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我们，世界仍是完整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事实。对此诗人的反应是反叛，以图证明另一种情况。出于受伤的虚荣心、固执的骄傲或孤独的需求，诗人生活在与事实的长期争执中，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出现了：另一种事实被创造出来，像一种新的元素，作为对那个无法容忍的事实一定程度上的对抗。不可磨灭的声音，虽然对非人类的宇宙沒有影响，但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个宇宙以及人类关系世界的体验;对于在我们本性中最孤独的一切来说，它是持续的伴侣。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文学是它的记录或证明。文学，一个令人害怕的词。它缺乏声音的坚定活力的全部感觉。作为一种抽象，它把诗转化成同样没有实体的东西，一个被解决的东西，呆滞而冷漠。然而，从书页里传来的声音却异常不安：诱人、严苛、愤怒、机智。不是从过去，而是在当下。而这仍然在发生着：用罗宾逊·杰弗斯的话来说，从这些声音中，火是榨不干的，无论是因为文化的转变创造了它们，还是因为它们从新的侧重点再现古老的争论，或是因为其中有一些尚未被确认的性质或力量。
　　了解这种性质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无论其内容如何动人，诗都不是藉内容而是藉声音而存在的。我所说的“声音”是指思想的风格，对此，一种言说风格——那种巧妙的嫁接和借用，像线索一样散落在字里行间的习惯性的姿态——从来没有令人信服的替代品。我们转而使用这个词——声音，虽然这个词也不尽如人意;但它至少暗示了一种真实存在的声响。虽然这样的声响可以利用诗人的实际言说方式，但在纸上，它并不是简单的转录。声音可以自由地去摘录、放大、绕开它所选择的东西，从现实世界永远不能精确再现的条件中发出;与言语不同，它不承担直接的社会压力，因为它努力向其表明自身的他者可能还不存在。诗意味着创造出那个人，首先在诗人那里，然后在读者那里。同时它的忠实不是针对外在的现实，它不需要提供一个外部世界或社会关系的复制品。这就是为什么时间更容易赋予非政治性的小说以政治意义：例如，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小说不一定被认为是政治性的叙述;它们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叙述，是因为一种将性别关系政治化的当代倾向。奇怪的是，小说对许多读者来说似乎更对胃口，而他们对诗的独立性感到困惑，甚至对声音令人不安的真实性感到困惑。诗歌必须是自传（因为它们不是描写）的确信便始于这里，始于读者相信事实和真实是同义词。
　　诗是自传，但放弃了编年史和评论，放弃了传闻轶事和各方回应的不断交替。此外，一部作品的变化和发展，与其说是对生活的反应，不如说是对诗人先前的发现或他人发现的反应。如果一首诗仍然如此有选择地被放大，对事实如此随意，以至于显得难以捉摸，那么我们必须记住它的议题：不是或不仅是记录事实，而是不断地在事实中创造一种沉浸的感觉。并且如果在努力摆脱自我禁锢的过程中，诗人锻炼自己向外凝视，那么这凝视仍然取决于是什么迫使或阻止了它。这样的选择构成了一幅肖像画。凝视出现在哪里，声音或反应就始于哪里。接下来诗人总是保持警觉、抗拒，抵制教条和时尚，抵制个人信念的更大危险，考虑到个人信念看起来像是教条，所以必须加以怀疑。
　　然而，要想让诗触动我们，我们必须被吸引，我们必须想读这些东西。是什么使这成为可能，那些声音的特点是什么，即便它们变成石头上的碑文或铭文，也能用它们的活力嘲弄石头和书页？我不认为他们听起来很美或者说的是真实。在这些说法中，第二种说法似乎更为堂皇，也更容易接近，因为真实很容易将自己与真诚而不是洞察力联系起来。艺术的真实与真诚的坦率表露是不同的，就像它不同于医生办公室里管理的真实，医生新训练出的那一套应知应会，意在尊重病人的尊严，全都具有实用性，提供操作过程中的各种禁令与应对策略，各种各样的行动被转换为各种各样的条件，哪些行动可以采取、采取到什么程度。诗可能体现了看似真实的光明的感觉，但使它保持活力的不是固有的发现，而是发现的方式;使它保持活力的是智识。没有人质疑智识的好处。许多操场上的下午，许多在充满活力的教室里的早晨，都被智识的缺乏这样的事实毁掉了。问题是，它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对真实的投入如何制约着它？
　　先说第二个问题。艺术不是服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不能以标准化的方式可靠地为所有人服务。它的服务对象是精神，从其中它清除了可怕的惯性。它通过重新聚焦世界的既存形象来实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像显微镜而不是镜子——在书页的平白之处，一个能量场出现了。然而，社会功能或社会有用性的缺失有时在诗人身上与服务、行善的愿望结合在一起。这种缺失和压力引导诗人走向说教。教诲的、智慧的、道德健全的、高尚的：通过使他或她的声音与那些伟大的声音保持一致，这样的表达进一步安抚了诗人脆弱的自我，而这些声音的感知已被内化为真实。但要创造出有活力的艺术，诗人必须远离这种结合，不管人们多么绝望地寻求这种结合，因为它带来的只是重复。也就是说，不是感知，只是效忠，这种效忠只会模拟它无法生出的那些东西。不是箭，而只是弄脏的外衣。在这种重复中，不可避免地缺少的，是在某一刻以一种特定的、可辨识的声音言说的感觉;缺少的是那种即时性和流变性的感觉，正是这种即时性和流变性赋予了这样的声音以吊诡的持久性。无论这些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无论它们在哪里出现在随意和晦涩之间的连续体上，洞察力，如他们所说，就像令人震惊的事件：完全缺失而又不可避免。它狡猾地到来，或是带着一种并非故意的神态，一种质疑、假设或幻觉的神态。
　　在读者中，在这些时刻，一种观念受到攻击，而这攻击令人兴奋。旧的观念，与其说是公式化的不如说是默认的，在其既不被认可也不被否定的模糊中，被知觉所取代。因此，被积极感觉到的东西急于取代建立在那个层面上的消极地未经检查、令人不安的一切，气氛因可能性而变得令人头晕目眩，仿佛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头脑中突然打开。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珍视的东西被摧毁——不如说，空间扩大了。被牺牲或抛弃的似乎只是不透明，一种迟缓的钝惰。即使当一个人的孤独被分享的感觉消失了，剩下的一切也暗示着孤独的丰饶。
　　至于诗人：仅仅是不安，仅仅是对已接受的思想的怀疑是远远不够的：诗歌必须在任何程度上消除假设，但不是通过简单地反对它，而是通过拆除其必然性所依赖的系统性证据。换句话说：不是“C是错的”，而是“谁说A必须导致B”？高度的严肃，通常伪装成沉闷的清醒，是智识最便捷的一个目标。
　　把高尚的表达误认为是知觉，把信念误认为是充满激情的智慧，诗找到了一种它打算赋予读者的智慧。虽然这样的一首诗可能得到戏剧性地组织，并很可能会拥有其高潮时刻，但它缺少戏剧：人们过早地感觉到它的意图。对其设计的深度熟悉也不表明这首诗已经进入了神话：神话不是公式。这样的诗用形容词代替名词;它们提供了遮掩在神话符号中的世界。但在它们的意愿中，它们缺乏神话的宿命性，神话的帮助少了与元素的相遇。相反，一切都投入到结论、公理、英雄气概上。我认为，诗性智慧缺少对结论如此集中的投入，自然而然地对自己的假设持谨慎态度。它的能量来自于在证据面前放弃结论的意愿，事实上，为此它愿意放弃任何东西。
　　这种灵活性和这种有目的的紧张提供了艾米莉·狄金森所有的那种可怕的稳定心态。即使是那些有意无意剑走偏锋的诗人，也表现出这样的稳定，因为它的本质是对思想路径的关注。这不是利己主义：摆脱偏见的思想与自我无关。什么样的自我如此自由，以至于能够蔑视所有先前持有的信仰？高度的专注是必需的：知觉不要停滞不前，耐心等待被环绕和为人所知。在有些时刻，它是部分可见的;就像显微镜尽头的粒子，它在移动。
　　那从未存在的声音只能发自那从未存在的生命，一种被完整体验的、未经情感简化的生命（无论它是冒险的还是封闭的），那从被普遍接受的个体生命中不断衍生出的持久的普遍性。
　　译自《美国诗歌评论》1993年第3期（第2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