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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网络诗歌的多数研究者，提到了一个共同的诗歌现象：江湖化。这既是学界对此的敏感，也是“诗江湖”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诗歌话题和重要现象。本文拟探析“诗江湖”的界定和表征，期待引起对该话题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网络诗歌；场域；江湖；诗江湖
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46—03
一、现象的提出
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进入网络，诗歌网站、个人博客、诗歌评奖、诗歌选本、诗歌活动、诗歌论争、诗歌流派等数量激增，诗歌场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但是，诗歌的繁荣并不是以产量数量的构筑成功为旨归，需要警惕的是，在这些表面繁荣之下，一股潜流也慢慢冒出头来，且有不断发展壮大之趋势，那就是：诗歌场域的“江湖化”。
已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网络诗歌面对这种空间生产，参与人数、诗歌产量的浩如烟海乃至论坛、博客等的活跃存在，并不能证明属于诗歌的空间构筑成功了，自由、迅捷、公正、透明的表象后面是情绪化、江湖化、隐匿性和伪公共性”。事实上，对诗歌场域“江湖化”的敏感判断源自上个世纪末“盘峰论争”后，以唐晋为代表的批评家对于“盘峰论争”暴露出来的诗歌的“江湖化”表示了忧郁，他认为，“诗歌界‘山头主义’、‘圈子主义’泛滥，诗歌话语霸权沉渣浮起，一场又一场的原本是‘华山论剑’式的诗歌探讨，最终都成为‘江湖大厮杀’”。新世纪伊始，随着“诗江湖”网站和同名杂志的出现和表现，观察者们更是直接宣称“诗歌进入江湖时代”。2002年《新闻周刊》文化专栏一位长期关注诗歌创作的记者写出一篇专题调查报告《诗歌进入江湖时代》，他在这篇文章中以“下半身”诗歌团体和《下半身》杂志为例，指出“山头林立”、“宣传推广”、“小题大做”、“借机生事”、“土匪帮会的黑话切口”、“诗歌的市场包装和炒作”等是“诗歌进入江湖时代”的主要表现。2003年4月15日刘歌发表在新华网上的《争鸣：诗江湖质疑》一文，是首先提出“诗江湖”概念的文章，他愤懑地指出“诗江湖”中“罪性永远大于德行，破坏永远大于建树。这里没有秩序可言，是一座真正无法无天的诗歌丛林，通行不二的仍然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学者张大为在《诗歌标准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中，一个基本的判断也是“当下的中国诗歌本身，缺少关于诗歌标准本身的达成和发挥作用的实质性的文化中介和文化场域，至少是缺少对于它们的真实感。在前者缺席的情况下，诗歌领域和诗歌标准具有一种‘江湖化’的性质。……在这时，诗人与诗歌标准的制定，具有‘山大王’和‘僭政’的性质”除此之外，批评家陈仲义和紫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诗江湖”这几个字，但他们分别把新世纪十年网络诗歌场域比作“新罗马斗兽场”和“黑社会火拼场”突出了血腥残酷的江湖争斗场面。
二、“江湖”释义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对“江湖”一词的释义是：“‘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只是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若《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其中的‘江湖’即指五湖。故《国语，越语下》又称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江湖，莫知其所终极’。可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官拜上将军，却又突然辞官远逝，并非真的为谋家财，实为避祸全身之计。”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很可能就不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而有隐居之处的含义。‘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按照这个考证，“江湖”一词最初是从地理概念演化为文化概念，它既包含有三江五湖的泛地理意义，也有隐居之地以及与“庙堂”相对的“民间”等含义。但是，这样的中性色彩发展到宋元时期，开始产生巨大的流变。“宋元话本中的‘江湖’则已跟抢劫、黑话、蒙汗药和人肉馒头联系在一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汪世雄躲在江湖上，使枪棒卖药为生’，其‘江湖’已颇有血腥味；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江湖’上杀人越货的勾当以及武功的比试，已跟《水浒传》及后世的武侠小说没有多少差别了。”宋元以来，后世武侠中的江湖已然充满腥风血雨，武侠小说里刀光剑影的生活并非正常的生活秩序，现今社会也唯有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道生态贴近所谓的江湖，因此，“江湖”一词慢慢演变成较为负面的用语，与“黑道”、“黑社会”等词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江湖的产生、演变与中国社会进程是同步的。每当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大量人口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市井，步入江湖。作为个体的江湖人，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因此，他们便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形成江湖团体，由江湖人、江湖团体以至江湖社会、江湖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近代以来，江湖帮派林立，江湖文化大行其道，江湖文化从传统文化的派生物逐渐发展壮大并且登堂入室，许多政治事件都有江湖帮派或江湖手段的痕迹，而政治团体也染有江湖习气，甚至组织方式上出现类江湖化。所以，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或社会接受的“江湖”一词与“黑社会”、“秘密行会”、“黑道”等有了更深的联系。
三、“诗江湖”界定与表征
由于江湖社会的复杂流变，“江湖”一词的内涵也被纳入动态的关系之中。它既包含被结构的结构，也包含建构中的结构，一方面，它是一个与庙堂的高高在上、统一整饬分庭抗礼的、相对独立自由、逍遥适性的空间，以“义气”、“民间”作为结构原则。另一方面，表面自由率性、透着草莽精神的江湖又是在“潜规则”引导下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帮派性、黑道气、分裂割据缺乏共同认知平台的争霸场所；它还不仅是客观的空间、处所，更是被客观环境形塑的人心和不断结构客观环境的人心。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诗江湖”的界定：“我所理解的‘江湖’大约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即它只不过指称了在官方垄断诗歌话语权和诗歌流通资源的中国特色诗歌生态环境下诗歌民间生产力的一种割据状态，亦即指称了诗歌版图上一块最深浅莫测、且最具爆发力的叛乱和失控的省份。”界定指出了“江湖”的中国特色、民间意识形态，但用“省份”一词更多强调了平面地理概念，忽略了江湖主客观一体的动力系统场的特点。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如此界定：“诗江湖”是在中国特色的诗歌语境中诗歌民间生产力的一种割据状态，是最具有反叛性、暴力性和破坏性，依据一定的潜规则和实践感形成的诗歌场域。中国特色的诗歌语境指代了中国式写作的官方化和行政化、中国作协组织、管理文学创作的模式和官方占有大量写作资源和话语权的现实。这样的语境催生了大量“诗歌无产者”逸出该秩序，成为“诗歌游民”，单个的“诗歌游民”为适应生存和发展结成各种类型的诗歌团体，诗歌团体为了争夺话语权或与官方对抗或被“招安”，也与 内部争斗，形成神秘的诗歌江湖社会。诗江湖中当然并不排除坚持独立写作的诗人和“行侠仗义”的侠客存在，也当然具有“江湖”文化想象中的侠义之气、雄性之风，但侠义、雄性之风并不能掩盖其帮派与暴力斗争的主要性质。
诗江湖是一大批“诗歌流民”逐渐汇合而成，这些“诗歌流民”大部分很难或者不愿得到官方秩序的认可，他们像江河湖海一样，四处漂泊。由于属于诗歌的无产者，没有固定的“诗歌土地”可以收获，他们不得不四处奔波，谋求自身诗歌写作的出路。但单个的诗歌游民势单力薄，必须倚重集团的力量，所以他们或攀附于某个权威，或拉帮结派，按照地域、代际、学缘等等条件结拜兄弟，再招兵买马，形成一个个诗歌帮派，比如诗歌的南帮、北帮；知识分子帮、民间写作帮。这些帮派以圈子为基础：流派圈子、同学圈子、网络圈子，圈子与圈子间、圈子内部间关系纠结、矛盾重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流派圈子突出的有下半身、第三条道路、垃圾派等等；同学圈子有伊沙、徐江、侯马等北师大圈和西川、臧棣等北大圈；代际圈子有中间代、70后、80后等等；网络圈子有代表民间写作的“诗江湖”和倾向知识、技术的“诗生活”等等。可以说，整个诗江湖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圈子组合的帮派构成。
网络诗歌江湖充满了门户之见和恃强打压、弱肉强食的种种暴行。这种暴力性主要体现在包括派系之间和派系内部之间的派系斗争中。从斗争的方式看，大部分的网络诗歌争斗，以论坛“近身肉搏”为主，即短兵相接的叫骂和对垒。很多诗歌论坛充斥着各种谩骂和大面积的污言秽语。从参与的人来看，各个派系以集团冲锋或者轮番攻击的方式，有步骤有战略地实施“攻城拔寨”的目的。除了主将、斗士外，前来参战的助威的或说长道短的煽风点火的何止三十、三百，来看热闹的袖手旁观的诗歌群众更是不计其数。再者，从斗争的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立场之争、意气之争、诗学之争，且不论意气之争大量的人身攻击和隐私暴露，即使涉及立场、诗学的内容，也是以立场、诗学争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诚如下半身核心人物沈浩波所说：“从2000年到现在，发表在网络上的大大小小的论争一直不绝于耳，大规模网络上的论战导致朋友反目、同志成仇的事例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无论是牵涉极多的‘沈韩之争’，还是发生在于坚、韩东、杨黎、何小竹等老朋友之间的唇枪舌剑，无论是徐江与韩东、杨黎，还是我与伊沙，无一不是从一触即发开始，到反目成仇、互相伤害结束。”如此的派系斗争，借用经历过相关斗争的诗人王家新的观点：“那种不是通过艰苦的写作而是凭借谩骂和诋毁对一代诗人写作史做出的粗暴践踏，也和艺术本身的革命无关，只能称之为一种暴力。
当“诗江湖”成为诗歌场域的常态，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过去对于江湖过多的浪漫文化想象其实掩盖了它的实质。也许，下面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其实质的总结：“诗歌的混乱在江湖的意义上已经成为常态，一切的无耻都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培育温床。在这里少数所谓英雄身上所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才气和对于诗歌的虔敬之心，而是渎神者的疯狂；看不到安静和祥和的一面，却看到了更多的匪气和流寇气。诗歌一进入江湖，立刻变成荡妇，充满了挑逗和淫荡的气息；而诗歌写作也不再值得尊敬，不是使从事这种事业的人更美丽，却倾向于使一切与诗歌结缘的人变得更丑陋、更令人厌恶。”
[参考文献]
[1]何同彬，空间生产与网络诗歌的瓶颈[J].当代作家评论，2010，(2).
[2]唐晋，“盘峰会议”的危险倾向[N].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周刊,1999—7—26.
[3]刘歌，争鸣：诗江湖质疑[EB／OL].新华网2003年4月15日读书频道汉诗江湖栏目，http：／／nBws.xinhuanet.com／book／2003—04／15／content.833551.htm.
[4]张大为，诗歌标准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
[5]陈仲义，新罗马斗善场十年网络诗歌论争缩略[J].文艺争鸣,2009，(12).
[6]紫薇，网络黑社会[EB／oL].星星论坛，2003—11—9。http：／／www.bj2.nstsh.com／bbs／95633／
[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O.
[8]刘平，近代江湖文化研究论纲[J].文史哲,2004，(2).
[9]沈浩渡，从嘲笑开始到无聊结束[A].诗江湖一先锋诗歌档案[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网络诗歌；场域；江湖；诗江湖
中图分类号：1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1—0146—03
一、现象的提出
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进入网络，诗歌网站、个人博客、诗歌评奖、诗歌选本、诗歌活动、诗歌论争、诗歌流派等数量激增，诗歌场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但是，诗歌的繁荣并不是以产量数量的构筑成功为旨归，需要警惕的是，在这些表面繁荣之下，一股潜流也慢慢冒出头来，且有不断发展壮大之趋势，那就是：诗歌场域的“江湖化”。
已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网络诗歌面对这种空间生产，参与人数、诗歌产量的浩如烟海乃至论坛、博客等的活跃存在，并不能证明属于诗歌的空间构筑成功了，自由、迅捷、公正、透明的表象后面是情绪化、江湖化、隐匿性和伪公共性”。事实上，对诗歌场域“江湖化”的敏感判断源自上个世纪末“盘峰论争”后，以唐晋为代表的批评家对于“盘峰论争”暴露出来的诗歌的“江湖化”表示了忧郁，他认为，“诗歌界‘山头主义’、‘圈子主义’泛滥，诗歌话语霸权沉渣浮起，一场又一场的原本是‘华山论剑’式的诗歌探讨，最终都成为‘江湖大厮杀’”。新世纪伊始，随着“诗江湖”网站和同名杂志的出现和表现，观察者们更是直接宣称“诗歌进入江湖时代”。2002年《新闻周刊》文化专栏一位长期关注诗歌创作的记者写出一篇专题调查报告《诗歌进入江湖时代》，他在这篇文章中以“下半身”诗歌团体和《下半身》杂志为例，指出“山头林立”、“宣传推广”、“小题大做”、“借机生事”、“土匪帮会的黑话切口”、“诗歌的市场包装和炒作”等是“诗歌进入江湖时代”的主要表现。2003年4月15日刘歌发表在新华网上的《争鸣：诗江湖质疑》一文，是首先提出“诗江湖”概念的文章，他愤懑地指出“诗江湖”中“罪性永远大于德行，破坏永远大于建树。这里没有秩序可言，是一座真正无法无天的诗歌丛林，通行不二的仍然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学者张大为在《诗歌标准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中，一个基本的判断也是“当下的中国诗歌本身，缺少关于诗歌标准本身的达成和发挥作用的实质性的文化中介和文化场域，至少是缺少对于它们的真实感。在前者缺席的情况下，诗歌领域和诗歌标准具有一种‘江湖化’的性质。……在这时，诗人与诗歌标准的制定，具有‘山大王’和‘僭政’的性质”除此之外，批评家陈仲义和紫薇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诗江湖”这几个字，但他们分别把新世纪十年网络诗歌场域比作“新罗马斗兽场”和“黑社会火拼场”突出了血腥残酷的江湖争斗场面。
二、“江湖”释义
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对“江湖”一词的释义是：“‘江湖’原指长江与洞庭湖，也可泛指三江五湖，只是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若《史记，货殖列传》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其中的‘江湖’即指五湖。故《国语，越语下》又称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江湖，莫知其所终极’。可范蠡‘既雪会稽之耻’，官拜上将军，却又突然辞官远逝，并非真的为谋家财，实为避祸全身之计。”有感于范蠡的超然避世，后人再谈‘江湖’，很可能就不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三江五湖，而有隐居之处的含义。‘江湖’的这一文化意义，在范仲淹如下名句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按照这个考证，“江湖”一词最初是从地理概念演化为文化概念，它既包含有三江五湖的泛地理意义，也有隐居之地以及与“庙堂”相对的“民间”等含义。但是，这样的中性色彩发展到宋元时期，开始产生巨大的流变。“宋元话本中的‘江湖’则已跟抢劫、黑话、蒙汗药和人肉馒头联系在一起。《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汪世雄躲在江湖上，使枪棒卖药为生’，其‘江湖’已颇有血腥味；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江湖’上杀人越货的勾当以及武功的比试，已跟《水浒传》及后世的武侠小说没有多少差别了。”宋元以来，后世武侠中的江湖已然充满腥风血雨，武侠小说里刀光剑影的生活并非正常的生活秩序，现今社会也唯有以暴力冲突为常态的黑道生态贴近所谓的江湖，因此，“江湖”一词慢慢演变成较为负面的用语，与“黑道”、“黑社会”等词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江湖的产生、演变与中国社会进程是同步的。每当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大量人口被迫背井离乡，流入市井，步入江湖。作为个体的江湖人，其力量弱小，生存能力单薄，因此，他们便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形成江湖团体，由江湖人、江湖团体以至江湖社会、江湖文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近代以来，江湖帮派林立，江湖文化大行其道，江湖文化从传统文化的派生物逐渐发展壮大并且登堂入室，许多政治事件都有江湖帮派或江湖手段的痕迹，而政治团体也染有江湖习气，甚至组织方式上出现类江湖化。所以，这一时期文学作品或社会接受的“江湖”一词与“黑社会”、“秘密行会”、“黑道”等有了更深的联系。
三、“诗江湖”界定与表征
由于江湖社会的复杂流变，“江湖”一词的内涵也被纳入动态的关系之中。它既包含被结构的结构，也包含建构中的结构，一方面，它是一个与庙堂的高高在上、统一整饬分庭抗礼的、相对独立自由、逍遥适性的空间，以“义气”、“民间”作为结构原则。另一方面，表面自由率性、透着草莽精神的江湖又是在“潜规则”引导下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帮派性、黑道气、分裂割据缺乏共同认知平台的争霸场所；它还不仅是客观的空间、处所，更是被客观环境形塑的人心和不断结构客观环境的人心。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诗江湖”的界定：“我所理解的‘江湖’大约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即它只不过指称了在官方垄断诗歌话语权和诗歌流通资源的中国特色诗歌生态环境下诗歌民间生产力的一种割据状态，亦即指称了诗歌版图上一块最深浅莫测、且最具爆发力的叛乱和失控的省份。”界定指出了“江湖”的中国特色、民间意识形态，但用“省份”一词更多强调了平面地理概念，忽略了江湖主客观一体的动力系统场的特点。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如此界定：“诗江湖”是在中国特色的诗歌语境中诗歌民间生产力的一种割据状态，是最具有反叛性、暴力性和破坏性，依据一定的潜规则和实践感形成的诗歌场域。中国特色的诗歌语境指代了中国式写作的官方化和行政化、中国作协组织、管理文学创作的模式和官方占有大量写作资源和话语权的现实。这样的语境催生了大量“诗歌无产者”逸出该秩序，成为“诗歌游民”，单个的“诗歌游民”为适应生存和发展结成各种类型的诗歌团体，诗歌团体为了争夺话语权或与官方对抗或被“招安”，也与 内部争斗，形成神秘的诗歌江湖社会。诗江湖中当然并不排除坚持独立写作的诗人和“行侠仗义”的侠客存在，也当然具有“江湖”文化想象中的侠义之气、雄性之风，但侠义、雄性之风并不能掩盖其帮派与暴力斗争的主要性质。
诗江湖是一大批“诗歌流民”逐渐汇合而成，这些“诗歌流民”大部分很难或者不愿得到官方秩序的认可，他们像江河湖海一样，四处漂泊。由于属于诗歌的无产者，没有固定的“诗歌土地”可以收获，他们不得不四处奔波，谋求自身诗歌写作的出路。但单个的诗歌游民势单力薄，必须倚重集团的力量，所以他们或攀附于某个权威，或拉帮结派，按照地域、代际、学缘等等条件结拜兄弟，再招兵买马，形成一个个诗歌帮派，比如诗歌的南帮、北帮；知识分子帮、民间写作帮。这些帮派以圈子为基础：流派圈子、同学圈子、网络圈子，圈子与圈子间、圈子内部间关系纠结、矛盾重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流派圈子突出的有下半身、第三条道路、垃圾派等等；同学圈子有伊沙、徐江、侯马等北师大圈和西川、臧棣等北大圈；代际圈子有中间代、70后、80后等等；网络圈子有代表民间写作的“诗江湖”和倾向知识、技术的“诗生活”等等。可以说，整个诗江湖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圈子组合的帮派构成。
网络诗歌江湖充满了门户之见和恃强打压、弱肉强食的种种暴行。这种暴力性主要体现在包括派系之间和派系内部之间的派系斗争中。从斗争的方式看，大部分的网络诗歌争斗，以论坛“近身肉搏”为主，即短兵相接的叫骂和对垒。很多诗歌论坛充斥着各种谩骂和大面积的污言秽语。从参与的人来看，各个派系以集团冲锋或者轮番攻击的方式，有步骤有战略地实施“攻城拔寨”的目的。除了主将、斗士外，前来参战的助威的或说长道短的煽风点火的何止三十、三百，来看热闹的袖手旁观的诗歌群众更是不计其数。再者，从斗争的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立场之争、意气之争、诗学之争，且不论意气之争大量的人身攻击和隐私暴露，即使涉及立场、诗学的内容，也是以立场、诗学争论开始，以人身攻击结束。诚如下半身核心人物沈浩波所说：“从2000年到现在，发表在网络上的大大小小的论争一直不绝于耳，大规模网络上的论战导致朋友反目、同志成仇的事例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无论是牵涉极多的‘沈韩之争’，还是发生在于坚、韩东、杨黎、何小竹等老朋友之间的唇枪舌剑，无论是徐江与韩东、杨黎，还是我与伊沙，无一不是从一触即发开始，到反目成仇、互相伤害结束。”如此的派系斗争，借用经历过相关斗争的诗人王家新的观点：“那种不是通过艰苦的写作而是凭借谩骂和诋毁对一代诗人写作史做出的粗暴践踏，也和艺术本身的革命无关，只能称之为一种暴力。
当“诗江湖”成为诗歌场域的常态，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过去对于江湖过多的浪漫文化想象其实掩盖了它的实质。也许，下面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其实质的总结：“诗歌的混乱在江湖的意义上已经成为常态，一切的无耻都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培育温床。在这里少数所谓英雄身上所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才气和对于诗歌的虔敬之心，而是渎神者的疯狂；看不到安静和祥和的一面，却看到了更多的匪气和流寇气。诗歌一进入江湖，立刻变成荡妇，充满了挑逗和淫荡的气息；而诗歌写作也不再值得尊敬，不是使从事这种事业的人更美丽，却倾向于使一切与诗歌结缘的人变得更丑陋、更令人厌恶。”
[参考文献]
[1]何同彬，空间生产与网络诗歌的瓶颈[J].当代作家评论，2010，(2).
[2]唐晋，“盘峰会议”的危险倾向[N].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周刊,1999—7—26.
[3]刘歌，争鸣：诗江湖质疑[EB／OL].新华网2003年4月15日读书频道汉诗江湖栏目，http：／／nBws.xinhuanet.com／book／2003—04／15／content.833551.htm.
[4]张大为，诗歌标准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
[5]陈仲义，新罗马斗善场十年网络诗歌论争缩略[J].文艺争鸣,2009，(12).
[6]紫薇，网络黑社会[EB／oL].星星论坛，2003—11—9。http：／／www.bj2.nstsh.com／bbs／95633／
[7]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O.
[8]刘平，近代江湖文化研究论纲[J].文史哲,2004，(2).
[9]沈浩渡，从嘲笑开始到无聊结束[A].诗江湖一先锋诗歌档案[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10]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