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當今社会,成功者多,失败者更多。
当今社会,所有人都削尖了脑袋往成功者的堆里扎,然而却有这么一群人,却折身180O,向“失败者联盟”挺进。
曾经是百万富翁的盛强,如今已落难为一个失败者。这几个月,在他的家乡重庆,盛强正和伙伴颜彬忙碌着一件让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汇集全国的失败者,建立失败者联盟!
从“内衣大王”到两手空空
在重庆市渝北区,盛强是当地有名的“内衣大王”,当年抓住保暖内衣热销的势头,他的3家内衣店一路风光。而从厂里辞职出来当小老板时的盛强意气风发,有房子、车子,还有一个准备结婚的女朋友,他说:“等我赚了足够的钱,就风风光光地把娶你过来!”
然而,没等到风光的那一天,盛强就成了一个两手空空的落魄失败者。
2004年,生意场上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他掷手百万,在重庆加州美食街开了家酒楼,然而这成了他噩梦的开始。苦苦挣扎了两年多,百万资产耗尽一空——那里面,还有他向朋友借的50多万!
转眼之间,他成了10多户债主追讨的对象。卖掉了房子、车子,和所有值钱的东西——这是失败者的命运。在盛强现在租住的屋里,一个货架顶部堆放了50多个小木桶——这是餐馆装“木桶鸭”用的,还有三台冰柜,一大堆锅碗瓢盆,一块块印有“重庆名菜”、“餐饮名店”的牌匾上已经蒙上了厚厚一层灰,被胡乱地塞在房间的一角——这是他撤离美食街带回的“残汤剩羹”。
交往了近10年的女友也离他而去。他们是以一种很现实的方式分手:3家内衣店交由女友经营两年,用以赔偿女友当年为盛强向朋友借的10多万。
在拥挤而孤寂的小屋里,他一连睡了好几天,饿了泡一包方便面,然后倒头继续睡。
但那些债主朋友们此时却无比清醒,多的时候,盛强一天会接到十几个讨债电话。更有甚者,朋友堵在他家门口,不还钱就不让他出门。
“最痛苦的时候,胸口发痛,好几分钟都发不出声音来!”其实,盛强现在也才33岁。逼上绝路,他跑到重庆电视台去现身说法,说自己已经破产了,请朋友们暂时不要逼他。
“我以后要写一部书,就叫《我的一千零一夜》,来记录我当失败者3年来的痛苦经历。”
起 程
当今社会,为成功者准备了太多的红地毯和掌声;而这些一夜凋零的失败者,却只能孤独地蹲在角落。“生意场上败落的男人,无颜面对家人,有苦一个人扛着,结果压力越来越大,甚至走向崩溃。”
而盛强的身边,失败者比成功者要多得多。重庆渝北区,盛强现在的“奇人堂”火锅店旁有12家小酒店,“他们每家都是轰轰烈烈地开业,最后灰溜溜地离开,生意好的只有5家。”而其中一家店,一年就换了7个老板。
而不远处他曾经打拼过的美食街的50多家酒店中,同样只有5家生意兴隆,扒开这些成功老板,一群失败者还在摔打——“其余的酒店,平均每3个月就换一次老板,每一个离开的老板,至少亏损20万元。”
有人保守估计,在商业社会里,失败者与成功者的比例是10:1。
“失败者说话的可信度低,旁人都会担心你再失败后借给你的钱血本无归——失败者断了朋友这条路;在商界里,有人同情失败者,但就是没人支持帮助失败者——失败者在商界也孤立无援;而政府往往喜欢‘锦上添花’而不喜欢‘雪中送炭’,他们乐意扶持强大的成功者,而不是弱小的失败者。”为失败者找一个家!盛强于是萌生了建立失败者联盟的想法。
48位失败者闻讯很快汇聚到盛强门下。他们在一起谈论失败,分析败因,诉说不幸,寻找着重新站起来的路。
像掉队的士兵重新找到了新的队伍,盛强兴冲冲地跑到区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但一听是什么失败者联盟,工商人员马上拒绝:没有听说过有以失败者作为企业名字的,得换名字。最后,盛强取了个自己都记不全的名字“重庆市再创业联盟商务咨询服务中心”。
要组织活动,得有钱;请专家讲课,也要钱。盛强现在只有一个火锅店,而且是负债经营,力不从心。盛强蹲在店门口紧锁眉头,“虽然媒体报道了我们,但没有一个成功者捐一分钱,拉我们一把。”
盛强现在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自己开发一个好项目,赚了钱后,来帮助他的那群“难兄难弟”。他先后20多次上南山风景区,去考察项目。然而和10多个朋友谈,希望与他们合作,但他们看也没看就一口回绝了。“就差5万元,这项目给搁浅了。”盛强一脸无奈。
西边的天空洒过来一阵细雨,邻居们都在手忙脚乱地收衣服,盛强站起来,拍了拍裤腿,看了一眼天空,“明天会天晴的”,转身走进店堂。
行 进
正在盛强东奔西走为联盟会筹措资金时,曾经聚首失败者联盟的颜彬也在为这个新生儿而忙碌。
36岁的颜彬已经创业18年,先后开了9家公司,现在一家也没有了。
在筹备会里,颜彬被推选为会长。去年腊月二十八,筹备会开始工作,讨论了协会的章程、可行性报告、运作方式等。大年三十的晚上,大家都还在商谈联盟筹建事宜。“初五开完会,一人吃了一碗小面,算是团了个圆。”
虽然颜彬踌躇满怀,但穷徒四壁的梦想终究敌不过资金干涸的现实,有人“携款潜逃”了,有的无奈退出了。
“有个姓杨的副会长说是拿钱为协会办手续走关系。”结果“借”了1000元,至今没还,也没露面了。
“许多失败者都以为到协会来就可以拿到支持资金,但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叫化子协会’后,许多人都放弃了加入协会。”颜彬望着天花板说,从最初的48个失败者,到现在,只有23人留下。
这群失败者年龄在35~60岁之间,主要是经营商贸流通、餐饮等行业,目前正在创业的占一半多,还有三分之一在打工,有的在摆摊做小生意。
这是一个靠自己的热情自我暖身的群体。
李和荣是协会的副会长,他将生意全部交给老婆,自己却整天“不务正业”地忙碌着没有薪水的协会工作。“一个老板,现在沦为‘棒棒’,还要靠年近九旬的父母支持生活费”,交流心得时一位名叫高树明的失败者的故事让大家流泪,于是大家每人拿出两百元作为会费,李和荣忘不了那一天那一张张流满泪水的脸,“这200元,比任何时候都金贵!”
筹备会也在考察一些项目。跑了主城好几个区,选了四五个点,但每铺一个店就得花5~10万元的货,还要高昂的门面费,所以最后都因资金缺乏悬而未决。“我们都是失败者,也是负债者。”创业路上,现实直指他们的要害。
3月18日,一个名叫沈俊玉的成功老板为他们无偿垫货和资金,在重庆綦江县,筹备会设立了第一个经济实体——一家服装店。几个会员在此基础上办起了服装加工店,协会终于迈开了第一步,这些店铺的部分收入将纳为协会的基金,用于服务会员创业。
按照颜彬的思路,要将协会办成一个所有会员资源共享的平台,可以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依托会员成立俱乐部或者公司,让会员也有股民的身份。
与烦琐的协会报批手续相比,颜彬最担心的是:失败者是一盘散沙,怎样才能将这些都当过老板的人,统一到自己门下?这无异于让当过将军的人再来学当士兵,虽然他们现在有失败者这同一个身份,但需要时间给他们调整心态。
现在,失败者联盟不仅只有失败者,已经有成功人士加入了失败者联盟,比如沈俊玉。“参加失败者联盟可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失败者案例,可以给人警示,防止失败。”不少成功者都经历过失败,而现在的成功者也有可能就是今后的失败者。“失败者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笔财富!每一个失败者同时也是一个创业者,有比较丰富的商界实战经验,也是和成功者最接近的人群,因为成功与失败往往只有一步之遥。”颜彬始终兴致勃勃。
殊途同归
盛强这段时间很忙,忙着接待突然冒出来的各路媒体,忙着寻找项目,更忙着思考失败者联盟的去路。
其实,自从今年2月的失败者首次聚会后,盛强和颜彬就已经分头行动,各自谋划自己的联盟模式。
与盛强将失败者联盟建成一家公司相比,颜彬要将失败者联盟办成一个行业协会。他开始奔波于民政局与市中小企业局之间,希望把“失败者再创业协会”的牌子名正言顺地挂到墙上,就像盛强的“重庆市再创业联盟商务咨询服务中心”那样。
仅仅靠失败者自救肯定能力有限,盛强现在则开始游说一些企业的成功人士也加入联盟行列,“成功者从企业利润中取出部分资金作为失败者再创业基金,也可以通过捐助而设立,这可以解决失败者创业的融资难题,也可以为现在的成功者如果失败后留下再创业资金。”
失败者,不是永远的定义,只是一时的状态。每个人,过去失败过,也将在今后经历各种失败,其實,每个人都是从失败一次次出发!“我也希望失败者联盟能够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有专门的培训机构,有创业指导站,有失败者心理咨询服务,希望我们的失败者融成一个团队!”盛强对未来信心十足,虽然他和他的伙伴已经走上殊途,但在终点,都将是走出失败的成功者的喝彩!
失败者素描——
高树明:当“棒棒”的科研老总
4月16日,为了接受记者采访,57岁的高树明特意将平时当“棒棒”时穿的迷彩服换下,刮了胡须,穿上了朋友送给他的唯一一件西装。
高树明自称是重庆最辛酸的失败者:干的是进城农民干的下苦力的“棒棒”,每天只吃两顿,生活还要靠近90岁的父母的退休金补助,住的房子是朋友的……
“我当‘棒棒’每天要走30里路,这些年下来已经走了30万里路了,比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多了。”生意好时他一天能挣10多块钱,但远远不够:要抚养上大学的儿子,搞科研还要买设备。他每天的生活费只安排了3元: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都是到最偏远最狭小的饭店去,花1.5元吃一碗面(其他地方已经涨到2.5元一碗了),顺便还可以舀点饭,用面汤和着吃。
而在此前的高树明,是重庆新恒光电技术公司的老总。搞科技出身的他,有5项发明专利。他曾经作为重庆唯一的民营科技企业代表,参加过国家的新产品新技术博览会,并获得双金奖。在10年前重庆直辖那天的重庆新闻联播中,他是《重庆科学家对新重庆的贡献》的两大主角之一。
早在1989年,他就从一家纺织厂里出来自己开公司。由于欠缺资金,他就找朋友合伙,“前后来了四五批,但因为‘七爷子八条心’,合作一直扯皮,公司一直没走上正轨,更没有赚到钱。”他甚至好几次被伙伴告上法庭。
公司最终倒闭了,他也由此欠上了30多万元的债,老婆离开了他。
那一天是1999年大年二十九,转眼间一无所有的他又被车撞伤,裹着军大衣,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在街上蹒跚,行人很少,第二天就是大年了。“我站在那儿好几个小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最后,他朝一个朋友废弃的房子走去。
从晚上一直走到第二天的早晨7点,然后倒头沉睡,醒来吃了碗剩饭,就过了那一年的除夕。
后来虽然当了“棒棒”,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我可以一边当‘棒棒’一边进行繁分数运算,有好几次头撞上电杆了。”在朋友无偿借给他的房子里有他的实验室,他的“彩色投影电视机”第二代样机已经进入最后的攻关,“今年6月就会出成果”。
李和荣:4个厂的厂长开小店
在重庆杨家坪一个饰品小店里,李和荣正细心地擦拭着柜台角落的灰尘,现在,这个10多个平方米的小店是他仅存的财产。而10年前,他是4个厂的老板;6年前,他拥有6个超市。
李和荣坦承:我是个失败者。
在1995年自己办厂前,李和荣当过7年的厂长。两年后,他便拥有了四个厂:橡胶厂、玩具厂、卫生材料厂和包装厂。员工300多人,资产600万元,产销量超过了1000万元。
在发展第五个厂的时候,失败降临。1997年底,他与香港一家公司合作,共同投资2000万元生产水泥包装。“手续也办好了,批文也下了,设备也定了,资金也投入了,就差100多万元,怎么也解决不了,项目最后搁浅。”由于是用自己的4个厂向银行抵押贷的款,转眼间李和荣就倾家荡产。
第二年,他用最后的一万元在重庆菜园坝开了间礼品店。一年后,礼品店由6平方米发展到300平方米。
2000年,他改做超市,生意红火,一下在主城区开了4家。一路高歌,年底,他与朋友合伙又在四川遂宁开了两家总面积超过4000平米的超市,成为当地三大商业巨头之一,遂宁市长亲自参加了他的开业典礼。
然而好景不长。遂宁的合作伙伴想方设法将他撵出了遂宁。最后他拿着他们分期付还的200万元的欠条离开了。
但超市很快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李和荣现在手里还有96万元的欠条。
资金链断裂,2004年,李和荣在重庆的4家超市也被迫关闭,李和荣再次跌入困境。他卖掉了180平方米的房子,还清了所有的欠款。
利用最后的6万元,2005年李和荣开了现在这间饰品店。“有人跟我开玩笑,说我这人适合炒股,失败了也不会跳楼。”李和荣大笑起来。
编辑 舒 畅
E-mail:shc@shangjie.b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