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很快就发布了备受争议的“禁穆令”，要求90天内暂停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等七国公民入境美国；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等等。然而，这一行政令遭到美国司法机关的“冻结”，各界精英也发出了反对的呼声。
　　这一事件是否凸显美国正在走向衰弱？记得华裔学者蔡美儿（Amy Chua）在《帝国当年》一书中阐释了一个核心观点：超级大国能够崛起并主导世界的根本原因在于宽容，做到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而帝国的衰弱也主要是源于其变得越来越狭隘和不宽容，导致“天下英才”另觅它处。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和其他民族国家的最大差别，可能就是没有“原生”意义上的民族。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所谓“美利坚民族”看上去更像是个大杂烩。“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基础不是依靠民族的“原生”属性和特征，而是更依赖“建构”出来的属性。因此，“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和维持需要一个强大的“熔炉”机制。一旦美国丧失锻造民族意识的“大熔炉”，其核心凝聚力将大大下降。
　　当年蔡美儿一书似乎是为美帝国为何如此强大以及将如何继续强大做出“合理辩护”，当然也代表着移民美国的少数族裔对于美国的理解和认同。但她的核心观点仍然不具有完整的说服力。至少从因果分析角度来说，开放与包容可能是帝国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未必是绝对条件。换言之，是崛起的帝国选择了采取种族包容和国家开放的政策，而开放和包容并不必定造就帝国崛起。
　　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吉尔平教授看来，超级大国终究难免走向衰落，其原因很复杂，内部因素包括：体系主导国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之后，发展的速度将会逐渐降低；由于军事技术向其他国家扩散，主导国的防务开支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当国内社会变得更加富裕时，主导国的私人和公共消费将会增加，其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趋势；经济发达的国家将会逐渐趋向增加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而服务业会导致制造业的下降；经济的富裕会侵蚀社会的道德和人们的进取心。外部因素则包括不断增加的政治統治成本（随着对手数量和力量的增长，主导国面对竞争不得不扩充财源来维持其军事与政治地位）和经济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
　　以吉尔平的理论来比照，帝国的心态开放与否，对其兴衰似乎并不一定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回到历史事实，却能看到帝国能否成功地将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对于帝国的维持贡献颇大。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精英阶层眼里，俨然是“文明”“正义”“自由”“开放”的化身。年轻时的甘地努力学习英语，平日穿西装、打领带、用刀叉，一切按大英帝国贵族的标准“培养”自己，最后却发现仍旧无法成为一名享有平等尊荣的帝国子民，很难说这种失落感不是“圣雄”愤而走上寻求印度独立道路的动力。各个前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精英们，大都经历过这样的心路历程。
　　当下的美国，一方面它的制度、思想、器物等代表着文明世界的作派，另一方面却开始拒绝那些认同并追求“美国梦”的外来精英。是美国这个“熔炉”已经超出了它可以接纳的容量？还是它的“融化”动力和能力已大不如前？2014年年中的某次国际研讨会上，我曾大胆提出，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国的解体。美国的同行反驳说，历史上排名第二的强国往往先于排名第一的强国解体。谁对谁错，历史的演进自会给出答案。如今写出来，只是想以此存照，看看我是否把握住了张宇燕老师所说的“纷繁复杂世界背后的机理”。
　　对于正“坐二望一”的中国来说，她的研究界早已开始寻找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从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历史当中，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需要宏大的视野和客观冷静的心态，当然也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不过应该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哪种“历史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夕抓住可永逸的。中国的成功崛起归根结底要靠顺应时代潮流办好自己的事，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中国经验，而这经验需要摒弃帝国思维，展现足够的包容性，以及承担必要的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