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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西部未来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对东部产业的承接，其不但需要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更需要培育新兴产业一起支撑地方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那些曾经被东部引以为自豪，给东部创造过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工厂向西转移。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必由之路。
“一直相对贫困、落后的西部渴望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众所周知靠西部自身的力量肯定不行，或者说非常缓慢。”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说，“现在，合理利用好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西部的发展机遇，但是这样的过程里也充满了危机与风险。”
西部發展的拐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能够称雄于天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现在，历史将再度重演，企业家们将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度考虑搬迁，广袤的中国西部地区就成为了最佳的去处。”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告诉记者，“下一步，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将会出现高歌猛进的发展浪潮，原因就是东部企业的梯度转移所致，哪里经济交流活跃了，哪里就会有飞速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配合行动已可以见到。此前，由于贵州铁路标准低，周边省区市都不希望经过贵州，全国铁路大提速也甩掉了贵州，加速了它的边缘化。为此，贵州省千方百计争取了贵阳至广州3个小时左右的快速铁路项目，预计2012年建成。
“贵广快速铁路通了后，局面就全打开了。将来贵阳至广州、贵阳至昆明快速铁路和已建成的昆曼国际公路连接在一起，将形成一条连接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的国际旅游大通道。”上述官员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通道将缩短贵州与珠江三角洲的时空距离，也将改变贵州与东南亚的联系，贵州发展将从‘被边缘化’变为‘左右逢源’，自身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东部企业也愿意来了，贵州的劳动力也就不用出远门打工了。”
“中国的西部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开发战略，而现在西部地区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无论是重庆、四川，还是贵州、陕西，所有的西部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着发展的途径，其中如何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或者说能够在中间分一杯羹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已经在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竞争。”王秀模说，“未来一段时期里，西部地区很可能会像20年前的东部一样出现爆发式增长，在这个黄金期里，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转移过来的企业都将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他表示，西部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完全按照以前东部的方式进行，因为地理、历史条件和各方面的政策情况都不一样，结合西部的优势，更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前者是因为当地劳动力比较丰富，后者是因为对运输量的要求不高；西部内陆地区距离出海口较远，发展依靠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加工贸易先天不足，必须发展以航空物流为依托的加工贸易。
“比如原来东部的各种玩具、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很适合搬到西部，而一些生产重型机械的企业就不应该来了，顶多搬到中部地区就可以。”他说。
在重庆的主城区之一的沙坪坝，已经建成一个“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和进出不息的运输车显示出该地区的活跃。由于惠普、富士康、思科等著名企业从东部搬迁而至，原本冷清的重庆国际航空货运不断增加。
“各种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西部曾经的劣势已经慢慢转变成了发展的优势。”王秀模说，“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东部企业向西部转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阶段，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符。”
西部能承接吗?
“众所周知贵州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但看看东部沿海地区那些乌黑的河流和肮脏的海岸，以及各种巨大的垃圾场，我们很害怕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了环境，那样西部的发展将得不偿失。”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也充满了忧虑。”
贵州省省长林树森表示，“贵州最大的优势就是到现在还没受什么污染”，要加快改善当地交通物流、水利等基础条件，充分发挥生态保存良好的优势。
他认为，对于高耗能产业，从贵州的特殊省情出发，如果该产品生产的单位能耗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在贵州生产就是贵州的优势；比如贵州铝土矿丰富，又有电力优势，只要电解槽生产水平比较高，贵州生产电解铝就有竞争力，“但对污染企业是绝对不能开口子，这是一条时刻警惕的‘高压线”’。
王秀模说：“中央必须注意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性，要在政府导向和市场经济之间发挥正常作用。比如在东部已经比较成熟的产业，就不应该鼓励搬到西部，如果是企业自己的原因要搬，那么就不能让其享受国家的西部政策优惠。”
“不可以把重污染、重耗能、重耗资源的企业搬到西部，不能把东部不要的企业淘汰给西部。”他说，“西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观念不一样，由于穷的政府想要钱，富的政府还想要政绩，所以他们对企业的投资、生产情况总是网开一面，甚至帮助掩盖真相，目的是求得企业在当地落脚，这样的例子在西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
王秀模透露，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企业和经济的学者，自己也经常被邀请参加西部地区各种投资研讨会，他也不断对一些存在污染可能性的投资项目提出意见，但是很少被采纳，“一些政府官员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也承认其中有一个“发展的悖论”：“如果西部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要求和东部一样严格，那么企业肯定没有必要跑到西部来了，它不如就在原地加大环保投入继续生产。”
他建议，对于在西部新落脚的大项目，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缺位，必须要实施监督与协调，尤其对于产业政策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一年一微调，五年一大调”，而不是长期不变，甚至一成不变，真正体现出“政府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
当然，西部未来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对东部产业的承接，其不但需要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更需要培育新兴产业一起支撑地方的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其目前汽车摩托业、装备制造业等六大产业中有五个是传统的老工业基础，仅有电子信息技术是新进的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显然后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发展要求。
“连基础较好，被中央定位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重庆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提到贵州、甘肃和宁夏等省区，显然困难会更多。”王秀模说，“事实上就目前的情 况而言，承接东部产业做得早、做得好的地方只有广西，其不但有地缘优势，更在于它对形势发展把握得很准确，也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而对比西部其他地区，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还停留在政治口号上，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东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更没有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很让人忧虑。”
他表示，先不说东部企业是否愿意到西部来，就是真的来了，就西部现在的情况而言，能不能正常承接和消化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台湾的《工商时报》在关注大陆台商动向时认为，由于运输费将大幅提高，且興建新厂房的投资要好几年才能回收，在缺乏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实际前往内陆投资的大型投资案仍乏善可陈。
另外，西部的一些现实情况其实比想象中复杂。在西部的一座大城市里，一名港商向香港媒体抱怨：“我在深圳投资建工厂，10年里只找过一次市长；但在西部投资建厂仅一年，我已经找了10次市长。虽然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可以感受到西部地区的政府工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很混乱。”
种种情况的存在也令今天的西部很尴尬，事实上已经有一种规律被发现：政府管理过多的地方往往经济都很落后，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当地政府越是认为自己应该加强管理。
重庆大学的经济学者蒲勇健说：“在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政策制定上，真正的学者对它的影响几乎为零，所呈现出来的很多是政府智囊和官员一起急于追求政绩的行为。”而且，“一些官员始终把每一次经济活动都当成个人赚钱的机会，这样的情况一直普遍存在。”
东南亚的竞争
现在，东部企业需要转移，西部地区愿意承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道理，尤其在西部一些地区，当地人已经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观念，总认为东部企业要继续生存，早晚必须来。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东南亚许多国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大量与中国东部类似的工厂，生产着和中国工厂里一样的产品，那些产品同样被分运到世界各地销售，而且企业主往往还和中国的工厂是同一个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地工人的工资普遍比中国低。以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为例，当地工人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90美元之间，仅为目前中国珠三角地区工厂工人的1／3左右。
在中国开办制衣厂近20年的台商郑先生就表示，对比中国内地，柬埔寨不但工人的工资很低，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2005年他就在柬埔寨开办了新的制衣厂，把中国的生产任务转一部分过去。他说：“目前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对于外来投资更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
他认为，中国国内许多人都认为东部的工厂必须搬到西部才有出路，似乎忘记了还有地球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供选择，“逐利是商人的首要考虑，目前许多台商都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但是以后就不一定了”。
郑先生还表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共同的负面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和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很低，和工厂里生产的产品必须走向全球化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中国西部的情况比东部更糟糕”。言下之意，即便在这种不堪言说的竞争层面，中国西部也没有明显强于东南亚的地方。
一方面是外部的竞争态势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克服，即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国内官方媒体理论宣传中的“从右手传给左手”，“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
王秀模说：“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与国家开发西部的规划有直接关系，开发西部的战略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具体运作中在重视‘大’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限’开发，要限制浪费资源和过度对可储备资源的开发，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限制不利于当地人民群众致富的开发。”
他强调，切不可将“大”开发变形为“快”开发、“乱”开发，在“大”开发与“限”开发之间应该有合理的科学发展尺度。一些西部开发的政策总是在执行中被扭曲，甚至在西部各地区间出现恶性竞争，非但各自资源和优势没有被有效使用，反而出现了一些不适宜西部发展的项目。
“西部必须尽快形成与外界竞争的综合实力，但目前的一些发展思路还需要商榷，比如花重金大规模引进人才，就不如大力培养本地人才。”王秀模说，“不但价格低，而且留得住人。各级政府应该注意对西部投入培养人才的经费，尤其是技术型教育工作必须迅速提升，以适应未来西部产业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在成本增加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那些曾经被东部引以为自豪，给东部创造过巨额财富的企业家和工厂向西转移。似乎已经成为一条必由之路。
“一直相对贫困、落后的西部渴望发展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众所周知靠西部自身的力量肯定不行，或者说非常缓慢。”重庆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与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秀模说，“现在，合理利用好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已经成为西部的发展机遇，但是这样的过程里也充满了危机与风险。”
西部發展的拐点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能够称雄于天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现在，历史将再度重演，企业家们将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度考虑搬迁，广袤的中国西部地区就成为了最佳的去处。”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告诉记者，“下一步，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将会出现高歌猛进的发展浪潮，原因就是东部企业的梯度转移所致，哪里经济交流活跃了，哪里就会有飞速的发展。”
西部地区的配合行动已可以见到。此前，由于贵州铁路标准低，周边省区市都不希望经过贵州，全国铁路大提速也甩掉了贵州，加速了它的边缘化。为此，贵州省千方百计争取了贵阳至广州3个小时左右的快速铁路项目，预计2012年建成。
“贵广快速铁路通了后，局面就全打开了。将来贵阳至广州、贵阳至昆明快速铁路和已建成的昆曼国际公路连接在一起，将形成一条连接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的国际旅游大通道。”上述官员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通道将缩短贵州与珠江三角洲的时空距离，也将改变贵州与东南亚的联系，贵州发展将从‘被边缘化’变为‘左右逢源’，自身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样，东部企业也愿意来了，贵州的劳动力也就不用出远门打工了。”
“中国的西部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开发战略，而现在西部地区发展的拐点已经到来。无论是重庆、四川，还是贵州、陕西，所有的西部地方政府都在考虑着发展的途径，其中如何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或者说能够在中间分一杯羹已经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且已经在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竞争。”王秀模说，“未来一段时期里，西部地区很可能会像20年前的东部一样出现爆发式增长，在这个黄金期里，无论是西部地区还是转移过来的企业都将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他表示，西部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完全按照以前东部的方式进行，因为地理、历史条件和各方面的政策情况都不一样，结合西部的优势，更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前者是因为当地劳动力比较丰富，后者是因为对运输量的要求不高；西部内陆地区距离出海口较远，发展依靠陆路和水路运输的加工贸易先天不足，必须发展以航空物流为依托的加工贸易。
“比如原来东部的各种玩具、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很适合搬到西部，而一些生产重型机械的企业就不应该来了，顶多搬到中部地区就可以。”他说。
在重庆的主城区之一的沙坪坝，已经建成一个“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一排排整齐的厂房和进出不息的运输车显示出该地区的活跃。由于惠普、富士康、思科等著名企业从东部搬迁而至，原本冷清的重庆国际航空货运不断增加。
“各种综合因素交织在一起，其力量是无比巨大的，西部曾经的劣势已经慢慢转变成了发展的优势。”王秀模说，“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东部企业向西部转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正常阶段，也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相符。”
西部能承接吗?
“众所周知贵州是国家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但看看东部沿海地区那些乌黑的河流和肮脏的海岸，以及各种巨大的垃圾场，我们很害怕在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牺牲了环境，那样西部的发展将得不偿失。”贵州省的一名经济官员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发展路径也充满了忧虑。”
贵州省省长林树森表示，“贵州最大的优势就是到现在还没受什么污染”，要加快改善当地交通物流、水利等基础条件，充分发挥生态保存良好的优势。
他认为，对于高耗能产业，从贵州的特殊省情出发，如果该产品生产的单位能耗能达到行业先进水平甚至平均水平，在贵州生产就是贵州的优势；比如贵州铝土矿丰富，又有电力优势，只要电解槽生产水平比较高，贵州生产电解铝就有竞争力，“但对污染企业是绝对不能开口子，这是一条时刻警惕的‘高压线”’。
王秀模说：“中央必须注意全国产业布局的合理性，要在政府导向和市场经济之间发挥正常作用。比如在东部已经比较成熟的产业，就不应该鼓励搬到西部，如果是企业自己的原因要搬，那么就不能让其享受国家的西部政策优惠。”
“不可以把重污染、重耗能、重耗资源的企业搬到西部，不能把东部不要的企业淘汰给西部。”他说，“西部许多地方政府的观念不一样，由于穷的政府想要钱，富的政府还想要政绩，所以他们对企业的投资、生产情况总是网开一面，甚至帮助掩盖真相，目的是求得企业在当地落脚，这样的例子在西部许多地方已经屡见不鲜。”
王秀模透露，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企业和经济的学者，自己也经常被邀请参加西部地区各种投资研讨会，他也不断对一些存在污染可能性的投资项目提出意见，但是很少被采纳，“一些政府官员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但是他也承认其中有一个“发展的悖论”：“如果西部对企业环保投入的要求和东部一样严格，那么企业肯定没有必要跑到西部来了，它不如就在原地加大环保投入继续生产。”
他建议，对于在西部新落脚的大项目，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缺位，必须要实施监督与协调，尤其对于产业政策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一年一微调，五年一大调”，而不是长期不变，甚至一成不变，真正体现出“政府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
当然，西部未来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寄托于对东部产业的承接，其不但需要挖掘传统产业的潜力，更需要培育新兴产业一起支撑地方的经济发展。以重庆市为例，其目前汽车摩托业、装备制造业等六大产业中有五个是传统的老工业基础，仅有电子信息技术是新进的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显然后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的发展要求。
“连基础较好，被中央定位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重庆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再提到贵州、甘肃和宁夏等省区，显然困难会更多。”王秀模说，“事实上就目前的情 况而言，承接东部产业做得早、做得好的地方只有广西，其不但有地缘优势，更在于它对形势发展把握得很准确，也实实在在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而对比西部其他地区，很多地方政府的工作还停留在政治口号上，并没有完全弄清楚东部发生了什么问题，更没有认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情况很让人忧虑。”
他表示，先不说东部企业是否愿意到西部来，就是真的来了，就西部现在的情况而言，能不能正常承接和消化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台湾的《工商时报》在关注大陆台商动向时认为，由于运输费将大幅提高，且興建新厂房的投资要好几年才能回收，在缺乏优惠政策的情况下，实际前往内陆投资的大型投资案仍乏善可陈。
另外，西部的一些现实情况其实比想象中复杂。在西部的一座大城市里，一名港商向香港媒体抱怨：“我在深圳投资建工厂，10年里只找过一次市长；但在西部投资建厂仅一年，我已经找了10次市长。虽然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可以感受到西部地区的政府工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很混乱。”
种种情况的存在也令今天的西部很尴尬，事实上已经有一种规律被发现：政府管理过多的地方往往经济都很落后，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当地政府越是认为自己应该加强管理。
重庆大学的经济学者蒲勇健说：“在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政策制定上，真正的学者对它的影响几乎为零，所呈现出来的很多是政府智囊和官员一起急于追求政绩的行为。”而且，“一些官员始终把每一次经济活动都当成个人赚钱的机会，这样的情况一直普遍存在。”
东南亚的竞争
现在，东部企业需要转移，西部地区愿意承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道理，尤其在西部一些地区，当地人已经有了一种“舍我其谁”的观念，总认为东部企业要继续生存，早晚必须来。
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东南亚许多国家近年来已经出现了大量与中国东部类似的工厂，生产着和中国工厂里一样的产品，那些产品同样被分运到世界各地销售，而且企业主往往还和中国的工厂是同一个人。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当地工人的工资普遍比中国低。以柬埔寨首都金边附近的许多外资工厂为例，当地工人的月工资大多介于70～90美元之间，仅为目前中国珠三角地区工厂工人的1／3左右。
在中国开办制衣厂近20年的台商郑先生就表示，对比中国内地，柬埔寨不但工人的工资很低，土地使用方面的优惠政策也很多，所以2005年他就在柬埔寨开办了新的制衣厂，把中国的生产任务转一部分过去。他说：“目前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条件相比各有利弊，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基础设施比较好，各种政府服务也相对规范，而东南亚国家的土地、人工费比较低，而且对于外来投资更渴望，国内也没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
他认为，中国国内许多人都认为东部的工厂必须搬到西部才有出路，似乎忘记了还有地球上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可供选择，“逐利是商人的首要考虑，目前许多台商都同时多处办厂，还没有把工厂全部搬出中国的想法，但是以后就不一定了”。
郑先生还表示，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也有共同的负面问题，尤其是腐败问题和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很低，和工厂里生产的产品必须走向全球化竞争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中国西部的情况比东部更糟糕”。言下之意，即便在这种不堪言说的竞争层面，中国西部也没有明显强于东南亚的地方。
一方面是外部的竞争态势不能忽视，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克服，即西部要顺利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并非国内官方媒体理论宣传中的“从右手传给左手”，“先富裕起来的东部去帮助仍然较贫困的西部”那么简单。
王秀模说：“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与国家开发西部的规划有直接关系，开发西部的战略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具体运作中在重视‘大’开发的同时也要重视‘限’开发，要限制浪费资源和过度对可储备资源的开发，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开发，限制不利于当地人民群众致富的开发。”
他强调，切不可将“大”开发变形为“快”开发、“乱”开发，在“大”开发与“限”开发之间应该有合理的科学发展尺度。一些西部开发的政策总是在执行中被扭曲，甚至在西部各地区间出现恶性竞争，非但各自资源和优势没有被有效使用，反而出现了一些不适宜西部发展的项目。
“西部必须尽快形成与外界竞争的综合实力，但目前的一些发展思路还需要商榷，比如花重金大规模引进人才，就不如大力培养本地人才。”王秀模说，“不但价格低，而且留得住人。各级政府应该注意对西部投入培养人才的经费，尤其是技术型教育工作必须迅速提升，以适应未来西部产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