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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岁的美国医生作家努兰，在医学界有着崇高的地位；医学院学生研习医学伦理，都要拜读他的作品。通过写作，努兰打动了千万读者，更唤起无数医生的自省。“这要感谢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努兰说。他的悲剧，来自一个纠缠了他60年的声音：“求求你，好心一点!”
慈悲自省 精神导师
“能够为人看病，是何等的特权啊!”“跟病人讲话，应该坐在他床边，而不是站在他床脚。”“医生不是疾病的征服者，不能为了解谜、不服输，把病人蹂躏到生不如死。”努兰无数次地站在台上，重复这些话。他挺着比年轻人还直的腰杆，字字铿锵，麦克风不时传来他因咬字极紧而造成的嘶嘶声。
79岁的努兰(Sherwin B.Nuland)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医院担任35年的外科医生，目前是耶鲁外科临床教授。57岁那年他开始写作，64岁以《死亡的脸》(How We Die)一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National Book Award)，在一般人认为前头只有下坡路的年龄，他却愈活愈带劲。
《死亡的脸》巨细靡遗地描写死亡的过程。“死得有尊严是一种迷思”，努兰这样诚实宣告，“死的过程本质上就会让死者的人性崩解……死得有尊严的人并不多。”这本书当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了34周，陆续被译成17种语言，撼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对于当前医界“抢救文化”盛行，病人平静离世的权利屡遭剥夺，努兰也有极深刻而动人的自省，因而被医界视为精神导师。
追求完美 重度忧郁
努兰念大学时，班上有250人，他以第一名毕业；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念医学院，4年后顺利攀上“金字塔体系的最高点”，成为外科住院总医生。那时他才28岁，前途看好。
40岁左右，他却崩溃了，住进精神病院，从备受尊崇的名医变成“恶名昭彰”的重度忧郁症患者。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精力丧失殆尽，毫无男子气概，走路时弯腰驼背十足像个老人。医生都认为他没有希望复原，决定为他进行脑叶切除手术。
负责照顾他的年轻医生强烈反对，认为应该试试电击治疗，甚至以辞职抗议，最后医院答应了。一般电击疗程是6-8次，他做到第七、第八次，还是没效；到了第九次，努兰感到有点不一样；第十次，改变发生了，脑中的执念抽丝般离去；到了第20次，“我忘不了有天早上，忽然觉得有力量跟所有的执念说：‘去你的!’”
44岁那年，他出院，太太已跟他离婚，他没钱没财产，一切归零。
内在的松绑却从此开始。
隐藏自我 打入主流
努兰1930年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那个时代，美国社会对犹太人很歧视，走在路上，听到“下流的犹太佬”、“该死的犹太佬”，他只能颤抖，为族人的无力反抗感到羞愧。
当时许多医学院不收犹太学生，他所进入的纽约大学也有名额限制，得比别人拼得更猛，一点错都犯不得。为了融入主流精英，毕业时，努兰讲话完全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WASP)口音。那是苦练来的，原本他一口纽约腔。随后，他顺利进入更精英的耶鲁医学院。以往耶鲁住院总医生一职，犹太人几乎没机会的，他却办到了。
“但是代价太高，”努兰闭着眼睛，整张脸因回忆而紧缩扭曲，“我太过专注事业，加上百分之百的时间都在照顾病人，压抑了自己的个性。”走出医院那刻，“不晓得为什么，我知道我多多少少可以重新做自己。”更大的祝福等着他，他认识了莎拉。莎拉是舞台剧演员，个性坦率自在，向他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以父为耻 悔恨终生
努兰康复后，回到医院重执手术刀，也和莎拉共组家庭。1994年《死亡的脸》得奖后，他名利双收。再一次，从外在来看，他又拥有了全世界。
忧郁症却数度复发——因为那个声音还在纠缠着他，挥之不去。那是他过世的父亲：阴沉、佝偻、发臭，见不得人。
父亲是个车衣工，一辈子没有融入美国社会。他无能又骄傲，自卑又暴烈，喜怒无常。全家都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下，又没人真的拿他当一回事。不过，尽管父亲有很多缺点，凭小孩子的直觉，努兰知道他爱自己。
但跟他走在一起真丢脸!父亲早衰。40出头就步履蹒跚、驼着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他几乎没有一条领带裤子没沾上吃饭喝汤的污渍，身上还有股难挡的尿臭味。别人有意无意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常觉得是看不起他，这时他就会用意第绪语破口大骂。要是他讲英语更丢脸，像是自创的，没人听得懂。
父亲的不堪一击，却也是他力量的来源。“他出门，我就得陪他。”父亲很容易跌倒，“每每把钳子般的指尖掐进我的右臂，我一喊痛，他就生气。”28岁那年，父亲过世，努兰以为他自由了，事实证明他错了。
回首往事 自责内疚
“薛皮，好心一点。”他忘不了14岁那年，一个下雪天的下午，父亲绝望哀求的声音。
那阵子父亲失业在家，或许是闷坏了，竟说要去看电影。努兰很不甘心地陪他出门。人行道结满了冰，寸步难行，父亲每一步都紧抓他的手臂，走到4条街外的电影院，足足花了30分钟。因为太费力，他们中间停下来休息好几回。‘
好不容易走到最后一个街角，努兰却发现那天放映的，竟是他少数看过的电影。他跟父亲说不想再看。“过个马路就到了，不到半条街。”父亲这样哀求他。努兰忽然铁了心，硬是要回家，决定这回非摆脱他的依赖不可。
“求求你，都走这么远了，求求你别这样。”父亲哀求没用，只得回头。但是回头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很复杂、很困难，父亲只能以小碎步慢慢转动方向，一边用意第绪语叫着努兰的小名：“薛皮，好心一点。”但是少年努兰只想离开现场，因为他觉得，路人已经开始看笑话了。父亲沮丧疲惫又孤单，他们花了40分钟才回到家。
“薛皮，好心一点。”这声音将纠缠努兰一辈子，引发他深深的悔恨。
写作疗伤原谅自己
73岁，努兰出版《没有终点的旅程》(Lost inAmerica)，描写一生迷失在美国的父亲。这才发现自己一辈子的打拼，对成功的死命追求，都是为了逃离那个永远弥漫尿臭味的小公寓，逃离他的父亲，“做个和父亲完全相反的人”。
现在，他事业有成、穿着体面、腰杆挺直，可是他心虚：“如果人家知道我改过姓，把可笑的面条人(Nudelman)改成努兰，知道我曾经病到差点切除脑叶，知道我曾经对自己的父亲那么残忍轻蔑，还会尊敬我吗?”他记起自己忧郁症期间，佝偻丧气的样子，根本是父亲的翻版。
通过写作，细细追忆往事，努兰才慢慢了解父亲为什么会是那样。“我刚上医学院时，发现父亲的病，竟然是梅毒。”父亲的早衰和无能，自此得到了解释，但这不是少年努兰所能懂的，他对父亲的爱和怜悯，被恨和羞耻感深深掩埋。
他为父亲感到羞耻，又为自己的感到羞耻而感到羞耻，这是他忧郁症的根源。“写作为我疗伤，洗涤了我，我整个人解脱了……我原谅了自己!”
回顾人生，充满痛楚；谈论死亡，反倒容易多了。“死的那刻看起来很有尊严，其实我们是经历很多痛苦才走到那一刻。但我们还是要了解真相，不要逃避，才能超越恐惧。”至于他自己，最理想的死法是，生一种有时间跟亲人好好告别的病。当然，“这我做不了主”。
(编辑 王克峰)
慈悲自省 精神导师
“能够为人看病，是何等的特权啊!”“跟病人讲话，应该坐在他床边，而不是站在他床脚。”“医生不是疾病的征服者，不能为了解谜、不服输，把病人蹂躏到生不如死。”努兰无数次地站在台上，重复这些话。他挺着比年轻人还直的腰杆，字字铿锵，麦克风不时传来他因咬字极紧而造成的嘶嘶声。
79岁的努兰(Sherwin B.Nuland)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医院担任35年的外科医生，目前是耶鲁外科临床教授。57岁那年他开始写作，64岁以《死亡的脸》(How We Die)一书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National Book Award)，在一般人认为前头只有下坡路的年龄，他却愈活愈带劲。
《死亡的脸》巨细靡遗地描写死亡的过程。“死得有尊严是一种迷思”，努兰这样诚实宣告，“死的过程本质上就会让死者的人性崩解……死得有尊严的人并不多。”这本书当年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盘踞了34周，陆续被译成17种语言，撼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对于当前医界“抢救文化”盛行，病人平静离世的权利屡遭剥夺，努兰也有极深刻而动人的自省，因而被医界视为精神导师。
追求完美 重度忧郁
努兰念大学时，班上有250人，他以第一名毕业；后来他进入耶鲁大学念医学院，4年后顺利攀上“金字塔体系的最高点”，成为外科住院总医生。那时他才28岁，前途看好。
40岁左右，他却崩溃了，住进精神病院，从备受尊崇的名医变成“恶名昭彰”的重度忧郁症患者。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精力丧失殆尽，毫无男子气概，走路时弯腰驼背十足像个老人。医生都认为他没有希望复原，决定为他进行脑叶切除手术。
负责照顾他的年轻医生强烈反对，认为应该试试电击治疗，甚至以辞职抗议，最后医院答应了。一般电击疗程是6-8次，他做到第七、第八次，还是没效；到了第九次，努兰感到有点不一样；第十次，改变发生了，脑中的执念抽丝般离去；到了第20次，“我忘不了有天早上，忽然觉得有力量跟所有的执念说：‘去你的!’”
44岁那年，他出院，太太已跟他离婚，他没钱没财产，一切归零。
内在的松绑却从此开始。
隐藏自我 打入主流
努兰1930年出生于纽约市，父母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那个时代，美国社会对犹太人很歧视，走在路上，听到“下流的犹太佬”、“该死的犹太佬”，他只能颤抖，为族人的无力反抗感到羞愧。
当时许多医学院不收犹太学生，他所进入的纽约大学也有名额限制，得比别人拼得更猛，一点错都犯不得。为了融入主流精英，毕业时，努兰讲话完全是盎格鲁萨克逊白人(WASP)口音。那是苦练来的，原本他一口纽约腔。随后，他顺利进入更精英的耶鲁医学院。以往耶鲁住院总医生一职，犹太人几乎没机会的，他却办到了。
“但是代价太高，”努兰闭着眼睛，整张脸因回忆而紧缩扭曲，“我太过专注事业，加上百分之百的时间都在照顾病人，压抑了自己的个性。”走出医院那刻，“不晓得为什么，我知道我多多少少可以重新做自己。”更大的祝福等着他，他认识了莎拉。莎拉是舞台剧演员，个性坦率自在，向他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以父为耻 悔恨终生
努兰康复后，回到医院重执手术刀，也和莎拉共组家庭。1994年《死亡的脸》得奖后，他名利双收。再一次，从外在来看，他又拥有了全世界。
忧郁症却数度复发——因为那个声音还在纠缠着他，挥之不去。那是他过世的父亲：阴沉、佝偻、发臭，见不得人。
父亲是个车衣工，一辈子没有融入美国社会。他无能又骄傲，自卑又暴烈，喜怒无常。全家都笼罩在父亲的阴影下，又没人真的拿他当一回事。不过，尽管父亲有很多缺点，凭小孩子的直觉，努兰知道他爱自己。
但跟他走在一起真丢脸!父亲早衰。40出头就步履蹒跚、驼着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他几乎没有一条领带裤子没沾上吃饭喝汤的污渍，身上还有股难挡的尿臭味。别人有意无意的一句话，在他看来常觉得是看不起他，这时他就会用意第绪语破口大骂。要是他讲英语更丢脸，像是自创的，没人听得懂。
父亲的不堪一击，却也是他力量的来源。“他出门，我就得陪他。”父亲很容易跌倒，“每每把钳子般的指尖掐进我的右臂，我一喊痛，他就生气。”28岁那年，父亲过世，努兰以为他自由了，事实证明他错了。
回首往事 自责内疚
“薛皮，好心一点。”他忘不了14岁那年，一个下雪天的下午，父亲绝望哀求的声音。
那阵子父亲失业在家，或许是闷坏了，竟说要去看电影。努兰很不甘心地陪他出门。人行道结满了冰，寸步难行，父亲每一步都紧抓他的手臂，走到4条街外的电影院，足足花了30分钟。因为太费力，他们中间停下来休息好几回。‘
好不容易走到最后一个街角，努兰却发现那天放映的，竟是他少数看过的电影。他跟父亲说不想再看。“过个马路就到了，不到半条街。”父亲这样哀求他。努兰忽然铁了心，硬是要回家，决定这回非摆脱他的依赖不可。
“求求你，都走这么远了，求求你别这样。”父亲哀求没用，只得回头。但是回头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很复杂、很困难，父亲只能以小碎步慢慢转动方向，一边用意第绪语叫着努兰的小名：“薛皮，好心一点。”但是少年努兰只想离开现场，因为他觉得，路人已经开始看笑话了。父亲沮丧疲惫又孤单，他们花了40分钟才回到家。
“薛皮，好心一点。”这声音将纠缠努兰一辈子，引发他深深的悔恨。
写作疗伤原谅自己
73岁，努兰出版《没有终点的旅程》(Lost inAmerica)，描写一生迷失在美国的父亲。这才发现自己一辈子的打拼，对成功的死命追求，都是为了逃离那个永远弥漫尿臭味的小公寓，逃离他的父亲，“做个和父亲完全相反的人”。
现在，他事业有成、穿着体面、腰杆挺直，可是他心虚：“如果人家知道我改过姓，把可笑的面条人(Nudelman)改成努兰，知道我曾经病到差点切除脑叶，知道我曾经对自己的父亲那么残忍轻蔑，还会尊敬我吗?”他记起自己忧郁症期间，佝偻丧气的样子，根本是父亲的翻版。
通过写作，细细追忆往事，努兰才慢慢了解父亲为什么会是那样。“我刚上医学院时，发现父亲的病，竟然是梅毒。”父亲的早衰和无能，自此得到了解释，但这不是少年努兰所能懂的，他对父亲的爱和怜悯，被恨和羞耻感深深掩埋。
他为父亲感到羞耻，又为自己的感到羞耻而感到羞耻，这是他忧郁症的根源。“写作为我疗伤，洗涤了我，我整个人解脱了……我原谅了自己!”
回顾人生，充满痛楚；谈论死亡，反倒容易多了。“死的那刻看起来很有尊严，其实我们是经历很多痛苦才走到那一刻。但我们还是要了解真相，不要逃避，才能超越恐惧。”至于他自己，最理想的死法是，生一种有时间跟亲人好好告别的病。当然，“这我做不了主”。
(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