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历史源于十二世纪初的欧洲，在时代变迁、传统流变、思想进化和政府更迭的背景下，这一社会组织不但维持下来、发展壮大，而且在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得大学有别于“目前为止所存在的任何机构”。甚至认为，大学现在“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正因此，在大学的整个历史中，都有教育家在不断探讨大学的职能、大学存在的理由、大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以至形成了“高等教育哲学”这一学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Kerr)在哈佛大学举行的戈德金讲座上发表了一组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美国现代大学的思想。这些演讲同年结集出版，书名《大学的功用》(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
　　克拉克·克尔认为，“两次最大的冲击筑成了美国现代大学体系，并使该体系独具特色。这两次冲击都来源于大学外部，主要来自联邦政府。这两次冲击都是为了适应国家需要。”
　　第一次冲击是土地拨赠运动。美国初期的殖民地学院几乎都仿照牛津和剑桥的学院模式发展起来，按《一八二八年耶鲁教授会报告》的说法，学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充学生的心智，培养具有高雅品味和基督教道德品质的人。在美国工农业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旧的高等教育体系受到了严厉抨击。一八五七年乔治亚州的一份报纸就曾刊登文章批评该州大学，文章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需要实用知识的时代，但是州立大学却没有跟上这样的时代，因而不能满足州的需要，这个时代需要有实际技能的人，需要工程师去建公路、铁路和矿山，此外还要进行科学种田。”在国会议员莫雷尔提议下，一八六二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雷尔法案》。该法一开始即言明：“本法的目的是向州和准州拨出公地，以使他们能开设重视农业和工艺教育的学院。”学院的目标是“……教授农业和工艺有关的学科，从而促进生活中各行业的工业阶级的文理和实用教育。”在这一法案刺激下，美国大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一八六二年到一九二二年，共建立了六十九所赠地学院，为社会提供服务开始成为大学的又一项主要职能。在来自德国洪堡的强调科学和哲学，强调研究、研究生训练、教授和学习的自由的大学观念影响下，以一八七六年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为标志，美国出现了一种新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正如克尔指出，“德国的唯理智论与美国平民党的主张在新型大学中结合了起来。纯粹的智力与新的实用主义结成了未必牢靠但却是成功的联盟”。
　　对大学的第二次巨大冲击始于二次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对于科学研究的资助。二次大战之前，大学的研究体系是一种私人基金资助下的研究体系，与主要的基金会以及外国的国家科研拨款相比，美国联邦科研预算少得可怜。为此，许多美国科学家呼吁，要求联邦政府增加对于科学研究的资助。当时，MIT校长卡尔·康普顿就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让科学发挥作用！公众福利需要国家科学计划”。然而，这些活动和呼吁都未导致什么实际结果。二次大战一爆发，战争的实际需要使得美国大学迅速投入战时科研当中，设于MIT的“辐射实验室”共研制出一百三十余种雷达系统；由大量大学科学家参与的“曼哈顿工程”所研制出来的原子弹也对战争胜利发挥了相当作用，并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时代。大学在战时科研中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再一次向社会和联邦政府充分证明了“大学的功用”。
　　新中国高等教育自一九四九年到今天，已有了四十六年历史。这四十六年大学的“功用”如何，也是一个值得考虑但又很难说清的问题，最近，在一些媒体上，有人提出中国大学“不那么有用论”，指出中国大学培养的人才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巨大的经费短缺更使人无奈，令人深长思之。
　　《大学的功用》最后引用怀特海的一段话对大学的功用予以诠释：“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规律是绝对的，不重视训练有素的智力资源的种族注定要灭亡。并非你所有的英雄气质，你所有的社会魅力，你所有的才智，你在陆地或海上的一切胜利，就能使命运退缩。今天我们能够自立，明天的科学将向前迈出更大的步伐，将要使文盲给予的任何判断不会再唤起人们的同情。”在克拉克·克尔和怀特海眼里，大学能否具有这种功用，不但涉及到大学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似乎与民族的生存也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愿不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也是一种危言耸听吧。
　　
　　(《大学的功用》克拉克·克尔著，陈学飞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月版，3.6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