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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篇文章主要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音乐生活。具体来说，是从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到纳粹掌权这一段时期。本文分析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存在于这一背景下的德国音乐及音乐家的生存和发展情况。
关键词：音乐;一战;纳粹;德国;音乐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严酷条款让魏玛共和国逐渐走向破裂。盟军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解除武装，在全国范围内解散军队。一群群被孤立的士兵感到被抛弃和羞耻，一连串企图推翻魏玛政府的阴谋由此产生。种种迹象表明战后的德国政府是极为不稳定的，军队和政府之间长期存在不信任。经济的衰退更是加速了形势的恶化，战争引发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在战后变得更加严重，加上《凡尔赛条约》所产生的债务，导致德国经济的全面崩塌。物资和财产剧减，生活水平急剧下滑，战士和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也在逐渐萎缩。
20世纪20年代，古典主义音乐传统与反叛的、实验性的作曲形式并存于德国的音乐生活之中。战后萧条的生活与经济状况使得许多年轻的作曲家也拒绝保守，开创了许多脱离传统的表现形式。而以汉斯·普菲茨纳为首的音乐家发起了“后浪漫新瓦格纳主义”的运动来抵御这种反叛。①音乐保守派认为19世纪末是德国最强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音乐也是最伟大的，像瓦格纳、韦伯恩这样的作曲家应享有“全民族崇拜的音乐家”这样的声誉。②普菲茨纳指责反叛传统的音乐，他将现代音乐的表现形式与国家的衰败等同起来，声称无调性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结果，他将保护德国的利益至于之一切之上，坚持将无调性和犹太的影响等同。而普菲茨纳推崇的思想观念，在瓦格纳乐派与纳粹帝国的音乐之间搭起了桥梁。
人们通常过于简单地将瓦格纳与纳粹党等同起来。然而二者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将二者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瓦格纳对保守阵营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他的音乐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标志，也是文化认同和文化优越的标志。交响乐和歌剧是19世纪德国的代名词。瓦格纳赋予音乐一种政治力量，他是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纳粹党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有所增长，新瓦格纳派也获得了更多内聚力和更广阔的平台。对于普菲茨纳这样的音乐家来说，纯洁是他们创作的目标，他们将种族纯洁和调性纯洁等同起来。即使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普菲茨纳的竞争对手，也同样支持瓦格纳派的美学观，认为民族主义是德国文化历史上的根本胜利。
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音乐依然受到很多音乐评论家的热议，他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音乐是新奇且自发的，音乐调性与和声结构进入新的实验阶段。作曲家开始将实验性的调性与和声融入作品，以此来帮助他们表达战争前后的经历。新的音乐表达是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相互碰撞的结果。而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成为对音乐保守主义狭隘的一种反抗。这种反叛运动是从第二维也纳学派③开始的。这个音乐家组织由犹太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组成，他们在整个1910-1920年都很活跃。风格上，勋伯格开始对调性和不断变化的音阶进行实验，成为第一个尝试无调性和十二音创作的作曲家。勋伯格的实验在年轻的作曲家中获得了广泛认可，他们寻求的音乐新颖性和意义超出了新瓦格纳派所能适应范围。
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音乐，进步主义和现代性往往是同义词。事实上，两个不断发展且相互冲突的作曲流派更能体现这一点。保守派认为现代音乐缺少人民所需要的民族主义和理想，很多瓦格纳的作品关心的是全球种族关系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在他的歌剧中，种族和血缘问题将人物联系在一起，民族被视为人类尊严和幸福的来源。而在现代作品中，例如勋伯格或者保罗亨德米特的作品，尊严并不是由种族或民族所定义的，而是个性化和自我的表达。在保守主义阵营中，新瓦格纳派的作品都受和弦和调性的约束。而现代音乐的表现几乎完全取决于作曲家的选择，音乐作品表现出作曲技术的開放和自由，调性的不和谐不再需要回避，反而成为表现人类情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恐惧和困惑。音乐变得成为更加抽象，音乐表现的思想情感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与瓦格纳派种族、民族以及德国优越性的观点截然不同。
当进步音乐与保守音乐相互对抗的同时，德国流行音乐的舞台也在不断扩大。爵士乐与爵士音乐家是德国音乐历史中不可忽视的话题。在德国，首当其冲成为爵士和流行文化蓬勃发展的地方是柏林。爵士乐在一战之后引入德国，可能是德国士兵从战俘营听取而来，也可能是盟军侵占的影响。④无论如何，精通音乐的德国人很快地注意到了这种切分风格、调性不和谐的美国音乐。爵士乐队和表演团体开始在年轻音乐家中发展起来。他们当中许多有影响力的是生活在德国的美国或英国的音乐家。迈克尔·丹齐（Michael Danzi）是来自美国的吉他演奏家，他从1924年到战争爆发的1939年都生活在德国。他在回忆录中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德国的爵士乐以及它的政治化。随着高雅艺术的发展，这种流行音乐及它的表达形式在纳粹统治下受到不小的打击，被视为美国黑人及其犹太同盟带来的堕落音乐遭到纳粹官方的禁止。直到纳粹德国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发现了爵士乐受大众欢迎的潜质，建立起了国家爵士乐团，将爵士乐利用作政治宣称工具。
这就是1933年纳粹掌权时德国音乐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希特勒控制了第三帝国所有文化话语权，建立纳粹的文化专制主义，即后人熟知的“一体化”政策。纳粹的文化专制政策为了使任何表现形式与政党的意识形态相统一，在所谓的“纯洁的德意志文化”旗帜下，压制一切贴有“堕落”标签的言论，把艺术家集中在国家统一领导的组织中，任何艺术表现形式都要受到监管。巨型的伞状组织控制着群众以及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
参考文献
[1]Meyer，Michael.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New York：P.Lang，1991.
[2]Levi，Erik.Music in the Third Reic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
（作者单位：广西职业师范学院）
关键词：音乐;一战;纳粹;德国;音乐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和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严酷条款让魏玛共和国逐渐走向破裂。盟军对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解除武装，在全国范围内解散军队。一群群被孤立的士兵感到被抛弃和羞耻，一连串企图推翻魏玛政府的阴谋由此产生。种种迹象表明战后的德国政府是极为不稳定的，军队和政府之间长期存在不信任。经济的衰退更是加速了形势的恶化，战争引发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在战后变得更加严重，加上《凡尔赛条约》所产生的债务，导致德国经济的全面崩塌。物资和财产剧减，生活水平急剧下滑，战士和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也在逐渐萎缩。
20世纪20年代，古典主义音乐传统与反叛的、实验性的作曲形式并存于德国的音乐生活之中。战后萧条的生活与经济状况使得许多年轻的作曲家也拒绝保守，开创了许多脱离传统的表现形式。而以汉斯·普菲茨纳为首的音乐家发起了“后浪漫新瓦格纳主义”的运动来抵御这种反叛。①音乐保守派认为19世纪末是德国最强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音乐也是最伟大的，像瓦格纳、韦伯恩这样的作曲家应享有“全民族崇拜的音乐家”这样的声誉。②普菲茨纳指责反叛传统的音乐，他将现代音乐的表现形式与国家的衰败等同起来，声称无调性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结果，他将保护德国的利益至于之一切之上，坚持将无调性和犹太的影响等同。而普菲茨纳推崇的思想观念，在瓦格纳乐派与纳粹帝国的音乐之间搭起了桥梁。
人们通常过于简单地将瓦格纳与纳粹党等同起来。然而二者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身份，将二者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前，瓦格纳对保守阵营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他的音乐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标志，也是文化认同和文化优越的标志。交响乐和歌剧是19世纪德国的代名词。瓦格纳赋予音乐一种政治力量，他是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象征。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纳粹党在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有所增长，新瓦格纳派也获得了更多内聚力和更广阔的平台。对于普菲茨纳这样的音乐家来说，纯洁是他们创作的目标，他们将种族纯洁和调性纯洁等同起来。即使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普菲茨纳的竞争对手，也同样支持瓦格纳派的美学观，认为民族主义是德国文化历史上的根本胜利。
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音乐依然受到很多音乐评论家的热议，他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音乐是新奇且自发的，音乐调性与和声结构进入新的实验阶段。作曲家开始将实验性的调性与和声融入作品，以此来帮助他们表达战争前后的经历。新的音乐表达是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相互碰撞的结果。而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成为对音乐保守主义狭隘的一种反抗。这种反叛运动是从第二维也纳学派③开始的。这个音乐家组织由犹太作曲家勋伯格的学生组成，他们在整个1910-1920年都很活跃。风格上，勋伯格开始对调性和不断变化的音阶进行实验，成为第一个尝试无调性和十二音创作的作曲家。勋伯格的实验在年轻的作曲家中获得了广泛认可，他们寻求的音乐新颖性和意义超出了新瓦格纳派所能适应范围。
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音乐，进步主义和现代性往往是同义词。事实上，两个不断发展且相互冲突的作曲流派更能体现这一点。保守派认为现代音乐缺少人民所需要的民族主义和理想，很多瓦格纳的作品关心的是全球种族关系背景下的身份认同。在他的歌剧中，种族和血缘问题将人物联系在一起，民族被视为人类尊严和幸福的来源。而在现代作品中，例如勋伯格或者保罗亨德米特的作品，尊严并不是由种族或民族所定义的，而是个性化和自我的表达。在保守主义阵营中，新瓦格纳派的作品都受和弦和调性的约束。而现代音乐的表现几乎完全取决于作曲家的选择，音乐作品表现出作曲技术的開放和自由，调性的不和谐不再需要回避，反而成为表现人类情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恐惧和困惑。音乐变得成为更加抽象，音乐表现的思想情感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与瓦格纳派种族、民族以及德国优越性的观点截然不同。
当进步音乐与保守音乐相互对抗的同时，德国流行音乐的舞台也在不断扩大。爵士乐与爵士音乐家是德国音乐历史中不可忽视的话题。在德国，首当其冲成为爵士和流行文化蓬勃发展的地方是柏林。爵士乐在一战之后引入德国，可能是德国士兵从战俘营听取而来，也可能是盟军侵占的影响。④无论如何，精通音乐的德国人很快地注意到了这种切分风格、调性不和谐的美国音乐。爵士乐队和表演团体开始在年轻音乐家中发展起来。他们当中许多有影响力的是生活在德国的美国或英国的音乐家。迈克尔·丹齐（Michael Danzi）是来自美国的吉他演奏家，他从1924年到战争爆发的1939年都生活在德国。他在回忆录中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德国的爵士乐以及它的政治化。随着高雅艺术的发展，这种流行音乐及它的表达形式在纳粹统治下受到不小的打击，被视为美国黑人及其犹太同盟带来的堕落音乐遭到纳粹官方的禁止。直到纳粹德国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发现了爵士乐受大众欢迎的潜质，建立起了国家爵士乐团，将爵士乐利用作政治宣称工具。
这就是1933年纳粹掌权时德国音乐的状况。在这一年里，希特勒控制了第三帝国所有文化话语权，建立纳粹的文化专制主义，即后人熟知的“一体化”政策。纳粹的文化专制政策为了使任何表现形式与政党的意识形态相统一，在所谓的“纯洁的德意志文化”旗帜下，压制一切贴有“堕落”标签的言论，把艺术家集中在国家统一领导的组织中，任何艺术表现形式都要受到监管。巨型的伞状组织控制着群众以及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
参考文献
[1]Meyer，Michael.The Politics of Music in the Third Reich.New York：P.Lang，1991.
[2]Levi，Erik.Music in the Third Reich.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
（作者单位：广西职业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