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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约翰·拉贝曾任西门子洋行代理人，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一手组建起“南京国际安全区”，挽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并在其日记中记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一人道主义壮举诠释了普世主义价值观的真谛，成为后世的楷模。
民间“外交部长”
当1937年底侵华日军逼近南京时，拉贝先生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驻华商务代表，他打发家人离开南京，独自一人留在了危在旦夕的南京城。当时，公司总部不断催促他随国民政府西迁，原因很简单：只有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确保公司的在华利益。从1913年起就在南京任职的拉贝先生自然深谙其道，但他认为：“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国家遭到了严重困难之时，富人们逃跑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面临着被集体屠杀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面对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仓皇逃离的政府官员、大批不知该逃往何处的南京穷苦百姓，尤其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队，拉贝先生必须应对的困难和危险是后人难以想见的。
拉贝先生明白，想要救助大批难民，尽可能减少战争给平民造成的伤害，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必须建立一个得力的救援机构。1937年11月，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划定占地约4平方公里的非军事化的安全区，目的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使未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委员会公推拉贝先生为主席。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他不得不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方展开周旋，成为民间的“外交部长”。
上任伊始，他的第一项使命就是请求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安全区”。他联系美国驻华使馆的高斯先生和法国驻上海的雅坎诺神父，恳请他们出面呼吁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安全区”。同时，他甘冒“损害德日友好关系”的风险，于11月25日致电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伯尔和德国国社党驻上海分部拉曼，请他们将他的电报转呈希特勒：“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在焦急等待几天后，拉贝先生终于得到了高斯和雅坎诺转来的日本官方答复：“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虽然解读出日本政府在答复中留下的伏笔，但拉贝先生还是善良地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利的”。
就在日本侵略者血洗南京前夕，国民政府悉数西迁;国民党中央机关随之撤离;南京卫戍区的唐生智司令也接到了后撤的命令;绝大多数有钱人早已携儿带女躲到大后方去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无政府时期，拉贝先生挺身而出，承担起了“留守市长”以及“后勤供应部长”的职责。他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四处奔波疾呼，为难民乞求善款、粮食、药品及其它基本生活必需品。
自认“留守市长”筹措物资
即便没有日军的狂轰滥炸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要维持二十几万难民的安全和生存也绝非易事。拉贝先生必须解决经费、粮食和燃料供应、运输工具、难民的栖身之处、水电供应、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乃至垃圾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自认“留守市长”兼“后勤供应部长”远比充当“外交部长”要困难得多。拿筹措难民区运作资金来说，他四处奔走，启动了各方面的关系，终于得到了蒋介石拨给的10万元。然而答应拨款绝不等于拿到拨款。他翘首以盼的资金最终只有四万元得到兑现。难怪拉贝先生在其日记中写道：“许诺和守信根本就是两码事。”
对难民的生存而言，燃料、粮食都是难民的生命线。拉贝先生为筹措这些生存必需品绞尽脑汁，多方求援。然而，因为缺少运输工具，难民区的燃煤储备严重不足，到1938年1月初甚至不得不向“南京自治委员会”，即通常所的“维持会”要燃煤。战争本已造成供给短缺，加之无政府的乱象更是导致物资供应难上加难：一次，他们设法购买到断电时所需的照明煤油和蜡烛，断水时备用的大型贮水箱以及两顿食盐。然而在运输途中，尽管卡车上挂着德国国旗，历经千辛万苦购买到的食盐还是被兵痞抢走，不知所终。
由于难民区缺医少药，拉贝先生曾接连向香港、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红十字会发电求援。不知是他们自顾不暇，还是因为南京太过危险，结果拉贝先生的求助如石沉大海。
拉贝先生就是这样日夜不停地给有望提供帮助的个人和机构致信、发电，为难民们的生存奔波着，呼号着，没有时间回到近在上海的夫人身边，直到1938年2月18日被西门子总部召回国，拉贝先生才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蜜蜂”号炮舰离开了多灾多难的南京。
返德后境况凄凉
拉贝先生并未因为回到祖国就忘记了南京人民的苦难。因此，一回到柏林，他不顾舟车劳顿和嬴弱的病体，用作报告、放纪录片等形式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先后到柏林的西门子总部大楼电影院大厅作报告;前往德国外交部政策局报告发生在南京的骇人事件;赶赴德国远东协会讲述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应邀到西门子城作报告;被约到德国国防部讲述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因为这时希特勒对外侵略的丑恶嘴脸还没有暴露，拉贝先生和当年的许多德国人一样，对希特勒还抱有幻想，天真地认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能够促使希特勒当局出面劝阻日本。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他在南京亲眼目睹的情况汇报寄给了希特勒。
几天之后，他就被德国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逮捕了，他记录日军暴行的所有日记和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也被一并没收。虽然后来他又拿回自己的日记，但遗憾的是，纪录片却被永久没收。拉贝先生从此被噤声：禁止作报告，不许出版相关书籍。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他胆敢为中国人说话，开罪了总公司的大老板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他丢掉了驻华商务代表的职位，被派往阿富汗，降为一名办事员。此后，他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拮据，晚景凄凉。 二战结束后，拉贝先生却面临着更大的打击：在“清肃纳粹分子”运动中，曾经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国人罗伯特·奥·威尔逊怀疑他是纳粹分子，而且还是纳粹党内的“一条大鱼”，这位美国医生对拉贝先生的质疑来自南京时期的几个细节：首先，日军轰炸南京时，为了免遭日军的空袭，拉贝先生请人在一块长6米、宽3米的大帆布上画了一个纳粹党徽，并将之高高架在“南京安全区”总部的院子里;其次，日军占领南京后，拉贝先生为了驱赶冲闯难民营企图烧杀奸淫的日本兵，特意戴上印有纳粹党徽的袖章。其三是拉贝先生曾上书希特勒，求后者出面阻止日本屠杀南京市民。这些都几乎成了置拉贝于死地的“罪证”。
事实上，当时在南京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认为在日本人眼里，纳粹党旗远比美国的星条旗重要，因为日本与德国是新结的盟友。显而易见，国社党成员、德国公民这两重特殊身份都是拉贝先生保护平民的有效策略与手段。最后，经过长时间调查，尤其是曾经在南京与拉贝共过事的美国证人阿尔弗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二人的有力证词，终于还了拉贝先生的清白，战胜国驻德国占领区委员会主席杨克在“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后的判决书中承认拉贝先生不是纳粹分子。
普世价值超越民族
拉贝先生的名誉虽然得以恢复，但生活却依旧窘迫，否则他也不会把在街上捡到从苏联军用卡车上掉下来的两块土豆还高兴地记在日记里。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和营养不良症同时向他袭来。不过，南京人民并没有忘记他，得知他的窘境后，南京人民自动捐款，并把所捐款项转到一家瑞士银行，以方便拉贝先生支取。1950年拉贝先生与世长辞后，家人因难以承担租金停租墓地，将其墓碑暂存在车库中。为了纪念拉贝先生，妥善安放他的墓碑，得知消息的中德驻德使馆柏林办事处把拉贝先生的墓碑运往南京，存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
在“南京大屠杀”最为黑暗的时期，拉贝先生不畏强权，不惧炮火，做出了一个伟大的抉择，拯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虽然拉贝先生也曾因其国社党成员身份备受质疑，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不仅得到了南京难民们的顶礼膜拜，被称为“活菩萨”，也得到后世南京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敬仰，这其中包括被他强烈抵制的日本人。
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是因为拉贝先生冲破种族、地域、宗教、政见的藩篱，热爱和平，拯救生命，捍卫尊严，体现出真正的核心普世价值观。所谓菩萨心肠、所谓仁者爱人、所谓人道博爱都在这救人于危难与水火中得以彰显。这也正契合了普世价值观的精髓：道德规范超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文化限制。 普世主义应该倡导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而不应是某种特定政体或宗教所衍生出的价值观，不应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划分。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
民间“外交部长”
当1937年底侵华日军逼近南京时，拉贝先生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驻华商务代表，他打发家人离开南京，独自一人留在了危在旦夕的南京城。当时，公司总部不断催促他随国民政府西迁，原因很简单：只有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才能确保公司的在华利益。从1913年起就在南京任职的拉贝先生自然深谙其道，但他认为：“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国家遭到了严重困难之时，富人们逃跑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面临着被集体屠杀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面对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仓皇逃离的政府官员、大批不知该逃往何处的南京穷苦百姓，尤其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队，拉贝先生必须应对的困难和危险是后人难以想见的。
拉贝先生明白，想要救助大批难民，尽可能减少战争给平民造成的伤害，不能单凭一己之力，必须建立一个得力的救援机构。1937年11月，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告成立，划定占地约4平方公里的非军事化的安全区，目的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使未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委员会公推拉贝先生为主席。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他不得不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方展开周旋，成为民间的“外交部长”。
上任伊始，他的第一项使命就是请求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安全区”。他联系美国驻华使馆的高斯先生和法国驻上海的雅坎诺神父，恳请他们出面呼吁日本政府承认“南京安全区”。同时，他甘冒“损害德日友好关系”的风险，于11月25日致电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伯尔和德国国社党驻上海分部拉曼，请他们将他的电报转呈希特勒：“国社党南京地区小组组长、本市国际委员会主席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会危及20多万人的生命。”
在焦急等待几天后，拉贝先生终于得到了高斯和雅坎诺转来的日本官方答复：“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虽然解读出日本政府在答复中留下的伏笔，但拉贝先生还是善良地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利的”。
就在日本侵略者血洗南京前夕，国民政府悉数西迁;国民党中央机关随之撤离;南京卫戍区的唐生智司令也接到了后撤的命令;绝大多数有钱人早已携儿带女躲到大后方去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无政府时期，拉贝先生挺身而出，承担起了“留守市长”以及“后勤供应部长”的职责。他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四处奔波疾呼，为难民乞求善款、粮食、药品及其它基本生活必需品。
自认“留守市长”筹措物资
即便没有日军的狂轰滥炸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要维持二十几万难民的安全和生存也绝非易事。拉贝先生必须解决经费、粮食和燃料供应、运输工具、难民的栖身之处、水电供应、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乃至垃圾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自认“留守市长”兼“后勤供应部长”远比充当“外交部长”要困难得多。拿筹措难民区运作资金来说，他四处奔走，启动了各方面的关系，终于得到了蒋介石拨给的10万元。然而答应拨款绝不等于拿到拨款。他翘首以盼的资金最终只有四万元得到兑现。难怪拉贝先生在其日记中写道：“许诺和守信根本就是两码事。”
对难民的生存而言，燃料、粮食都是难民的生命线。拉贝先生为筹措这些生存必需品绞尽脑汁，多方求援。然而，因为缺少运输工具，难民区的燃煤储备严重不足，到1938年1月初甚至不得不向“南京自治委员会”，即通常所的“维持会”要燃煤。战争本已造成供给短缺，加之无政府的乱象更是导致物资供应难上加难：一次，他们设法购买到断电时所需的照明煤油和蜡烛，断水时备用的大型贮水箱以及两顿食盐。然而在运输途中，尽管卡车上挂着德国国旗，历经千辛万苦购买到的食盐还是被兵痞抢走，不知所终。
由于难民区缺医少药，拉贝先生曾接连向香港、上海和武汉等地的红十字会发电求援。不知是他们自顾不暇，还是因为南京太过危险，结果拉贝先生的求助如石沉大海。
拉贝先生就是这样日夜不停地给有望提供帮助的个人和机构致信、发电，为难民们的生存奔波着，呼号着，没有时间回到近在上海的夫人身边，直到1938年2月18日被西门子总部召回国，拉贝先生才卸下了肩上的重担，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蜜蜂”号炮舰离开了多灾多难的南京。
返德后境况凄凉
拉贝先生并未因为回到祖国就忘记了南京人民的苦难。因此，一回到柏林，他不顾舟车劳顿和嬴弱的病体，用作报告、放纪录片等形式揭露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先后到柏林的西门子总部大楼电影院大厅作报告;前往德国外交部政策局报告发生在南京的骇人事件;赶赴德国远东协会讲述他在南京的亲身经历;应邀到西门子城作报告;被约到德国国防部讲述他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因为这时希特勒对外侵略的丑恶嘴脸还没有暴露，拉贝先生和当年的许多德国人一样，对希特勒还抱有幻想，天真地认为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能够促使希特勒当局出面劝阻日本。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他在南京亲眼目睹的情况汇报寄给了希特勒。
几天之后，他就被德国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逮捕了，他记录日军暴行的所有日记和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日军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也被一并没收。虽然后来他又拿回自己的日记，但遗憾的是，纪录片却被永久没收。拉贝先生从此被噤声：禁止作报告，不许出版相关书籍。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他胆敢为中国人说话，开罪了总公司的大老板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他丢掉了驻华商务代表的职位，被派往阿富汗，降为一名办事员。此后，他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拮据，晚景凄凉。 二战结束后，拉贝先生却面临着更大的打击：在“清肃纳粹分子”运动中，曾经在南京大学医院工作的美国人罗伯特·奥·威尔逊怀疑他是纳粹分子，而且还是纳粹党内的“一条大鱼”，这位美国医生对拉贝先生的质疑来自南京时期的几个细节：首先，日军轰炸南京时，为了免遭日军的空袭，拉贝先生请人在一块长6米、宽3米的大帆布上画了一个纳粹党徽，并将之高高架在“南京安全区”总部的院子里;其次，日军占领南京后，拉贝先生为了驱赶冲闯难民营企图烧杀奸淫的日本兵，特意戴上印有纳粹党徽的袖章。其三是拉贝先生曾上书希特勒，求后者出面阻止日本屠杀南京市民。这些都几乎成了置拉贝于死地的“罪证”。
事实上，当时在南京的所有人，包括外国人，都认为在日本人眼里，纳粹党旗远比美国的星条旗重要，因为日本与德国是新结的盟友。显而易见，国社党成员、德国公民这两重特殊身份都是拉贝先生保护平民的有效策略与手段。最后，经过长时间调查，尤其是曾经在南京与拉贝共过事的美国证人阿尔弗雷德·霍普和阿尔贝特·阿尔姆布鲁斯特二人的有力证词，终于还了拉贝先生的清白，战胜国驻德国占领区委员会主席杨克在“盟国肃清纳粹法庭”复议后的判决书中承认拉贝先生不是纳粹分子。
普世价值超越民族
拉贝先生的名誉虽然得以恢复，但生活却依旧窘迫，否则他也不会把在街上捡到从苏联军用卡车上掉下来的两块土豆还高兴地记在日记里。就在这艰难的日子里，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和营养不良症同时向他袭来。不过，南京人民并没有忘记他，得知他的窘境后，南京人民自动捐款，并把所捐款项转到一家瑞士银行，以方便拉贝先生支取。1950年拉贝先生与世长辞后，家人因难以承担租金停租墓地，将其墓碑暂存在车库中。为了纪念拉贝先生，妥善安放他的墓碑，得知消息的中德驻德使馆柏林办事处把拉贝先生的墓碑运往南京，存放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
在“南京大屠杀”最为黑暗的时期，拉贝先生不畏强权，不惧炮火，做出了一个伟大的抉择，拯救了25万中国百姓的生命。虽然拉贝先生也曾因其国社党成员身份备受质疑，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最终不仅得到了南京难民们的顶礼膜拜，被称为“活菩萨”，也得到后世南京人、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敬仰，这其中包括被他强烈抵制的日本人。
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认同，是因为拉贝先生冲破种族、地域、宗教、政见的藩篱，热爱和平，拯救生命，捍卫尊严，体现出真正的核心普世价值观。所谓菩萨心肠、所谓仁者爱人、所谓人道博爱都在这救人于危难与水火中得以彰显。这也正契合了普世价值观的精髓：道德规范超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文化限制。 普世主义应该倡导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而不应是某种特定政体或宗教所衍生出的价值观，不应有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划分。这一点，对于当今世界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