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失去自由的70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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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日,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出庭。

  在过去的700多天里,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公开露面的机会不多,但一有机会,她总会提到“家人”和“祖国”。
  2019年12月1日,被扣押一周年,她发表公开信《你们的温暖,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其中写道:“灯,左‘火’右‘丁’,火是希望,丁是人本。有你们的地方,就有万家灯火,荧荧光芒是温暖,更是方向,总能在黑暗中给予我们信念的力量。亲爱的你们,这些温暖都是照亮我前行的灯塔!”
  2019年10月1日,她离开居所赶赴法院,身后几米处跟着两名警卫。那天,她穿了一件红色套裙,经过门口时,满脸笑意走到媒体前表达祝福:“七十华诞,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无论我们在天涯还是海角,我们的心永远和祖国在一起。”
  2018年12月11日,经历了3次保释听证会的孟晚舟,刚刚回到家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在温哥华,已回到家人身边。我以华为为傲,我以祖国为傲!”
  灯塔在守候,晚舟早归航。2021年春节将近,万家团圆之时,思念之情倍增,愿孟晚舟早日回家。

漏洞百出的抓捕


  据央视网、央视新闻综合报道,2021年1月12日,孟晚舟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出庭,申请变更保释条件,主要诉求是放宽保释期间的限制措施。对其进行监控的保安公司负责人在法庭上作证说,2020年6月和7月间,孟晚舟的住宅曾收到过五六封威胁性信件,其中几封还包着子弹。
  1月13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孟晚舟事件的性质十分清楚、明确,是一起彻头彻尾的严重政治事件。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要求,敦促加方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让她早日平安回到中国。
  回顾一下700多天前的那场抓捕,说其漏洞百出也不为过。
  温哥华时间2018年11月30日上午9:04,加拿大皇家骑警达利瓦给同事温斯顿·叶发了这样一条短信:“(加拿大)司法部说另一个临时逮捕令即将到来……目前还没有细节,但他们需要有人在下午3点左右到他们的办公室签署宣誓书,伊凡会去,但是你走之前我们得聊一下。”当日下午,达利瓦又给温斯顿发短信约他详谈:“我会一直待在办公室,直到明天的行动有一个详细的计划。”他口中的这个计划,就是抓捕孟晚舟。下午5点,达利瓦等人来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和驻扎机场的警察商讨如何抓捕孟晚舟。“孟晚舟是谁?”一名负责抓捕的工作人员甚至不知道孟晚舟的身份,赶紧在谷歌浏览器上搜索她的名字。
  另一边,在香港国际机场,孟晚舟与一位工作人员登上了国泰航空CX838航班。她们将前往阿根廷,在温哥华经停转机。
  温哥华时间12月1日上午9:30,达利瓦一行到达温哥华国际机场,与加拿大边境管理局召开碰头会。半小时后,皇家骑警和边境管理局的相关人员收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驻温哥华的助理法律专员发来的邮件:“白色T恤前面有字,黑色裤子,白色鞋子,背着大包,头发略过肩膀。”这是他们的目标人物孟晚舟登机时的衣着打扮。
  上午11点多,国泰CX838航班到达温哥华国际机场65号登机口,孟晚舟走下飞机。几分钟后,边检人员认出了她,将她带到边境检查柜台,她的两部手机和随行工作人员的一部手机都被没收。三部手机都被直接装入能防止数据被远程删除的“法拉第袋”,彼时孟晚舟的手机仍处于开机状态。两名边检人员将孟晚舟带走,开始询问并搜查她的行李。紧接着,边检人员开始质询孟晚舟,内容涉及她在华为的工作,还迫使她交出了电子设备的密码。
  边检人员质询结束,温斯顿进入房间,宣布孟晚舟已被逮捕,并给她铐上手铐。“她一开始看起来很惊讶”“一般我们都把嫌疑人的双手铐在椅子后面,因为她很配合,我把她的双手铐在前面。”温斯顿这样回忆现场的情况。被逮捕后,孟晚舟被送往里士满皇家骑警分局。拘留所记录了她当天的状态:保持警觉,精神状态正常,但行动平衡“一般”。
  这次抓捕存在哪些问题?
  时间回到2020年10月26日,孟晚舟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开庭,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提出多项质疑。根据最初的行动计划,加拿大皇家骑警应按照法院签发的逮捕令登机“立即逮捕”孟晚舟。逮捕时,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员必须向孟晚舟出示逮捕令,并向她声明她所具有的律师权和沉默权等宪章权利。但直到当天下午2点15分,加拿大皇家骑警警员才第一次出现在孟晚舟面前,并告知她被捕的原因以及请求律师援助的权利。而这距离“立即逮捕”的下飞机时间点,已经过去整整3个小时。孟晚舟的辩护律师指出,由于美国希望获得孟晚舟电子设备,并在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获取口供,为了协助美国获取更多的证据,加拿大执法机构在明知法院命令立即逮捕孟晚舟的前提下,有组织、有计划地策划了一起知法犯法的违法搜查,把一场非法取证的刑事调查伪装成一次例行海关检查。
加拿大法院公布孟晚舟被捕时的画面。
孟晚舟被捕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扣留了她的电脑。
孟晚舟被捕时,她的两台手机在开机状态,被装入能防止数据被远程删除的“法拉第袋”。
边检人员质询孟晚舟,写下有关她的手机密码的纸条。

  孟晚舟的辩护律师还指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官员询问了与入境无关的问题,非法获得电子设备信息,并非法传递给FBI。有证据显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对孟晚舟的审问主要围绕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交易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美国起诉相关,但都与入境无关。
  不仅如此,此后的很多问题也都与美国相关。
  此轮聆讯出庭的证人、边境服务局一位主管官员布莱斯·麦克雷证实,孟晚舟飞抵温哥华的前一天,FBI人员曾打来电话,“不寻常”地要求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提供次日值班主管的电话号码。
  在审问过程中发现,一名执法人员强迫孟晚舟交出电子设备密码,并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下来。现场的摄像记录显示,这名执法人员还在另一张“单独的纸条”上重新写下了这些密码。结束审问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拿走了包含手机号码和密码的纸条,之后又移交给了警察。这些信息进入了加拿大警察系统,一位警官将孟晚舟的电子设备序列号、SIM卡、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以邮件方式发送给了FBI。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指出,一旦FBI掌握了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就可以查到呼入和呼出电话、电话号码、通话时间、持续时长以及手机信号塔的位置所在。加拿大边检人员携带的“法拉第袋”也是美国纽约东区助理检察官要求的,一位加拿大皇家骑警在其工作笔记中记录了这一点:“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执法人员,会根据FBI的请求,找出孟晚舟的电子设备并将其放入袋子中。”
  加拿大警方已经承认整个抓捕过程中存在重重错误。
  比如,温斯顿承认用内容错误的宣誓书获得了法官的临时逮捕令。他承认这份宣誓书在形式和内容等多方面存在错误,也承认在行动前提交给法官的宣誓书中描述孟晚舟与加拿大“没有关联”。他在未作背景信息核实的情形下签字,后来发现内容与事实不符,但他表示自己并未作出更正或任何补救措施。
  关于行动中执法人员没有遵照逮捕令这一点,温斯顿解释说这是出于“安全顾虑”以及尊重边境服务局在机场的“管辖权”。他表示担心孟有反侦查能力,也担心她随身带刀。但孟晚舟下机后,执法人员并未搜查她是否携有武器,而是直接没收并搜查了她的电子设备。温斯顿也没有遵照检方事先要求,在行动后写一份事件时间表。对于改变行动计划等诸多问题,他的回应就是三个字——“记不清”。

无法成立的“欺诈罪”


  2020年5月27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做出了裁定,孟晚舟案的本质是“欺诈罪”。
  而这项“欺诈罪”的来源是什么?此前,美国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的《案件起诉记录》这样描述:孟晚舟对汇丰集团“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星通)的关系,“误导”汇丰继续向华为提供银行服务,汇丰因此“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案,面临民事和刑事罚款的“风险”,孟晚舟对汇丰构成“欺诈”。
  对于在香港运营的英国金融机构汇丰来说,华为带给其唯一可能的风险就是来自于它所处理的伊朗业务,因为这可能触发美国制裁伊朗的条例而给其带来损失。美国与汇丰却表示,是孟晚舟对汇丰集团“隐瞒”了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最终导致了汇丰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法案,这种因果关系本就是不成立的,这是一项“欲加之罪”。
  香港星通和华为有非常清晰的关系脉络。华为曾持有香港星通的股份,孟晚舟也短暂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但是,2007年,华为出售了所持有的香港星通股份,2009年4月,孟晚舟辞去了该公司的董事会职位。此后,双方保持正常的业务往来。在伊朗进行正常的业务运营并不违反美国的制裁法案。就连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承认:“我和我的同事没有发现华为的任何问题。”2013年2月,香港星通关闭了汇丰账户。华为与汇丰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到此结束,汇丰却反复要求与华为进行“沟通”。2013年8月22日,汇丰亚太区全球银行业务的负责人托马斯主动约孟晚舟在香港一家牛排馆见面。出于尊重,孟晚舟赴约,并向汇丰展示了一份标题为《信任、合规与合作》的16页幻灯片文件。
左圖:汇丰亚太区全球银行业务负责人托马斯约孟晚舟见面的香港某家牛排馆。右图:孟晚舟向汇丰展示的题为《信任、合规与合作》的文件。
左图:2018年12月12日,加拿大温哥华,孟晚舟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抵达假释办公室。右图:2018年12月12日,获得保释后孟晚舟(右一)出现在加拿大的住所。

  从文件本身来看,这次会面本质上是对华为和香港星通在伊朗业务和华为合规管理的介绍,这些内容足以让汇丰评估风险、采取措施。在文件中,孟晚舟本人也如实陈述:“作为华为的一个商业伙伴,香港星通与华为共同在伊朗销售并提供服务。华为在伊朗从事正常的商业活动,为民用电信公司提供解决方案。符合国际规范,遵从美国和欧盟(对伊朗)展开的出口限制要求。”“华为曾持有香港星通的股份,我本人也曾经担任过香港星通的董事。”   在美国看来,这个文件没有说请华为和香港星空的关系,汇丰也假称不清楚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但这都是不成立的。往前追溯,2010年,涉及三方的往来邮件可以证明,汇丰完全知晓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关系。从华为发给汇丰的香港星通2009/2010财报可知,汇丰完全了解香港星通在伊朗的业务情况。
  孟晚舟与托马斯会面时,香港星通在汇丰的账户已关闭,华为与香港星通关于伊朗业务的合作已经结束。对汇丰而言,华为与香港星通的合作不存在对其欺诈的问题;此后华为与香港星通也无合作,不触及这一风险。所以,华为并没有“隐瞒”,汇丰也没有所谓受到“误导”。
  所以,这些导致“欺诈”的“隐瞒”“誤导”“风险”罪名也无一能成立。作为案件的关键人物,托马斯为何不出面回应?据媒体报道,他在2017年已经退休。“据说回了英国,现在谁都找不到他。”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他拒绝了一切采访,除非法庭要求出席作证,否则没有任何公开露面。

难以掩盖的政治目的


  “释放孟晚舟,现在是时候了。”
  “加拿大拘留孟晚舟一直是出于政治目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应马上释放孟晚舟。”
  “在这场不断升级的国际对峙中,人们忽略了一个因素,那就是美国要求加拿大拘留和引渡孟晚舟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忽视这个因素将加拿大舆论讨论的焦点引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加拿大作者克里斯·斯科特在文章中这样定义美国与加拿大在此案件中的关系:“加拿大法庭已经变成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工具。”图为特朗普和特鲁多在交谈。

  这样的言论来自于加拿大的知名杂志《海象》。2021年1月,作者克里斯·斯科特在该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加拿大应该最终释放孟晚舟》的文章,分析了美国要求引渡孟晚舟的法律背景和政治动机:在美国,司法部高层决定是否发出引渡申请,而这些高层官员都是由总统政治任命的,总统也有权力随时解雇他们。联邦地区法院的案件中适用引渡的有很多,但不会每一个都向他国发出引渡申请,哪些案子最终会进入引渡流程,高度取决于司法部和政府对案件优先度的认定。过去4年,特朗普屡次公然试图在某些案件上霸凌和影响司法部的决策,已是众人皆知。
  斯科特在文章中这样定义美国与加拿大在此案件中的关系:“加拿大法庭已经变成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工具。”“过去4年间,加拿大政府一直小心翼翼,避免激怒特朗普政府,但是随着美国新政府即将就职,加拿大的政治领导人可以有机会重新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孟晚舟案。”最终,斯科特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夹在两个互相竞争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应该是最正确的事。”
  一直以来,孟晚舟律师团队以“美方高层政治人物表态证明此案的政治属性”作为一个申诉方向。2020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公众号发表文章,点出了美国霸权绞杀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居心。“捏造事实虚构罪名,滥用权力违法拘捕。孟晚舟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美国霸权主义之下,美加如何共谋,披着‘司法公正’的外衣,动用国家机器,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展开一场政治追杀。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孟晚舟真正的‘罪名’在于: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华为CFO。美国要求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就是抓人质作为谈判筹码,向中国施压、绞杀华为。”
  孟晚舟被拘捕10天后,2018年12月11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表演讲:“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全力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利,还世间公道正义!”
  2019年3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孟晚舟事件,他说:“世人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起通过不正当手段威胁他国企业、打压竞争对手、干扰市场环境、破坏和阻挠国际科技产业合作的极为恶劣的严重的政治事件。中方已经多次就此表明严正立场。我们再次敦促美方立即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请求,敦促加拿大方面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
  春节将近,加拿大华人正在筹备庆祝春节的活动,由于疫情原因,今年大都采取线上视频的形式。“年味越来越浓了,大家在线上聊起怎么过牛年春节,也不约而同地提起孟晚舟。我们大家都为她揪着心,真心希望她能快点回家,跟家人团聚,也真心希望中加更加友好。”一位加拿大华人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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