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博物馆馆藏工艺类藏品共五千余件，无论从形制还是材质上来说都是颇为丰富的。大到雍容华贵的紫檀木顶箱柜，小到精雕细刻的核雕工艺品，所用材料几乎涵盖了古代艺术品所能涉及到的所有材质种类。其中既有高贵冷艳的宫廷赏玩之物，亦有格调清雅的文人钟爱之物，也不乏质朴亲民的百姓日常之物，虽少了国之重器的威严，却多了份触手可及的亲近。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天津在近代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名商巨贾、文人墨客皆云集于此，其中更不乏爱好甚至痴迷于古董收藏的名家，很多珍贵的文物也因此来到了天津这块宝地，而后成为天津博物馆藏品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天津博物馆的工艺类藏品中，有很多精品均为明清时期的宫廷御用品，即所谓的“官作”，这些藏品用料考究、作工精细、不惜工本，代表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审美情趣。
　　明代莲叶形荷花口犀角杯（图一）
　　这件明代莲叶形荷花口犀角杯，通体呈深杏黄色，包浆自然，由一整根犀角雕刻而成。犀角根部雕成一片凹陷的荷叶状作为杯身，其下为透雕成花束状的杯柄。“花束”由六支花枝组成，且六支各不相同，有荷花、兰花、梅花等。整只杯造型别致，设计巧妙，雕工精美，生趣盎然，是明代犀角雕件中的精品。此杯下配一紫檀透雕海水纹木托，纹饰繁复，刻工精细，与犀角杯浑然一体，更增添了古香古色的韵味。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传统酒具中最为珍贵的一种，犀角杯曾在历史上风光无限。犀角是世界上非常名贵的牙角料之一，比象牙更为稀有，古人常将其与夜光璧、明月珠相提并论。由于珍贵难得及其特殊的形状，为了能物尽其用，常被制成艺术性与实用性兼备的杯子。在古代，犀角也被认为是一种名贵的药材，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镇惊等功效。李时珍《本草·犀》说：“犀角，番名‘低密’，弘景曰‘入药为犀生者为佳’。”明代曹明仲《格古要论》论述，犀角有肥瘦之分，“凡器皿要滋润，粟纹锭花儿者好，其色黑如漆，黄如粟，上下相透，云头两脚分明者为佳”。古人希望能将犀角的药性溶于酒中，在饮酒的同时，达到治病强身的目的。犀角杯也因此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富商巨贾们的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们平日所见的犀角杯多为平底敞口的造型，如天津博物馆所藏此器般充分利用材料的形状、质地、色泽等微小变化，不浪费分毫，且设计如此巧妙而不落俗套的艺术珍品，堪称明代犀角杯中的精绝之作。
　　清乾隆款折方开光人物纹匏制瓶（图二）
　　清乾隆款折方开光人物纹匏制瓶也是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此件作品为葫芦在人工干预条件下生长而成。上部为正方体形，四个正方形面分饰汉钟离捧桃、潇湘子奏笛、曹国舅持笏板、吕洞宾背剑；下部为“八不正”式样（正方体抹去各角），四正方形面分饰张果老持渔鼓、蓝采和捧花篮、何仙姑执莲蓬、铁拐李拄拐持葫芦，而每个三角形面均以团寿图案为点缀。方形瓶底饰有蕖花形图案及“乾隆赏玩”阳文楷书款。整件器物表面纹饰完整而饱满，且包浆亮丽具有厚度，色如蒸栗，莹澈照人，实属难得之作。
　　在古代，原产于印度的葫芦传人中土后，各地均有栽培，因其形态与“吉”字相似，且谐音“福禄”，因而被认为是吉祥之物，大受欢迎，其形象成为各种艺术品中的常用题材。而其本身也开始被尝试用来制成各种艺术品，亦称“匏器”，是中国特有的人工培植与自然生长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是葫芦经加工，成熟风干后而成。模印葫芦器便是其中一种。制作者匠心独运，在刚刚成形的小葫芦上套上内壁雕成凹陷花纹的木范或陶范。秋天，果实成熟撑足了范模里的所有空间，到时打开外范，晾干以后，就成了具有仿佛印制的浮雕式阳文的各式葫芦器。因为植物的自然生长难以做到精确控制，因此得以成型者万中无一。这些成型的作品则宛若天成，形态方圆，悉随人意，不施雕琢而花纹款式又胜于雕琢。便如这件清乾隆款折方开光人物纹匏制瓶，作为乾隆皇帝心爱的玩赏之物，堪称匏器工艺品中的一件绝品。
　　南宋玉壶冰琴（图三）
　　除了宫廷御用品外，文人用品也是天津博物馆工艺类藏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人之风宋代最盛，而明清两代亦有继承。提到文人即让人联想到琴、棋、书、画，其用具也多与此有关。这些作品往往形态质朴、格调高雅，显示了主人不俗的审美格调，即使是世俗的题材，也能独辟蹊径。
　　如天津博物馆所藏南宋玉壶冰琴，为神农式，鹿角灰胎，外髹朱漆，通身有蛇腹纹及冰断纹，蚌徽。琴为无角圆头，直项垂肩至三徽，腰作小型内收半月形，琴面弧度较平。龙池凤沼均为长方形，龙池内有“金远制”款，池上刻草书“玉壶冰”铭，其下刻篆文“绍兴”（南宋高宗赵构年号）印。玉壶冰琴属金远一派的斫琴风格。该琴造型丰盈圆润，体薄且轻，是传世南宋琴中的精品。
　　“玉壶冰”其名应是出于唐代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中“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此句意在表明作者清廉正直、玉洁冰清的节操。这正符合宋代社会所追求的文人思想，因而以此为文人阶层的重要道具——琴来命名意义甚深。
　　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四千余年。据《史记》载，琴的出现不晚于尧舜时期。古琴以其历史久远、文献浩瀚、内涵丰富和影响深远为世人所珍视。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实物距今有二千四百余年，而唐宋以来历代都有古琴精品传世，此件“南宋玉壶冰琴”即为其一。
　　宋代是继唐朝之后的古琴发展时期，是唐以后制琴史上又一重要时代。由于宋代采取重文抑武的国家政策，完成了儒学复兴，文人风气盛行，作为“文人四友”之首的琴，也备受推崇。据史料记载，两宋时期的七弦琴已经突破宫廷雅乐和文人士大夫的垄断，出现于民间各种场合。宋代制琴有官、野之分，官家设局专司制琴，其所制琴皆有定式，自皇室就对此十分重视。上承唐代优良斫琴传统，加以帝王公卿之重视、文人学者之喜爱，渐而形成极具代表性的时代风格。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批制琴、抚琴的名人、名家，如此琴所属款识之金远，即是南宋时期的制琴名手，字公路，为绍兴初人。宋琴在继承唐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宋代琴家也在对琴学不断研究的过程中留下不少著作，为后世研究唐宋琴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此外，宋代的琴家还经常与文人合作进行创作，文人写词，琴人谱曲，这种词曲结合的形式对词与琴起到了互相推动的作用，对古琴艺术的推广与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周芷岩刻《溪崖悬竹图》书画臂搁（图四）
　　臂搁作为文房用具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品类，从最初的实用品到明清时期逐渐发展为一种更注重艺术性的收藏把玩之物，成为了文房中的奢侈品。在一块小小的竹板或木板上以刻刀作笔来辗转腾挪，直抒胸臆，展现自己的文化品位和艺术追求，也别有一番意趣。
　　如天津博物馆所藏这件清周芷岩刻《溪崖悬竹图》书画臂搁，便是竹刻臂搁中的上乘之作。周芷岩（1685-1773年），字晋瞻，号雪樵、芷岩，晚号髯痴，嘉定人，康熙二十四年生，乾隆三十八年卒，是清代极负盛名的竹刻家，以薄浮雕及浅刻为主，开创了将山水画的皴法融入竹刻中的新技艺。周芷岩幼时曾向王石谷学画，得其指授，尤好画竹，亦善刻竹，在中国竹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竹刻作品最大的特色是能把南宋的山水画法融入竹刻中去，刻竹往往具有斧劈刀削之意趣，故所刻山水酷似马远、夏圭等人皴法。南宋画家擅长的披麻皴法在雕刻上很难表现，而周芷岩不求刀痕斧凿之迹，力求将南画的笔情墨趣表现出来。在清代“四王”画派风靡画坛之际，周芷岩的竹刻受到文人雅士的交口称赞。
　　天津博物馆收藏周芷岩作品众多，尤以这件《溪崖悬竹图》书画臂搁为佳。此件臂搁正面阴刻梁诗正行书七言绝句一首：“竹前槐后午荫繁，壶领华胥屡往还。雅兴欣为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闲。”梁诗正（1697-1773年），字养仲，号芗林，钱塘人，雍正八年探花，官至东阁大学士，擅书法，此臂搁上的书体当系其宗法赵孟頫、文徽明书风所书。臂搁背面附刻石崖、溪水、风竹山石。一竹悬于石崖之上，迎风摇曳，一派江南瑰丽景色；所刻溪水，刀法灵活、运刀力爽，表现竹被风吹动的婆娑之态，更是生动之至。署款“芷岩”，当为周芷岩精绝之作。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