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喜欢收藏书画，就连查办贪腐大案、抄官员家的时候，都不忘看看抄家清单中的字画。
　　皇家书目《天禄琳琅》中，著录最多的藏书家是纳兰揆叙，共计98部，占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六分之一。揆叙是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的次子，纳兰性德之弟，他潜心治学，曾任工部侍郎，他的谦牧堂藏书最富，“为满洲世家之冠”。乾隆中叶，和珅当权，垂涎明珠家家藏与宅邸，他向明珠的四世孙、任伊犁领队大臣的承安勒索不成，后罗织罪名，承安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革职，籍没家产。家藏书画等“有天府所未有者”，揆叙传下的古籍等全部被查抄进宫。
　　当时从山东巡幸回京途中的乾隆帝，下达旨意：“所有字画册页交懋勤殿认看，书籍交武英殿查检，分别呈览”等语。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收录了乾隆二十二年到六十年间17件贪污案。从这些案件中可以看出，乾隆帝“抄”到的名人字画量远远超过同期他从官员进贡那里获得的字画。
　　除了纳兰揆叙，另一个抄家书画数量较多的，是云南布政使钱度案。当时乾隆从钱度家里共抄出了108件书画，包含米芾、刘松年、赵孟頫、王蒙、文徵明、唐寅等诸多名家的书画，一朝全部归入内府。查抄的所有物品均开具清单，由皇帝拣选发落，其中皇帝看不上的或是品相不好、价值不高的书画，便同其他物品“估值变价，银交内务府广处司”。
　　这个习惯和爱好，还帮乾隆帝“纠举”了件贪腐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王亶望虚报旱灾，贩粟分银，数额达数百万以上，是当时轰动一时的贪污大案。王亶望被抄家后，乾隆帝对抄查之书画甚为关心，耳闻“王亶望平日收藏古玩字画等物最为留心”，其中米芾的字帖石刻是他最期待的。
　　但在看了抄家解京的书画后，乾隆帝没发现这批石刻，而其他的书画、瓷器等也都很寻常。他甚至举出，“从前查抄高朴家产内，有王亶望所刻米帖墨榻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榻必有石刻存留，或在任所，或在本籍，乃节次解到及发交崇文门物件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
　　乾隆帝很生气，于是命大臣阿桂等严查，结果发现负责抄王亶望家的闽浙都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在抄家时抽换过所收缴之字画，其中不乏精品，以及侵吞了其他一些贵重宝物。陈辉祖因此被查入狱。这就是《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的“闽浙总督陈辉祖侵盗王亶望入官财物案”。
　　陈辉祖侵吞的字画以及他本人原有巨额的家产，自然全部被籍没充公，尽数落入了乾隆的口袋。他这才怒意稍平，说陈辉祖虽然“行同鼠窃，其昧良丧耻”，但还是与王亶望之罪有区别，“陈辉祖只一盗臣耳”。
　　当年年底，在“盗臣”的定性下，陈辉祖被判为斩监候，等来年秋后处决。前浙江布政使国栋、衡州知府王士瀚、嘉兴知府杨仁誉在查抄家财时，通同作弊，从中分肥，均判斩监候。在抄这些官员家的时候，又抄出了一批字画，比如国栋家就抄出“书画三十五件，法帖七种”，全部解京。
　　所谓的盛世收藏大半如此，先流入权豪势要囊中，再登上贪官的抄检清单，最后汇集于内务府大库。查看这一时期的办案文档，几乎所有的获罪官员，抄检清单上都会出现字画，且数量都很多。即便频频出现在抄检清单上，对字画的喜好在乾隆心目中依然如故。
　　李侍尧被乾隆帝认为“督抚中最为出色”。乾隆四十五年初，云南粮储道任上的海宁接到吏部一纸調令，命其北上署理奉天府尹。按照定例，地方大员履任之前，要进京拜见皇帝。在面圣之后，他私下跟军机大臣八卦吐槽，爆云贵总督李侍尧的料。这话传回到皇帝的耳朵里，李侍尧最后被判了个“斩监候”。
　　李侍尧家里确实没有抄出多少家产和书画，但挖出萝卜带出泥，李侍尧牵扯出来的云南按察使汪圻，抄家抄出“书画大小三十九件”全部“解京留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