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元好问自冠氏回家乡忻州之后进入人生的晚年。十八年间，大多数时间奔波于东平、真定、燕京、顺天府、获鹿等地。如此奔波，或为撰述金朝史书等搜集资料;或应故交之约，赴各地撰写碑铭志记等应用文章，并获取一定报酬;或探访旧友，感怀今昔;或游览山水名胜，感受自然之美;或探望家人，享受亲情。元好问的晚年，忙碌、充实而快乐。
关键词：元好问 晚年 奔波 撰述
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元好问回到家乡忻州。这一年，元好问五十岁，正是个半老不老的尴尬年纪。安贫乐道，含饴弄孙，怡养天年，为时尚早;再仕新朝，易引物议，有损名誉，为时亦晚。元好问在这一年春节就意识到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渐稀头上发，别换镜中人。野史才张本，山堂未买邻。不成骑瘦马，还更入红尘。”（《己亥元日》）撰写金源历史的使命感，让他不可能就此高卧山林，终老故土，加上其他诸多因素，使得元好问晚年没有成为远离红尘的隐士，反而成为世俗社会中非常活躍的文人。从这一年到他去世的蒙古宪宗七年（1257），十八年间，安静地生活在家乡的年份大概只有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这一年，其他年份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往来于东平、真定、顺天、燕京、太原、南宫、汴京等地，最后病故于获鹿（今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寓舍。如果说“五十未全老”，四处奔波，搜集史料，尚可理解，那么为何到六十岁、到六十五岁还一直不回家乡养老？是什么支撑着元好问老而不休？
主观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完成他保存金源历史与文化的心愿，继续搜集有关文献，撰写相关著作。譬如元好问在海迷失后元年（1250）去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市）张柔府第查阅《金实录》，摘录有关卫绍王大安年间、金哀宗正大年间的相关史事，这是他编撰金朝史书直接的需求。还有尚未定稿的《中州集》《续夷坚志》，也是在这期间得以完善和补充;《中州集》获得新结识的真定路工匠都总管赵振玉的资助，正式刊行。而统观这十八年时间，元好问真正用来搜集资料的时间其实较为有限，更多的是忙于接受各方邀请，撰写各类应用性文章。
元好问交游相当广泛，上自皇亲国戚、高官权贵，下至三教九流、寻常百姓，仅降大任《元遗山交游考》《元遗山交往僧道考》《元遗山亲属考》所收人物就多达六百人左右。在金王朝灭亡前，元好问由地方进入朝廷，个人声誉不断提高，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对象以文人士大夫、各界名流居多，其中不乏一些蒙古军政权要。元好问与很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在他回到家乡之后，很快就接到许多邀请，其中以东平严忠济和燕京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的邀请最为突出。
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四月，东平万户侯严实去世，五月，冠氏帅赵天锡去世。八月，严实之子严忠济邀请元好问去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为其父撰写神道碑。元好问在羁管聊城和移居冠氏期间，曾得到严氏父子和赵天锡的优待，如今受此邀请，既能撰文凭吊故人，又能会见其他故交，焉能不往？何况东平还是其岳父毛思遹的家乡。所以，元好问冒雪前往东平，直到第二年春末离开东平。在东平期间，他撰写了两千多字的《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后又应赵天锡之子赵复亨之请托，撰写《千户赵侯神道碑》。蒙古宪宗二年（1252）十月，严忠济再次邀请元好问至东平，请他撰写《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期间元好问又应张汝翼之子的邀请，撰写《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道碑铭》;应贾益谦之孙贾起的邀请，撰写《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次年三月，离开东平。蒙古宪宗五年（1255）八月，严忠济第三次邀请元好问至东平，主要任务是“校士”，即担任考官，选拔人才，元好问选拔出阎复、徐琰、李谦等四位优秀人才，同时他还为新落成的东平府学撰写《东平府新学记》。十一月，元好问结束东平之行。
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及其子耶律铸邀请元好问赴燕京，为其先人撰写碑铭。元好问此前在危难之际曾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保护金源人才，得到耶律楚材的回应。以耶律楚材父子的显赫地位，以及元好问与他们过去的交情，元好问断难拒绝他们的请求。在燕京，元好问应命写下如下四篇文章：代耶律铸作《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为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撰写《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为耶律楚材长兄耶律辨才撰写《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为耶律楚材次兄耶律善材撰写《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此外，元好问还写下了《右丞文献公著色鹿图》《跋文献公张果老图》等题画诗，后者称赞耶律履贤能令名几乎要超过金世宗、章宗时期的著名贤相完颜守贞：“耆旧能谈相国贤，功名欲占冷岩前。”应该说，元好问圆满地完成了耶律楚材父子交代的任务，得到了他们的首肯。耶律铸后来还想邀请元好问去燕京，予以“特达之遇”，但元好问此行遭受许多非议和谩骂，“悠悠者若谓凤池被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答中书令成仲书》）。人言可畏，元好问不得不有所顾忌，与耶律楚材父子保持距离。次年五月，耶律楚材去世，元好问正在燕京，理当前往吊唁、撰写挽诗之类，却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或许就是为了避嫌吧！
元好问在往返东平、燕京期间，还接受了很多其他人的邀请，撰写各类文章。譬如他在燕京期间，除了为耶律楚材家人撰写碑铭之外，还为幕府从事刘公子撰写《临锦堂记》，为张纬文撰写《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据余敏《论元好问碑志文的文体观》一文的统计，在元好问99篇碑志文中，78篇可以明确判定是受人请托而作，而且绝大多数都写作于金亡之后。《金史·元好问传》说：“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实何止是碑板铭志，至少还有不少记文和序文趋其门下，记文如《惠远庙新建外门记》《赵州学记》《太古观记》《寿阳县学记》《创开滹水渠堰记》《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朝元观记》《三皇堂记》《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顺天府营建记》等，序文如《双溪集序》《集诸家通鉴节要序》《杨叔能小亨集引》《十七史蒙求序》《陶然集序》《鸠水集引》《张仲经诗集序》等都是私人订制之作。 这些文章充分说明元好问晚年所到之处广受欢迎，能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快乐与足以自豪的成就感，还能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元好问晚年没有俸禄，没有其他经营，长子元抚（1229—？）、次子元振等尚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家庭。他奔波各地，不排除有经济因素的考量;事实上，应约为他人撰述文章，成了元好问一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以常情推测，大多数请托之人，特别是那些交情深的权要和交情浅、关系远的请托人，除了美酒佳肴招待之外，肯定还会奉上一些礼物或润笔费。我们发现，在元好问现存的文章中还保存了三条相关线索：第一，《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中记载，蒙古宪宗二年（1252）孟冬，严忠济“走书币及好问于镇阳”。“书币”出自《仪礼·聘礼》，郑玄解释说是“书聘所用币多少”，一般理解为书写礼单，将它当成动宾结构的词组;而在“走书币”组合中，“走”是动词，奉赠的意思，“书币”一定是名词，应该包括书信和聘金等礼单。严忠济是元好问的故交，一方诸侯，原本就很富有，想必出手阔绰。第二，《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开篇直言，归德府总管张子良派遣其参佐陈玠等三人“自曹南走书币及予于顺天”，目的是请元好问撰写其先人功德碑。张子良（1194—1272）在金时曾任鹰扬骑都尉，元好问此前知道其人，却无任何交往，正因为关系疏远，张子良才更加郑重其事，派三名部下從曹南（指归德，今河南商丘市）去顺天送上“书币”。元好问在该文开头引用了张子良书信，进一步证明“书币”包括“书”（书信）和“币”（聘金等礼单）两部分内容。张子良如此重视，他的聘礼也应该比较厚重。第三，《寿圣禅寺功德记》记载，燕京城的寿圣寺住持洪倪与元好问是同乡，得知元好问到了燕京，便托人致意，转告元好问：“三四年以来，常欲走书币太原，有请于吾子，幸今至矣，税驾于我，可乎？”他原本三四年前就想邀请身在太原的元好问，其目的是“丐文以记寺耳”。元好问欣然答应其请求，为他撰写这篇记文，颂扬洪倪的功德。不难推测，文成之后，洪倪一定有所馈赠。
正因为这些有偿写作的收入，元好问及其一家的生活才会有所保证，经济条件才会比较宽裕。经济宽裕有两点表现：其一，能为王鹗《金史稿》捐赠资金。据王恽记载，元好问曾与太一教道师萧道辅（字公弼）一起筹集到“用银二千定”（《玉堂嘉话》卷八）。蒙古国于中统元年（1260）开始发行交钞，元好问已经去世，所以这里的银子很可能是现银。如果按照金代的货币制度，一锭银子五十两，相当于十万铜钱，两千锭是个很庞大的数字。两千锭中，假设元好问出资四分之一，五百锭也是一笔巨款。其二，能在异地购买房屋。大概在蒙古宪宗四年（1254）前后，元好问在获鹿购买了新居。此前，元好问实际上已经带着家人离开忻州，居住在鹿泉和镇州（今河北正定县）等地。严格来说，在获鹿购买新居不是刚性需求，但对社会活动非常频繁的元好问而言，在获鹿购买新居是个理想的选择。获鹿介于忻州、东平、燕京这个三角地带的中心，这时他已年迈，方便他往来这三个主要地区。元好问对获鹿新居非常满意，从《鹿泉新居二十四韵》来看，新居位置优越，环境优美，有山有水，既不喧闹，也不枯寂，“岩居枯寂朝市喧，喧寂两间差有趣”。元好问购买的是吕氏庄园，吕氏很大方，卖一幢房，送一座山，房屋价格应该不会很便宜。元好问说：“卖书买得吕氏园，不谓全山举相付。”令人费解的是，元好问能有多少书可卖？他收藏的少量珍本，哪里会舍得卖？纵然舍得，又能卖得多少钱？所以，我怀疑卖书之说只是托辞，卖书是假，变相卖文是真。只是元好问应约撰文，多半是友情出场，并非明码标价地出售文章，也并非所有私人订制的文章都要收费，请托方很多时候总是以各种由头说服元好问，以馈赠、宴请等名义送给元好问财物，这就避免将文章直接商品化，避免一手收钱一手交文的买卖交易。元好问在冠氏时曾说，“买宅必万钱，一钱不天来”（《学东坡移居八首》之一），当年建造居所，何其艰难;冠氏新居远不及鹿泉新居，鹿泉新居花费必定更多，元好问说起来却显得较为轻松，说明他这时有比较厚实的财力。尽管元好问多次感慨“一钱不直是儒冠”（《晨起》），“四海虚名直几钱”（《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岭》），“虚名不直一钱轻”（《虚名》），实际上他的名声和才华还是为他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否则他不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鹿泉购买新居了。
当然，挣钱不是元好问晚年奔波的首要目的。看望故交，寄托自己的感情，是更重要的精神目标。
除了严忠济、耶律楚材父子之外，他还借机拜访许多老朋友，结识一些新朋友。太宗十二年，元好问去东平途中，特意去藁城拜望前辈王若虚，怀念过去的岁月，“玉堂人物记升平”，称赞他的地位和魅力：“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气春风四座倾”（《别王使君丈从之》）。乃马真后二年（1243）赴燕京途中，绕道宏州，拜见年长他十七岁的好友曹珏。他们经过“死生契阔”的遭际，多年不见，一朝相逢，则感到“恍若隔世”，不禁泪流满面（《曹征君墓表》）。曹珏为布衣文人，当时已经七十高龄，元好问赠诗给他，称“故国衣冠有遗老，岁寒松柏见交情”（《宏州赠曹丈子玉》），可见他们之间坚贞深厚、超乎世俗的友情。在真定，元好问又与前金官员、世交白华以及前金状元王鹗相聚，他们一同饮酒，元好问有感于时世巨变、命运播弄而唏嘘叹息，在《镇州与文举、百一饮》诗中自言：“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意思是说，原本想归老故土，岂料金王朝灭亡，自己一度成了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日月仿佛都向着北方旋转，自己也被裹挟到了北方，古往今来，哪有海水向西倒流的现象？“眼中二老风流在，一醉从教万事休。”幸好两位老朋友还保留着往日的风流韵味，能够聚首，把盏尽欢，就不用再管许多世事，姑且一醉方休吧！元好问与这些故友相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动情。他在拜访朋友中能很好地释放压抑的感情，在与朋友的交流中，得到感情慰藉。
在故交中，张德辉较为特殊。他在金末曾任御史台掾，金亡后，被真定府史天泽辟为经历官。元好问在真定与他相见。当时，张德辉正有所纠结，一方面想归隐山林，让马云卿为他画了幅《西山归隐图》;另一方面，他的才干和名声已经引起忽必烈的关注，忽必烈要在“潜邸”召见他。元好问为其归隐图题诗三首，第一首说：“静里箪瓢不厌空，北窗元自有清风。傅岩只道无人识，已落君王物色中。”大意说他虽然有心归隐，却被君王看中，恐难赋闲，言辞中为他能得到忽必烈的器重而高兴。第三首说：“冠剑云台大县侯，富春渔钓一羊裘。山林钟鼎无心了，谁是人间第一流。”（《耀卿西山归隐三首》）钟鸣鼎食与高蹈远引两种生活方式，难以轩轾，隐居不仕未必就比奔走仕途高尚，正如元好问此前所说：“山林何得贱衣冠？”（《论诗三十首》其十四）张德辉一定认可元好问的观念，接受他的鼓励，最终去面见忽必烈，回答他的垂询，为“金以儒亡”辩解，维护了儒生的地位，并向忽必烈推荐了元好问、李治等二十余位“中国人材”（《元史·张德辉传》）。在如何对待蒙古政要这一核心问题上，元好问与张德辉的观点基本一致，所以，在蒙古宪宗二年（1252），他们一起去觐见仍在“潜邸”的忽必烈。在此前后，一些天下名士如李俊民、徐世隆等人都曾觐见过忽必烈，但元好问现存诗文中没有留下任何觐见忽必烈的蛛丝马迹，连一首纪行诗都没有，这分明是刻意回避或者有意销毁。据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十《宣慰张公》记载，他们觐见忽必烈，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的桂冠，忽必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荣耀称号。忽必烈固然对汉人的儒教怀有好感，但哪里能配得上“儒教大宗师”之名？元好问、张德辉此举无非是要将他拉进儒教队伍中，以便达到第二个具体实在的目的，就是“蠲免儒户兵赋”，顺带实现第三个小目标，让张德辉“提举真定学校”，负责一方教育事业。此行对元好问个人而言，意义非常有限，几乎一无所获，他会不会因此感到有些失落？不得而知。 元好问晚年长期奔波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游览山水名胜。金亡之前，他就喜欢游览避难隐居地的女几山、嵩山等地以及长安、洛阳等都市，金亡后，移居冠氏期间，他又游览了济南、泰山，表现出“宿尚游观”的雅好。晚年，元好问的时间更充裕，条件更便利，许多地方都有朋友陪同和接待，更助长了纵情山水的兴致。
蒙古太宗十二年三月，元好问回乡的第二年，去附近的定襄春游，在世交好友、定襄东道主周献臣的陪同下，从容自在地游览了当地七岩山风景区，“同游尽亲旧，举目是家山”，亲旧和家山，都很亲切，让他心情放松。他可以忘却世事，醉情山水，“世事风尘外，诗情水石间”，这一切都让他流连忘返：“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还。”（《同周帅梦卿、崔振之游七岩》）直到天色晚了，也不舍离开。
次年三月，元好问从东平返还家乡途中，游览了久闻大名的黄华山。黄华山位于今天河南省林州市，原名隆虑山，现名林虑山。大名士王庭筠喜爱这方山水，曾隐居于此，自号黄华居士。他曾向元好问夸赞黄华山风景特别是瀑布多么神奇绝妙，元好问游览时，虽然不是最佳季节，“山木赤立无春容”，雨水也不是很充沛，但当他面对壮观的瀑布和汹涌的溪流时，仍然激动不已：“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归来心魄为动荡，晓梦月落春山空。”（《游黄华山》）元好问似乎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冲击，得到巅峰震撼般的享受。
蒙古乃马真后二年七月，元好问赴燕京途中，路过浑源（今山西浑源县）。浑源是老朋友雷渊、刘从益、魏璠的家乡，元好问很早就从他们那里听过龙山的大名，一直未能登临，深以为憾。这次路过，老朋友魏璠邀请一游。龙山美景，目不暇接，让元好问大饱眼福。元好问写下一首四五百字的长诗《游龙山》加以咏叹，并与此前所游的名山加以比较：“贱子贪名山，客刺已屡投。黄华挂镜台，天坛避秦沟。太山神明观，二室汗漫游。胸中隐然复有此大物，便可挥斥八极隘九州。”（《游龙山》）认为游览龙山、开阔心胸之后，便可以挥斥天下傲视九州，可见多么畅快！此后，他又繞道游览北岳恒山，写下多首诗歌，称赞其壮美风光：“神岳规模亦壮哉，上阶绝境重裴回。丹青万木秋风老，金翠千峰落照开。”（《十三日度岳岭》）在燕京城，元好问还游览了琼花岛等地。
此后，元好问一有机会就游览山水名胜，乐此不疲，见诸记载的主要有：乃马真后三年（1244），游览凤凰山、前高山，作《两山行记》;次年八月，游览崞山祠，九月游览冠山，十二月，游览孔庙;蒙古定宗二年（1247）三月，游览繁峙三泉，九月再游黄华山、宝严寺、苏门山;宪宗二年十月，冒雪游览承天镇悬泉（今山西平定县境内），自嘲“诗人爱山爱彻骨，十月东来犯冰雪”（《游承天镇悬泉》）;宪宗四年（1254）六月，六十五岁高龄的元好问游览家乡的五台山，享受盛夏的清凉与美景，写下著名组诗《台山杂咏十六首》，九月回到鹿泉，游览龙泉寺。
元好问如此频繁地纵游山水，一定获得很多审美享受，大大丰富了晚年的精神生活，同时，使得他在撰写大量应用文章之外，能够创作出大量寄情山水的文学作品。
除上述几方面因素之外，元好问晚年还为了家人而奔波。蒙古乃马真后三年至四年（1244—1245），元好问赴汴京，将嗣母灵柩迁回家乡安葬，前后花了十个月的时间，表现出他这位养子的孝心。元好问还多次往返太原、南宫等地，看望女儿、女婿以及孙辈，展现出浓浓的亲情，享受天伦之乐。总之，元好问晚年生活忙碌充实，比较愉快。
蒙古宪宗七年七八月间，元好问从东平回到获鹿，九月四日，在获鹿寓所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作者： 胡传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著有《金代文学研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金代诗论辑存校注》等。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
关键词：元好问 晚年 奔波 撰述
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元好问回到家乡忻州。这一年，元好问五十岁，正是个半老不老的尴尬年纪。安贫乐道，含饴弄孙，怡养天年，为时尚早;再仕新朝，易引物议，有损名誉，为时亦晚。元好问在这一年春节就意识到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渐稀头上发，别换镜中人。野史才张本，山堂未买邻。不成骑瘦马，还更入红尘。”（《己亥元日》）撰写金源历史的使命感，让他不可能就此高卧山林，终老故土，加上其他诸多因素，使得元好问晚年没有成为远离红尘的隐士，反而成为世俗社会中非常活躍的文人。从这一年到他去世的蒙古宪宗七年（1257），十八年间，安静地生活在家乡的年份大概只有蒙古乃马真后元年（1242）这一年，其他年份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往来于东平、真定、顺天、燕京、太原、南宫、汴京等地，最后病故于获鹿（今河北石家庄市鹿泉区）寓舍。如果说“五十未全老”，四处奔波，搜集史料，尚可理解，那么为何到六十岁、到六十五岁还一直不回家乡养老？是什么支撑着元好问老而不休？
主观上，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完成他保存金源历史与文化的心愿，继续搜集有关文献，撰写相关著作。譬如元好问在海迷失后元年（1250）去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市）张柔府第查阅《金实录》，摘录有关卫绍王大安年间、金哀宗正大年间的相关史事，这是他编撰金朝史书直接的需求。还有尚未定稿的《中州集》《续夷坚志》，也是在这期间得以完善和补充;《中州集》获得新结识的真定路工匠都总管赵振玉的资助，正式刊行。而统观这十八年时间，元好问真正用来搜集资料的时间其实较为有限，更多的是忙于接受各方邀请，撰写各类应用性文章。
元好问交游相当广泛，上自皇亲国戚、高官权贵，下至三教九流、寻常百姓，仅降大任《元遗山交游考》《元遗山交往僧道考》《元遗山亲属考》所收人物就多达六百人左右。在金王朝灭亡前，元好问由地方进入朝廷，个人声誉不断提高，交往范围不断扩大，交往对象以文人士大夫、各界名流居多，其中不乏一些蒙古军政权要。元好问与很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在他回到家乡之后，很快就接到许多邀请，其中以东平严忠济和燕京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的邀请最为突出。
蒙古太宗十二年（1240）四月，东平万户侯严实去世，五月，冠氏帅赵天锡去世。八月，严实之子严忠济邀请元好问去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为其父撰写神道碑。元好问在羁管聊城和移居冠氏期间，曾得到严氏父子和赵天锡的优待，如今受此邀请，既能撰文凭吊故人，又能会见其他故交，焉能不往？何况东平还是其岳父毛思遹的家乡。所以，元好问冒雪前往东平，直到第二年春末离开东平。在东平期间，他撰写了两千多字的《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后又应赵天锡之子赵复亨之请托，撰写《千户赵侯神道碑》。蒙古宪宗二年（1252）十月，严忠济再次邀请元好问至东平，请他撰写《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期间元好问又应张汝翼之子的邀请，撰写《通奉大夫钧州刺史行尚书省参议张君神道碑铭》;应贾益谦之孙贾起的邀请，撰写《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次年三月，离开东平。蒙古宪宗五年（1255）八月，严忠济第三次邀请元好问至东平，主要任务是“校士”，即担任考官，选拔人才，元好问选拔出阎复、徐琰、李谦等四位优秀人才，同时他还为新落成的东平府学撰写《东平府新学记》。十一月，元好问结束东平之行。
蒙古乃马真后二年（1243），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及其子耶律铸邀请元好问赴燕京，为其先人撰写碑铭。元好问此前在危难之际曾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保护金源人才，得到耶律楚材的回应。以耶律楚材父子的显赫地位，以及元好问与他们过去的交情，元好问断难拒绝他们的请求。在燕京，元好问应命写下如下四篇文章：代耶律铸作《中令耶律公祭先妣国夫人文》，为耶律楚材父亲耶律履撰写《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为耶律楚材长兄耶律辨才撰写《奉国上将军武庙署令耶律公墓志铭》，为耶律楚材次兄耶律善材撰写《龙虎卫上将军耶律公墓志铭》。此外，元好问还写下了《右丞文献公著色鹿图》《跋文献公张果老图》等题画诗，后者称赞耶律履贤能令名几乎要超过金世宗、章宗时期的著名贤相完颜守贞：“耆旧能谈相国贤，功名欲占冷岩前。”应该说，元好问圆满地完成了耶律楚材父子交代的任务，得到了他们的首肯。耶律铸后来还想邀请元好问去燕京，予以“特达之遇”，但元好问此行遭受许多非议和谩骂，“悠悠者若谓凤池被夺，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祢，下辱子孙”（《答中书令成仲书》）。人言可畏，元好问不得不有所顾忌，与耶律楚材父子保持距离。次年五月，耶律楚材去世，元好问正在燕京，理当前往吊唁、撰写挽诗之类，却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或许就是为了避嫌吧！
元好问在往返东平、燕京期间，还接受了很多其他人的邀请，撰写各类文章。譬如他在燕京期间，除了为耶律楚材家人撰写碑铭之外，还为幕府从事刘公子撰写《临锦堂记》，为张纬文撰写《朝列大夫同知河间府事张公墓表》。据余敏《论元好问碑志文的文体观》一文的统计，在元好问99篇碑志文中，78篇可以明确判定是受人请托而作，而且绝大多数都写作于金亡之后。《金史·元好问传》说：“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实何止是碑板铭志，至少还有不少记文和序文趋其门下，记文如《惠远庙新建外门记》《赵州学记》《太古观记》《寿阳县学记》《创开滹水渠堰记》《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朝元观记》《三皇堂记》《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顺天府营建记》等，序文如《双溪集序》《集诸家通鉴节要序》《杨叔能小亨集引》《十七史蒙求序》《陶然集序》《鸠水集引》《张仲经诗集序》等都是私人订制之作。 这些文章充分说明元好问晚年所到之处广受欢迎，能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快乐与足以自豪的成就感，还能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元好问晚年没有俸禄，没有其他经营，长子元抚（1229—？）、次子元振等尚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家庭。他奔波各地，不排除有经济因素的考量;事实上，应约为他人撰述文章，成了元好问一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以常情推测，大多数请托之人，特别是那些交情深的权要和交情浅、关系远的请托人，除了美酒佳肴招待之外，肯定还会奉上一些礼物或润笔费。我们发现，在元好问现存的文章中还保存了三条相关线索：第一，《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中记载，蒙古宪宗二年（1252）孟冬，严忠济“走书币及好问于镇阳”。“书币”出自《仪礼·聘礼》，郑玄解释说是“书聘所用币多少”，一般理解为书写礼单，将它当成动宾结构的词组;而在“走书币”组合中，“走”是动词，奉赠的意思，“书币”一定是名词，应该包括书信和聘金等礼单。严忠济是元好问的故交，一方诸侯，原本就很富有，想必出手阔绰。第二，《归德府总管范阳张公先德碑》开篇直言，归德府总管张子良派遣其参佐陈玠等三人“自曹南走书币及予于顺天”，目的是请元好问撰写其先人功德碑。张子良（1194—1272）在金时曾任鹰扬骑都尉，元好问此前知道其人，却无任何交往，正因为关系疏远，张子良才更加郑重其事，派三名部下從曹南（指归德，今河南商丘市）去顺天送上“书币”。元好问在该文开头引用了张子良书信，进一步证明“书币”包括“书”（书信）和“币”（聘金等礼单）两部分内容。张子良如此重视，他的聘礼也应该比较厚重。第三，《寿圣禅寺功德记》记载，燕京城的寿圣寺住持洪倪与元好问是同乡，得知元好问到了燕京，便托人致意，转告元好问：“三四年以来，常欲走书币太原，有请于吾子，幸今至矣，税驾于我，可乎？”他原本三四年前就想邀请身在太原的元好问，其目的是“丐文以记寺耳”。元好问欣然答应其请求，为他撰写这篇记文，颂扬洪倪的功德。不难推测，文成之后，洪倪一定有所馈赠。
正因为这些有偿写作的收入，元好问及其一家的生活才会有所保证，经济条件才会比较宽裕。经济宽裕有两点表现：其一，能为王鹗《金史稿》捐赠资金。据王恽记载，元好问曾与太一教道师萧道辅（字公弼）一起筹集到“用银二千定”（《玉堂嘉话》卷八）。蒙古国于中统元年（1260）开始发行交钞，元好问已经去世，所以这里的银子很可能是现银。如果按照金代的货币制度，一锭银子五十两，相当于十万铜钱，两千锭是个很庞大的数字。两千锭中，假设元好问出资四分之一，五百锭也是一笔巨款。其二，能在异地购买房屋。大概在蒙古宪宗四年（1254）前后，元好问在获鹿购买了新居。此前，元好问实际上已经带着家人离开忻州，居住在鹿泉和镇州（今河北正定县）等地。严格来说，在获鹿购买新居不是刚性需求，但对社会活动非常频繁的元好问而言，在获鹿购买新居是个理想的选择。获鹿介于忻州、东平、燕京这个三角地带的中心，这时他已年迈，方便他往来这三个主要地区。元好问对获鹿新居非常满意，从《鹿泉新居二十四韵》来看，新居位置优越，环境优美，有山有水，既不喧闹，也不枯寂，“岩居枯寂朝市喧，喧寂两间差有趣”。元好问购买的是吕氏庄园，吕氏很大方，卖一幢房，送一座山，房屋价格应该不会很便宜。元好问说：“卖书买得吕氏园，不谓全山举相付。”令人费解的是，元好问能有多少书可卖？他收藏的少量珍本，哪里会舍得卖？纵然舍得，又能卖得多少钱？所以，我怀疑卖书之说只是托辞，卖书是假，变相卖文是真。只是元好问应约撰文，多半是友情出场，并非明码标价地出售文章，也并非所有私人订制的文章都要收费，请托方很多时候总是以各种由头说服元好问，以馈赠、宴请等名义送给元好问财物，这就避免将文章直接商品化，避免一手收钱一手交文的买卖交易。元好问在冠氏时曾说，“买宅必万钱，一钱不天来”（《学东坡移居八首》之一），当年建造居所，何其艰难;冠氏新居远不及鹿泉新居，鹿泉新居花费必定更多，元好问说起来却显得较为轻松，说明他这时有比较厚实的财力。尽管元好问多次感慨“一钱不直是儒冠”（《晨起》），“四海虚名直几钱”（《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岭》），“虚名不直一钱轻”（《虚名》），实际上他的名声和才华还是为他带来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否则他不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鹿泉购买新居了。
当然，挣钱不是元好问晚年奔波的首要目的。看望故交，寄托自己的感情，是更重要的精神目标。
除了严忠济、耶律楚材父子之外，他还借机拜访许多老朋友，结识一些新朋友。太宗十二年，元好问去东平途中，特意去藁城拜望前辈王若虚，怀念过去的岁月，“玉堂人物记升平”，称赞他的地位和魅力：“太山北斗千年在，和气春风四座倾”（《别王使君丈从之》）。乃马真后二年（1243）赴燕京途中，绕道宏州，拜见年长他十七岁的好友曹珏。他们经过“死生契阔”的遭际，多年不见，一朝相逢，则感到“恍若隔世”，不禁泪流满面（《曹征君墓表》）。曹珏为布衣文人，当时已经七十高龄，元好问赠诗给他，称“故国衣冠有遗老，岁寒松柏见交情”（《宏州赠曹丈子玉》），可见他们之间坚贞深厚、超乎世俗的友情。在真定，元好问又与前金官员、世交白华以及前金状元王鹗相聚，他们一同饮酒，元好问有感于时世巨变、命运播弄而唏嘘叹息，在《镇州与文举、百一饮》诗中自言：“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意思是说，原本想归老故土，岂料金王朝灭亡，自己一度成了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日月仿佛都向着北方旋转，自己也被裹挟到了北方，古往今来，哪有海水向西倒流的现象？“眼中二老风流在，一醉从教万事休。”幸好两位老朋友还保留着往日的风流韵味，能够聚首，把盏尽欢，就不用再管许多世事，姑且一醉方休吧！元好问与这些故友相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动情。他在拜访朋友中能很好地释放压抑的感情，在与朋友的交流中，得到感情慰藉。
在故交中，张德辉较为特殊。他在金末曾任御史台掾，金亡后，被真定府史天泽辟为经历官。元好问在真定与他相见。当时，张德辉正有所纠结，一方面想归隐山林，让马云卿为他画了幅《西山归隐图》;另一方面，他的才干和名声已经引起忽必烈的关注，忽必烈要在“潜邸”召见他。元好问为其归隐图题诗三首，第一首说：“静里箪瓢不厌空，北窗元自有清风。傅岩只道无人识，已落君王物色中。”大意说他虽然有心归隐，却被君王看中，恐难赋闲，言辞中为他能得到忽必烈的器重而高兴。第三首说：“冠剑云台大县侯，富春渔钓一羊裘。山林钟鼎无心了，谁是人间第一流。”（《耀卿西山归隐三首》）钟鸣鼎食与高蹈远引两种生活方式，难以轩轾，隐居不仕未必就比奔走仕途高尚，正如元好问此前所说：“山林何得贱衣冠？”（《论诗三十首》其十四）张德辉一定认可元好问的观念，接受他的鼓励，最终去面见忽必烈，回答他的垂询，为“金以儒亡”辩解，维护了儒生的地位，并向忽必烈推荐了元好问、李治等二十余位“中国人材”（《元史·张德辉传》）。在如何对待蒙古政要这一核心问题上，元好问与张德辉的观点基本一致，所以，在蒙古宪宗二年（1252），他们一起去觐见仍在“潜邸”的忽必烈。在此前后，一些天下名士如李俊民、徐世隆等人都曾觐见过忽必烈，但元好问现存诗文中没有留下任何觐见忽必烈的蛛丝马迹，连一首纪行诗都没有，这分明是刻意回避或者有意销毁。据苏天爵《元名臣事略》卷十《宣慰张公》记载，他们觐见忽必烈，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给忽必烈奉上“儒教大宗师”的桂冠，忽必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荣耀称号。忽必烈固然对汉人的儒教怀有好感，但哪里能配得上“儒教大宗师”之名？元好问、张德辉此举无非是要将他拉进儒教队伍中，以便达到第二个具体实在的目的，就是“蠲免儒户兵赋”，顺带实现第三个小目标，让张德辉“提举真定学校”，负责一方教育事业。此行对元好问个人而言，意义非常有限，几乎一无所获，他会不会因此感到有些失落？不得而知。 元好问晚年长期奔波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游览山水名胜。金亡之前，他就喜欢游览避难隐居地的女几山、嵩山等地以及长安、洛阳等都市，金亡后，移居冠氏期间，他又游览了济南、泰山，表现出“宿尚游观”的雅好。晚年，元好问的时间更充裕，条件更便利，许多地方都有朋友陪同和接待，更助长了纵情山水的兴致。
蒙古太宗十二年三月，元好问回乡的第二年，去附近的定襄春游，在世交好友、定襄东道主周献臣的陪同下，从容自在地游览了当地七岩山风景区，“同游尽亲旧，举目是家山”，亲旧和家山，都很亲切，让他心情放松。他可以忘却世事，醉情山水，“世事风尘外，诗情水石间”，这一切都让他流连忘返：“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还。”（《同周帅梦卿、崔振之游七岩》）直到天色晚了，也不舍离开。
次年三月，元好问从东平返还家乡途中，游览了久闻大名的黄华山。黄华山位于今天河南省林州市，原名隆虑山，现名林虑山。大名士王庭筠喜爱这方山水，曾隐居于此，自号黄华居士。他曾向元好问夸赞黄华山风景特别是瀑布多么神奇绝妙，元好问游览时，虽然不是最佳季节，“山木赤立无春容”，雨水也不是很充沛，但当他面对壮观的瀑布和汹涌的溪流时，仍然激动不已：“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归来心魄为动荡，晓梦月落春山空。”（《游黄华山》）元好问似乎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冲击，得到巅峰震撼般的享受。
蒙古乃马真后二年七月，元好问赴燕京途中，路过浑源（今山西浑源县）。浑源是老朋友雷渊、刘从益、魏璠的家乡，元好问很早就从他们那里听过龙山的大名，一直未能登临，深以为憾。这次路过，老朋友魏璠邀请一游。龙山美景，目不暇接，让元好问大饱眼福。元好问写下一首四五百字的长诗《游龙山》加以咏叹，并与此前所游的名山加以比较：“贱子贪名山，客刺已屡投。黄华挂镜台，天坛避秦沟。太山神明观，二室汗漫游。胸中隐然复有此大物，便可挥斥八极隘九州。”（《游龙山》）认为游览龙山、开阔心胸之后，便可以挥斥天下傲视九州，可见多么畅快！此后，他又繞道游览北岳恒山，写下多首诗歌，称赞其壮美风光：“神岳规模亦壮哉，上阶绝境重裴回。丹青万木秋风老，金翠千峰落照开。”（《十三日度岳岭》）在燕京城，元好问还游览了琼花岛等地。
此后，元好问一有机会就游览山水名胜，乐此不疲，见诸记载的主要有：乃马真后三年（1244），游览凤凰山、前高山，作《两山行记》;次年八月，游览崞山祠，九月游览冠山，十二月，游览孔庙;蒙古定宗二年（1247）三月，游览繁峙三泉，九月再游黄华山、宝严寺、苏门山;宪宗二年十月，冒雪游览承天镇悬泉（今山西平定县境内），自嘲“诗人爱山爱彻骨，十月东来犯冰雪”（《游承天镇悬泉》）;宪宗四年（1254）六月，六十五岁高龄的元好问游览家乡的五台山，享受盛夏的清凉与美景，写下著名组诗《台山杂咏十六首》，九月回到鹿泉，游览龙泉寺。
元好问如此频繁地纵游山水，一定获得很多审美享受，大大丰富了晚年的精神生活，同时，使得他在撰写大量应用文章之外，能够创作出大量寄情山水的文学作品。
除上述几方面因素之外，元好问晚年还为了家人而奔波。蒙古乃马真后三年至四年（1244—1245），元好问赴汴京，将嗣母灵柩迁回家乡安葬，前后花了十个月的时间，表现出他这位养子的孝心。元好问还多次往返太原、南宫等地，看望女儿、女婿以及孙辈，展现出浓浓的亲情，享受天伦之乐。总之，元好问晚年生活忙碌充实，比较愉快。
蒙古宪宗七年七八月间，元好问从东平回到获鹿，九月四日，在获鹿寓所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
作者： 胡传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元好问学会会长。著有《金代文学研究》《宋金文学的交融与演进》《金代诗论辑存校注》等。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