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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职业化，是重新激发了批评的潜在活力，还是将其推向了更深的困境？我们确实很难说清这一问题。然而，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力渐趋弱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学院批评变得越来越圈子化、概念化，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互动缺乏有效性。有的作家声称从来不读批评家的文章，而有的作家虽然不反感批评，但他们并不太重视，只要有人来评论他们就行了，不管评得怎么样，他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对自己的关注和点赞这样一种程序。在如此批评生态里，批评家的行为好像是在自说自话，甚至是自我辩护。在对作家进行个案研究或作具体作品的细读时，总是脱离不了成为作家作品的附属，这样获得的话语权，对批评家来说是非常无力的。操持纯理论的武器，如今又并不太受待见，往往还会被扣以“用理论套作品”的帽子，被认为是批评的无能。
相对于更热闹且人数多的小说批评界来说，诗歌批评更显得边缘化。诗人和读者对当下诗歌批评的诟病与指责，也多集中在批评的无力上，这种无力，其一是与诗人创作进行互动的无效性，其二是批评文字本身的无可读性，即批评文体意识的匮乏。有的诗评家并不重视批评也是文学创造的理念，为了体现专业化，甚至将批评变成了社会学和统计学研究，这看似批评的拓展，但仔细反思，又何尝不是批评主体在精神上的萎缩呢？带着这样一些困惑和疑虑，我们试着来探讨一下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境遇与文体意识的重建问题。
诗歌批评面临的文体与精神困境
不管我们对诗歌与诗歌批评存在何种偏见，有着怎样的困惑，它真实的处境依然就在文化的一个小角落里，可能也有零星的与诗歌相关的新闻吸引大众的眼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边缘现状。有评论家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诗歌在小说之上。这只是一家之言，我们不必为此沾沾自喜，诗歌面临的内部问题不少，诗歌批评也就随之更多。批评的学术化转向，看似提振了诗歌批评的地位，实质上可能是对诗歌批评更大的规约与束缚。这种体制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批评的同质化、千篇一律，缺乏原创精神和探索意识。
当然，这并非我一厢情愿的认知，不仅诗人们意识到了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即便很多身处其中的诗评家，也清醒地体察到了无处不在的困境。“当代诗歌批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本体论化的倾向。”[1]批评的简单化倾向，更多体现在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判断上，这或许是当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论争的一种惯性和延续，它暴露出了我们在诗歌认识上的表面与肤浅，很难真正参透其中的复杂和丰饶。诗评家陈超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危机：“就总体看，近年的诗歌批评进入了‘衰退期’，这是一种蹊跷的衰退，它不表现为沉寂，而是以价值不高的话语喧哗，体现出批评家在视野、心智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萎缩。”[2]陈超抓住了当下诗歌批评的本质性困境，即表象繁荣而内部虚空，他将其定性为综合批评能力的萎缩。这并非针对某位具体的批评家，他所指涉的是诗歌批评的群体表现。相比较来看，这也不是批评家的个人问题，尤其是经过科班训练，年轻的诗评家会更富有理论深度和知识优势，何以会出现“衰退”？这必然涉及到诗歌批评的环境、机制和评价体系。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职业批评在当下的乏味和无力。一方面，媒体批评的强势介入，对职业批评的冲击非常大，作家和诗人们可能更青睐文化记者的报道，它带来的是更快捷、生动、有效的宣传；另一方面，职业批评的学术化转向，导致批评家们在“项目化生存”的板结体制下，很难找到批评的纯粹性，这也就让阐释性批评渐渐丧失文学的活力和美感，而变成了批评家某种个人学术理想的枯燥演绎。当然，这只是批评现状的两个方面，还有更多其他原因也会导致批评愈来愈缺少品格和质感，从而沦为当下学术体制的附属品。批评一旦沦为作品与体制的附属品，它的牵强必然会引起诗人与读者的不信任感，这给批评家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促使其反思，另一方面，也就是对批评本身的打击。这一切都表明了当下诗歌批评的失效：当诗人们需要与文本相关的细读式批评时，批评家们却都热衷于归纳、总结和写诗歌史；而当媒体批评因大众化而丧失批评的伦理底线时，批评家们应该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读者看到的却是他们和媒体批评的某种合流。
真正有立场的诗评家，似乎应该与喧嚣的媒体批评保持距离，这样或许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诗歌内部所存在的问题。在网络时代，媒体对诗歌的批评只能作为我们全面认识诗人写作的一个参照，而不能将其当作评判和遴选的标准。众声喧哗的网络批评意见，确实扩大了诗歌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为审美的多元化，从而打破了诗坛二元对立的格局，各种不同的诗歌写作风格，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平台与阵地。相应地，诗歌的丰富性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把握，这对于批评家来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即诗歌评判的标准问题。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面临一个问题：选择好诗的艰难。标准到底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持续了新世纪以来的这些年，几代诗评家都曾参与其中，但最后仍未获得一致的结论。当然，在对诗歌标准问题进行探讨与界定的过程中，却牵扯出了当下诗歌批评精神的问题，它要求批评家打开眼界，拓展视野，以更具时代性的美学来解析诗歌文本。其实，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问题：我们的诗歌批评精神自觉也很匮乏，它与诗歌批评的技艺和文体意识一样，也遭遇了长期的缺席。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除了个案批评与文本细读之外，当下诗歌批评大都表现为现象性揭示、总结性研究、归纳与概括性批评。跟着诗人一起炒作概念，随大流地热衷于简单的代际划分，这些都是停留于表象的批评，连批评家自己都不满意此举，更遑论他人对其产生兴趣。诗歌批评给人带来的不信任感，正是其病症所在，它预示着一个前提，即批评家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性，对于当下的学术评价体制来说，也是他们的软肋甚至痛处。批评独立精神的丧失，会引起批评价值观的混乱，这也是现在何以会出现那么多应景批评的原因。多数“人情评论”都大同小异，对一个诗人的阐释，也可用到另一个诗人身上，这种万金油式的批评，同样也让少部分有良知的诗评家们蒙羞。在我看来，当下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困境，也并不是单一化的，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失衡，且有连带效应：评判上的简单化处理，会引起审美上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判断，必会无意间消解诗歌的丰富性；如果消解了丰富与复杂，又对深度、高度与广度产生排斥，所有言说都围绕着一种自我辩护，难免就造成眼界的狭隘，表达上的空洞，以及价值观上的虚无。这些大都可归为一种结论，即诗歌批评家们需要有更宽广的审美视野、更内在的问题意识和更精准的批判性，唯有以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批评的及物性才会成为可能。否则，空对空的批评，还是会让批评陷入恶性循环当中，终究也难以走出困境。 批评家耿占春说：“诗歌批评是一种深入诗人们的写作、交流与生活层面的需要。”[3]在这一定义性的批评话语里，他提出了诗歌批评的广阔性，它对于诗评家的要求是上下其手，内外兼修，而不是仅仅针对个人的那点爱好所作的小范围变化。一种综合的批评素养的形成，才是解决困惑的关键。批评的困境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但在当下，那种外部控制内部的现象过于明显，它所引起的一连锁反应，都直指批评的机制和评价的体制问题，这就涉及到进行诗歌批评的目的，我们能否从中找到一个突破口？
批评目的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既然要找到批评的突破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我们何以批评？批评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只有抓住了这一本质之问，才能弄清批评的价值。有些人认为，批评就是从浩如烟海的写作中发现好的作品，或者指出作品的不足和缺陷，以此启示作家与诗人的创作，这些都是批评的作用。但当我们意识到批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作品时，其实它还有文字愉悦的功能，任何批评者都不可忽视这一点。
如果说诗歌批评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诗歌现象与诗人个案中凝练出一些普遍的规律，这仅仅是其功能的一个方面而已，并非诗歌批评的全部，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有的诗歌研究者为了显示出学术研究的整体性，总是试图将个性的命题共性化，将个别发生的现象理论化，将丰富复杂的写作体系化，这些又何尝不是对批评的一种简化？尤其是诗歌批评，更需要突显的是每个诗人独特的创作个性，需要挖掘与呈现每一首诗的独特美学。从个性走向共性的批评，是多数批评家的选择；而从共性走向个性，从热衷于下结论到多打几个问号，多留一些疑问，这样的写作也未尝不是负责任的诗歌批评。
一旦批评目的体现为观念的简化，它对于批评文字本身也可能是一种伤害，大词意识过浓，空洞有时就难以避免。而我们渴望读到的一种批评的丰富性，却无法在那些“条分缕析”的文字中获得阅读的快感，因为那类总结与概括性文字，往往趋于僵化与板结，少有呈现生动的可能。诗歌批评如果没有生动的面貌，仅仅诉诸知识生产和空对空的理论，其文学阅读的价值首先就会大打折扣，更别说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这是很多学院批评遭遇的尴尬困境，“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强烈主观性愈来愈没有文学史书写显得更符合学科化与知识化的学院取向。”因为评价体系对批评者和研究者的规训，导致他们普遍在自己的方向和方法上作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从事诗歌批评的一些学者转向诗歌史书写的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显得成功和为学院体制及评价体系所注重。”[4]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写作当然不是一回事，在很多人看来，诗歌史写作要以最基本的诗歌批评为基础，它是对诗歌批评的提炼和纯化。但从技术含量来说，我不认为诗歌史研究就高于诗歌批评，诗歌批评虽然是最基础的工作，可它对批评者本人的素养和要求并不低。诗歌批评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诗歌史写作做准备，这在一些人看来才是诗歌批评的正途，其实，批评的丰富性，更多体现在对诗歌美学思想进行精准挖掘的才华和智慧上。因此，诗歌批评的目的非常重要，它真正决定了批评本身所暗含的探索性和创造意识。概括、归纳与总结，一般来说是比较容易进入的，它似乎有一条惯常的路径，稍有学术训练的批评者都可从中寻找到一些方法，然而，这样的批评难有新意。不带多少思考就切入其中的模式化批评，可能还触及不到作品内在的价值，很多就是作一番表象爬梳，无法找到蕴含在诗歌中最大的美学可能性。
我一直主张诗歌批评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它是针对批评的板结、僵化而言的。为了诗歌史研究的方便，总结与归纳的批评总是受到青睐，那些分散的、无法下结论且留有更多困惑的批评，却可能会被认为是批评的失败。对诗歌批评的传统评价标准，仍然脱离不了由诗歌批评向诗歌史写作发展的这一轨迹，诗歌史写作必然高于诗歌批评的观念不打破，我们也就很难从一种模式化的批评中走出来，将真正的诗歌批评看作对诗歌文本的再创造。不管是有人提出反对阐释，还是一些人热衷于过度阐释，批评的目的都应是拓展诗歌文本最宽广的艺术边界，而非缩小它无限延展的格局。唯有如此，诗歌批评的创造性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而诗歌批评的文体意识也才会在批评家的写作中成为一种自觉。
真正有效的诗歌批评，其实也可能走向批评的反面，这种反证也许更能有效地激活诗歌的语言创造、文化质地和现代意识，其重要性在于我们能否大胆地去尝试。有时不妨从学院批评的高位上走下来，放下批评家盲目俯视与手术刀式的话语权，平等地进入到作品内部；在重新做一个读者的信念中，走进诗人的日常写作，触及其作品的内在肌理，这是我们扭转自己“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关键。“当代诗歌批评迫切需要一个建立于理解现代性悖论机制与合法性危机之上的理论出发点，除了必要的学理准备，诗歌批评界尤其需要一种防止理论自以为是的本体论化的自我反省与检测意识，在此基础上真正养成宽容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素质，真正开放我们的诗歌观念。”[5]拥有“开放的诗歌观念”，对所有诗评家来说，则是做好批评的前提，也是其批评文字从刻意炫技转向自然创造的保证。
弄清楚诗歌批评的目的后，我们能从批评中获得自己的乐趣所在。就像诗歌本身需要打动人心一样，诗歌批评要让人接受，同样需要打动读者的心灵。批评家要深入到文本内部，以一颗温润之心去对接和碰撞诗人在写作时的那颗心，这种经验的力量才可能会促成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交集。如果说写诗是诗人人生体验的话，那么，从事诗歌批评也应是一场心魂交流的语言体验，它是在更理性的思维中完成的对语言和世界的解读，这样的创造会直抵情感与灵魂的深处。所以，批评的共鸣不在于学院与非学院的融合，而在于批评的有效和表达的美感之间的谐调。对此，诗歌批评实践不仅关涉批评精神的宽广，更重要的还是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
诗歌批评同样也应该是一种文学创造
诗歌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首要是需要批评家们都能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它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像我们需要弄清诗歌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才可在靠近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忘诗歌批评作为文学创造的本体之美。诗歌批评家有时可能要比诗人更为敏感，他必须去抓住某些灵感呈现的瞬间，以此应合诗人作品中的直觉意味。“如果说诗歌是一种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的话语活动，诗歌批评则是一种对此意义进行回应与阐释的话语实践，不能不关系到对现代社会的感性、感知、感受力的一系列论述。”[6]这是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不同着力点，以及它们之间某种共通的属性。从耿占春的分析来看，诗歌批评写作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他不仅要面对具体的诗歌文本，而且还要结合着文本所产生的背景来作更深入的分析与阐释，这样才可赋予批评一种综合的力量与美感。 由此来看，真正优秀的诗歌批评其实是一项综合写作，它对于批评家来说，不是满足于将问题说清楚，而对于读者，他还要承担起将问题分析得更准确的职责；对这些标准的要求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批评文章本身的原创性、趣味性、可读性和生动性。这对于批评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有时需要其在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更要存有冒险精神，那就是勇于呈现批评家个性的文风。当我们看多了四平八稳、面目相似的诗歌批评文字，免不了会产生审美疲劳，这在一些学院派批评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也反衬出了一些普通读者何以愿意去读诗人自己写的批评文章的原因，他们可能更注重义理明晰之后的辞章之美。因为“好的批评，是文学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完美统一”。[7]诗人们在追求直觉和印象式批评的过程中，是将批评当成了一种理性分析的语言创造，这样的批评可能从作品本身出发，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作品，有时还会延宕出去，通过解析作品来提供一种更高的人生哲学，或者由作品表达出对时代与社会的看法，这样的延伸性阅读，也是批评的再创造。
批评的再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批评文体意识觉醒的标志，这也是批评开始变得丰富、复杂甚至暧昧的原因，它见证了作品本身的多样性与不可穷解性。“理想的批评话语与它阐释的诗歌文本要能够呈现在一条语言的水准线上，而非一种没有语言意识、缺乏修辞能力的解释。一种够格的阐释与批评写作，将成为它所阐释的诗歌文本的扩展了的语境，敞开其意义及沉默的氛围，以构成批评文本与诗歌文本之间真实的互文性。”[8]真正优秀的诗歌批评，并不是下一个好坏判断的粗暴结论，它还要最终超越这个结论，延展到更大的阐释空间里。这是批评智慧与批评美学交融的结果。如果批评不从单一的价值判断里走出来，进入到自觉追求综合批评话语的境界，我们就很难改变诗歌批评即是诗人创作附庸的局面。
现在，诗歌批评的队伍并不缺乏，尤其是在目前高校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下，还有扩大之势；然而，队伍的壮大与批评文章数量的增多，并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诗歌批评让人不信任的现状。因为辞章意识的匮乏，让诗歌批评降低了文字之美，而仅在义理和考据上下功夫，又让批评变成了千人一面的公共言说，致使批评的文学个性丧失。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读很多学院派学者写的文章，就像在看一个人的文章。这种审美疲劳所带来的，不仅有阅读上的乏味，更有思想上的无趣。一方面，诗歌批评没有历史感和穿透力，很难让人信服；另一方面，批评文字缺乏诗性之美，也无法令人获得阅读的快感。如果诗歌批评不能让人读下去，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当引起我们的反思。有些诗歌批评靠激情来吸引读者，貌似以性情之真的方式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而一旦剥离掉那些情感浓度过高的修饰点缀，其文字并不一定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的独特声音。我并不是要否定批评的激情，有时激情甚至是批评的一个内在动力，但激情所主导的批评往往可能滑向空洞，真实性会因此而打折扣。文学和诗歌的真相，还是隐藏在理性的解析中。只有在理性分析前提下入心的语言创造，方可在合理想象的穿越中，重新为诗歌提振一种理想主义的维度，甚至赋予它某种梦想的品质。
这种有声音有颜色有灵魂的诗歌批评，或许才是生动的，创新的，具有在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中达到智性高度的内在价值。有很多诗评家曾努力改变批评的单一现状，以陈超、耿占春、陈超、唐晓渡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批评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这虽然也是多年实践的结果，但内心里那与纯粹学院派保持距离的批评观念，早已决定了他们在批评上的与众不同。青年诗评家霍俊明主张一种“纯棉”的诗歌批评：“‘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一种深入灵魂、探询历史、叩问现场、磨砺语言、直面生存的勇气，进行批评家与诗人、诗歌、时代和历史的直观诗歌核心的‘肉贴肉’的对话、摩擦和诘问。”[9]这种批评理想的提出乃至实现，正是批评家本人反思现状的结果，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缺失，也是批评所面临的难题。而陈超先生所主张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则有他同样独立的美学诉求：“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诗歌语言/文体问题的双重关注，使诗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文体、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处理。它既不是一味地借文本解读来传释诗歌母题与理念，只做社会主题学分析，也不是单纯从本体修辞学的角度探寻诗歌话语的审美特性，把诗歌文本从历史语境中抽离，使之美文化、风格技艺化；而是自觉地将历史文化批评和修辞学批评加以融会。”[10]陈超是真正将批评的义理和辞章作近乎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对于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也是有着长期的思考与实践，这才有了他那些既对诗人创作产生影响，又不乏美学形式感的批评文字。那些批评文字，一方面呈现了他深厚的西方哲学素养，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他与众不同的批评风度和立场。
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来进行自己的诗歌批评。在如此喧哗的批评语境下，我们来谈论诗歌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看似是对当下诗歌批评在可读性、有效性与及物性上的不满，实则也有对批评精神独立性丧失的担扰。对于我们批评精神上“学问凸显，思想淡出”之困境的审视，这可能是一个批评方向的问题，当我们在与诗人进行对话时，也需要强调批评的伦理了，它真正预示着未来诗歌批评新格局的建立。
注 释：
[1][5]钱文亮：《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10]陈超：《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3][4][6][8]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7]谢有顺：《批评如何立心——读胡传吉的文学批评所想到的》，《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9]霍俊明：《时代木马上暧昧而眩晕的诗歌批评——检视新世纪以来诗歌批评的几个问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相对于更热闹且人数多的小说批评界来说，诗歌批评更显得边缘化。诗人和读者对当下诗歌批评的诟病与指责，也多集中在批评的无力上，这种无力，其一是与诗人创作进行互动的无效性，其二是批评文字本身的无可读性，即批评文体意识的匮乏。有的诗评家并不重视批评也是文学创造的理念，为了体现专业化，甚至将批评变成了社会学和统计学研究，这看似批评的拓展，但仔细反思，又何尝不是批评主体在精神上的萎缩呢？带着这样一些困惑和疑虑，我们试着来探讨一下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境遇与文体意识的重建问题。
诗歌批评面临的文体与精神困境
不管我们对诗歌与诗歌批评存在何种偏见，有着怎样的困惑，它真实的处境依然就在文化的一个小角落里，可能也有零星的与诗歌相关的新闻吸引大众的眼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边缘现状。有评论家说，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诗歌在小说之上。这只是一家之言，我们不必为此沾沾自喜，诗歌面临的内部问题不少，诗歌批评也就随之更多。批评的学术化转向，看似提振了诗歌批评的地位，实质上可能是对诗歌批评更大的规约与束缚。这种体制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批评的同质化、千篇一律，缺乏原创精神和探索意识。
当然，这并非我一厢情愿的认知，不仅诗人们意识到了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即便很多身处其中的诗评家，也清醒地体察到了无处不在的困境。“当代诗歌批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简单化、本体论化的倾向。”[1]批评的简单化倾向，更多体现在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的二元判断上，这或许是当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写作”论争的一种惯性和延续，它暴露出了我们在诗歌认识上的表面与肤浅，很难真正参透其中的复杂和丰饶。诗评家陈超先生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危机：“就总体看，近年的诗歌批评进入了‘衰退期’，这是一种蹊跷的衰退，它不表现为沉寂，而是以价值不高的话语喧哗，体现出批评家在视野、心智和价值判断力上的萎缩。”[2]陈超抓住了当下诗歌批评的本质性困境，即表象繁荣而内部虚空，他将其定性为综合批评能力的萎缩。这并非针对某位具体的批评家，他所指涉的是诗歌批评的群体表现。相比较来看，这也不是批评家的个人问题，尤其是经过科班训练，年轻的诗评家会更富有理论深度和知识优势，何以会出现“衰退”？这必然涉及到诗歌批评的环境、机制和评价体系。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职业批评在当下的乏味和无力。一方面，媒体批评的强势介入，对职业批评的冲击非常大，作家和诗人们可能更青睐文化记者的报道，它带来的是更快捷、生动、有效的宣传；另一方面，职业批评的学术化转向，导致批评家们在“项目化生存”的板结体制下，很难找到批评的纯粹性，这也就让阐释性批评渐渐丧失文学的活力和美感，而变成了批评家某种个人学术理想的枯燥演绎。当然，这只是批评现状的两个方面，还有更多其他原因也会导致批评愈来愈缺少品格和质感，从而沦为当下学术体制的附属品。批评一旦沦为作品与体制的附属品，它的牵强必然会引起诗人与读者的不信任感，这给批评家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促使其反思，另一方面，也就是对批评本身的打击。这一切都表明了当下诗歌批评的失效：当诗人们需要与文本相关的细读式批评时，批评家们却都热衷于归纳、总结和写诗歌史；而当媒体批评因大众化而丧失批评的伦理底线时，批评家们应该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读者看到的却是他们和媒体批评的某种合流。
真正有立场的诗评家，似乎应该与喧嚣的媒体批评保持距离，这样或许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诗歌内部所存在的问题。在网络时代，媒体对诗歌的批评只能作为我们全面认识诗人写作的一个参照，而不能将其当作评判和遴选的标准。众声喧哗的网络批评意见，确实扩大了诗歌在大众层面的影响，它直接体现为审美的多元化，从而打破了诗坛二元对立的格局，各种不同的诗歌写作风格，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自己的平台与阵地。相应地，诗歌的丰富性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把握，这对于批评家来说，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即诗歌评判的标准问题。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面临一个问题：选择好诗的艰难。标准到底在哪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持续了新世纪以来的这些年，几代诗评家都曾参与其中，但最后仍未获得一致的结论。当然，在对诗歌标准问题进行探讨与界定的过程中，却牵扯出了当下诗歌批评精神的问题，它要求批评家打开眼界，拓展视野，以更具时代性的美学来解析诗歌文本。其实，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问题：我们的诗歌批评精神自觉也很匮乏，它与诗歌批评的技艺和文体意识一样，也遭遇了长期的缺席。
在我有限的认知中，除了个案批评与文本细读之外，当下诗歌批评大都表现为现象性揭示、总结性研究、归纳与概括性批评。跟着诗人一起炒作概念，随大流地热衷于简单的代际划分，这些都是停留于表象的批评，连批评家自己都不满意此举，更遑论他人对其产生兴趣。诗歌批评给人带来的不信任感，正是其病症所在，它预示着一个前提，即批评家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性，对于当下的学术评价体制来说，也是他们的软肋甚至痛处。批评独立精神的丧失，会引起批评价值观的混乱，这也是现在何以会出现那么多应景批评的原因。多数“人情评论”都大同小异，对一个诗人的阐释，也可用到另一个诗人身上，这种万金油式的批评，同样也让少部分有良知的诗评家们蒙羞。在我看来，当下诗歌批评所面临的困境，也并不是单一化的，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失衡，且有连带效应：评判上的简单化处理，会引起审美上的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判断，必会无意间消解诗歌的丰富性；如果消解了丰富与复杂，又对深度、高度与广度产生排斥，所有言说都围绕着一种自我辩护，难免就造成眼界的狭隘，表达上的空洞，以及价值观上的虚无。这些大都可归为一种结论，即诗歌批评家们需要有更宽广的审美视野、更内在的问题意识和更精准的批判性，唯有以这些标准来要求自己，批评的及物性才会成为可能。否则，空对空的批评，还是会让批评陷入恶性循环当中，终究也难以走出困境。 批评家耿占春说：“诗歌批评是一种深入诗人们的写作、交流与生活层面的需要。”[3]在这一定义性的批评话语里，他提出了诗歌批评的广阔性，它对于诗评家的要求是上下其手，内外兼修，而不是仅仅针对个人的那点爱好所作的小范围变化。一种综合的批评素养的形成，才是解决困惑的关键。批评的困境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但在当下，那种外部控制内部的现象过于明显，它所引起的一连锁反应，都直指批评的机制和评价的体制问题，这就涉及到进行诗歌批评的目的，我们能否从中找到一个突破口？
批评目的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既然要找到批评的突破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我们何以批评？批评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只有抓住了这一本质之问，才能弄清批评的价值。有些人认为，批评就是从浩如烟海的写作中发现好的作品，或者指出作品的不足和缺陷，以此启示作家与诗人的创作，这些都是批评的作用。但当我们意识到批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作品时，其实它还有文字愉悦的功能，任何批评者都不可忽视这一点。
如果说诗歌批评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诗歌现象与诗人个案中凝练出一些普遍的规律，这仅仅是其功能的一个方面而已，并非诗歌批评的全部，甚至还不是最重要的。有的诗歌研究者为了显示出学术研究的整体性，总是试图将个性的命题共性化，将个别发生的现象理论化，将丰富复杂的写作体系化，这些又何尝不是对批评的一种简化？尤其是诗歌批评，更需要突显的是每个诗人独特的创作个性，需要挖掘与呈现每一首诗的独特美学。从个性走向共性的批评，是多数批评家的选择；而从共性走向个性，从热衷于下结论到多打几个问号，多留一些疑问，这样的写作也未尝不是负责任的诗歌批评。
一旦批评目的体现为观念的简化，它对于批评文字本身也可能是一种伤害，大词意识过浓，空洞有时就难以避免。而我们渴望读到的一种批评的丰富性，却无法在那些“条分缕析”的文字中获得阅读的快感，因为那类总结与概括性文字，往往趋于僵化与板结，少有呈现生动的可能。诗歌批评如果没有生动的面貌，仅仅诉诸知识生产和空对空的理论，其文学阅读的价值首先就会大打折扣，更别说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这是很多学院批评遭遇的尴尬困境，“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强烈主观性愈来愈没有文学史书写显得更符合学科化与知识化的学院取向。”因为评价体系对批评者和研究者的规训，导致他们普遍在自己的方向和方法上作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从事诗歌批评的一些学者转向诗歌史书写的愈来愈多，也愈来愈显得成功和为学院体制及评价体系所注重。”[4]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写作当然不是一回事，在很多人看来，诗歌史写作要以最基本的诗歌批评为基础，它是对诗歌批评的提炼和纯化。但从技术含量来说，我不认为诗歌史研究就高于诗歌批评，诗歌批评虽然是最基础的工作，可它对批评者本人的素养和要求并不低。诗歌批评的最终目的就是为诗歌史写作做准备，这在一些人看来才是诗歌批评的正途，其实，批评的丰富性，更多体现在对诗歌美学思想进行精准挖掘的才华和智慧上。因此，诗歌批评的目的非常重要，它真正决定了批评本身所暗含的探索性和创造意识。概括、归纳与总结，一般来说是比较容易进入的，它似乎有一条惯常的路径，稍有学术训练的批评者都可从中寻找到一些方法，然而，这样的批评难有新意。不带多少思考就切入其中的模式化批评，可能还触及不到作品内在的价值，很多就是作一番表象爬梳，无法找到蕴含在诗歌中最大的美学可能性。
我一直主张诗歌批评的变化性和多样性，它是针对批评的板结、僵化而言的。为了诗歌史研究的方便，总结与归纳的批评总是受到青睐，那些分散的、无法下结论且留有更多困惑的批评，却可能会被认为是批评的失败。对诗歌批评的传统评价标准，仍然脱离不了由诗歌批评向诗歌史写作发展的这一轨迹，诗歌史写作必然高于诗歌批评的观念不打破，我们也就很难从一种模式化的批评中走出来，将真正的诗歌批评看作对诗歌文本的再创造。不管是有人提出反对阐释，还是一些人热衷于过度阐释，批评的目的都应是拓展诗歌文本最宽广的艺术边界，而非缩小它无限延展的格局。唯有如此，诗歌批评的创造性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而诗歌批评的文体意识也才会在批评家的写作中成为一种自觉。
真正有效的诗歌批评，其实也可能走向批评的反面，这种反证也许更能有效地激活诗歌的语言创造、文化质地和现代意识，其重要性在于我们能否大胆地去尝试。有时不妨从学院批评的高位上走下来，放下批评家盲目俯视与手术刀式的话语权，平等地进入到作品内部；在重新做一个读者的信念中，走进诗人的日常写作，触及其作品的内在肌理，这是我们扭转自己“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关键。“当代诗歌批评迫切需要一个建立于理解现代性悖论机制与合法性危机之上的理论出发点，除了必要的学理准备，诗歌批评界尤其需要一种防止理论自以为是的本体论化的自我反省与检测意识，在此基础上真正养成宽容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素质，真正开放我们的诗歌观念。”[5]拥有“开放的诗歌观念”，对所有诗评家来说，则是做好批评的前提，也是其批评文字从刻意炫技转向自然创造的保证。
弄清楚诗歌批评的目的后，我们能从批评中获得自己的乐趣所在。就像诗歌本身需要打动人心一样，诗歌批评要让人接受，同样需要打动读者的心灵。批评家要深入到文本内部，以一颗温润之心去对接和碰撞诗人在写作时的那颗心，这种经验的力量才可能会促成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交集。如果说写诗是诗人人生体验的话，那么，从事诗歌批评也应是一场心魂交流的语言体验，它是在更理性的思维中完成的对语言和世界的解读，这样的创造会直抵情感与灵魂的深处。所以，批评的共鸣不在于学院与非学院的融合，而在于批评的有效和表达的美感之间的谐调。对此，诗歌批评实践不仅关涉批评精神的宽广，更重要的还是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
诗歌批评同样也应该是一种文学创造
诗歌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首要是需要批评家们都能意识到此问题的重要，它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像我们需要弄清诗歌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才可在靠近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忘诗歌批评作为文学创造的本体之美。诗歌批评家有时可能要比诗人更为敏感，他必须去抓住某些灵感呈现的瞬间，以此应合诗人作品中的直觉意味。“如果说诗歌是一种赋予生活世界以意义的话语活动，诗歌批评则是一种对此意义进行回应与阐释的话语实践，不能不关系到对现代社会的感性、感知、感受力的一系列论述。”[6]这是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的不同着力点，以及它们之间某种共通的属性。从耿占春的分析来看，诗歌批评写作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他不仅要面对具体的诗歌文本，而且还要结合着文本所产生的背景来作更深入的分析与阐释，这样才可赋予批评一种综合的力量与美感。 由此来看，真正优秀的诗歌批评其实是一项综合写作，它对于批评家来说，不是满足于将问题说清楚，而对于读者，他还要承担起将问题分析得更准确的职责；对这些标准的要求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批评文章本身的原创性、趣味性、可读性和生动性。这对于批评家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它有时需要其在进行理性分析的同时，更要存有冒险精神，那就是勇于呈现批评家个性的文风。当我们看多了四平八稳、面目相似的诗歌批评文字，免不了会产生审美疲劳，这在一些学院派批评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也反衬出了一些普通读者何以愿意去读诗人自己写的批评文章的原因，他们可能更注重义理明晰之后的辞章之美。因为“好的批评，是文学之道与文章之道的完美统一”。[7]诗人们在追求直觉和印象式批评的过程中，是将批评当成了一种理性分析的语言创造，这样的批评可能从作品本身出发，但并不完全依附于作品，有时还会延宕出去，通过解析作品来提供一种更高的人生哲学，或者由作品表达出对时代与社会的看法，这样的延伸性阅读，也是批评的再创造。
批评的再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批评文体意识觉醒的标志，这也是批评开始变得丰富、复杂甚至暧昧的原因，它见证了作品本身的多样性与不可穷解性。“理想的批评话语与它阐释的诗歌文本要能够呈现在一条语言的水准线上，而非一种没有语言意识、缺乏修辞能力的解释。一种够格的阐释与批评写作，将成为它所阐释的诗歌文本的扩展了的语境，敞开其意义及沉默的氛围，以构成批评文本与诗歌文本之间真实的互文性。”[8]真正优秀的诗歌批评，并不是下一个好坏判断的粗暴结论，它还要最终超越这个结论，延展到更大的阐释空间里。这是批评智慧与批评美学交融的结果。如果批评不从单一的价值判断里走出来，进入到自觉追求综合批评话语的境界，我们就很难改变诗歌批评即是诗人创作附庸的局面。
现在，诗歌批评的队伍并不缺乏，尤其是在目前高校学术评价体制的影响下，还有扩大之势；然而，队伍的壮大与批评文章数量的增多，并不能在短期内改变诗歌批评让人不信任的现状。因为辞章意识的匮乏，让诗歌批评降低了文字之美，而仅在义理和考据上下功夫，又让批评变成了千人一面的公共言说，致使批评的文学个性丧失。这给人造成的印象是：读很多学院派学者写的文章，就像在看一个人的文章。这种审美疲劳所带来的，不仅有阅读上的乏味，更有思想上的无趣。一方面，诗歌批评没有历史感和穿透力，很难让人信服；另一方面，批评文字缺乏诗性之美，也无法令人获得阅读的快感。如果诗歌批评不能让人读下去，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当引起我们的反思。有些诗歌批评靠激情来吸引读者，貌似以性情之真的方式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而一旦剥离掉那些情感浓度过高的修饰点缀，其文字并不一定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的独特声音。我并不是要否定批评的激情，有时激情甚至是批评的一个内在动力，但激情所主导的批评往往可能滑向空洞，真实性会因此而打折扣。文学和诗歌的真相，还是隐藏在理性的解析中。只有在理性分析前提下入心的语言创造，方可在合理想象的穿越中，重新为诗歌提振一种理想主义的维度，甚至赋予它某种梦想的品质。
这种有声音有颜色有灵魂的诗歌批评，或许才是生动的，创新的，具有在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中达到智性高度的内在价值。有很多诗评家曾努力改变批评的单一现状，以陈超、耿占春、陈超、唐晓渡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诗歌批评有着自觉的文体意识，这虽然也是多年实践的结果，但内心里那与纯粹学院派保持距离的批评观念，早已决定了他们在批评上的与众不同。青年诗评家霍俊明主张一种“纯棉”的诗歌批评：“‘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一种深入灵魂、探询历史、叩问现场、磨砺语言、直面生存的勇气，进行批评家与诗人、诗歌、时代和历史的直观诗歌核心的‘肉贴肉’的对话、摩擦和诘问。”[9]这种批评理想的提出乃至实现，正是批评家本人反思现状的结果，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缺失，也是批评所面临的难题。而陈超先生所主张的“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则有他同样独立的美学诉求：“要求批评家保持对具体历史语境和诗歌语言/文体问题的双重关注，使诗论写作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历史生存、文化、生命、文体、语言（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修辞技艺）进行扭结一体的处理。它既不是一味地借文本解读来传释诗歌母题与理念，只做社会主题学分析，也不是单纯从本体修辞学的角度探寻诗歌话语的审美特性，把诗歌文本从历史语境中抽离，使之美文化、风格技艺化；而是自觉地将历史文化批评和修辞学批评加以融会。”[10]陈超是真正将批评的义理和辞章作近乎完美结合的典范，他对于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也是有着长期的思考与实践，这才有了他那些既对诗人创作产生影响，又不乏美学形式感的批评文字。那些批评文字，一方面呈现了他深厚的西方哲学素养，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他与众不同的批评风度和立场。
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任何人都可利用网络这个平台来进行自己的诗歌批评。在如此喧哗的批评语境下，我们来谈论诗歌批评文体意识的重建，看似是对当下诗歌批评在可读性、有效性与及物性上的不满，实则也有对批评精神独立性丧失的担扰。对于我们批评精神上“学问凸显，思想淡出”之困境的审视，这可能是一个批评方向的问题，当我们在与诗人进行对话时，也需要强调批评的伦理了，它真正预示着未来诗歌批评新格局的建立。
注 释：
[1][5]钱文亮：《道德归罪与阶级符咒：反思近年来的诗歌批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10]陈超：《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
[3][4][6][8]耿占春：《当代诗歌批评——一种别样的写作》，《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
[7]谢有顺：《批评如何立心——读胡传吉的文学批评所想到的》，《南方文坛》，2011年第5期。
[9]霍俊明：《时代木马上暧昧而眩晕的诗歌批评——检视新世纪以来诗歌批评的几个问题》，《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