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洛莫·本·阿米
　　（前以色列外长，现任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总裁 ，著作有《战争的疤痕，和平的伤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

　　美国促成以巴和平协议的努力又一次失败，它不应只是再次引起人们的议论，而应当从根本上推动对和平模式的重构。现有的和平模式——即早已无足轻重的美国引导的双边直接谈判——需要改变。
　　虽然美国的全球作用依旧无可替代，但是，它已不愿在建立新秩序时再次使用强制外交手段。但这并不仅仅是个意愿问题；美国已不再有能力恫吓其他国家，即便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这样的盟友和附庸也不例外。
　　仅中东一地，两场有争议的战争就已经令美国的军力捉襟见肘；促成以巴和平过程中的一再失败；疏远关键地区大国；在伊朗核计划及叙利亚内战问题上的表现令人失望。所有这一切，都使美国不再有那么强的能力塑造该地区的未来。
　　问题并不仅限于中东。尽管对外宣称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但奥巴马政府并未采取多少行动来阻止朝鲜对朝鲜半岛现状的公开挑战。再加上美国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怯懦反应，从所有这一切来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驳回美国的和平提案也就毫不奇怪了。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寻求以巴和解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想指望各方凭借良好的意愿，通过非强制性的解决方案就可以化解冲突。上述明显幼稚的做法认为，谈判过程的运行自有其逻辑，而与力量、胁迫和各种手段无关。
　　然而，把外交政策中的武力和外交手段截然分开的做法令谈判双方感觉美国缺乏目的和决心。成熟的外交有时需要调解人对被调解人进行“操纵”，迫使被调解人违反自己的意愿。
　　事实上，美国在中东地区唯一一次成功的和平外交尝试涉及到强权、操纵和施压等巧妙的手段。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引导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签订了开创性的临时解决方案。吉米·卡特总统据此签订了1978年的戴维营协议，确立了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也曾借此破解了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在1991年马德里和会期间的负隅顽抗。
　　如果今天美国已无法执行上述外交策略，那么，就必须交出对国际冲突化解的垄断权。美国应该认识到，单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再解决以巴冲突、化解伊朗核危机、改变朝鲜的行为，或停止叙利亚内战。
　　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已习惯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在中东战争中扮演调停的角色。而美国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成立新的联盟——该联盟以实现和平为目标。所谓“中东四方”中的其他三个成员——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以及主要阿拉伯国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新和平模式下，以巴冲突将要经受真正意义上国际解决方案的考验。如果伊朗核计划需要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进行谈判，而朝鲜问题的解决需要所谓的“六方会谈”的话，那么，为什么解决以巴冲突要被美国垄断呢？
　　就好像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深度和持续时间还不够催生国际解决方案一样，这当中还夹杂着巴勒斯坦对美国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巴勒斯坦认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美国领导人有强大的国内政治意愿不去挑战现状，因此美国没有资格充当谈判的诚实的调停人。
　　在真正国际化的模式下，和平协议的基本原则——两国沿用1967年边界线（可以进行领土交换以适应以色列定居点）、两国首都同在耶路撒冷、协商解决难民问题以及坚定不移的安全条款——都可以在安理会决议中体现出来。在确定公平交易条款之后，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联盟可以制定执行策略。
　　这样的国际策略还需要更广泛的和平进程，目的是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鄰国间的区域和平。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无法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即便是现在，巴勒斯坦也是以色列相对次要的安全挑战；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才是迫使以色列扩大军力的更强大的威胁。
　　为以色列提供和平保障，更不要说显著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区域解决办法——会使得以色列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做出痛苦的让步，包括在边界和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妥协，对以色列领导人而言更容易接受。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发起者理解这一点——也许，现在美国也能逐渐地体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