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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往往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本文以阿瑟·威利的译作《猴》为例，通过描述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分析考察《西游记》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关键词： 《西游记》 阿瑟·威利 译本《猴》 译者主体性
一、引言
翻译对于文化交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长时间来，人们在承认翻译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对翻译文化的创造者——译者却评价甚低。两千多年来，中外出现了诸多关于译者的比喻说法，诸如“舌人”、“媒婆”、“一仆二主”之“仆人”、“文化搬运工”、“翻译机器”等。这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不相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译者的文化身份得到了显现，译者有目的地对原文本进行“改写”。文学翻译实际上是译者作出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采取的翻译立场，所制定的翻译方案，以及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经选择，一旦确立，译者自己也就定了位。由此看来，我们在探讨文学翻译时，必须关注和考察译者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主体的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对翻译的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
译者主体性主要包含“受动性”与“为我性”两方面。“受动性”因素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原作的语言、文化和审美的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等。译者主体性中的“为我性”即翻译目的性，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在翻译时，译者会结合翻译的目的以及目的语读者群的情况，从原作提供的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因此，译者在主观意识中所抱有的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对原文本的解读与表达策略。
三、阿瑟·威利译作《猴》与译者主体性发挥
1.关于《猴》
在众多有关《西游记》的节译、全译本中，阿瑟·威利的译本《猴》（Monkey）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威利的翻译使中国小说《西游记》在欧洲大受欢迎，对《西游记》的外传有巨大贡献，同时为《西游记》在国外的接受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Monkey于1942年由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后，一版再版。不仅如此，威利译的Monkey还被转译成西班牙文、德文、瑞典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在欧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Monkey的广泛传播，使世界读者了解了《西游记》的概况，促进了汉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使英语读者对全译本的接受有了相对足够的文化准备。正是威利的译本使英语界成千上万的读者，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可以从《西游记》中获得乐趣。
威利的《猴》之所以大受欢迎，与《西游记》本身的各种因素固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威利的翻译之佳也是不可否认的。本文认为，正是他的翻译处处充满译者主体性的叛逆创造，才使得这部译作成为《西游记》英译史上的杰作。
2.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1）翻译目的
任何一部作品的翻译目的往往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译者本身的文化价值取向紧密相关。《猴》出版于1942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的炮火下英国人的生活很艰难，倍受煎熬。而此时，歌颂英雄主义行为的作品最受大众欢迎。作为学者的威利并没有将自己埋身于学术研究中，他关注社会，关注人们的生活。威利的翻译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环境中——二战时期的伦敦——进行的。作为威利翻译的唯一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他的翻译理念和政治理想。
威利是一个审慎正直的人，同情战争的受害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非常关注那些被欺凌的国家，对侵略弱国行为深怀痛恨之情。作为犹太人的威利在当时的英国亦属弱势群体，因此他把内心感受深深埋起来，将之暗藏于创作之中。
威利的左派思想和他对被欺凌者的同情在二战期间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期间他发表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对于战争的痛恨与无奈使威利在“猴”这个天才身上看到的是战斗着的英雄的精神。英雄主义在英国，甚至欧洲都有悠久的历史。在二战这个英国正遭遇残酷攻击的时刻，人们更是迫切地需要、期待英雄主义。《猴》迎合了当时社会对英雄主义精神的思想需要。
威利英雄主义的愿望最终是由“猴”这个形象来完成的。在《西游记》中，主要是在猴的护佑下，三藏等人才完成了取经的宏愿，对于艰难的取经征途来说，猴是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在二战中，人们经历的磨难正如取经的漫漫征途，受苦受难的人们多么需要大无畏的英雄来驱逐如恶魔一般的战争发起者。因此，英雄的孙悟空也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尽艰辛不改其志，以及孙悟空乐观、大无畏的精神在二战时期的英国无疑是一针兴奋剂。威利的《猴》以“猴”为主角，他成为故事中的英雄，他斩妖除魔、扫除人间不平，恰可满足二战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威利将译作命名为Monkey（《猴》）正体现了他对“猴”的重视。威利之所以用“猴”来做标题，正是对“猴”这一人物的重视和凸显。威利在译作中着重描写“猴”的英雄形象表明他对战争的指控、对人民的精神激励。在《猴》中，猴凭着七十二般变化、一根金箍棒和大无畏的精神扫除了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因此，威利才将其译作叛逆性的定名为《猴》，而没有直译原作的书名《西游记》。
借用《猴》来表现现实主义意义的威利用《猴》中的邪魔来指代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战争发动者和邪恶力量。因此，为了更突出其现实主义意义，在译本中，威利淡化了原作中的宗教色彩，更突出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和对“猴”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
威利选择在二战这一特殊时期翻译《西游记》正体现了他所要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扫除人间不平、还社会安定的愿望，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关怀与心灵需求。他的译作成功地把社会需求与艺术表现结合在一起，因而《猴》成了《西游记》翻译史上一部不朽的杰作。
（2）翻译文本的选择
胡适在为亚东版《西游记》所作的序中对《西游记》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可以将《西游记》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齐天大圣传（第一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经因缘与取经人（第八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的经历（第十三至第一百回）
威利的译本《猴》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前两部分，他从第三部分即八十一难中选取部分故事进行翻译。在八十一难中威利选择了原作中的第十三回遭遇虎难，第十四回收服悟空，第十五回收服白龙马，第十八、十九回收服猪八戒，第二十二回收服沙僧，其后又选译了三个故事，即乌鸡国、车迟国、通天河三难，接着就是原作最后三回，即到达西天、参见佛祖、取经东回。这样就保留了原作的结构和脉络。在八十一难中，除了与文章脉络密不可分的故事，如收徒、到达西天后取经东回等，威利还选了三个故事，即乌鸡国、车迟国、通天河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很有特色。乌鸡国的故事让人想起《哈姆雷特》，因为这里出现了国王亡魂，有王子复仇的情节，表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契合之处。通天河本是原作中的第四十章，威利在翻译了这个故事后就直接翻译了到达西天。通天河这个名字（the River that leads to Heaven）给读者的印象是似乎过了这条河就可以到达天界了，因此这个故事很好地连接了上下文。把通天河故事放在到达西天之前，使得整个译作上下文衔接得非常紧凑，似乎浑然一体，节译的痕迹便消失无踪了。威利通过对节译材料的精心选择和编排，使得译作读起来连贯通畅，简洁明了，这是其大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书名Monkey可知，译作就是要凸显塑造孙悟空这个角色。威利认为猴是天才。在《猴》中，猴经历了一个从桀骜不驯到尊敬师傅、从追名逐利到与世无争、从天生石猴到修成正果并最终成佛的过程。威利所选取的材料都恰当、完整地体现了猴的成熟过程。
（3）翻译策略选择
向处于相对强势的文化区域译介文学作品时，译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才能使译本更好地为读者接受。由于中国文化体系和英语文化体系差别很大，文学作品中难免会出现体现意识、价值冲突的内容，或难以理解甚至不能理解的文化传统，等等。作为一部世代积累型小说，《西游记》承载了太多中国文化。但是这些文化并不能全为译文读者接受，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译者不得不牺牲文中的部分内容。在遭遇存在巨大差异的中英传统观念的冲突时，威利选择了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以便于译文在传达异域特色文化的同时又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下面以人名翻译为例。中国古代人名系统十分复杂，是中国文化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古人通常有多个名号：名、字、号等。《西游记》中对孙悟空的称呼复杂多变，除了姓名之外，他还有教名、自封的名号等：石猴、美猴王、孙悟空（悟空）、齐天大圣（大圣）、孙行者（行者）、斗战胜佛等。由于原作中人们对他的称呼各异，因此孙悟空的名字会随情境变化而交叉出现，时而是“石猴”，时而是“大圣”，时而是“行者”，时而是“悟空”。若译者完全对照原文来翻译文中出现的每一个名字，译文读者会感到迷惑，不知所指为谁。因此，威利采用了简化的归化翻译方法，大多时候只用Monkey一词来称呼悟空，省去了读者阅读时的麻烦。
另外，《西游记》中唐僧三个徒弟的法名分别是悟空、悟能、悟净，中间字都是“悟”，威利并未按字面全部翻译，而是依次译为Monkey、Pigsy、Sandy，这样三个徒弟的名字都以-y结尾，算作是威利对三徒弟名字的翻译中没有都用“悟”字这一现象的补偿。而且，英文中人名的昵称多以-y作结尾，这样翻译便于英语读者阅读和接受。
威利淡化译作中宗教色彩。他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宣传佛教思想，所以对《西游记》中宗教性内容多忽略之。对原文中大段的诗文描写，威利也一并省译，以便实现译文的流畅可读。
四、结语
当翻译理论家们在讨论“忠实”标准的时候，威利以自己的方式向英语世界译介了《西游记》，他的个性化和节略的翻译使极具中国神话特色的《西游记》在英语界大受欢迎、深入人心。威利创造性地运用译者主体性，在英国文化中塑造了“猴”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他对没有战争、没有“恶魔”的社会的期许，使《猴》成为一部流传时间很长的译作，也为之后的全译本的出现和广泛接受作好了准备和铺垫。正是由于威利创造性叛逆式的解读跨越了中英文化差异的界限，《猴》成为翻译史上的一部杰作。
参考文献：
［1］Johns，Francis A.A Bibliography of Arthur Waley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8.
［2］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ida，Eugene 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6.
［5］Arthur.Waley，Monkey.New York：Grove Press，1958.
［6］胡适.《西游记》考证［A］.亚东版《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35.
［7］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2002，（6）：20-24.
［8］阮炜著.陆建德序.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的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关键词： 《西游记》 阿瑟·威利 译本《猴》 译者主体性
一、引言
翻译对于文化交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长时间来，人们在承认翻译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对翻译文化的创造者——译者却评价甚低。两千多年来，中外出现了诸多关于译者的比喻说法，诸如“舌人”、“媒婆”、“一仆二主”之“仆人”、“文化搬运工”、“翻译机器”等。这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不相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翻译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译者的文化身份得到了显现，译者有目的地对原文本进行“改写”。文学翻译实际上是译者作出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目的，采取的翻译立场，所制定的翻译方案，以及所使用的翻译方法使译者成为翻译中最积极的因素，他的态度、方法和立场一经选择，一旦确立，译者自己也就定了位。由此看来，我们在探讨文学翻译时，必须关注和考察译者主体性。
二、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主体的译者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具体地说，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对翻译的目的、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等方面。
译者主体性主要包含“受动性”与“为我性”两方面。“受动性”因素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原作的语言、文化和审美的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等。译者主体性中的“为我性”即翻译目的性，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在翻译时，译者会结合翻译的目的以及目的语读者群的情况，从原作提供的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因此，译者在主观意识中所抱有的翻译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对原文本的解读与表达策略。
三、阿瑟·威利译作《猴》与译者主体性发挥
1.关于《猴》
在众多有关《西游记》的节译、全译本中，阿瑟·威利的译本《猴》（Monkey）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威利的翻译使中国小说《西游记》在欧洲大受欢迎，对《西游记》的外传有巨大贡献，同时为《西游记》在国外的接受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Monkey于1942年由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后，一版再版。不仅如此，威利译的Monkey还被转译成西班牙文、德文、瑞典文、法文、意大利文等，在欧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Monkey的广泛传播，使世界读者了解了《西游记》的概况，促进了汉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使英语读者对全译本的接受有了相对足够的文化准备。正是威利的译本使英语界成千上万的读者，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可以从《西游记》中获得乐趣。
威利的《猴》之所以大受欢迎，与《西游记》本身的各种因素固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威利的翻译之佳也是不可否认的。本文认为，正是他的翻译处处充满译者主体性的叛逆创造，才使得这部译作成为《西游记》英译史上的杰作。
2.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1）翻译目的
任何一部作品的翻译目的往往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译者本身的文化价值取向紧密相关。《猴》出版于1942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的炮火下英国人的生活很艰难，倍受煎熬。而此时，歌颂英雄主义行为的作品最受大众欢迎。作为学者的威利并没有将自己埋身于学术研究中，他关注社会，关注人们的生活。威利的翻译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特殊的环境中——二战时期的伦敦——进行的。作为威利翻译的唯一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他的翻译理念和政治理想。
威利是一个审慎正直的人，同情战争的受害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他非常关注那些被欺凌的国家，对侵略弱国行为深怀痛恨之情。作为犹太人的威利在当时的英国亦属弱势群体，因此他把内心感受深深埋起来，将之暗藏于创作之中。
威利的左派思想和他对被欺凌者的同情在二战期间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期间他发表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思想倾向。对于战争的痛恨与无奈使威利在“猴”这个天才身上看到的是战斗着的英雄的精神。英雄主义在英国，甚至欧洲都有悠久的历史。在二战这个英国正遭遇残酷攻击的时刻，人们更是迫切地需要、期待英雄主义。《猴》迎合了当时社会对英雄主义精神的思想需要。
威利英雄主义的愿望最终是由“猴”这个形象来完成的。在《西游记》中，主要是在猴的护佑下，三藏等人才完成了取经的宏愿，对于艰难的取经征途来说，猴是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在二战中，人们经历的磨难正如取经的漫漫征途，受苦受难的人们多么需要大无畏的英雄来驱逐如恶魔一般的战争发起者。因此，英雄的孙悟空也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历尽艰辛不改其志，以及孙悟空乐观、大无畏的精神在二战时期的英国无疑是一针兴奋剂。威利的《猴》以“猴”为主角，他成为故事中的英雄，他斩妖除魔、扫除人间不平，恰可满足二战时人们的精神需求。威利将译作命名为Monkey（《猴》）正体现了他对“猴”的重视。威利之所以用“猴”来做标题，正是对“猴”这一人物的重视和凸显。威利在译作中着重描写“猴”的英雄形象表明他对战争的指控、对人民的精神激励。在《猴》中，猴凭着七十二般变化、一根金箍棒和大无畏的精神扫除了取经路上的妖魔鬼怪，因此，威利才将其译作叛逆性的定名为《猴》，而没有直译原作的书名《西游记》。
借用《猴》来表现现实主义意义的威利用《猴》中的邪魔来指代给人民带来痛苦的战争发动者和邪恶力量。因此，为了更突出其现实主义意义，在译本中，威利淡化了原作中的宗教色彩，更突出描写精彩的打斗场面和对“猴”英雄人物形象的刻画。
威利选择在二战这一特殊时期翻译《西游记》正体现了他所要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扫除人间不平、还社会安定的愿望，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道德关怀与心灵需求。他的译作成功地把社会需求与艺术表现结合在一起，因而《猴》成了《西游记》翻译史上一部不朽的杰作。
（2）翻译文本的选择
胡适在为亚东版《西游记》所作的序中对《西游记》的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可以将《西游记》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齐天大圣传（第一至第七回）
第二部分：取经因缘与取经人（第八至第十二回）
第三部分：八十一难的经历（第十三至第一百回）
威利的译本《猴》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前两部分，他从第三部分即八十一难中选取部分故事进行翻译。在八十一难中威利选择了原作中的第十三回遭遇虎难，第十四回收服悟空，第十五回收服白龙马，第十八、十九回收服猪八戒，第二十二回收服沙僧，其后又选译了三个故事，即乌鸡国、车迟国、通天河三难，接着就是原作最后三回，即到达西天、参见佛祖、取经东回。这样就保留了原作的结构和脉络。在八十一难中，除了与文章脉络密不可分的故事，如收徒、到达西天后取经东回等，威利还选了三个故事，即乌鸡国、车迟国、通天河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很有特色。乌鸡国的故事让人想起《哈姆雷特》，因为这里出现了国王亡魂，有王子复仇的情节，表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契合之处。通天河本是原作中的第四十章，威利在翻译了这个故事后就直接翻译了到达西天。通天河这个名字（the River that leads to Heaven）给读者的印象是似乎过了这条河就可以到达天界了，因此这个故事很好地连接了上下文。把通天河故事放在到达西天之前，使得整个译作上下文衔接得非常紧凑，似乎浑然一体，节译的痕迹便消失无踪了。威利通过对节译材料的精心选择和编排，使得译作读起来连贯通畅，简洁明了，这是其大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书名Monkey可知，译作就是要凸显塑造孙悟空这个角色。威利认为猴是天才。在《猴》中，猴经历了一个从桀骜不驯到尊敬师傅、从追名逐利到与世无争、从天生石猴到修成正果并最终成佛的过程。威利所选取的材料都恰当、完整地体现了猴的成熟过程。
（3）翻译策略选择
向处于相对强势的文化区域译介文学作品时，译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归化翻译策略，才能使译本更好地为读者接受。由于中国文化体系和英语文化体系差别很大，文学作品中难免会出现体现意识、价值冲突的内容，或难以理解甚至不能理解的文化传统，等等。作为一部世代积累型小说，《西游记》承载了太多中国文化。但是这些文化并不能全为译文读者接受，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译者不得不牺牲文中的部分内容。在遭遇存在巨大差异的中英传统观念的冲突时，威利选择了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以便于译文在传达异域特色文化的同时又易于为读者所接受。
下面以人名翻译为例。中国古代人名系统十分复杂，是中国文化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古人通常有多个名号：名、字、号等。《西游记》中对孙悟空的称呼复杂多变，除了姓名之外，他还有教名、自封的名号等：石猴、美猴王、孙悟空（悟空）、齐天大圣（大圣）、孙行者（行者）、斗战胜佛等。由于原作中人们对他的称呼各异，因此孙悟空的名字会随情境变化而交叉出现，时而是“石猴”，时而是“大圣”，时而是“行者”，时而是“悟空”。若译者完全对照原文来翻译文中出现的每一个名字，译文读者会感到迷惑，不知所指为谁。因此，威利采用了简化的归化翻译方法，大多时候只用Monkey一词来称呼悟空，省去了读者阅读时的麻烦。
另外，《西游记》中唐僧三个徒弟的法名分别是悟空、悟能、悟净，中间字都是“悟”，威利并未按字面全部翻译，而是依次译为Monkey、Pigsy、Sandy，这样三个徒弟的名字都以-y结尾，算作是威利对三徒弟名字的翻译中没有都用“悟”字这一现象的补偿。而且，英文中人名的昵称多以-y作结尾，这样翻译便于英语读者阅读和接受。
威利淡化译作中宗教色彩。他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宣传佛教思想，所以对《西游记》中宗教性内容多忽略之。对原文中大段的诗文描写，威利也一并省译，以便实现译文的流畅可读。
四、结语
当翻译理论家们在讨论“忠实”标准的时候，威利以自己的方式向英语世界译介了《西游记》，他的个性化和节略的翻译使极具中国神话特色的《西游记》在英语界大受欢迎、深入人心。威利创造性地运用译者主体性，在英国文化中塑造了“猴”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他对没有战争、没有“恶魔”的社会的期许，使《猴》成为一部流传时间很长的译作，也为之后的全译本的出现和广泛接受作好了准备和铺垫。正是由于威利创造性叛逆式的解读跨越了中英文化差异的界限，《猴》成为翻译史上的一部杰作。
参考文献：
［1］Johns，Francis A.A Bibliography of Arthur Waley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68.
［2］Lefevere，Andréed.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Lefevere，André.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Nida，Eugene 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6.
［5］Arthur.Waley，Monkey.New York：Grove Press，1958.
［6］胡适.《西游记》考证［A］.亚东版《西游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35.
［7］刘艳丽，杨自俭.也谈“归化”与“异化”［J］.中国翻译，2002，（6）：20-24.
［8］阮炜著.陆建德序.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的小说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