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人才观，其中最大的失误之处是偏激，刻意地将某种事物定为一尊。
　　
　　中国古代有无统一的人才观？没有。其中的文官，大多是靠读书读得多获科举及第。而武将，则一大半是文盲。谁是人才？说不清。民间的观点也如此，老百姓既看重后来被封了神的老子、李白，或靠科举而金榜题名的状元、探花，也崇拜瓦岗寨、梁山的文盲好汉。谁是人才？也说不清。
　　楚汉相争时，项羽出身贵族，且又善战，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当时的最高统帅西楚霸王。而刘邦，非但是文盲，而且“乃市井无赖之徒也”。但他后来毕竟当了皇帝，没有一点真本领是不成的。刘、项谁是大人才？也不好细说。
　　曹操青年时代是有“职称”的，叫“孝廉”。而诸葛亮，当初却是十足的布衣。两者相比，谁更是顶尖级的人才？也很难说清楚。
　　在某些时候，要想成为真正的大人才，没有较高的学历、职称是很难成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只能依靠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靠文盲、半文盲推广白话文是不成的。但是很多同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人，为什么搞不成文化革命？看起来光有学历、职称也不一定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中国的传统人才观，其中最大的失误之处是偏激，刻意地将某种事物定为一尊。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应试教育，捧就捧成唯此是尊，骂就骂得一无是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中期，即“造反年代”，掀起了呼啦啦的“文盲神圣”之风，俗解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绝对是大好事，但很快就惯性地走向唯学历论、唯职称论的单轨上。连纯粹的民间文艺也时时偏于一尊，有的越是没文化越走红；有的则刻意去争高学历、高职称。无论是刻意追求“野”，还是刻意追求“文”，能成为真正的人才么？很难。
　　真正的人才是知和行的统一，并且使两者都力求优质化。
　　华裔科学家获得诺奖的人不少，但他们的成就又大都是在外国创造出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既尊重“学”更看重“用”，做到了知行合一。
　　中国的传统人才观，还有一个致命的弱势，这就是个人功利的目的性太强，太追求短期效应。因此至多只能培养出合格的、批量生产的“人员”，而很难造就出破格的、个性化的“人才”。
　　真正的人才，是两种必备因素的总和：一是内在潜能的发现和发挥，二是接受过正确外力的规范和培养。关键是我们使用的“养”，在方式上有太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举例说：官养，如古代依据官方意志进行的科举，或几十年前依据“革命需要”、“政治需要”、“工作需要”而进行的选才；特养，如古代依据门第、等级和当年依据阶级出身而进行的选才；荫养，如借用祖荫、父荫以及种种社会关系而进行的选才；商养，如靠花钱就能上重点学校以及出国留学的选才；圈养，如将学生关进学校只喂养书本知识的选才；宠养，如只要有高学历、高级职称或在什么大赛上获了奖就将此人视为特殊人才，捧之如宝。
　　我们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或当代不合理的选人用才体制，必须淘汰或超越种种模式化的人才观，立足于培养出德智都生动化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