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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徽墨是在书法家金鑫家中。他从书桌上抽出一个古朴的木箱，就如多拉A梦取出百宝袋一样。木箱才一打开，一股清新的气味就充满了整个房间。木箱中的墨块全部取出后，居然摆满了两米长一米宽的书桌。金鑫看着这琳琅满目的墨后低头凑上前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满足。
“这是八十年代上海曹素功墨厂顶级油烟101，这是七十年代胡开文墨厂的松烟墨……”金鑫每闻过一块墨后，就拆开包裹着墨块的油纸让我看墨块底部的标签，状若心急的新郎在掀新娘的盖头，又如小脚的老太太翻开手帕包裹的银元。以前只看过名为《闻香识女人》的电影，这次却有幸见到闻香识墨的表演。
“原来墨可以这么美！”当看到掀开油纸的墨块上露出精美的图案后，满屋子的人纷纷涌向书桌。每一块单独的墨，都是一场情景剧，陶潜卧松，太白醉酒，东坡泛舟;而每一套墨组合，则是一套套连环画，西湖四十六景，棉花耕织图，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
骑着自行车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我这次要参观的徽墨是在黄山市下属的徽州区。以前，徽商兴盛时，徽州是整个皖南，甚至安徽的代名。如今徽派文化难以望黄山相背，于是二者的主从关系便自然而然易位。
墨厂位置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置身于一条悠长的古巷中，而是在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上。墨厂的主人名叫吴成林。1972年，年仅18岁的吴成林正待业在家。一天，他听到正在歙县胡开文墨厂做制墨工的父亲说，胡开文墨厂正在招临时工，吴成林就欣然前往应聘：“当时没有传承人的概念，只想找一份糊口的工作。”
1986年，一直勤于钻研的吴成林在钻研了很多古墨谱后，希望能在墨厂偿试一些新工艺，恢复一些古墨的型制。但是碍于墨厂的体制无法开展，再加上自己在墨厂干了整整13年，顶着技术骨干的光环，但是却一直端着临时工的饭碗。于是吴成林决定自己做老板，把在书本中与古人的交流的成果在自己的作坊中展现出来，于是，便有了徽堂曹素功墨厂。
曹素功是清代歙县的制墨大家，与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并称徽州“四大墨王”。特别是曹素功，把徽墨推到了上海、苏州一带，为徽墨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因而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称。
后来，曹素功墨庄从徽州出走，先是迁往苏州，最终迁往上海，传承了几十代后成为了徽墨的金字招牌。但是解放后，曹素功墨庄被公私合营后改成了上海墨厂。改革开放后，很多制墨艺人开始自己制墨后，清代的“四大墨王”的金字招牌就成为了仿制的目标。于是，不仅仅是曹素功，各种名号的胡开文、汪近圣墨厂纷纷涌现。吴成林因为一直是曹素功的粉丝，于是自然而然地扯曹素功这大旗作虎皮。不为“山寨”，只为了表明自己的陈营，走的是徽墨曹素功文人墨这个流派。
吴成林说，南唐时歙州人李廷珪用黄山松烟、新安江水制出来的墨“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因而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被召为墨务官，以后徽州地区的墨工都以李廷珪所制的墨为宗，走的都是文艺路线，成为寄托文人情怀的信物。
“文房，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情怀，赠友一锭墨、一方砚，不仅仅是墨和砚这么简单。墨上留的画，砚上刻的字，是思想的结晶。所以，你来我往，互赠文房其实就成为了文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方式。”在吴成林眼中，徽墨不是用来书写的，是用来共鸣的。
制徽墨的首要条件是用来调制墨和黑色颜料的炭黑。炭黑有松烟、油烟、漆烟等几种。制炭黑的原理和农村烧土灶时产生锅底的原理差不多——造窑、炼烟：砍伐松油肥腻、粗壮的古松在窑肚中点燃，待烟冷却后就形成烟煤附着在窑壁上，从窑壁上刮下烟煤就成为了松烟。
“因为现在的徽州已经成为城市，所以生产徽墨时，造窑和炼烟这两道工序都外包了，现在我们一般都直接从外面购买炭黑。但是因为原料都是工厂化生产，追求多快省，质量可想而知。还好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囤积了不少松烟、油烟，现在我制造高档的书画墨时，一般都只能用这些老料！”说到徽墨生产，吴成林最头疼的就是原料问题，原料是他唯一不能控制的，也是徽墨品级的根本。
原料生产好了后，就开始和胶：把洗静去杂的松烟倒入铁锅中，入明胶。当锅内温度升高后，融化的明胶包裹着松烟时，父子俩就一人拿一根木棍在锅里搅拌，就像做包子时和面。
“治大国如烹小鲜，和胶时就像做包子！”吴宝文从锅里拿出一块块墨泥放在案板上搓揉之后，一个个直径一公分左右的墨饼就出炉了。
仓库隔壁是杵捣车间，其情形则写意得多：门口放着一只煤炉，炉子上放着一只铁锅。锅盖揭开，里面是一个个被加热的“墨泥包子”。师傅把加热后的墨饼放在杵臼上，边杵捣边根据制墨种类的不同撒入不同的“作料”：有麝香、丁香等药汁，甚至有金箔。随着杵捣声声，药的香味，金箔的奢华慢慢入墨。
接下来就到了制墨过程中最辛苦最脏但却是最关键的环节：成型。只见师傅拿起一块加入香料的墨饼放在大木桩上，左手扶着，右手抡起铁锤开始敲打。“如果说和胶时是在和面，杵捣是在炒菜，那到成型时，师傅就改行了，不做厨师做铁匠了。铁百炼才能成钢，我们做墨也有句行话‘轻胶十万杵’，锤打得越多，炭黑到墨的进化越彻底！”吴宝文在师傅边演示时边点评。
待锤打得差不多了，吴成林就从背后的木架上取出几个墨模。在天秤上称好重量后把墨饼填入墨模，再压紧，墨就成型了。如果说前面几步拼的是体力，那这一步玩的就是审美。
古时墨对于文人墨客来说，把玩的意义甚至要大于书写。因而在成型这一步上，丝毫马虎不得。而成型，墨模是关键。
自进入制墨这一行开始，吴成林就爱模成痴。几十年来他收藏的清朝、民国时期的珍贵模具竟然多达几百具。珍贵，是因为那都是古时徽派木雕艺人们精心雕刻的。现在的很多模型，都是后来吴成林聘请徽派木雕艺人根据老的款式复制的，而即便如此，现在徽派木雕也开始式微，已经很难找到与昔日技艺匹敌的木雕艺人。墨模上的纹样自然无法与老模媲美。所以平时生产的墨块，一般都用新生产的模具压制。只有在做一些特质墨时，吴成林才会请老模具出山，用他们来给出厂的徽锭打上“墨徽”的烙印。
近代，随着墨汁的出现，文人墨客的书写习惯产生变革，徽墨的生产一落千丈，徽墨渐渐由生活必须品，成为工艺品。徽墨匠人也从墨工变为了艺术家。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工艺大师。有些人，认为随着书写习惯的改变，徽墨终将失传。但吴成林的看法正好相反：这是徽墨艺人境遇最好的时期，也是徽墨处境最好的时代。因为，书写，只不过是徽墨的一种功能罢了，而徽墨更大的价值在文化层面——徽墨是文房中的宠儿。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徽墨，已经融入了整个民族的血液中。以前，因为经济、政治条件限制，这种基因蛰伏了多年，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苏醒的时候。
“这是八十年代上海曹素功墨厂顶级油烟101，这是七十年代胡开文墨厂的松烟墨……”金鑫每闻过一块墨后，就拆开包裹着墨块的油纸让我看墨块底部的标签，状若心急的新郎在掀新娘的盖头，又如小脚的老太太翻开手帕包裹的银元。以前只看过名为《闻香识女人》的电影，这次却有幸见到闻香识墨的表演。
“原来墨可以这么美！”当看到掀开油纸的墨块上露出精美的图案后，满屋子的人纷纷涌向书桌。每一块单独的墨，都是一场情景剧，陶潜卧松，太白醉酒，东坡泛舟;而每一套墨组合，则是一套套连环画，西湖四十六景，棉花耕织图，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
骑着自行车沿着新安江顺流而下。我这次要参观的徽墨是在黄山市下属的徽州区。以前，徽商兴盛时，徽州是整个皖南，甚至安徽的代名。如今徽派文化难以望黄山相背，于是二者的主从关系便自然而然易位。
墨厂位置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置身于一条悠长的古巷中，而是在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上。墨厂的主人名叫吴成林。1972年，年仅18岁的吴成林正待业在家。一天，他听到正在歙县胡开文墨厂做制墨工的父亲说，胡开文墨厂正在招临时工，吴成林就欣然前往应聘：“当时没有传承人的概念，只想找一份糊口的工作。”
1986年，一直勤于钻研的吴成林在钻研了很多古墨谱后，希望能在墨厂偿试一些新工艺，恢复一些古墨的型制。但是碍于墨厂的体制无法开展，再加上自己在墨厂干了整整13年，顶着技术骨干的光环，但是却一直端着临时工的饭碗。于是吴成林决定自己做老板，把在书本中与古人的交流的成果在自己的作坊中展现出来，于是，便有了徽堂曹素功墨厂。
曹素功是清代歙县的制墨大家，与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并称徽州“四大墨王”。特别是曹素功，把徽墨推到了上海、苏州一带，为徽墨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因而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之称。
后来，曹素功墨庄从徽州出走，先是迁往苏州，最终迁往上海，传承了几十代后成为了徽墨的金字招牌。但是解放后，曹素功墨庄被公私合营后改成了上海墨厂。改革开放后，很多制墨艺人开始自己制墨后，清代的“四大墨王”的金字招牌就成为了仿制的目标。于是，不仅仅是曹素功，各种名号的胡开文、汪近圣墨厂纷纷涌现。吴成林因为一直是曹素功的粉丝，于是自然而然地扯曹素功这大旗作虎皮。不为“山寨”，只为了表明自己的陈营，走的是徽墨曹素功文人墨这个流派。
吴成林说，南唐时歙州人李廷珪用黄山松烟、新安江水制出来的墨“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丰肌腻理、光泽如漆”，因而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赏识，被召为墨务官，以后徽州地区的墨工都以李廷珪所制的墨为宗，走的都是文艺路线，成为寄托文人情怀的信物。
“文房，代表的是中国人的情怀，赠友一锭墨、一方砚，不仅仅是墨和砚这么简单。墨上留的画，砚上刻的字，是思想的结晶。所以，你来我往，互赠文房其实就成为了文人之间思想交流的方式。”在吴成林眼中，徽墨不是用来书写的，是用来共鸣的。
制徽墨的首要条件是用来调制墨和黑色颜料的炭黑。炭黑有松烟、油烟、漆烟等几种。制炭黑的原理和农村烧土灶时产生锅底的原理差不多——造窑、炼烟：砍伐松油肥腻、粗壮的古松在窑肚中点燃，待烟冷却后就形成烟煤附着在窑壁上，从窑壁上刮下烟煤就成为了松烟。
“因为现在的徽州已经成为城市，所以生产徽墨时，造窑和炼烟这两道工序都外包了，现在我们一般都直接从外面购买炭黑。但是因为原料都是工厂化生产，追求多快省，质量可想而知。还好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囤积了不少松烟、油烟，现在我制造高档的书画墨时，一般都只能用这些老料！”说到徽墨生产，吴成林最头疼的就是原料问题，原料是他唯一不能控制的，也是徽墨品级的根本。
原料生产好了后，就开始和胶：把洗静去杂的松烟倒入铁锅中，入明胶。当锅内温度升高后，融化的明胶包裹着松烟时，父子俩就一人拿一根木棍在锅里搅拌，就像做包子时和面。
“治大国如烹小鲜，和胶时就像做包子！”吴宝文从锅里拿出一块块墨泥放在案板上搓揉之后，一个个直径一公分左右的墨饼就出炉了。
仓库隔壁是杵捣车间，其情形则写意得多：门口放着一只煤炉，炉子上放着一只铁锅。锅盖揭开，里面是一个个被加热的“墨泥包子”。师傅把加热后的墨饼放在杵臼上，边杵捣边根据制墨种类的不同撒入不同的“作料”：有麝香、丁香等药汁，甚至有金箔。随着杵捣声声，药的香味，金箔的奢华慢慢入墨。
接下来就到了制墨过程中最辛苦最脏但却是最关键的环节：成型。只见师傅拿起一块加入香料的墨饼放在大木桩上，左手扶着，右手抡起铁锤开始敲打。“如果说和胶时是在和面，杵捣是在炒菜，那到成型时，师傅就改行了，不做厨师做铁匠了。铁百炼才能成钢，我们做墨也有句行话‘轻胶十万杵’，锤打得越多，炭黑到墨的进化越彻底！”吴宝文在师傅边演示时边点评。
待锤打得差不多了，吴成林就从背后的木架上取出几个墨模。在天秤上称好重量后把墨饼填入墨模，再压紧，墨就成型了。如果说前面几步拼的是体力，那这一步玩的就是审美。
古时墨对于文人墨客来说，把玩的意义甚至要大于书写。因而在成型这一步上，丝毫马虎不得。而成型，墨模是关键。
自进入制墨这一行开始，吴成林就爱模成痴。几十年来他收藏的清朝、民国时期的珍贵模具竟然多达几百具。珍贵，是因为那都是古时徽派木雕艺人们精心雕刻的。现在的很多模型，都是后来吴成林聘请徽派木雕艺人根据老的款式复制的，而即便如此，现在徽派木雕也开始式微，已经很难找到与昔日技艺匹敌的木雕艺人。墨模上的纹样自然无法与老模媲美。所以平时生产的墨块，一般都用新生产的模具压制。只有在做一些特质墨时，吴成林才会请老模具出山，用他们来给出厂的徽锭打上“墨徽”的烙印。
近代，随着墨汁的出现，文人墨客的书写习惯产生变革，徽墨的生产一落千丈，徽墨渐渐由生活必须品，成为工艺品。徽墨匠人也从墨工变为了艺术家。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工艺大师。有些人，认为随着书写习惯的改变，徽墨终将失传。但吴成林的看法正好相反：这是徽墨艺人境遇最好的时期，也是徽墨处境最好的时代。因为，书写，只不过是徽墨的一种功能罢了，而徽墨更大的价值在文化层面——徽墨是文房中的宠儿。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徽墨，已经融入了整个民族的血液中。以前，因为经济、政治条件限制，这种基因蛰伏了多年，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苏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