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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朝的建立从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始，而黄袍的内在意义即借用前朝皇帝服制来达到其自身成为统治王朝正统的标志。在王朝建立之初，宋朝服制不少沿袭唐制，经过其后期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改进后，差别随之呈现。人们经常将唐朝的服饰与宋朝之服饰相比较，而对宋代服饰存有一定偏见。文章就宋朝服饰特别是男女一般服饰的典型样式进行分析，发现宋代服饰中既复古、又实用却不失雅致之处。
关键词：宋代；服饰制度；复古；实用
19世纪80年代，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开启了服饰研究的先河，结合实物、图像、壁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方法，随后涌现了一批研究服饰文化的学者，相继出版了许多相关学术专著，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中国历朝的服饰都无比辉煌灿烂，研究范围和内容越来越深入，观点也开始有所改变。
前人的观点总是认为宋代服饰守旧拘谨，缺乏创意，与唐代的开放大有不同，如高春明的观点：“宋代衣冠服饰总体上显得拘谨保守，款式也不多，色彩也不够丰富，和唐代形成鲜明对比”。认为缠足这一陋习在宋代的普遍推广，“使得中国封建服饰文化更加趋于守旧和封闭”。而实际上与诸多文献、著作、诗画中所展现的大相径庭，这也引起了人们的诸多思考，本文将通过对于宋朝服饰制度进行的多次改制行动为起点，探究政令的实施以及其收效成果，参考相关史书、文献，传世著作、画作等进行相关整理，进一步探讨宋代服饰的实行及其收效。
一、宋初三次主要的服饰制度改革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实行了几次比较重要的服饰制度改革，这几次改革基本上为后世的总体方向奠定了基础，且影响深远。
第一次是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当时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许多国家法制来不及细订，所以只得暂时参考礼制之典，在唐朝的服饰制度上做了些细小的改动。虽有前朝的沿革，也仍显示了新朝的一些风格和特色，“宋初，衮冕缀饰不用珠玉，盖存节俭之风。”这也体现出宋代建立之初，一切从俭的规制。为了杜绝前朝悲剧重演，王朝统治者通过按照古制礼仪，多次将服饰制度进行修订，从而形成了“一个尽求古制，追求等序、自上而下、由尊至卑，由贵到贱，等级划分十分严格的制度体系”。
第二次是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聂崇义受命编纂《三礼图》，“皆仿虞、周、汉、唐之旧”。以此来达到恢复尧舜之典，总商夏之礼的目的，尽管《三礼图》书中所编纂的服饰制度与古代礼仪制度本身有不少差异，但由于得到皇帝的钦准，变成了制定宋代服饰制度的第一纲领。
第三次改制是在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皇帝认为帝、后以及群臣的冠服多沿用唐代旧制有失法度，因此下诏，要求御药院与太常礼院“详典故，造冠冕，蠲减珍华，务从简约，俾图以进”，然而效果不佳。之后的嘉祐元年，冕服稍增侈依旧如故，鉴于此，群臣上奏，以期恢复以前的古制，《宋史舆服志》中记载有泰昌礼院李育上疏有，“王洙复议去繁饰，礼官画图以献，渐还古礼，而有司所造，复如景祐之前”。而后在宋代仁宗庆历，神宗元丰、徽宗大观等年间，都对一般官服及民服制度做过多次修改和补充。
在数千年中国古代服饰中，一直是礼服和常服两条脉络并行不悖，统治阶级严格指导下的复古礼服和突显时代特色的常服，使得宋代的服饰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为后朝服饰奠定基本基调。
二、服饰制度改革下的复古礼服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天子之服，有七种：大裘冕，衮冕，通天冠、绛纱袍，衫袍，履袍，折上巾，窄袍和戎装。其中大裘冕，衮冕，通天冠、绛纱袍，和戎装即为礼服，各种礼服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大裘自周礼就是天子祭天、地、天帝祖宗之服，为最高级别；衮冕即为大礼服，也是祭服；通天冠、绛纱袍为次一等礼服，用于祭祖；戎裝为阅兵礼服。另外，履服，折上巾是便礼服，用于郊祀等。衫袍和窄袍即为常服。
皇后之服有四种，袆衣，朱衣，礼衣，鞠衣其中龙凤花钗冠上花的数量、珠饰的数量以及衣饰上的花纹甚至颜色都有严格规定。
宋代官员分文武职各九品，文武官在服饰外观上没有区别，不似明清时的补服，宋代官员有朝服，是参加朝廷各项重要活动如郊祭、庆典的礼服；以及常服，是用于日常上朝办公的便服。参照《周礼》，以礼服中梁冠的梁数、常服中袍的颜色，腰带的材质作为品级的区分，从中充分体现出宋代服饰的社会等级制度突出，等级被细化更加突出其统治阶级为恢复古制，不得僭越。
硬幞头是宋代的官帽。幞头是宋代较为常见的男子首服，上至皇帝太子，下至百官庶民都可以戴用，幞头自后周就有，为了适应封建礼教的需要，在样式上有所规定，幞头分为软硬两种。《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幞头，一名折上巾，……，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幞头后两脚在宋代加长，以防官员上朝时交头接耳，细节中无不体现出皇权专制。
三、服饰制度下时尚又不失雅致的民服
民服可以指除去礼服、朝服、公服等出于公事以外的各类服饰，可包括朝官大臣私下宴居、告老还乡时所用的服饰和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色彩上受到限制，规定举人，公吏、士商以及平民百姓不得穿用紫、绯、绿、青等官服颜色的衣服，只能穿黑、白两色，否则将被治罪之责罚。宋代的民服，主要有巾、幞头、直裰、衫袄、褐、褙子，簪花、玉环、盖头等。
在古代服饰中，巾子是比较随意的服饰，裹巾者多为士绅、文人和普通劳动者。东坡巾是宋代较为流行的款式，也因苏东坡经常戴而有此雅称。东坡巾为方形，棱角突出，四边，内墙高于外墙。在民间很盛行，可以突显展现文人特有的高傲、雅致、脱俗之感，也因当时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常戴，也使得人们纷纷效仿。除了东坡巾，还有以黄庭坚的号，“山谷道人”为名的“山谷巾”等，还有形似桃子的“仙桃巾”等。一般庶民也可戴巾，只是实用功能占大多数，且较随意些，因而在展现北宋临安都城风土人情以及本宋人民的职业装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 背子，又称褙子，是宋代人们穿用最为普遍的服饰之一，不论男女老幼，也不管职位尊卑，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百姓，都可以穿用是一种独特的服饰文化现象。“（后妃）背子、生色领接用绛罗，盖与臣下无异。”以及“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背子在隋代就有，演变至宋后，其特征是，两裾离异而不加缝合，并在两腋及背后，均垂有带子以为绾系缀合，背子的下摆引长直至足。宋代的背子不仅只有“至足”的一种，还有长式的，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听琴图》中，抚琴者所穿的外衣就是一款直领对襟的长式背子，除了对襟还有斜领的样式。广大劳动者和下层人群则喜欢穿短式背子，宋苏汉臣所绘《货郎图》中货郎则头戴巾子，身穿短袖背子，从中可以看出不同阶级不同职业的人对于背子的穿着各有其特色与作用。
相较于男子服饰，女子服饰较少受到复古礼制的影响，在整体上难以完全复古。宋代女子依旧沿袭唐朝以衫、襦为主，且样式较多，主要是直领对襟式，还有长度介于衫、襦之间的袄，后发展为棉袄。宋代的袄衫不同于前朝，下摆自然垂在裙外。宋代妇女下裳仍以裙子为主，在形制上不像唐朝的宽博、修长，一般比较窄俭，不同于唐而显示出清秀飘逸之感。宋代的背子一般是穿在衫襦、衣袄之外的罩衣，与男子不同。例如，宋人所绘的《瑶台步月图》中的贵族妇女身着的即是对襟长式背子。女子的形制大多为直领、对襟、窄袖，两胯有开衩。
背子如此普遍适应可以充分体现出其实用性，适用于多个阶层，便于生活，便于劳作，既然最初作为侍女的服装，必然利于人们活动，才会广受欢迎。背子的开衩样式以及其材质的选择，有一种自然之美，显得飘逸、袖长，简洁，体现出其清丽秀雅之感，与当时宋代士庶服饰的儒雅化，宋代妇女喜尚洁静、自然审美是吻合的。
盖头也是宋代妇女常用的首服之一，其功能与唐代的帷帽有些类似，但更具遮挡性到南宋，理学成为主流思想时，朝中官员明令妇女上街时必须用盖头遮面，之后演变为出嫁女子必须以盖头遮面，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逐渐成为一种民俗。
宋代的服饰将往日的繁华浓艳，过多的修饰与奢丽，一扫而空，代之以清新、质朴、典雅、自然的全新风尚，以本真的妆容、苗条的身材，贴身裁剪的衣裙，显现着女性本源之美。
四、服飾制度下的“僭越”与“服妖”现象
在宋代统治阶级的严格服饰制度下，天子、皇后之服，官员朝服等都在有序的可控范围内，且等级划分明确。然而，在民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富裕的大族也有僭越的现象出现。
《宋史》中记提及，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今年以来，颇有僭越”。因而，上层对商人、庶人、伶人等服饰的颜色又做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当时妇人喜欢用金、银、美玉、珍珠等高级饰物作为饰品，而到了景祐二年，下诏：“市肆造作缕金为妇人首饰等物者禁。”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高宗对辅臣说“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实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然而，追求美是人们的天性，在珠翠被禁后，为了达到与原来珠翠之物效果相当的目的，人们选择用琉璃代替，当时便有诗：“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可见当时民间的服饰装饰文化不乏创新元素，在无形中丰富了民间服饰的内涵。
宋代的服妖议论大多集中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被指为服妖的奇装异服大致可分为异服不详、奢侈浪费，不分等级等几种情况。针对奇装异服和外来服饰，朝廷更是不断禁绝，“庆历八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此例禁止则表现为当权者认为异服不详，“皇祐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此例即为防止僭越行为的发生，统治者意欲通过对服饰的控制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北宋与南宋末期，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而这时新奇的异族服饰纷纷乘机涌入民间，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为了巩固统治，统治阶级对其限制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能因此作为宋代服饰保守、封闭的依据，在此同时，人们也不可否认，在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宋代服饰中早已留有外族服饰的痕迹，且此种影响一直在持续。
五、总结
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衣服从产生开始就不仅仅是作为蔽体保暖的功用而存在，一切都与社会、阶级、统治、政治而息息相关，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但每个朝代兴起、统治时所面临的情形不同，因而对社会各界的要求不同，表现在对服饰等的要求也自然不尽相同，其服饰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紧密联系。
通过对一系列文献记载，前人留下的诗词绘画以及现代学者相关著作的研究，发现宋代服饰的发展自有其独特又不失雅致的一面，并非如常人所讲其受宋代理学的深远影响而日趋保守，毕竟到了南宋，理学才成为主流思想。在此之前，复古的宋代服饰制度就已经形成，不能以绝对的固有的观念看待宋代服饰。另外，在服饰演变以及创新方面，都对后世的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客观地看待与分析宋代服饰，才不会导致在这一领域的缺失，更好的挖掘宋代服饰独特的韵味。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2]高春明.中国服饰[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02.
[3]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赵联赏.宋代儒礼思想与服饰制度[A].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6]赵联赏：中国古代服饰图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许心蕊（1991—），女，江苏无锡人，汉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关键词：宋代；服饰制度；复古；实用
19世纪80年代，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开启了服饰研究的先河，结合实物、图像、壁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方法，随后涌现了一批研究服饰文化的学者，相继出版了许多相关学术专著，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中国历朝的服饰都无比辉煌灿烂，研究范围和内容越来越深入，观点也开始有所改变。
前人的观点总是认为宋代服饰守旧拘谨，缺乏创意，与唐代的开放大有不同，如高春明的观点：“宋代衣冠服饰总体上显得拘谨保守，款式也不多，色彩也不够丰富，和唐代形成鲜明对比”。认为缠足这一陋习在宋代的普遍推广，“使得中国封建服饰文化更加趋于守旧和封闭”。而实际上与诸多文献、著作、诗画中所展现的大相径庭，这也引起了人们的诸多思考，本文将通过对于宋朝服饰制度进行的多次改制行动为起点，探究政令的实施以及其收效成果，参考相关史书、文献，传世著作、画作等进行相关整理，进一步探讨宋代服饰的实行及其收效。
一、宋初三次主要的服饰制度改革
北宋初年，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实行了几次比较重要的服饰制度改革，这几次改革基本上为后世的总体方向奠定了基础，且影响深远。
第一次是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当时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许多国家法制来不及细订，所以只得暂时参考礼制之典，在唐朝的服饰制度上做了些细小的改动。虽有前朝的沿革，也仍显示了新朝的一些风格和特色，“宋初，衮冕缀饰不用珠玉，盖存节俭之风。”这也体现出宋代建立之初，一切从俭的规制。为了杜绝前朝悲剧重演，王朝统治者通过按照古制礼仪，多次将服饰制度进行修订，从而形成了“一个尽求古制，追求等序、自上而下、由尊至卑，由贵到贱，等级划分十分严格的制度体系”。
第二次是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聂崇义受命编纂《三礼图》，“皆仿虞、周、汉、唐之旧”。以此来达到恢复尧舜之典，总商夏之礼的目的，尽管《三礼图》书中所编纂的服饰制度与古代礼仪制度本身有不少差异，但由于得到皇帝的钦准，变成了制定宋代服饰制度的第一纲领。
第三次改制是在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皇帝认为帝、后以及群臣的冠服多沿用唐代旧制有失法度，因此下诏，要求御药院与太常礼院“详典故，造冠冕，蠲减珍华，务从简约，俾图以进”，然而效果不佳。之后的嘉祐元年，冕服稍增侈依旧如故，鉴于此，群臣上奏，以期恢复以前的古制，《宋史舆服志》中记载有泰昌礼院李育上疏有，“王洙复议去繁饰，礼官画图以献，渐还古礼，而有司所造，复如景祐之前”。而后在宋代仁宗庆历，神宗元丰、徽宗大观等年间，都对一般官服及民服制度做过多次修改和补充。
在数千年中国古代服饰中，一直是礼服和常服两条脉络并行不悖，统治阶级严格指导下的复古礼服和突显时代特色的常服，使得宋代的服饰占有重要的地位，也为后朝服饰奠定基本基调。
二、服饰制度改革下的复古礼服
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天子之服，有七种：大裘冕，衮冕，通天冠、绛纱袍，衫袍，履袍，折上巾，窄袍和戎装。其中大裘冕，衮冕，通天冠、绛纱袍，和戎装即为礼服，各种礼服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大裘自周礼就是天子祭天、地、天帝祖宗之服，为最高级别；衮冕即为大礼服，也是祭服；通天冠、绛纱袍为次一等礼服，用于祭祖；戎裝为阅兵礼服。另外，履服，折上巾是便礼服，用于郊祀等。衫袍和窄袍即为常服。
皇后之服有四种，袆衣，朱衣，礼衣，鞠衣其中龙凤花钗冠上花的数量、珠饰的数量以及衣饰上的花纹甚至颜色都有严格规定。
宋代官员分文武职各九品，文武官在服饰外观上没有区别，不似明清时的补服，宋代官员有朝服，是参加朝廷各项重要活动如郊祭、庆典的礼服；以及常服，是用于日常上朝办公的便服。参照《周礼》，以礼服中梁冠的梁数、常服中袍的颜色，腰带的材质作为品级的区分，从中充分体现出宋代服饰的社会等级制度突出，等级被细化更加突出其统治阶级为恢复古制，不得僭越。
硬幞头是宋代的官帽。幞头是宋代较为常见的男子首服，上至皇帝太子，下至百官庶民都可以戴用，幞头自后周就有，为了适应封建礼教的需要，在样式上有所规定，幞头分为软硬两种。《宋史·舆服志》中记载，“幞头，一名折上巾，……，惟帝服则脚上曲，人臣下垂。”幞头后两脚在宋代加长，以防官员上朝时交头接耳，细节中无不体现出皇权专制。
三、服饰制度下时尚又不失雅致的民服
民服可以指除去礼服、朝服、公服等出于公事以外的各类服饰，可包括朝官大臣私下宴居、告老还乡时所用的服饰和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饰，色彩上受到限制，规定举人，公吏、士商以及平民百姓不得穿用紫、绯、绿、青等官服颜色的衣服，只能穿黑、白两色，否则将被治罪之责罚。宋代的民服，主要有巾、幞头、直裰、衫袄、褐、褙子，簪花、玉环、盖头等。
在古代服饰中，巾子是比较随意的服饰，裹巾者多为士绅、文人和普通劳动者。东坡巾是宋代较为流行的款式，也因苏东坡经常戴而有此雅称。东坡巾为方形，棱角突出，四边，内墙高于外墙。在民间很盛行，可以突显展现文人特有的高傲、雅致、脱俗之感，也因当时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常戴，也使得人们纷纷效仿。除了东坡巾，还有以黄庭坚的号，“山谷道人”为名的“山谷巾”等，还有形似桃子的“仙桃巾”等。一般庶民也可戴巾，只是实用功能占大多数，且较随意些，因而在展现北宋临安都城风土人情以及本宋人民的职业装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可以找到许多例子。 背子，又称褙子，是宋代人们穿用最为普遍的服饰之一，不论男女老幼，也不管职位尊卑，上至皇帝，下至群臣百姓，都可以穿用是一种独特的服饰文化现象。“（后妃）背子、生色领接用绛罗，盖与臣下无异。”以及“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背子在隋代就有，演变至宋后，其特征是，两裾离异而不加缝合，并在两腋及背后，均垂有带子以为绾系缀合，背子的下摆引长直至足。宋代的背子不仅只有“至足”的一种，还有长式的，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幅《听琴图》中，抚琴者所穿的外衣就是一款直领对襟的长式背子，除了对襟还有斜领的样式。广大劳动者和下层人群则喜欢穿短式背子，宋苏汉臣所绘《货郎图》中货郎则头戴巾子，身穿短袖背子，从中可以看出不同阶级不同职业的人对于背子的穿着各有其特色与作用。
相较于男子服饰，女子服饰较少受到复古礼制的影响，在整体上难以完全复古。宋代女子依旧沿袭唐朝以衫、襦为主，且样式较多，主要是直领对襟式，还有长度介于衫、襦之间的袄，后发展为棉袄。宋代的袄衫不同于前朝，下摆自然垂在裙外。宋代妇女下裳仍以裙子为主，在形制上不像唐朝的宽博、修长，一般比较窄俭，不同于唐而显示出清秀飘逸之感。宋代的背子一般是穿在衫襦、衣袄之外的罩衣，与男子不同。例如，宋人所绘的《瑶台步月图》中的贵族妇女身着的即是对襟长式背子。女子的形制大多为直领、对襟、窄袖，两胯有开衩。
背子如此普遍适应可以充分体现出其实用性，适用于多个阶层，便于生活，便于劳作，既然最初作为侍女的服装，必然利于人们活动，才会广受欢迎。背子的开衩样式以及其材质的选择，有一种自然之美，显得飘逸、袖长，简洁，体现出其清丽秀雅之感，与当时宋代士庶服饰的儒雅化，宋代妇女喜尚洁静、自然审美是吻合的。
盖头也是宋代妇女常用的首服之一，其功能与唐代的帷帽有些类似，但更具遮挡性到南宋，理学成为主流思想时，朝中官员明令妇女上街时必须用盖头遮面，之后演变为出嫁女子必须以盖头遮面，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逐渐成为一种民俗。
宋代的服饰将往日的繁华浓艳，过多的修饰与奢丽，一扫而空，代之以清新、质朴、典雅、自然的全新风尚，以本真的妆容、苗条的身材，贴身裁剪的衣裙，显现着女性本源之美。
四、服飾制度下的“僭越”与“服妖”现象
在宋代统治阶级的严格服饰制度下，天子、皇后之服，官员朝服等都在有序的可控范围内，且等级划分明确。然而，在民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富裕的大族也有僭越的现象出现。
《宋史》中记提及，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诏曰“士庶之间，车服之制，至于丧葬，各有等差。今年以来，颇有僭越”。因而，上层对商人、庶人、伶人等服饰的颜色又做了细致的规定。例如，当时妇人喜欢用金、银、美玉、珍珠等高级饰物作为饰品，而到了景祐二年，下诏：“市肆造作缕金为妇人首饰等物者禁。”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高宗对辅臣说“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实物，而奢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然而，追求美是人们的天性，在珠翠被禁后，为了达到与原来珠翠之物效果相当的目的，人们选择用琉璃代替，当时便有诗：“京城禁珠翠，天下尽琉璃。可见当时民间的服饰装饰文化不乏创新元素，在无形中丰富了民间服饰的内涵。
宋代的服妖议论大多集中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被指为服妖的奇装异服大致可分为异服不详、奢侈浪费，不分等级等几种情况。针对奇装异服和外来服饰，朝廷更是不断禁绝，“庆历八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此例禁止则表现为当权者认为异服不详，“皇祐元年，诏妇人冠高毋得逾四寸，广毋得逾四寸，仍禁以角为之，……，议者以为服妖，遂禁止之。”此例即为防止僭越行为的发生，统治者意欲通过对服饰的控制来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
由此可见，在北宋与南宋末期，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而这时新奇的异族服饰纷纷乘机涌入民间，引起统治者的警惕。为了巩固统治，统治阶级对其限制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能因此作为宋代服饰保守、封闭的依据，在此同时，人们也不可否认，在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宋代服饰中早已留有外族服饰的痕迹，且此种影响一直在持续。
五、总结
在古代社会的发展中，衣服从产生开始就不仅仅是作为蔽体保暖的功用而存在，一切都与社会、阶级、统治、政治而息息相关，任何朝代都是如此。但每个朝代兴起、统治时所面临的情形不同，因而对社会各界的要求不同，表现在对服饰等的要求也自然不尽相同，其服饰文化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紧密联系。
通过对一系列文献记载，前人留下的诗词绘画以及现代学者相关著作的研究，发现宋代服饰的发展自有其独特又不失雅致的一面，并非如常人所讲其受宋代理学的深远影响而日趋保守，毕竟到了南宋，理学才成为主流思想。在此之前，复古的宋代服饰制度就已经形成，不能以绝对的固有的观念看待宋代服饰。另外，在服饰演变以及创新方面，都对后世的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客观地看待与分析宋代服饰，才不会导致在这一领域的缺失，更好的挖掘宋代服饰独特的韵味。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2]高春明.中国服饰[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02.
[3]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饰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5.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赵联赏.宋代儒礼思想与服饰制度[A].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
[6]赵联赏：中国古代服饰图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许心蕊（1991—），女，江苏无锡人，汉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专业2014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