经济条件和这些假设相背离时，这些产品的价值就很难衡量。
在金融市场上，中国还是小学生，没有充分的经验。鼓励创新当然是需要的，但更需要鼓励建设金融产业的基础设施。
比如，支持银联支付系统建设。银联支付系统实现了电子划付的功能，可以减少金融犯罪，减少资金在途成本，减少交易成本，对中国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而中国简单的银行监管原则，在这次危机中也发挥了作用。这次危机，中国的银行损失并不大。因为中国的银行在业务范围上接受监管，一不能买股票，二不能买房地产。它们的资产比较简单，不受这次国际金融市场危机波动的影响。这一条简单的监管原则，就为稳定中国金融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专业的监管机构和队伍，是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的重要部分。国家必须加强对金融监管的投入，吸引和保留最好的金融人才。
中国要重视信贷文化建设。金融体系中最古老也是最困难评估的风险是信贷风险。约翰·穆迪说过，信贷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信任（信心）。中国的企业和个人信贷文化建设任重道远。过去在计划经济中，资金是公有分配的。企业争的是上级单位划拨，争的是资金计划，资金是免费的，甚至可以不偿还。现在资金是有价格的，借钱是要偿还的。还款不仅要有能力，而且还要有意愿，因此，借贷双方都必须审慎。这种审慎就是信贷文化。
支持建设审慎的信贷文化，需要资信体系的支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贷款登记系统，将所有的借贷人的信息都集中起来，避免借贷者钻空子，过分杠杆借贷，或不愿意偿付贷款，使金融体系中的放款人能惩罚这些不诚实者或允许冒险者失败破产，将对中国的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保护消费者公平，是金融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主题。从投资股票、购买保险到银行储蓄，消费者知悉其涉及的风险吗？投资者教育、提升公民的金融知识和他们的财务能力，与公民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是一样的，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形成。我们必须将保护消费者公平列入金融监管的工作目标中。前面所说的中国银联，作为重要的支付系统的承担者，应该纳入银行监管中，接受监管，既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监督维持支付体系的稳定。
慎对市值会计
会计在从收付实现制进步为权责发生制后的最大发展，就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即市值会计。在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大部分金融资产和负债依据现在的会计原则，都要按照其市场价值计量。而市场价值反映的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从历史成本包括摊余成本的角度看，会计反映的仅是历史成本，它们计量的是已经发生的流出企业的经济资源。这种计量方法比较容易，至少它的数据是可以确定的。然而，在当今迅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中，这些信息与经济决策者的相关性比较差。它不能反映金融产品未来现金流及其对持有人的价值。
因此，会计准则制定者开始引入反映未来现金流的现值的公允价值概念。但要反映未来，何其容易？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除了现金流量，还存在的其他价格变动因素，都使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困难。
例如，未来是无限期的，折现的利率有许多干扰因素，现金流本身有不确定性，因此，它的价值的变化很大。所以，体现价值变动的利润表的波动性也很大。而现时一个企业利润表的波动，又一次形成了另一个企业未来价值变动计量的基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公允价值成了金融资产估值下滑漩涡的加速器，是价值减少还是预期悲观，两者很难区分。市场定价变得很不清晰。
另外，光有公允价值的会计信息显然不够。历史成本会计信息是过去的，向后看的，是后视镜。今天的公允价值的信息是向前看的，是望远镜，是金融市场天气预报的概率计算。所以，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同时，需要充分的风险信息披露，来协助达到信息披露和市场知情的目标。
披露风险信息是揭示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风险预报的信息，将接受市场和时间的检验。相关风险计量的参数、指标也被检验，因而市场价值和风险信息被校正得更准确，从而在会计上，企业可以积累更多的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和信心。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还没有累积这样充分的信息，也没有遇到过这样颠覆的市场，因此，不明真相的观察家把估值的难度所带来的困难认定为市场作乱的因素，实在是不明智的。
公允价值的确定需要很多专业判断。判断的起点必须在公正的态度上。中国的市场不成熟。中国的市场上缺乏这样的态度和监督这种态度的机制。在公允价值计量上，目前财政部采取的态度是审慎的不允许。例如，在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方面，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适用度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从紧许多。这种准则制定者的态度，适合中国的市场环境。
市值会计肯定是未来的方向。但在目前，中国需要审慎对待。在支持市值会计的同时，必须要求金融企业重视披露风险信息，通过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累积市值会计与风险管理信息。
结语
反思最近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建议重新审阅和制定中国的金融行业发展战略和规划，把金融体系的改革，从继续进行金融企业改革，延伸到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包括加强金融监管的投入和在适当时机建设统一的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鼓励金融创新，坚持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但必须考虑中国的国情，宁可保守做简单的有信用的金融生意，宁可从紧遵守稳健的会计原则。中国还需要加强投资者教育。对一个拥有大量中产阶级群体的国家来说，提升公民的金融知识和他们的财务能力，与公民九年义务教育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作者为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借调在英国金融监管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