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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的研究是将文学翻译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框架之内加以考察，如此对一些曾经无法解释的翻译现象能够有更好的理解。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较为特殊的一段历史时期，期间的文学作品翻译也深受中外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多元系统理论框架下，对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的地位做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
一、引言
十年文革期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国外翻译著作很少，以至于很多国外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领域一片空白。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公开出版发行的著作很少，彼时的翻译还是很活跃的，只不过翻译的成果大都是以所谓的内部发行的方式呈现的。特殊历史阶段翻译著作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而应该从更广泛的层面，结合时代背景和政治、历史、社会因素进行研究。本文将以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翻译作品的地位进行探讨。
二、多元系统理论的缘起和内涵
“多元系统”是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因有感于翻译研究过分局限于原文和译文层面的静态研究，忽略了外在因素的种种影响，而提出的概念。他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某个文学作品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属于一个不断与其他秩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不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背景中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一个不断进行动态转变的子系统。
埃文-佐哈尔认为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如果翻译文学占据主要地位，“它就能够积极参与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翻译文学就很可能富有革新精神，译者不会受限于目标语的文学模式，而更愿意突破常规束缚，会产生一篇较为偏向“充分性”的译文。也就是说，译者会最大程度的借鉴原语的文学形式，并可结合目的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模式。反之，如果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则译者会更倾向于创造“可接受性”较强的译本。 或者说，译者会尽量采取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诠释译作，不会大胆的采取原语的文学模式进行翻译工作。
埃文-佐哈尔还特别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年轻的”文学处于起步阶段，向“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的模式，或者某种文学体裁处于“边缘”或“弱势”时，会引进本身所欠缺的文学形式——如果出现这样的翻译现象，则可以判定当时的翻译文学处于当时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
三、文革时期翻译文学的地位
文革期间，前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都被有选择地译介并出版发行，不过公开发行的种类和数量十分有限。
公开发行的作品有六部苏联的作品：高尔基的《在人间》，《一月九日》和《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另外，还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3部作品《沼尾村》（「沼尻村」），《蟹工船》（「蟹工船」），《在外地主》（「不在地主」）。除此之外，还有译自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从这些公开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学层面，乃是传播意识形态，甚至带有外交性质的政治行为。
另外一种发行方式曰“内部发行”，仅在有限的读者中流通，如一些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这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独特的传播流通渠道。所谓的“所谓的“内部发行”并不始于文革。事实上，文革以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就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过十数种二战前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包括荒诞派、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等流派的作品，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这些译作封面为黄色，故俗称为“黄皮书”，封皮上常写有“供批判用”的字样，这样的作品除了批判之外还可以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
供内部发行传播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和品种更为丰富，但是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仍然占有较大比重，有24部，日本文学13部，当代美国文学作品6部。此外，还有1973年11月开始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翻译文学刊物——《外国文艺摘译》也属于内部发行刊物，主要译介苏联、美国和日本的文学作品。
无论是否公开发行，上述所译文学作品并没有引入某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从翻译的选材上看，大多是小说文体，有少量的电影、话剧、戏剧剧本。小说和剧本的形式都是中国已有的文学体裁，并且较为成熟，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比如1957年的《林海雪原》，1958年的《青春之歌》，1959年的《创业史》等。这些作品的创作说明文革之前小说体裁的创作已成熟，并不需要借鉴国外现成的文学题材形式。所以，当时的情况并不满足埃文-佐哈尔所强调的翻译文学要想处于当时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的基本要求——向“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的模式，或者引进本身所欠缺的文学形式。
综上所述，结合多元系统理论，文革时期的翻译文学并非处于当时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译者不一定会严格遵循译文的文学模式进行翻译，创造“充分性”较强的译本，而是，根据目的语国家当时所处环境，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创造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可接受”的译本。
参考文献：
[1]Tynjanov， J. N. Arkhaisty I novatory， Moscow： Akademia； translated by C. A. Luplow as ‘On literary evolution’， in Matejka and Pomorska （eds），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27/1978
[2]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1.
[3]Even-Zohar， I.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A]， in L. Venuti （ed.）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4]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d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07.
[5]謝天振，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J]，中国比较文学， 2009（2）： 23-35.
[6]张国俊.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4）： 99-103.
作者简介：
肖飞（1984～ ），男，硕士，安阳师院人文管理学院外语系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外语教学。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多元系统理论；文学翻译
一、引言
十年文革期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国外翻译著作很少，以至于很多国外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翻译领域一片空白。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公开出版发行的著作很少，彼时的翻译还是很活跃的，只不过翻译的成果大都是以所谓的内部发行的方式呈现的。特殊历史阶段翻译著作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而应该从更广泛的层面，结合时代背景和政治、历史、社会因素进行研究。本文将以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相关历史背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翻译作品的地位进行探讨。
二、多元系统理论的缘起和内涵
“多元系统”是由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因有感于翻译研究过分局限于原文和译文层面的静态研究，忽略了外在因素的种种影响，而提出的概念。他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某个文学作品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属于一个不断与其他秩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系统中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文学作品不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背景中的一个部分，并且是一个不断进行动态转变的子系统。
埃文-佐哈尔认为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如果翻译文学占据主要地位，“它就能够积极参与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翻译文学就很可能富有革新精神，译者不会受限于目标语的文学模式，而更愿意突破常规束缚，会产生一篇较为偏向“充分性”的译文。也就是说，译者会最大程度的借鉴原语的文学形式，并可结合目的语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模式。反之，如果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则译者会更倾向于创造“可接受性”较强的译本。 或者说，译者会尽量采取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诠释译作，不会大胆的采取原语的文学模式进行翻译工作。
埃文-佐哈尔还特别强调，如果一个国家“年轻的”文学处于起步阶段，向“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的模式，或者某种文学体裁处于“边缘”或“弱势”时，会引进本身所欠缺的文学形式——如果出现这样的翻译现象，则可以判定当时的翻译文学处于当时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
三、文革时期翻译文学的地位
文革期间，前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都被有选择地译介并出版发行，不过公开发行的种类和数量十分有限。
公开发行的作品有六部苏联的作品：高尔基的《在人间》，《一月九日》和《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另外，还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3部作品《沼尾村》（「沼尻村」），《蟹工船》（「蟹工船」），《在外地主》（「不在地主」）。除此之外，还有译自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从这些公开发表的作品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翻译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文学层面，乃是传播意识形态，甚至带有外交性质的政治行为。
另外一种发行方式曰“内部发行”，仅在有限的读者中流通，如一些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这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一种独特的传播流通渠道。所谓的“所谓的“内部发行”并不始于文革。事实上，文革以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就曾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过十数种二战前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包括荒诞派、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等流派的作品，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这些译作封面为黄色，故俗称为“黄皮书”，封皮上常写有“供批判用”的字样，这样的作品除了批判之外还可以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参考。
供内部发行传播的外国文学作品数量和品种更为丰富，但是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仍然占有较大比重，有24部，日本文学13部，当代美国文学作品6部。此外，还有1973年11月开始在上海出版发行的翻译文学刊物——《外国文艺摘译》也属于内部发行刊物，主要译介苏联、美国和日本的文学作品。
无论是否公开发行，上述所译文学作品并没有引入某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从翻译的选材上看，大多是小说文体，有少量的电影、话剧、戏剧剧本。小说和剧本的形式都是中国已有的文学体裁，并且较为成熟，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比如1957年的《林海雪原》，1958年的《青春之歌》，1959年的《创业史》等。这些作品的创作说明文革之前小说体裁的创作已成熟，并不需要借鉴国外现成的文学题材形式。所以，当时的情况并不满足埃文-佐哈尔所强调的翻译文学要想处于当时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的基本要求——向“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的模式，或者引进本身所欠缺的文学形式。
综上所述，结合多元系统理论，文革时期的翻译文学并非处于当时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地位。也就是说，译者不一定会严格遵循译文的文学模式进行翻译，创造“充分性”较强的译本，而是，根据目的语国家当时所处环境，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创造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可接受”的译本。
参考文献：
[1]Tynjanov， J. N. Arkhaisty I novatory， Moscow： Akademia； translated by C. A. Luplow as ‘On literary evolution’， in Matejka and Pomorska （eds），Ann Arbor： Michigan Slavic Publications. 1927/1978
[2]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1.
[3]Even-Zohar， I.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A]， in L. Venuti （ed.）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4]Hermans， T. 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d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2007.
[5]謝天振，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J]，中国比较文学， 2009（2）： 23-35.
[6]张国俊.权力话语与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4）： 99-103.
作者简介：
肖飞（1984～ ），男，硕士，安阳师院人文管理学院外语系教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