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前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孟磊在簋街吃麻小。
　　三巡未过，孟磊已看了七回手机，他穿穿脱脱塑料手套，每脱下一次，机灵的服务员就立马奉上一双新的。我不禁停下剥壳的手，等孟磊第七次放下手机，火药味十足地埋怨道：“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你忙，就先走吧。”
　　孟磊与我结婚七年了。我以写作为生，他在海淀区一家三甲医院做医生，我们的孩子贝贝今年五岁。家里四世同堂，孟磊的父母、姥姥早从西安老家来到北京，与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小区，彼此照应。
　　孟磊笑笑，第八次戴上手套。
　　“没什么事，但琦琦，今天，我们确实要早点儿回家。”
　　“怎么了？”
　　“妈说，他们在收拾行李，过两天要和姥姥一起回西安，今晚早点儿把贝贝接回去。”
　　“哦，他们怎么突然想起要回西安？”我喃喃念着，加快手上和嘴上的速度。
　　“马上就要七月半了，他们陪姥姥回西安给两个姥爷上坟。”孟磊又拧开一只鲜红小龙虾的头，百忙之中，白了我一眼，意思是我白做了这么多年他媳妇。
　　“说起来，我一直没搞清楚，你家为什么有两个姥爷，为什么你妈还愿意给另一个爸上坟？姥姥快九十了，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如此折腾？”我的问题一连串。
　　“说来话长，年代久远。”手机屏又亮了，孟磊欲言又止，又一次脱下手套。
　　“行了，别吃了，走吧，路上跟我说。”我制止了服务员再一次奉上新手套的动作，示意买单、打包。
　　吹着北京农历七月的风，一路向西，秋意浓，我听了以下的故事——

一大辫子的诱惑

　　1951年，于小梅十九岁，是上海铁路局徐州段一家医院的护士。
　　那时的小梅，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茂盛的黑发，上班时，鼓鼓囊囊盘起来，紧紧张张塞在护士帽里;下班后，梳成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辫梢垂在衬衫第二粒纽扣处，一说话，她发育良好的胸脯就微微起伏，带着辫梢随之微动。
　　不夸张地说，小梅是医院的院花。
　　多少病人难忘怀，她蒙着洁白口罩的小圆脸，一双清澈的眼，笑意像要随时倾泻出眼眶。
　　1951年的秋天，铁路局有个给青年员工的机会，去北京培训两个月，小梅所在的医院推荐了她。在这个培训班，小梅遇见了一位姓司马的年轻人。
　　司马，祖籍新疆，在兰州的铁路部门工作，头发略卷，肤色略白，眼窝很深，高高大大。小梅初见他时，需仰视，后来熟了，日渐亲密，踮起脚尖，伸出手，指甲刚好能碰到他的下巴。
　　司马比小梅大几岁，看得出，他有熠熠生辉的政治前途。培训班一开始，他就代表全体学员发言，之后，他作为班长，组织活动、督促学习、展开讨论，每次讨论都能说到点子上，总比别人看得更远一些。
　　一句话：司马是个有领导力的人。
　　一句话：小梅对他一见钟情。
　　噢，不，是互相一见钟情。
　　司马第一次发言，小梅就被他迷住了。只见他全程脱稿，口若悬河，手势恰到好处，全场掌声雷动。“我们院长也不过如此吧。”小梅暗暗赞叹。学员坐了四排，小梅在第一排，掌声最热烈的是她，巴掌拍得最红的也是她。
　　接着，是周末舞会。司马站在舞池中央，建议男学员邀请女学员。女学员们不好意思，你推我，我推你，脸都冲着地板，弄得男学员也忸怩、局促起来。只有小梅的目光和司马是平视的，不畏惧，没抗拒。于是，司马一马当先，朝小梅走过去，说：“那就我先来吧！”他伸出手，小梅落落大方站起来，也伸出手……
　　培训结束，小梅的组织评价一栏填着：积极配合班长的工作。配合啥呢？就从配合完成开场舞开始。
　　至于司马，对小梅的好感早在开场舞前、配合工作前。
　　报到完，几位先来的新学员就在培训地宿舍楼前简陋的篮球场上过球瘾。司马个子高、技术好，处处占优势，他奔跑、躲让、弹跳、投掷，得中一个三分篮。一回头，却发现有位队友被其他队员冲撞在地，一倒不起，少顷，嘴唇发白，面色灰暗，竟然小便失禁，把球裤都弄湿了。大家手足无措之际，是路过的小梅冲过来，边按压做心肺复苏，边指挥包括司马在内的众人，联系急救……
　　那一刻，小梅跪着，印着单位名称的背包搁在地上，显然，和他们是一起来培训的，还没办理入住。小梅一条大辫子的辫梢随起伏的胸脯微动，另一条则刮擦着地面，沾染上了尘土。等惊险一幕过去，倒下的那位缓过气，医院的人也抬着担架赶到，小梅仰起涨得通红的小圆脸，拾起背包，掸掸土，匆匆而去。她不知道，一旁忙着协调的司马，百忙之中，不忘对她的背影留下深情一瞥，此后，那两条大辫子的辫梢，一直刮擦着司马的心，令他整夜起伏。
　　兩个月，六十一天，含一个大月。参观，学习，讨论，总结;两次出游，分别去了景山和天坛;每周末有舞会，诸多工作需配合，朝夕相伴，越走越近，却谁也没捅破那层窗户纸。
　　直到培训结束，司马送走了全班同学;他和每个同学都进行了站台挥手告别仪式，招呼每个人去兰州玩，除了小梅。送小梅时，司马在一派团结的气氛中，声音紧张，表情严肃，态度活泼，他问：“小梅同志，你想过去兰州工作吗？”
　　小梅没回答他，低着头，脸冲着站台的地。
　　隔着车窗，他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司马站在窗外，小梅探出头来。
　　车开了，像所有电影中所有车站情侣的分别，司马跟着车慢走、快跑，摇着手，喊着“再见”，看着车渐行渐远。
　　很快，小梅发现没必要留地址，因为，当她拉开背包拉链想要找什么东西时，看见了一封信。那是司马悄悄塞在她背包里的。 　　信的开头是：我亲密的战友于小梅同志，我们可以有两种生活，政治生活和爱情生活……
　　结尾还是那句：你想过来兰州工作吗？
　　车窗外，北方的秋天，天正蓝，云正白，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夕阳如一枚鸭蛋黄，远远挂着，红油汪在幸福的圆中。
　　那封信，小梅也就读了一百遍吧。等指甲掐出一道白印似的月牙儿爬上天，小梅就着火车在轨道上的嘎吱嘎吱声，找出纸、笔，给司马回信。
　　“我亲密的战友司马奋强，我们的两种生活是融在一起的，我想起你，就鼓起勇气……”
　　辫梢刮擦着信纸，小梅在信中约会司马：下一个节日，在徐州见;下下个节日，在兰州见。
　　他们恋爱了。

二介绍信

　　一年，一百七十七封信。常常发出信，就接到信。两个人都成了邮递员的好朋友。
　　一年，只要能在一起的假期，他们就排除万难，待在一起。
　　1952年的夏天，小梅和司马谈婚论嫁，调动的事儿也提上日程。都好办，毕竟在一个系统里，毕竟都是业务骨干，毕竟有对口的单位愿意接收，毕竟小梅的父母通情达理——只要司马人好，女儿远嫁也不怕。事情决定了，两边一起努力，筹备婚事，向组织汇报。只等一张介绍信，有了介绍信，就可以拿着去领结婚证;关键的人都打过招呼了，有结婚证，就下调令。
　　喜糖由司马准备，床上用品由小梅家包办。新房就是司马在单位的宿舍，原来是两人间，照顾他结婚，室友提前一个月搬走了。新的水瓶、新的痰盂、新的镜子……每一天，司马都像燕子衔泥一样往小窝里衔回点儿什么，而小梅如蚂蚁搬家，每隔一段时间，就拜托顺路顺车的朋友，往兰州带点儿什么。
　　1953年的元旦，是小梅和司马大喜的日子。小梅提前请好婚假，从徐州出发，前往兰州，背包里是她的嫁衣。除此之外，她还带了两床新被子，一床被面红，一床被面绿。“红男绿女，红男绿女”，临行前，小梅的母亲叮嘱了她两遍，千万别弄错了，新婚之夜，红的给司马盖，绿的留给小梅自己。
　　司马在兰州火车站接小梅。车门开，他接过装被子的大包袱，包袱皮是一床印着牡丹花的旧床单，最上方打个十字结，像个包子。小梅只拎一个印着“××铁路医院”的背包，她蹦下车，两条大辫子从前甩到后，从后甩到前，辫梢特地绑了红纱系的蝴蝶结。
　　“真像一个新娘子！”走进宿舍，司马放下大包袱，摸着蝴蝶结。小梅踮起脚，伸出手，指甲够到他的下巴，司马的下巴上一片淡淡的青，是为迎接她，起早刮的。
　　贴双喜，铺铺盖。自行车、缝纫机摆在屋子里最显眼的位置，是新家最值钱的家当。对了，还有一块男式手表，几乎花光小梅所有积蓄，专门托人从上海买来，用嫁衣小心包裹，带到兰州。现在，它套在新郎官手腕上。
　　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有人来看新娘子，每天都有人来帮忙布置。他们一口一个“司马家的”，叫得小梅脸红心热。有妇女主动要求在婚礼前一天，把儿子送来压床;也有受过司马接济的，带着自家做的吃的喝的。
　　12月27日晚，送走一拨客人，司马再把小梅送回招待所。路上，小梅踢着石子，终于忍不住问：“介绍信开下来没？我们什么时候去登记？”
　　一位熟人经过，司马冲他打招呼，小梅也跟着微笑、点头。熟人走过去，小梅把话茬儿拉回来，司马见躲不过，拉她胳膊：“别在这儿说，咱回去说。”
　　回到招待所，小梅追着问介绍信。司马先是坐在床沿儿，拍拍浆洗得有些发硬的洁白床单，示意她坐下。他再站起来，双手握住小梅的双肩，目光恳切地直视她。他想让她相信，这事儿他一定能解决，希望再给他些时间。
　　“出了什么问题吗？”小梅仰起小圆脸，一脸茫然。
　　“是有点儿问题。”司马的表情复杂。
　　“你之前告诉我，是管开介绍信的领导出差了，等来了再开，来了就能开。”小梅有些着急，胸口起伏，声音发颤。
　　司马不知怎么和小梅说，他放开小梅的肩膀，又坐回床沿儿，挨着小梅坐，他的左手和小梅的右手十指相扣，可小梅没空儿享受这沉默的缠绵。她挣脱司马热乎乎、有些发汗的手，用力推他的左胳膊，有些烦乱地问：“究竟出了什么事？”
　　推了好几下，司马才长吁一口气，对小梅说：“你是不是有个叔叔……去了东北？”
　　“好像有一个，没见过，和全家都没联系，大概是死了，没人知道他的下落。”小梅更茫然了。
　　“这次因为我们的婚事，组织上对你全家进行审查，发现你有个叔叔在张作霖手下干过，还是奉军的一个头目……”司马没再说下去，他看见小梅眼中逐渐升腾起的恐慌，像一层雾，听到她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你知道，我是我们单位重点培养对象，所以组织在政治審查上就会更苛刻些……但你不要担心，”司马又抓住小梅的手，十指相扣，不让她挣脱，“这事儿，我来解决，你放心，给我点儿时间……领导真的出差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能把介绍信开出来。”
　　小梅的脸是木然的，她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消化这件事。一个从未见过、只听说过、在她脑海里毫无存在感的叔叔，隔着时间的长河，隔着千山万水，怎么就影响到她的生活了？而且，在徐州都没审查出的事儿，为什么在兰州审出来了？
　　1952年12月27日夜，冬风刮了一夜，没有月亮。招待所的窗外，枯树桠伸向天空，像要争取一线生机。
　　司马怕小梅想不通，想不开，没有离开。

三话梅糖的味道

　　司马坚持婚礼照常进行，每天向小梅说十遍：“这事儿，我来解决。”
　　他每天给小梅打十针强心剂，药都是一样的：“生米煮成熟饭，领导出差回来，也不能说什么。” 　　“可是你的前途呢？”小梅还是有些担心。
　　“应该不会……我来解决。”司马脸上闪过一丝犹疑，被小梅敏感地捕捉到。
　　“如果最终介绍信还是开不出来呢？”小梅再将一军。
　　“我说了，我来解决。”勇敢的司马战胜了优柔寡断的司马，将那一丝犹疑很快藏起。
　　婚礼照常进行。
　　元旦当天，闹洞房的人挤得司马的宿舍水泄不通。床上，红被子放左边，绿被子放右边，花生、枣、桂圆、瓜子，象征性地每样撒一点儿，撒在红绿被子周边。
　　新房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像，以及司马得过的各种奖状。窗户、水瓶、痰盂上贴着大红的喜字，喜糖摆在盘子里，盘子搁在小方桌上。新郎官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崭新的手表，新娘子穿着红棉袄，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垂在棉袄第二粒纽扣处，辫梢绑着红色蝴蝶结，两个人的胸口都别着大红花。他们拜了三拜，弯腰、立正，再弯腰、再立正。小梅的蝴蝶结一抖一抖，“哐”，最后一拜，小梅的头撞上司马的，她疼出眼泪。众人哈哈大笑，笑声中，有人窃窃私语：“司马家的，怎么不爱笑啊？”
　　直到婚假休完，司马的领导出差回来，介绍信还是没有开到。随着归期渐近，几次，小梅想问司马，情况怎么样了;几次，又咽回去。几次，她半夜醒来，见枕边无人，四处去找，却发现司马披着工作服，在门口抽烟。一天夜里，门口天寒地冻，砖瓦结构的平房和平房间有一片空地，积雪如画布，一盏昏黄的灯将司马的影子拉得极长，印在布上。小梅半坐着，隔着木窗，正对着那影子，眼泪流到嘴巴里。
　　婚假完了，小梅又发电报到徐州，硬请了几天病假。病假也休完了，实在没理由待，她开始收拾行李。
　　司马往她包里塞喜糖，嘱咐小梅回去散给同事。其他一些土特产：一包百合、一条本地产的烟带给岳父岳母，一袋茶叶送给姐姐一家，一个小瓜留着车上自己吃。他一样一样安排着，还像在北京培训时，是所有人的老大哥。收拾到最后，立在一边的小梅没忍住，她似火山爆发，忽有洪荒之力，推开一米八几、壮得如牛一般的司马，冲向床边的柜子，把印着牡丹花的旧床单翻出来，往床上一铺，再两手扯着绿被子的四角，往旧床单中间一撂。她边抹眼泪，边打十字结，像包一个没多少馅儿的包子。司马问她：“你这是干什么？”小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等哭完，情绪平复了，她才抽噎着说：“红男绿女，红男绿女。红的，留给你;绿的，我带走，等什么时候，你把介绍信开下来了，我们正式结婚登记了，红被子和绿被子，再合在一起。”
　　司马乘火车把小梅送回家，一进巷口，他们就被左邻右舍围着问：“办过婚礼啦？姑爷一表人才啊！什么时候抱大胖儿子？快要去兰州了吧？”稍后，他们和亲戚们喝着回门酒，听到的问题类似，给答案的态度也类似：含含糊糊、支支吾吾。
　　三天后，司马离开徐州。又是雪天，车站，铁轨躺在一片白中，兀自伸向远方，像一段未知的前途。小梅自始至终只在上次整理被子时爆发过一次，她站在绿皮火车下，睫毛沾着雪。司马从车窗伸出手想拍她的小圆脸，但够不着。司马挤出一个笑，小梅回他一个笑;司马刚想说些什么，被小梅阻止了，她点点头：“我放心，你能解决。”
　　此去一年，司马来徐州探亲五次，小梅再没去过兰州。信来信往，倒和从前一样。常去司马单位的邮递员是个胖子，姓王。王胖子每次给司马送信，都不忘问一句：“司马，嫂子啥时候调过来？一定是工作太忙了。”一次，司马接过信，王胖子惊呼：“司马，你抬头纹都长出来了！”
　　小梅的信已改寄到家里，每次收发信件，都通过母亲转交。躲过同事的七嘴八舌，躲不过母亲的殷殷关切。关切有千万种表达方式，但千言万语都围绕着：“司馬信里提到调令的事没？”
　　关于迟迟未来的调令，小梅和司马准备了种种理由，包括医院有紧急任务，非小梅参加不可;司马有政治学习，过了这几个月再说;徐州这边不放，还要做院长的思想工作;兰州那边有名额，但司马有同事，家里更困难，两地分居更久，他们把调动的机会先给了别人，正在排队……
　　1954年初，司马又来徐州看小梅，距上次探亲仅一个月。这次，他是出差顺路，只在徐州停留几个小时。他事先没通知小梅，先去了小梅家，得知小梅今天是夜班，转身去了铁路医院。
　　深夜十一点，小梅茂盛的黑发盘起来，塞得护士帽鼓鼓囊囊。她从病房走廊的一头走向另一头，走廊尽头是穿着铁路制服、高高大大的司马。已经值了几天班的小梅头昏脑涨，没提防，撞上司马，撞进他怀里，她“哎哟”一声，刚想说“对不起”，没料到对面的人捉着她的手，用指甲碰她的下巴。小梅本能地踢打，待反应过来，惊喜地尖叫，用另一只手狠狠捶了司马一拳：“你怎么来了！”
　　他们走到医院僻静的一角，令小梅惊喜的，除了司马的到来，还有他带来的消息。司马说，他已经放弃对现任领导的希望，他谈过、冲动过、辩解过、被刁难过，事情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所以，他已忙着自己的调动。
　　“你调动？”小梅不解，含着一块糖，说话含糊不清。糖是司马从兜里掏出来，亲手剥了糖纸，塞进她嘴里的。
　　“是的，我调走。”司马笃定地点头。
　　司马解释，现单位好几个人等着提干，他是焦点人物之一，管理难免严格些。他的一个好朋友在青海的兄弟单位，远是远了点儿，想来小梅也不会介意的。朋友管开介绍信，只要能调动成功，就能开出介绍信，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领结婚证”。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万全之计。
　　“青海？条件会很艰苦吧？”小梅心疼地看着司马。
　　“不怕，现在国家要修青藏铁路，正是缺人的时候。”司马眼中燃烧着温暖的小火焰。
　　时间紧张，他边说边把兜里的糖都掏出来，放进小梅护士服的口袋。他又打开随身携带的包，有四分之一个酱肘子、两只蝴蝶结发卡。他刚从北京开完会回来。“还记得，那会儿，去景山，咱们拿刀割着酱肘子卷大饼野餐……”
　　“哈哈哈”，两人同时迸出一阵笑。那次郊游，作为南方人的小梅根本不懂这种北方才有的粗放吃法。当时，是司马为她割肉、司马为她卷饼，这是他们之间最愉快的时光——因为暧昧。这也是自1952年12月27日以来，两人唯一一次露出发自肺腑的笑。 　　这两张照片，我早就看过，此刻再看，却别有一番感触：“真难得，你们相处得不错。”我将相框搁在膝头，仔细端详。
　　“人和人之间也讲缘分，我们两家人，我和司马叔，都很投缘。”婆婆微笑。
　　婆婆姐弟成长各阶段的照片、孟磊的照片、姥姥和孙姥爷的照片……就这样，我们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翻了一个多小时相册。
　　其中，一张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正红色背景，写着“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相片中，姥姥穿着米色羊绒衫，戴一串米粒形状的珍珠项链，嘴唇矜持地笑成一个弧状，容貌和婆婆现在几乎一样。姥爷则穿着咖色手织毛衣，鬓角已白，眼周笑得堆起褶子。
　　“其实我爸活着的时候，和我妈感情也很好。”婆婆用指肚摩挲着她父母的影像，轻轻地说。
　　姥姥房间传来声响。
　　“姥姥醒了？”我问。
　　“好像是，我們去看看。”正往屋里走，婆婆忽然拽拽我的衣角，提醒我，“我已经告诉她，你想写她，但……毕竟都是些伤心事……”
　　我忙说：“我懂，多余的话我不会说，有啥疑惑的，还是问妈。”
　　我们走进卧室，瘦削的姥姥坐在临窗的靠椅上。她上身穿一件红色针织开衫，下身着一条灰色长裤，腿上盖着床薄毯，腿边倚着一支褐色木质拐杖。她从红色针织袖管中伸出的手，青筋凸起，头发花白，发量稀疏。那双灵活的大眼告诉我，她的精神依旧矍铄。
　　我满脸堆笑，快步走近，喊着：“姥姥起来啦？”姥姥露出一个只属于长辈的笑，她捏住我的手，与我闲话家常，问贝贝呢？我说，爸和孟磊带她出去玩了。
　　婆婆走近姥姥，刻意放大嗓门，提高音量，问：“要不要去阳台晒晒太阳？”姥姥的耳朵有点儿背。
　　姥姥点点头，婆婆扶她起来，我正要帮忙，被婆婆拦住：“你先在这儿待着，我还有东西给你看。”
　　她们离开卧室，没多久，婆婆回来了。她径直走向姥姥床边的衣柜，打开白色柜门，喊我的名字。我不明就里，走过去，只见衣柜分上下层，下层是四进抽屉，上层是高约四十厘米的橱子，一床看不出花色的床单包裹着什么，整个把橱子塞满了。婆婆一扯，那床单如幕布落下——
　　一床红被子叠在一床绿被子上，两床被子，袒露在我面前。我听见了心跳的声音，可我的呼吸却像要暂停似的。
　　“琦琦，你来看这被子。”婆婆和我站在衣柜的两侧，我们的头微微仰着。
　　缎子被面，光滑、精致，除了红和绿，还有金色。隔着折痕，隐约看出，是一对金鸳鸯。我伸出手，微微碰触它们，又迅速收回，我为我食指上的老茧感到抱歉。
　　1953年，于小梅和司马奋强在兰州，没领成结婚证，但婚礼如期举行。探亲假完，于小梅把绿被子背回徐州，红被子留给司马奋强，告诉他，什么时候领成结婚证，什么时候，红被子和绿被子再合在一起。
　　1994年，两人再婚，司马搬到小梅家，他背了红被子来，发现床上，放着一床绿被子。
　　“这被子……从西安又带到了北京。”婆婆声音平缓，在我耳边，徐徐道来，如电影旁白。
　　我腿有点儿软，后退几步，退到姥姥床边，“咚”地坐下。说实话，这一刻，我才能确认，于小梅和司马奋强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是旧照片中冻住的前排左三、大高个，后排居中、小圆脸，而阳台上那位耄耋老人千真万确是事件的亲历者，我的女主角，他们对上号。

二《结婚证》

　　一个月后，我带了本杂志去婆婆家，我在杂志第八页折了个角，婆婆打开就能发现，那篇名为《结婚证》的文章。文章结尾处，我表述了为什么要写它——
　　“除了爱情，更打动我的是，时代的车轮总不经心碾压无辜的人，可故事中的人，没有一个是坏人，没有谁主动伤害谁。他们用自己最大的努力，付出坚守，付出珍重。”
　　《结婚证》比我想象得更要受欢迎。一段时间内，我陆续收到几十家杂志的样刊和转载稿费，常有不同平台的新媒体小编来加我微信，请求授权刊登，微博也时不时有热心读者给我发私信。
　　“我很喜欢《结婚证》，请问是真的吗？”
　　“我是一名音频主播，我可以念一念《结婚证》吗？”
　　我也忘不了它，在多个线下沙龙提到它。
　　一次，在敦煌图书馆，我给一群中学生讲怎么搜集素材，以《结婚证》为例。讲完故事，还没讲方法论，台下的中学生们已热泪盈眶。
　　另一次，在上海书展，我有本新书开发布会。记者提问：“新书中，您最喜欢哪个故事？”我又举它为例。书展是开放空间，观众走来走去，可那天，观众越来越多，椅子不够用，站着的人围着坐着的人，站着的人围着站着的人。当我说到在婆婆家，看见红被子叠在绿被子上，一位相貌普通的中年男子用食指关节拭泪，而他，不是唯一一个。
　　这些消息，我都转告了婆婆。从爱护姥姥出发，婆婆只把首发的杂志给姥姥看过。
　　“姥姥看完，什么反应？”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没说话。”
　　“哦……”
　　“很久没说话，”婆婆停了下，“但她把杂志一直放在那儿。”她冲姥姥的床头努努嘴，我趁姥姥晒太阳时去看，果然，姥姥的枕边，躺着那本杂志，一副老花镜搁在上面。
　　渐渐地，司马和小梅在我的生活中告一段落。《结婚证》只是我写过的众多故事之一，不同的是，原型仍在我的生活里。
　　转眼，已是2020年。
　　三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忙着在各种买菜APP上抢青菜，公公忽然给我来了电话。
　　疫情原因，孟磊所在的医院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形势紧张，他工作更忙，已经有半个月不在家了。
　　“琦琦，出大事了。”公公态度慌张。
　　“是孟磊吗？”我脱口而出，情不自禁，坐正身体，“他确诊了？”想想不对，孟磊没给我消息，怎么会先给他爹消息。
　　“呸呸呸！”公公骂我乌鸦嘴。
　　“对，呸呸呸！那是……”我的脑子飞快转了下，“姥姥……又……”疫情对于高龄老人是个坎儿，姥姥前几天在洗手间晕了过去，摔到腰，我们叫了“120”，现在，已经回家。 　　“你姥姥情况是不好，这次……是你妈。”我公公马上否认。
　　“怎么了？”我疑惑。
　　“今天早上，你姥姥精神好点儿，叫你妈进房间，说有话要跟她单独谈……”我公公咽了下口水。
　　“然后呢？”我着急了。
　　“你妈从姥姥那儿出来后就一直哭，哭了几个小时，还一边哭，一边喊‘爸爸’，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听。”
　　“姥姥跟她说什么了？是交代后事吗？”
　　“差不多。你姥姥说，她不一定能撑过今年，有件事一定要告诉你婆婆。”
　　“什么事？”我急了。
　　“‘你后爸是你亲爸’。”公公像脱水的行者走在沙漠上，艰难地嚼一块干馕。
　　“后爸是亲爸？”我喃喃重复，待反应过来，半晌说不出话。

三亲爸后爸

　　1954年1月到4月，三个多月，发生的事儿，于小梅三十多年都没有消化。
　　春节前，她在徐州电话局与司马奋强通话，得知司马调动去青海的事有困难，结婚证还是领不成，她主动挂断电话。心痛引起胃痛，于小梅蹲在地上，好一会儿。稍后，她回医院做了检查，发现怀孕已两个多月。
　　秘密无人分享，于小梅只能一个人在夜里咬着被角哭。
　　秘密被母亲发现，那个灯火通明的夜、开家庭会议的夜，父母和她约定，过了春节，如果司马还不能带着介绍信来，她就要服从安排，嫁到外地。
　　这期间，小梅写给司马的信，都被小梅的母亲拦截;司马寄来的信，也都被她封锁。
　　没有信的日子，小梅整天以泪洗面、心灰意冷，她为司马找了各种理由，太忙或彼此都需要冷静，然而，她的内心却附和着母亲的质疑——
　　如果司马想娶你，为什么一直不来徐州？一封信也没有？
　　如果司马不是在意他的前途，为什么不能弃之不顾，辞去公职也要和你在一起？至于拖到现在？
　　如果司马真的在意他的前途，你现在逼着他娶你，他就算娶了，你这一辈子也是欠他的，你还得起、我们还得起吗？
　　目前的形势，谁都看不清楚。妈和爸有一天也会自身难保，最好给你找个老实可靠、贫苦出身的，不求有大出息，但求他的苦能罩着你，过上安稳日子。
　　……
　　春节很快到来，小梅凸起的肚子慢慢显怀，小梅的母亲在苦口婆心外，开始忙碌起其他的事。
　　一个湿冷的雨天，她敲开铁路医院院长办公室的门，在感谢院长对小梅的栽培之余，娓娓诉说着女儿的困境和最大的秘密。
　　院长和小梅母亲同龄，沉吟片刻，她决定为小梅安排流产手术，并表示，如果需要，还可以开一张肝炎的病假条……
　　但小梅拒绝手术。
　　与此同时，小梅的姐夫用最快的速度去了趟西安。他的发小姓张，在西安铁路局工作。老张的妹妹是该市城南铁路医院的护士，和丈夫两地分居，想对调到徐州来。老张央小梅的姐夫帮着踅摸可以对调的人已有一段时间，如果不是小梅和司马早是一对，老张甚至想帮小梅介绍个西安的对象，以成全自己的姨妹。現在，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当事人也同意，对调，很快就批了下来。
　　姐夫和老张握手告别时，还拜托他再做一件事，帮小梅迅速嫁掉。
　　关于找个什么样的，小梅只有一个要求，能容下她和她的孩子。
　　老张在周围扒拉了一圈，最终锁定孙福成。一个山东逃荒来的司炉工，三十岁，还没转正。逃荒路上，死了老婆、孩子，人老实、心地善良，就是穷了点儿，但知根知底，认识好几年了。
　　老张随信附来孙福成的照片，没有更好的选择，小梅的父母冲姐夫点了头。姐夫再问小梅，小梅把脸偏过一边，看都没看照片。姐夫再看姐姐，姐姐眉毛一皱，示意“就这么着吧”。于是，姐夫在灯下给老张回信，把这事儿给定了下来。
　　车票、行李、手续都用最快的速度弄完。1954年，果然如小梅的母亲预言，她和小梅的父亲在单位受到冲击，是姐夫送小梅去的西安，老张和孙福成在西安站接的车。
　　那天，于小梅进了孙家的门，所谓孙家，只有孙福成一个人。两人面对面无声坐着，终于，于小梅想对孙福成解释一下过往，孙福成拍拍炕沿儿先开口：“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命苦，你也命苦，我们成个家不容易。说起来，我还配不上你，你是医院的正式工。只要你不嫌弃我，以后，你就是我老婆，你生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会一辈子对你们好。”
　　说完，孙福成就去忙了，还特地为小梅煨了一只猪脚。
　　马不停蹄，小梅去城南铁路医院报到。
　　孕期心情抑郁，工作又忙，小梅生产时，整整提前了两个月。外人看来，恰是足月。
　　小梅没奶，孙福成千方百计，搞到一只羊。
　　一日，于小梅绑着头巾，披着棉袄，坐在炕上。她拍着襁褓中的孙敏，透过平房窗户，看见孙福成在屋外挤奶。沧海桑田、天翻地覆、造化弄人、随遇而安……一个个成语从天而降，落在她眼前。她把孩子拍睡着了，端详着孩子的脸，轻轻说：“咱俩也要一辈子对他好。”
　　孙福成给孩子起名“敏”，过了很久，小梅才知道，那是他在灾年夭折的女儿的名字。他也确实兑现了诺言，将孙敏视如己出，是那个年代少见的生闺女还要散红鸡蛋的好爸爸。
　　1971年，司马奋强四处打听城南铁路医院是不是有个叫于小梅的护士、是不是徐州人、是不是在北京培训过，孙福成和于小梅的生活如齿轮般咬合精准、正常运转，亦如古井水宁静幽深、波澜不惊。
　　1978年，表彰大会结束，当晚，于小梅躺在床上，将头斜倚在孙福成的肩膀处，她提起自己见到了司马奋强。孙福成问：“谁是司马奋强？”于小梅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向丈夫提过前男友的名字，于是，她用更准确的词，“小敏的亲爸”。
　　她明显感觉孙福成的肩和整个右臂顿时僵了。结婚二十四年来，孙福成第一次向她发火，他推开妻子，坐起来，披上衣服，走出门。于小梅问他：“你去哪里？”孙福成没理她，于小梅扯件衣服套上，跟着出去，只见孙福成拿着烟袋，坐在平房廊下一只他亲手做的木头板凳上，烟袋锅敲打地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后半夜，孙福成带着一身烟味回来。
　　他躺下，于小梅没睡，看着他。他浓如墨的眉毛纠结在一起，像个加粗加黑的破折号。于小梅轻声说：“对不起。”孙福成重重叹口气道：“以后别说这种话了，我就是小敏的亲爹，咱们四个孩子的爹！”
　　他把头歪向一边，于小梅把他的头掰回来，就算和解了。
　　1994年，在亲爱巷漫步时，于小梅对司马奋强提起老孙的好、老孙的执念。
　　“他不是自私。”于小梅强调。
　　“当然，我懂。”树叶一片一片地落在司马奋强的皮鞋上，他的目光飘向很远的地方。
　　“这是他亲手建设的家，像一个堡垒。”于小梅感叹。
　　从徐州回西安，窗外，一路风景。
　　夕阳如一枚鸭蛋黄，远远挂着，司马奋强忽然对小梅说，他决定，出于对老孙的感激和尊重，有生之年自己绝不向孙敏主动提起他才是亲生父亲的事。虽然他早就猜到了，无论是孙敏的出生年月，还是她的肤色、轮廓、自来卷都已证明。其实，当年，他也猜到了，所以，才会抱着一定要再见到小梅的决心，调到西安，寻访她的下落。
　　“你后爸是你亲爸，你亲爸才是你后爸。”八十八岁的于小梅自觉时日无多，用枯柴一样的手握住六十六岁的女儿孙敏交代后事。她气若游丝，说几个字，就要歇一歇，“我想了很久，还是觉得要告诉你，因为，你的两个爸爸，都是好人。”
　　在孙敏的记忆中，有几幕，总也挥不去。
　　小时候，大概七八岁吧，全家一起去西安长乐公园。当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弟弟，但爸爸只把她扛在肩头，弟弟们在后面走。她绑着两个红色蝴蝶结，小辫子在耳边一蹦一蹦。她双手搂着爸爸的脖子，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骄傲得像个公主。
　　插队时，她和一个同乡的男知青恋爱两年。男知青先回城，渐行渐远渐无书，她为此专门回了趟西安，发现他已和别人出双入对。
　　事发突然，她整日以泪洗面。起程回贵州的那天，她哭着问爸爸：“我以后是不是不会再遇到更好的人了？”爸爸看了她一眼，神色诧异，像把她的话当笑谈：“我闺女！怎么会？！”瞬间，她也意识到，嗨，天涯何处无芳草，真的是笑谈。
　　三十多岁时，孙敏的婚姻出现危机，因为婆媳关系。她气急败坏回娘家，机关枪一样“嗒嗒嗒”地说出自己的委屈。爸爸等她说完，拍拍她说：“别怕，真的要离婚，我们给你带孩子，你就安心工作。”她扑哧一笑，又觉得，没到那一步，算了。
　　再往后，是爸爸临终时。
　　儿辈、孙辈环绕着他，他说，他这辈子知足了，有这么好的一切，都别哭。他长叹一口气，闭上眼。
　　孙敏当时握着爸爸满是老茧的手，从温暖到冰凉。她迟迟不放，最后，被人强行拉开。
　　与之对应的几幕，也不断浮现在孙敏眼前。
　　爸爸灵堂上出现，给爸爸上香的高个儿老头，那是她第一次见到司马叔。
　　妈妈宣布要再婚时，她起初愕然，听完往事，再去看，有同情，有理解，还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的司马叔。
　　执意要和他们住得近的司马叔，他们，就是孙敏一家三口。
　　不摘爸爸遗像的司马叔，陪妈妈去上坟的司马叔。
　　唯一一次一起去旅游，跑前跑后张罗，一有机会就忙着按快门，提议去她插队的地方走一走的司马叔。
　　去華县前，佝偻着背叮嘱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我不回来了，不想你妈眼睁睁看第二个男人走”，眼神复杂的司马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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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敏坐在沙发上，这些画面交错出现，两个爸爸影像交叠。
　　她号啕时，在别人眼中，六十多岁的她像个孩子。在她心里，她也确实是个孩子，是坐在老孙肩膀上，抱着老孙脖子，两只羊角辫一蹦一蹦的那个孩子。
　　她锥心地痛，只变成重复的称呼，“爸爸，爸爸”。她说不完整，她其实想说：“我想爸爸。”
　　而于小梅，在房间里睡着了，像要睡一个世纪那么久，十指相扣，放在胸前。

尾声

　　金桂飘香的九月，我和孟磊在景山闲逛，一粒小石子挡在我面前，我一脚将它踢飞。
　　疫情最紧张的阶段已过去，但口罩还挂在每个人的脸上。禁足几个月的人们如蜜蜂从蜂巢中放出，嗡嗡嗡一片，四散在各个看起来安全的景点。我和孟磊，趁周末，来公园转转。
　　自然，转转的不止我们俩。
　　老老小小。孩子们在前面奔跑，老人们蹬着球鞋，撸着袖子，弓着膝盖，拾阶而上。最老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对，就是姥姥，她被女儿孙敏——我婆婆推着，顺着骑行的坡道，缓慢前行。她穿一件厚实的红毛衣，在绿树掩映下，一派宁静祥和。几乎无人记起，前不久，她几出几进医院，家人连病危通知书都签过了。
　　“姥姥的生命力真是强。”我们和他们保持着十米开外的距离，我羡慕地说。
　　“谁也没想到，她交代完后事，竟又奇迹一般，撑到现在。”孟磊附和。
　　“姥姥一生不容易，但她遇到了两个好男人。至于妈，亲爸后爸，都很伟大。”
　　“是啊，”孟磊拿手支着腰，喘着气，“对了，疫情过去，妈说，家里要重新装修下，墙要重粉，洗手间的下水道也老化了。最重要的是，要收拾出一块地方，把两位姥爷的遗像都挂上去，这些日子，她总梦到他们。”
　　“应该的，应该的。”我依偎着孟磊，沉默良久，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也应该对他们更好点儿。”
　　孟磊拍拍我的头。
　　“喂，你们赶上啊！”我公公把贝贝抱起，扛在肩头。他们在前方回转身体，大声喊我们。
　　我和孟磊疾步向前，孟磊和我拎着大袋小袋，袋子里满是野餐的吃食。
　　婆婆扶着轮椅的把儿，将轮椅停在半山腰的亭子边，再往上，就只有台阶了。
　　我和孟磊把野餐布铺好，把酱肘子、卷饼、各种凉菜、酸奶、水果摆一圈，孩子嘻嘻哈哈坐内圈，大人们坐外圈。
　　我拿饼卷了肘子肉，用保鲜膜套着，走到婆婆和姥姥身边。
　　她们正顺着石头护栏从景山往下、往南看。这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天蓝云白，故宫的屋檐像被神笔点过，每一撇都要飞起，琉璃瓦泛着金光，金光连成一片，姥姥正对着那片光，光折回来，映在她脸上，为她镶了一道金边。
　　姥姥的脸病过后越发小了，口罩有些挂不住。往前数七十年，她面颊鼓鼓，头发紧紧张张地塞在护士帽里，白色口罩上一对笑眼，是铁路医院公认的院花。
　　而今，她有些孱弱地倚在女儿的胳膊上，看向远方，像回顾一生，又像在思念谁。
　　责任编辑/谢昕丹
　　绘图/杜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