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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名鼎鼎的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在中国出版过一套三卷本的《人类思想史》，其中讲述西方文明的起源时，为强调古希腊城邦的重要性，他引述了一段这样的话：
　　作者在此提请读者把以下说法作为言之有理的事实陈述而加以接受：在世界的某一部分，经过数百年的教化，而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在那里逐渐出现了一个民族，人口不太多，不算很强大，也未经良好地组织，但他们却对人类生活之目的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看法，并第一次揭示了人类心灵的目的与意义何在。
　　这是一本叫《希腊人》的书的开篇段落。说来也巧，在翻阅沃森之前，我曾背诵过它，所以，无意中看到沃森引用了它，我笑得会心而又得意。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希腊人》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而作为事件的标志，即是我背诵过它开篇的文字。记得我曾沾沾自喜地把它背诵给一个朋友听，可朋友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记忆力不错”就打发了我。不过，对于她迅速而果断地把我背诵的激情和激情的背诵晾在一边，我没耿耿于怀，我经此明白的一件事是，喜欢某些文绉绉的句子以至痴迷地背诵这类事，只适于自娱自乐自我表演，而非诉求共鸣的通感交流。某种意义上，与他人分享精神快乐，只要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哪怕只超过百分之三十，都将如同痴人说梦。
　　对我来说，阅读《希腊人》有几种不同的方式，背诵某些奇异的句子，是若干方式中的一种。《希腊人》不能算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当然了，有没有这样一本书本身就是个问题——可作为一本学术书，我没法不被它跳脱、灵动、鲜活的语言风格所吸引。学术著作的“翻译体”，一向是不招人待见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的《希腊人》却能证明，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译著都晦涩难懂——不过，这也许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对别的讀者来说，《希腊人》的译文没准是种灾难也未可知。
　　语言风格与语义表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准确的表述由思想与形式的双重准确达成。好的思想需要适合它的特殊的形式，这意味着在思想的统驭下，形式或风格并不能任意选择。喜欢某种表述，即是同时喜欢它的风格和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希腊人》能让我着迷的原因：“希腊人在灵魂深处觉得专断的政府对他是一种冒犯”“一个好故事绝不会妨碍有见识的读者”“色诺芬讲过一个不朽的故事，这个故事因其不朽，故能在此复述”……书中诸如此类的句子，一如开篇那段思想清晰表达利落的话语，是思想和借由思想的表达而生成的语言游戏，所带来的阅读体验可以无比耐人寻味。也许，对于《希腊人》的作者H.D.F.基托来说，真实的情况同样如此：唯有使用跳出学术规范的、灵动活泼的语言，他才能准确表达那些有关希腊人的真知灼见，而板着面孔说教的学术话语对他的思想则可能是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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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从何时起，反复诵读一些精彩好玩的句子，探查作者写下它们时的姿态和表情，窥视写作者与写作对象间的心理距离，成了我摆脱不掉的阅读癖好。而对于能让我产生这种连锁反应的书和文字，我似乎又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随时捕获它们——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我才找到了《希腊人》。
　　遇到《希腊人》之前，我读过一本叫《柏拉图》的书，从名字上就能看出，这是本与柏拉图的生平和思想有关的著作。它之所以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它的作者、大学教授约翰·E.彼得曼，没有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教授哲学，而是致力于在读者与柏拉图之间打开一条通畅的道路。在这本书中，彼得曼用心良苦耐心细致地引导读者，用平易近人的方式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阅读柏拉图，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伟大思想家卓越而动人的思想，以及怎样才能与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见和道听途说的误读划清界限。在彼得曼的带领下，我虽然只是浮光掠影地感受了一次柏拉图人格与性灵的双重魅力，但作者邀请式的写作姿态和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念，让我开始向往一个充满活力又通透澄明的思想世界。后来，我渐渐意识到，正是这种对思想的欲求和对思辨力的喜好，让我推开了希腊文化的大门。
　　用了不多不少五天的时间，我读完了《柏拉图》，可时过境迁之后，那些仍然跃跃欲试、并不善罢甘休的阅读癖好，还是在不断地牵引着我，让我反复回到它的世界之中。《柏拉图》的确值得反刍重读，因为它讲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观念和方法。跟随彼得曼的脚步你会发现，柏拉图创造的哲学生活十分切肤，而思想能像生命那样充满活力，它们亲切自然得如同生活停顿和间歇之处意味深长的一声叹息，凭借它们我们才能审视自己，才能随时随地地打点行囊重新出发……在介绍柏拉图的生平和时代时，彼得曼建议读者参阅一些关于古希腊的文化著述，正是在这里，他提到了基托的《希腊人》，宣称它质量上乘值得一读。
　　其实我一直有点纳闷，初读时，我是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一句话给漏过去的，好在自从我发现了它，基托和《希腊人》，就成了我进一步了解彼得曼的救命稻草——这是因为彼得曼这家伙，一辈子就只写了《柏拉图》这一本书！尽管这不值得太过惊奇，可作为《柏拉图》的拥趸，我实在没法不希望了解彼得曼的其他作品，想看看他还写过什么，为此，我特意让定居欧洲的朋友帮忙查找，结果是：这的的确确是他以“约翰·E.彼得曼”之名出版过的唯一著作。
　　就这样，遵循彼得曼的指引，我开始寻找大半个世纪前英国古典学者基托撰写的《希腊人》，恨不能立刻一睹它的真容——很难说，我没有以它弥补彼得曼作品数量稀少的意图。我是幸运的，早在二十年前，就有学者将它汉译了过来，并且网购的过程也格外顺利，以至于，两天后我把它拿在手里打量摩挲时，不免有点如梦似幻。变幻莫测却又命中注定的阅读事件，令人匪夷所思兴奋莫名，渺小的人类，对于生活中那凌驾于运气与偶然之上的某种必然性，的确是永远无法渗透呀。彼得曼、《柏拉图》、基托、《希腊人》——书与书之间的隐秘勾连，趣味与趣味的遥相呼应，仿佛在无形中绘制了一张阅读的地图，就像希腊神话和希腊悲剧里的人物命运那样，在超自然的神秘气氛中，把不可抗拒的阅读律令，诡异地向我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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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而言，从《柏拉图》到《希腊人》，由彼得曼至基托，既是阅读的路径，也是阅读《希腊人》的方式之一种。《希腊人》与《柏拉图》一样，也是学术中的异类，对此译者的概括可谓精准：“它不是一本正经的学术著作，也没有用浩如烟海的史料来填塞我们的脑袋;相反，它以地道的英国散文风格，将古希腊文明的各个方面向我们娓娓道来，全面而不散乱，深入而不枯乏。”基托介绍希腊文化的方式，亦与彼得曼介绍柏拉图的方式类似，他不急于向读者灌输知识，而是诉说那些对他来说格外重要以至于他不得不说的东西，就如同他是受制于无法遏止的写作冲动。然而，正是这看似激情的写作，却在理性的掌控下显现出沉稳和克制，这自有一种运筹帷幄的超然气度。 　　看上去，在这张未完待续的阅读地图中，趣味好似成了潜伏的线索，它主宰了与阅读和写作有关的一切。钟爱彼得曼和《柏拉图》的我，同样钟爱基托和《希腊人》，而彼得曼对基托的认同，显然也来自不言而喻的臭味相投。然而，行走在或沉潜或回溯的阅读旅程里，我渐渐发现，在彼得曼简洁、硬朗、思辨、诗意、流畅的文风与基托理性、典雅、智慧、朴拙、戏谑的气质之间，在他们同样意味深长的写作方式里，趣味仅仅是表面的一个连接物，隐藏在趣味之下的，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写作理念：让“自我”在学术研究中徐徐显影。一般的学术著作之所以常常给人刻板的印象，正是因为写作者的心灵形象被那些宏大坚硬的学术话语给屏蔽掉了——这并非无心的选择，而是研究者有意为之的写作方法——对于这一点，他们真应该听听古希腊哲人的教诲，并用对待学术的严谨精神，去好好地揣摩一下柏拉图拒绝写“论文”的深意。而在《希腊人》和《柏拉图》的字里行间，写作者的心灵形象则始终生动着，明确而清晰：他们时而与写作对象合而为一、彼此莫辨，时而又从它们中跳脱开去，与之保持疏离。显然，若要成为基托和彼得曼的合格读者，唯有善于捕捉这种时隐时现的关系，试着去揣摩它多指向的意涵，并借此创造自己与阅读对象的内在关联，这才是阅读的题中之意。
　　发现写作者的“自我”，探索阅读者的“自我”，这是打开一本书的正确方式，对我而言，它也是阅读《希腊人》最为重要的方式，有了它，其他的阅读方式才有存在的可能。在阅读中与自我相遇，意味着收获未曾预料的自我理解，这让阅读真正属于了“我”。在《希腊人》之前，我并非没读过希腊文化，可它们都不曾像基托的诉说这般让我流连忘返。我想知道的是，基托那些風格奇异的句子，与我的“自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才会让我全情投入——随便翻开这本书的任何一页，都可以看到我画在文字下面的各色线条，还有书页空白处的那些涂鸦：有的是几个字，有的是些标记或符号，有的则是大段大段的心得随感……虽然曾有朋友对我如此“虐待”书籍提出过抗议，但我完全不以为意，我知道，正是它们，见证了我与《希腊人》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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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人》全书十二章，除第一章“导言”外，其余各章的小标题看上去毫无章法：“希腊民族的形成”“古典希腊：早期”“战火中的希腊人”“城邦的衰落”“希腊精神”“生活和个性”……唯独“荷马”一章，或许因为它是全书唯一以希腊艺术为对象的章节吧，显得与众不太相同。对此，在第四章开头基托说道：“这位欧洲最早也最伟大的诗人值得专辟一章，这既是为他本人的缘故，在荷马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希腊艺术的全部特质;同时也因为他的诗对一代又一代希腊人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一篇极其漂亮的荷马评论，完全可视作独立的篇章。基托几乎是炫耀般地——尽管实际上他过于自谦——大展自己古典学的身手，从希腊文直接翻译了包括那著名开篇在内的六个《伊利亚特》段落，其中最长的一段足有两页多。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给读者以直观的感受，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曾经谈论过，也将再一次谈论，希腊艺术的理智特性，因而，最好是令人信服地向读者展示，这种理智特性丝毫没有抽象或僵硬的意思。”借助这些严肃优雅简洁的诗歌，基托期望读者能感受到希腊艺术的特征：“本能的理智力量”“本质上的严肃性”“敏锐性”“生动和简约”，以及包括美德、卓越、热烈、自信、悲悯在内的真实人性，也许还要加上美的脆弱性……它们全都在欧洲最早的文学篇章《荷马史诗》中得到了完美展示。
　　不仅第四章，在《希腊人》的其他章节里，也不乏这样的翻译片段，正是这些由基托亲手打造的希腊典籍的译文，成就了我阅读《希腊人》的另外一种特殊的方式。遇到它们时，我一般会暂时中断阅读，尽可能去查找相关书籍里的相同段落，以比较它们的异同。对我来说，这是阅读基托所无法拒绝的诱惑，它成了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这不仅因为，那些不同版本的翻译常常天差地别得令人瞠目结舌，更因为，通过这些准确程度与文采级别大异其趣的译文，可以窥见译者的翻译密码，即那个具体的他（她），在翻译这项创造性工作中所呈现的“自我”。
　　也正是在“荷马”这一章里，基托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观念。他是从辨析“荷马常常直切正题”这一荷马评论界的定论开始的。众所周知，《伊利亚特》讲述的是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但盲人荷马只截取了十年战争进行到第九年时的一个片段，而整部诗篇，也是在希腊人尚未征服特洛伊城时就结束了。对此，基托评论道，诗人舍弃了那些面面俱到的战争故事和所有浮泛地解说古老神话的陈词滥调，甚至舍弃了战争本身，只因为，他选定了他在全诗头五行就清楚地说明了的主题——阿喀琉斯的愤怒。然而，主题统摄下对材料的剪裁得当，并不是基托想说的重点，他想说的其实是，荷马借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争斗给所有人带来了灾难这件事情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它是一个宇宙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个孤立的事件——某种一旦发生，其结果全凭偶然机遇的事物——而是出自事物本性的东西;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于是，更出于明确感知到的主题和思想观念，而非仅仅出于文学巧思，《伊利亚特》才获得了构成它的内在整体性。
　　诗人的主题与观念凌驾一切，显然，这个意思，才是基托循循善诱、层层递进、由浅及深要说明的。事实上，荷马也许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写一部关于十年特洛伊战争的漂亮史诗——“但这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篇报道，一种再现，荷马并没有这样做，古典时代的诗人也没有这样做。”艺术的本质不是再现这个世界，它与新闻报道泾渭分明，用基托的话说，“艺术，poiesis（诗），乃是创造”，这即是基托在《希腊人》里，用非正式方式提出的艺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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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似乎，终于可以正式地把基托推上前台了——夸张点说，我如此费劲巴力地铺陈这篇冗长的文章，仿佛就为了这一时刻。在《希腊人》第115页即第七章“古典希腊：前5世纪”中，提到古希腊戏剧时，基托曾灵光乍现般地顺嘴介绍过几句自己，出于它的重要性，在此我将逐字引述：“详述这些戏剧的课程，我自己——请允许作一次个人介绍——已经教了三十多年，而如今我发现它们比以往更有新意，更激动人心，充满着更多的思想：其中没有任何敷衍了事的东西，没有任何故作炫耀的东西（尽管其中有着一流的技巧），没有任何平庸的东西。” 　　隐在幕后的基托突然华丽现身，在《希腊人》里，这可是唯一的一次。千万不要认为，我因为头脑发热甚至彻底被基托俘虏，变成了一个神魂颠倒的粉丝才如此行文。这段话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基托说出来的，自己是个教了一辈子古希腊戏剧的教师这一事实，几乎立刻地将他撰写的《希腊人》置于了一个费解的境地，或者说，他出于谨慎和克制的自我介绍，恰恰抛出了一个谜团：在这本全方位介绍古希腊文化的著作中，为什么，竟没为古希腊戏剧专设一章？
　　若说这是疏漏或为了避嫌，无异于玩笑，事实上，任何可能的理由都不能成立——古希腊戏剧在希腊文化中的地位是毋庸讳言的。对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而言，在露天剧场看剧是最为日常的公共生活，一本以“希腊人”为名的书，专辟一章书写作者最擅长的戏剧领域再自然不过。可是，我相信，某些谜题如同世间万物一般，自有它存在的依据，谜底是不可分享的秘密。即便出生于1897年的基托能活上一百多岁，即便他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答案也许依然无法揭晓。好在，谜题虽然无解，但基托却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得可以与谜题本身等量齐观的诡异线索：在《希腊人》中，几乎所有章节，都或多或少地谈论到了古希腊的戏剧作品。
　　更有意思的是，分布于各章的这些戏剧评论，都在论证同一个观点，这就是基托在“荷马”一章中所提出的重要观念——艺术不是再现和报道，艺术乃是紧紧围绕主题与观念的一种创造。在基托信手拈来的讲述里，那些早已成为人类艺术经典的希腊悲剧，都能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简约生动又清晰明确地指向这一观念。没错，基托的确没有用一个独立完整的章节，来绘制他终生挚爱的古希腊戏剧的壮丽图景——关于这一点，我越来越愿意把它看作一个深意存焉的私人秘密——但他散点透视般地在全书的角角落落，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它们，不厌其烦地玩味着它们，这实在又让人唏嘘不已……在他别具一格的指认中，希腊戏剧连同希腊的艺术观念，得以在它们应有的位置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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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我重读了《希腊人》中所有论及古希腊戏剧和艺术观念的部分，将它们串联起来，感受“观念艺术”的品质与力量——这是我阅读《希腊人》的第N种方式。基托无心插柳或有意为之的散点透视法，始终吸引着我，它举重若轻、灵活跳跃、繁复跌宕，把一幅又一幅希腊艺术的图景描绘得斑斓绚丽。终生浸淫于希腊文化的基托，正是在这些希腊作品中，领悟到希腊艺术的观念，日复一日高山仰止的膜拜，让他把这一观念内化为自己的艺术观念。循着基托抛出的谜团——如同忒修斯跟随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在第N种阅读方式中，我接力般领受他的传递，这种观念由此也成了我的艺术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基托从写作的幕后走到前台的一次现身，让我如获至宝。对我来说，这是阅读《希腊人》时，最为重要的一项收获。
　　在希腊这些杰出的诗歌、散文和戏剧作品中，思想、主题与观念统领着一切，它们拒绝复制现实，拒绝表现和再现生活，尤其拒绝那些极易陷入陈腐、愚昧和狭隘教化的说辞解释，因为艺术的根本是创造现实而非反映现实。希腊艺术的这一观念，暗示了艺术需要“主题先行”。曾几何时，主题先行作为唯心主义的创作观念和方法，遭受了严厉的文学审判。可是，对于基托和他念兹在兹的希腊艺术来说，主题与观念才是重中之重，是首要的和必须的。说实在的，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老掉牙的话题，一直让我困惑不已，尤其是当下五花八门的艺术实践、不胜枚举的创作方法，越发让这种关系含混模糊。可自从在基托那里接受了希腊艺术的洗礼，承接了希腊艺术的雨露，我便如同拥有了一架强大的分辨仪器，使得这些眼花缭乱的文艺创作，稀奇古怪的各式理念，在我眼里都趋向了清晰。
　　对《希腊人》每一种方式的阅读，馈赠于我的，都是无尽的思考和无数的话题，就像永远也写不完的孩子的作业，我将之视为有关阅读的一种暗示：好书是未竟之书，我们随时可以打开它继续阅读。《希腊人》之所以让我念念不忘，不仅仅因为那些好玩的值得背诵的句子，那些书与书之间趣味的勾连，那些称得上孤本片段的漂亮译文……更重要的是，它乃是一本超越之书。虽然“超越”二字早已被用滥，可用它来描述我眼中的基托和《希腊人》仍是首选。对希腊文化的描述，基托曾说，他试过不加以理想化——这句话让我过目不忘，与《希腊人》耳鬓厮磨了这么久，我想我已经理解了基托。在古代希腊世界，理想化的光辉从未黯淡，更别说消逝了，基托只不过原原本本地描绘了它。他的态度如此诚恳，他的叙述如此克制，对这样一个卓越的人类文明，他那种深沉的热爱根本掩饰不住。他把希腊文化中最为崇高、典雅、理性、庄严的东西，把它全部的伟大，完整而又隆重地展示了出来——当然，他也从未回避它的荒诞与悖谬，他如希腊文化般清晰、简洁、丰富、有力的讲述，交织成一部由始至终都激荡人心的交响曲，让所有倾听它的人都为之动容：比如我们这些不懂虔敬、不知天高地厚的现代人，常常自以为是地，只把奥林匹斯山林的那些爱恨情仇和吸引眼球的绝妙故事，当成人类童年的古老神话;可对一个希腊人来说，那神话的世界里，却自有人神共有的理性和秩序，神并非蒙昧与迷信的象征，相反，神的存在所代表的，是对终极的宇宙秩序和人类至善的彼岸向往，是苏格拉底所献身的有关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那一類哲学探求。
　　远远地把我们抛在后面的希腊人，朝向神生活，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便成为神一样的人物：凭借此生，完成超拔此生的优美跨越——“言即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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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 曹
　　作者简介：
　　牛寒婷，1979年生，本科学经济，研究生读文学，居住沈阳，供职于文学艺术研究部门，从事编辑工作。发表文章若干，曾获第四届、第五届辽宁文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