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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它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1942年《新华日报》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友声”专栏，专门刊登中间党派以及其他民主爱国人士的言论。“友声”专栏在当时坚持和维护抗战、民主、团结这个时代主题。不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坚决抗战到底。对于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友声”专栏的诞生与发展
1937年，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在南京公开发行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但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派阻挠及日军逼近，报社被迫搬迁，创刊事宜迟迟未能开展。12月18日，周恩来亲自出面，到武汉与国民党要人陈立夫、于右任、吴国桢等人协商创办《新华日报》。几经周折，延至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熊瑾玎任总经理。周恩来请于右任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自己也为创刊号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从初创开始就很重视深入广大读者的生活，陆续开辟了“工人园地”“团结”“妇女之路”等6个副刊专栏，让大多数读者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虽然《新华日报》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报纸却忽略了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开辟一个公开园地，让他们畅谈国事，有一个说话的地方。”1942年，《新华日报》创刊4周年时，民盟中央常委张申府撰写文章热情赞美《新华日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并再次提出希望《新华日报》尽量扩充副刊，发挥其教育作用，指出“我今日却甚愿《新华》，假使可能的话，肯在此作一度地公开的声明，再确定一个公开的园地”，他期望该报给共产党之外的爱国人士一个说话的空间，把它变成天下人的言论机关。
张申府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42年2月20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开辟了“友声”专栏，专门刊登中间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的文章。周恩来在该专栏首次出刊时。以编者的名义亲自撰写了一段前言，说明《新华日报》编辑部设置这个专栏的意义：“本报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对于各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赐予本报发表，以便公开讨论。这就是本报的嘤嘤之鸣，想为读者诸君所乐于赞助的罢。”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嘤嘤”为两鸟相和之声，比喻朋友间相互切磋探讨相正之意。“友声”专栏专门刊登中间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的文章，让这些有着真知灼见的有志之士有了说话的公开园地，使得国统区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以此为平台，其强烈呼吁民主团结、抗战建国的诉求便在这一专栏中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友声”专栏一出台便十分引人注目，很多中间党派人士都想借这个专栏阐发自己对于抗战时期各方面问题的观点。《新华日报》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载，主要刊登在第三版。张申府说：“《新华》加重‘友声’一栏，既是在向民主方面更进一步。亦是为我所重视……这不仅仅可作《新华日报》上的‘友声’，而且就作天下人的‘友声’。”“友声”专栏的作者以及内容由少到多，由零星到集中，陆续形成一股锐不可当的力量。该专栏的文章坚持和维护抗战、民主、团结这个时代主题。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中共在国统区赢得了更多其它党派人士的热爱和支持。由此可见，《新华日报》通过“友声”专栏这个窗口，在当时国统区很受民主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扩大了该报在中间党派中的影响，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力量的喉舌，在国统区向全国传播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友声”专栏自1942年2月20日开始创设，直到《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28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禁封。共刊出了196期。刊载了200多篇文章。其社论、作者来源之多。超过该报之前的阶段，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新华日报》创办历程中最辉煌的一页。《新华日报》创刊5周年时特别提到。其改版以后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友声”专栏上：“一方面。我们深以能够把本报的一部分篇幅贡献给读者诸友好为欣幸。这使本报之为党报，绝非我党包办之报，而是我党与党外人士共献心力于抗建事业的公共论坛。另一方面，我们也以能够替国家政府从各方面多得到一些具体意见供参考为欣慰。”由于“友声”专栏刊载了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心声和呼声，使编辑部与爱国进步人士的脉搏息息相通，给版面进一步带来勃勃生气。这是该专栏相比其他专栏独树一帜的特色。
“友声”专栏所发表的内容。都是中间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对社会问题的具体意见。因此无论是主动来稿、约稿还是编辑的访谈，都很积极踊跃。然而，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却把这类文章看作异党的危言耸听，检扣了大部分送审稿件。“剩下在报端能见到的。被删节得上句不接下句。作者还要冒被杀的危险。”由此可见。“友声”专栏的创办历程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但既然是“天下人的喉舌”，给以民主和机会，中间党派等有志之士是不会不说话的。以周恩来为首的“新华军”（毛泽东曾说《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方面军。把它赞誉为“新华军”）同中间党派代表人物广泛接触，频繁交流，逐步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和信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友声”专栏的嘤嘤之鸣
“友声”即为朋友的切磋交流之声，各党派的民主人士都愿意借助“友声”专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与呼声。由于“友声”专栏的作者多数为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其内容新鲜多面，往往成为“独家新闻”；同时也由于反映的多是社会民主人士对民主团结的呼声而成为对反动势力强有力的挞伐。其主要作者有张申府、邓初民、蒋乃镛、沈钧儒等人，这些人大多在我国政坛或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友声”专栏和这些进步爱国人士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友声”专栏使他们的才华脱颖而出，而他们的真知灼见也使得“友声”专栏在重庆众多报纸专栏中独具特色，赢得各界读者好评。“友声”专栏于1942年至1945年刊载的各类文章总数达200多篇，其中内容涉及政治方面的36篇，经济方面的60篇，文化医疗方面的75篇，外交方面的20篇，其他9篇。由此可以看出，《新华日报》利用“友声”开辟了新的战线，中间党派人士参与“新华军”的战斗后，文章来源及传播渠道更为扩大。传播内容也更为广阔。正如潘哲毅在“友声”中说：“工业、科学、民主三者并不是各个分立的东西。而为一物的三面，是幸福的象征，是进步的主体，三者缺一不可”。工业、科学、民主分别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友声”专栏则践行了这个幸福、进步的主体，成为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和外交等方面兼容并包。生动丰富的综合性专栏。它不但强烈反映了中国时局演变的真情实况，而且提出了独具慧眼的改善意见。具体表现如下： （一）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时代主题，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
周恩来提笔的“编者的话”强调“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充分显示出设置这个“友声”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全国爱国进步人士议政，探讨有关抗战等重大问题提供一个公开的言论阵地。各中间党派在“友声”专栏上发表的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呼吁民主宪政运动以及联合政府的成立等方面的内容。
民主宪政运动是中共与中间党派政治合作的重要结晶。也是“友声”专栏中刊登内容最多的一个方面。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作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各中间党派也纷纷要求实行宪政。国统区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中间党派的一些人士对此颇为看重，他们认为要实行宪政。必须先实现民主。因为“归根结底了说。应该是先有了民权，给予人民民主权利。才能实现宪政”。宪政的基石是实现民主。应该让各党派拥有合法地位。1944年9月12日，张申府在“友声”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民主与自由》，其中说道：“我们要民主。因为要广泛地动员，乃能打赢仗……其次，我们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民主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大大激发了中间党派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热情。接着，“友声”专栏又发表了邓初民的《论民主政治的研究法》、朱麓阳《我们的呼声》以及《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检讨》等文章，这些文章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中共共同推动宪政运动向前发展。
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林伯渠于1944年9月15日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的，受到了各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立刻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一些国家由各党派建立了联合政府更是激发了我国民主爱国人士的热忱。纷纷发表文章表达建立联合政府的诉求。1945年，邓初民在“友声”专栏中发表了《只有人民是最后的公断者——让人民的声音被大家听见》《今年的“七七”》，强烈提出要求团结统一。改弦更张，成立联合政府，才能保障人民自由，国家富强。由此可见。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
在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在“友声”专栏上呼吁抗战、民主、团结，希望建立联合政府的诉求与中共的追求一致，真正表达了来自朋友的呼声，鼓舞了国统区以及全国各界人民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
（二）坚持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
在战时，战事不断，人心惶惶，无论军需还是民需，物资都消耗巨大。然而，国统区物质需求膨胀、游资充斥、投机盛行导致了物价高涨。国统区高涨的物价使得工农业生产下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于是，一些民主爱国人士纷纷在“友声”专栏中提出意见。为国民政府献计献策。龙季子在“友声”发表的《战时工业·战后工业·战时财政》中提出，在战时，特别在目前中国，财政与工业的联系尤为密切与重要，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知难而退’。深望政府当局和各界人士注意到这一点！”“友声”专栏刊载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于鼓励与促进工业建设，揭露与解决物价高涨这两个方面。
第一，鼓励与促进工业建设以支持抗战建国事业。抗战时期，大量工厂和老百姓都迁入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因此大后方的物资生产供应日益繁重。为促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各中间党派人士经常在“友声”专栏上刊发他们对于生产建设的意见及建议。例如，1942年12月23日，戴成宗在“友声”上发表了《谈谈兴办小工厂的几个技术经验》，提出兴办小工厂的一些建议，并在文末说道：“有志此项事业者……如有疑问，可致函本报编辑转交本人，为了民主国家，我愿将我们的许多宝贵经验，无条件的回复。”戴成宗的建议得到了国统区经济理论界、实业界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随后收到了许多读者的信件，询问关于兴办小规模工厂的经验问题。并希望有更详细的报道。1943年戴成宗再发了一篇《再谈兴办小工厂的几个技术经验》。由此可见，在抗战期间。有志于生产事业者不乏其人。
同时，“友声”专栏也主动邀请各方面的朋友，就工人问题发表文章，提出他们的真知灼见。如周小文的《工人教育与生产效率》、夏飞的《从工资与物价说到劳工福利》和于雪的《后方工业中的童工问题》等，都是刊载于该栏目的重要文章。周小文的《工人教育与生产效率》对工资和物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物价飞涨的速度远超工资上涨的幅度。于雪的《后方工业中的童工问题》则根据作者对大后方童工生活的调查，以后方工厂最多的重庆为例，说明大后方的童工人数既多。生活也极端困苦，他们的待遇远较一般工人低，而工时却不比一般工人少，文中还对改善童工生活提出建议。这些文章对工人问题的揭示和建议对于人们认识当前局势和为政府有关部门改善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二，物价高涨问题在“友声”专栏中也被大量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统区物质需求膨胀、游资充斥、投机盛行导致了物价高涨。“友声”对此发表了专栏文章，比如菁文的《管制物价与稳定币值》、龙季子的《要解决经济危机必须民主》以及一个普通布民的呼吁《确立花纱布的自给自足政策——天气多么冷啊，我只要买一张平价布》等。这些文章揭露的问题反映出一切大中小的生产日趋衰落并且濒于不能维持，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日趋下降，许多人都被经济问题弄得惴惴不安。
“友声”专栏上刊登的文章。激励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热情，同时面对物价高涨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些在大后方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引导人们在硝烟弥漫的时局中仍然积极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坚持发展文化、医疗事业，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
抗战时期的文化、医疗成了“友声”专栏的热门话题。战争时期，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均遭日军蹂躏。大批文化科研机构纷纷迁移后方，当时也是文化碰撞交融较为激烈的时期。另外由于战事频繁。大后方潮湿的天气也使得迁来的许多人疾病多发。中间党派在“友声”专栏上针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友声”专栏的诞生与发展
1937年，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商定，在南京公开发行中共党报《新华日报》。但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派阻挠及日军逼近，报社被迫搬迁，创刊事宜迟迟未能开展。12月18日，周恩来亲自出面，到武汉与国民党要人陈立夫、于右任、吴国桢等人协商创办《新华日报》。几经周折，延至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潘梓年任社长，华岗任总编辑，熊瑾玎任总经理。周恩来请于右任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自己也为创刊号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从初创开始就很重视深入广大读者的生活，陆续开辟了“工人园地”“团结”“妇女之路”等6个副刊专栏，让大多数读者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虽然《新华日报》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报纸却忽略了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进步分子开辟一个公开园地，让他们畅谈国事，有一个说话的地方。”1942年，《新华日报》创刊4周年时，民盟中央常委张申府撰写文章热情赞美《新华日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并再次提出希望《新华日报》尽量扩充副刊，发挥其教育作用，指出“我今日却甚愿《新华》，假使可能的话，肯在此作一度地公开的声明，再确定一个公开的园地”，他期望该报给共产党之外的爱国人士一个说话的空间，把它变成天下人的言论机关。
张申府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重视，1942年2月20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开辟了“友声”专栏，专门刊登中间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的文章。周恩来在该专栏首次出刊时。以编者的名义亲自撰写了一段前言，说明《新华日报》编辑部设置这个专栏的意义：“本报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对于各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赐予本报发表，以便公开讨论。这就是本报的嘤嘤之鸣，想为读者诸君所乐于赞助的罢。”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嘤嘤”为两鸟相和之声，比喻朋友间相互切磋探讨相正之意。“友声”专栏专门刊登中间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的文章，让这些有着真知灼见的有志之士有了说话的公开园地，使得国统区乃至全国人民都能听到来自他们的声音。以此为平台，其强烈呼吁民主团结、抗战建国的诉求便在这一专栏中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友声”专栏一出台便十分引人注目，很多中间党派人士都想借这个专栏阐发自己对于抗战时期各方面问题的观点。《新华日报》以三分之一的版面刊载，主要刊登在第三版。张申府说：“《新华》加重‘友声’一栏，既是在向民主方面更进一步。亦是为我所重视……这不仅仅可作《新华日报》上的‘友声’，而且就作天下人的‘友声’。”“友声”专栏的作者以及内容由少到多，由零星到集中，陆续形成一股锐不可当的力量。该专栏的文章坚持和维护抗战、民主、团结这个时代主题。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中共在国统区赢得了更多其它党派人士的热爱和支持。由此可见，《新华日报》通过“友声”专栏这个窗口，在当时国统区很受民主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扩大了该报在中间党派中的影响，将自己变成一切抗日力量的喉舌，在国统区向全国传播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友声”专栏自1942年2月20日开始创设，直到《新华日报》于1947年2月28日在重庆被国民党禁封。共刊出了196期。刊载了200多篇文章。其社论、作者来源之多。超过该报之前的阶段，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新华日报》创办历程中最辉煌的一页。《新华日报》创刊5周年时特别提到。其改版以后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友声”专栏上：“一方面。我们深以能够把本报的一部分篇幅贡献给读者诸友好为欣幸。这使本报之为党报，绝非我党包办之报，而是我党与党外人士共献心力于抗建事业的公共论坛。另一方面，我们也以能够替国家政府从各方面多得到一些具体意见供参考为欣慰。”由于“友声”专栏刊载了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心声和呼声，使编辑部与爱国进步人士的脉搏息息相通，给版面进一步带来勃勃生气。这是该专栏相比其他专栏独树一帜的特色。
“友声”专栏所发表的内容。都是中间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对社会问题的具体意见。因此无论是主动来稿、约稿还是编辑的访谈，都很积极踊跃。然而，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却把这类文章看作异党的危言耸听，检扣了大部分送审稿件。“剩下在报端能见到的。被删节得上句不接下句。作者还要冒被杀的危险。”由此可见。“友声”专栏的创办历程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但既然是“天下人的喉舌”，给以民主和机会，中间党派等有志之士是不会不说话的。以周恩来为首的“新华军”（毛泽东曾说《新华日报》在抗战期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一个方面军。把它赞誉为“新华军”）同中间党派代表人物广泛接触，频繁交流，逐步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和信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友声”专栏的嘤嘤之鸣
“友声”即为朋友的切磋交流之声，各党派的民主人士都愿意借助“友声”专栏来表达他们的心声与呼声。由于“友声”专栏的作者多数为中间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其内容新鲜多面，往往成为“独家新闻”；同时也由于反映的多是社会民主人士对民主团结的呼声而成为对反动势力强有力的挞伐。其主要作者有张申府、邓初民、蒋乃镛、沈钧儒等人，这些人大多在我国政坛或文坛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友声”专栏和这些进步爱国人士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友声”专栏使他们的才华脱颖而出，而他们的真知灼见也使得“友声”专栏在重庆众多报纸专栏中独具特色，赢得各界读者好评。“友声”专栏于1942年至1945年刊载的各类文章总数达200多篇，其中内容涉及政治方面的36篇，经济方面的60篇，文化医疗方面的75篇，外交方面的20篇，其他9篇。由此可以看出，《新华日报》利用“友声”开辟了新的战线，中间党派人士参与“新华军”的战斗后，文章来源及传播渠道更为扩大。传播内容也更为广阔。正如潘哲毅在“友声”中说：“工业、科学、民主三者并不是各个分立的东西。而为一物的三面，是幸福的象征，是进步的主体，三者缺一不可”。工业、科学、民主分别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友声”专栏则践行了这个幸福、进步的主体，成为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和外交等方面兼容并包。生动丰富的综合性专栏。它不但强烈反映了中国时局演变的真情实况，而且提出了独具慧眼的改善意见。具体表现如下： （一）坚持抗战、民主、团结的时代主题，争取政治民主化的斗争。
周恩来提笔的“编者的话”强调“抗战、团结、民主”的主张，充分显示出设置这个“友声”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全国爱国进步人士议政，探讨有关抗战等重大问题提供一个公开的言论阵地。各中间党派在“友声”专栏上发表的有关政治方面的文章主要是关于呼吁民主宪政运动以及联合政府的成立等方面的内容。
民主宪政运动是中共与中间党派政治合作的重要结晶。也是“友声”专栏中刊登内容最多的一个方面。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作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各中间党派也纷纷要求实行宪政。国统区掀起了民主宪政运动的新高潮。中间党派的一些人士对此颇为看重，他们认为要实行宪政。必须先实现民主。因为“归根结底了说。应该是先有了民权，给予人民民主权利。才能实现宪政”。宪政的基石是实现民主。应该让各党派拥有合法地位。1944年9月12日，张申府在“友声”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民主与自由》，其中说道：“我们要民主。因为要广泛地动员，乃能打赢仗……其次，我们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民主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大大激发了中间党派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热情。接着，“友声”专栏又发表了邓初民的《论民主政治的研究法》、朱麓阳《我们的呼声》以及《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检讨》等文章，这些文章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中共共同推动宪政运动向前发展。
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林伯渠于1944年9月15日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的，受到了各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立刻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一些国家由各党派建立了联合政府更是激发了我国民主爱国人士的热忱。纷纷发表文章表达建立联合政府的诉求。1945年，邓初民在“友声”专栏中发表了《只有人民是最后的公断者——让人民的声音被大家听见》《今年的“七七”》，强烈提出要求团结统一。改弦更张，成立联合政府，才能保障人民自由，国家富强。由此可见。建立联合政府的呼声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民主潮流。
在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在“友声”专栏上呼吁抗战、民主、团结，希望建立联合政府的诉求与中共的追求一致，真正表达了来自朋友的呼声，鼓舞了国统区以及全国各界人民抗战救国、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
（二）坚持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
在战时，战事不断，人心惶惶，无论军需还是民需，物资都消耗巨大。然而，国统区物质需求膨胀、游资充斥、投机盛行导致了物价高涨。国统区高涨的物价使得工农业生产下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了不满情绪。于是，一些民主爱国人士纷纷在“友声”专栏中提出意见。为国民政府献计献策。龙季子在“友声”发表的《战时工业·战后工业·战时财政》中提出，在战时，特别在目前中国，财政与工业的联系尤为密切与重要，虽然困难重重，但是“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知难而退’。深望政府当局和各界人士注意到这一点！”“友声”专栏刊载的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于鼓励与促进工业建设，揭露与解决物价高涨这两个方面。
第一，鼓励与促进工业建设以支持抗战建国事业。抗战时期，大量工厂和老百姓都迁入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因此大后方的物资生产供应日益繁重。为促进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各中间党派人士经常在“友声”专栏上刊发他们对于生产建设的意见及建议。例如，1942年12月23日，戴成宗在“友声”上发表了《谈谈兴办小工厂的几个技术经验》，提出兴办小工厂的一些建议，并在文末说道：“有志此项事业者……如有疑问，可致函本报编辑转交本人，为了民主国家，我愿将我们的许多宝贵经验，无条件的回复。”戴成宗的建议得到了国统区经济理论界、实业界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随后收到了许多读者的信件，询问关于兴办小规模工厂的经验问题。并希望有更详细的报道。1943年戴成宗再发了一篇《再谈兴办小工厂的几个技术经验》。由此可见，在抗战期间。有志于生产事业者不乏其人。
同时，“友声”专栏也主动邀请各方面的朋友，就工人问题发表文章，提出他们的真知灼见。如周小文的《工人教育与生产效率》、夏飞的《从工资与物价说到劳工福利》和于雪的《后方工业中的童工问题》等，都是刊载于该栏目的重要文章。周小文的《工人教育与生产效率》对工资和物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物价飞涨的速度远超工资上涨的幅度。于雪的《后方工业中的童工问题》则根据作者对大后方童工生活的调查，以后方工厂最多的重庆为例，说明大后方的童工人数既多。生活也极端困苦，他们的待遇远较一般工人低，而工时却不比一般工人少，文中还对改善童工生活提出建议。这些文章对工人问题的揭示和建议对于人们认识当前局势和为政府有关部门改善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二，物价高涨问题在“友声”专栏中也被大量报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国统区物质需求膨胀、游资充斥、投机盛行导致了物价高涨。“友声”对此发表了专栏文章，比如菁文的《管制物价与稳定币值》、龙季子的《要解决经济危机必须民主》以及一个普通布民的呼吁《确立花纱布的自给自足政策——天气多么冷啊，我只要买一张平价布》等。这些文章揭露的问题反映出一切大中小的生产日趋衰落并且濒于不能维持，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日趋下降，许多人都被经济问题弄得惴惴不安。
“友声”专栏上刊登的文章。激励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热情，同时面对物价高涨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方案，这些在大后方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引导人们在硝烟弥漫的时局中仍然积极工作的强大动力。
（三）坚持发展文化、医疗事业，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
抗战时期的文化、医疗成了“友声”专栏的热门话题。战争时期，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均遭日军蹂躏。大批文化科研机构纷纷迁移后方，当时也是文化碰撞交融较为激烈的时期。另外由于战事频繁。大后方潮湿的天气也使得迁来的许多人疾病多发。中间党派在“友声”专栏上针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