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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赵普光的《书窗内外》，为他近年来疾飞猛进的学术收获欣喜感佩，更为他知性而温情的文字所深深吸引。《书窗内外》是他第一部随笔集，却给我们以老成历练、圆融通达的印象，可见其学术起点已超于同侪之辈。赵普光凭借着勤奋聪慧，以及执着克难的学术毅力，已为自己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一
这部集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浓浓的学术气息。赵普光从书话研究入手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并进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作为文学经典化的别样途径，书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图景的建构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形成了与占垄断地位的现代文学史著不同的历史描述。”（《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正是源于这种发掘书话、建构书话史的学术欲望，他潜心书话世界，把书话研究推向了一个新层次新境界。这部集子自然也离不开书话，通过这些谈书话、书话家的篇什，可以清晰看出他的学术理路，这也是我最为钟情之处。
王小盾曾以“天子狩猎”和“大禹治水”对照他自己两位导师王运熙、任半塘先生的不同学术风格，并以之为进入学术工作的重要经验。“天子狩猎”指的是，划定一个读书范围，遍读群书，自然获得需要深入思考的点，一旦把各种资料中隐藏的内在联系发现出来，把事物的背景弄清楚，才选择有价值的课题写作，多作书籍眉批和索引。“大禹治水”指的是，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往往在穷尽一切相关资料的同时，也穷尽一切相关的传统课题，多作抄摘卡片。（《任半塘、王运熙先生的音乐文献工作》，《中国音乐学》1990（1）：124）这两种研究范式虽有差异，其核心都强调广泛的阅读，对资料的全面占有，注重“论从史出”。无疑的是，作者正是循着这样的学术理路。集子里《<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以钟叔河先生所编《知堂书话》四种版本作比，从篇目编排、序文增删等方面对照观察，不可谓不详尽，结果发现“版本的变化，不仅表明编者编辑理念、文体认识的变迁过程，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氛围思想趋向的某些面影，特别是折射出周作人研究史、评价史。”这种基于扎实资料整理分析的研究，既让人信服，也让人眼前一亮。《作为书话家的何为》详细钩沉民国旧期刊，由“夏奈蒂”这一笔名发掘出了何为这位被遗忘的书话家。不仅发现了若干篇尚未收入何为集子的书话轶作，藉此“看出当时文坛对于域外文学的引入情况”，而且发现了何为创作的矛盾与困境，“一方面作家主动追求社会性、时代性，但一方面由于散文体裁本身的原因及作者的才华专长及创作气质，并不完全适合他的自觉追求。所以，在自觉的追求中，则是何为创作不自觉体现出的与时代性、社会性的疏离。二者无法协调融会，常常显出冲突与不和谐”。这应是何为研究的新收获。
这种学术理路，还体现在作者赵普光对前辈学者史料整理的高度认同上。作者以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著者甘当人梯，“空前丰赡的史料占有”，“对于文献本身的文化传承、学术建设功莫大焉”。作者高度评价了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以为它“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文学断代史，也是研究中国抗战文艺发展的必备专著”，“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学术价值，在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欣赏姜德明书话的美学价值，更推崇其书话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因为“历史都是由细节组成。一个一个偶然的质点，连成一条必然的曲线，这曲线就是历史，而一个个的质点则是组成历史的无数细节。”书话正好可以“还原历史的细节、修复它应有的血肉，使之鲜活、丰满、生动起来，这样才能恢复历史的复杂面相，最大可能的接近历史真实。”作者的书话研究也寄托着这种还原历史本相的学术志愿。
不仅如此，他还有着自觉的学术代际传承意识。《关于读书和研究的随想》爬梳了晚清以降中国学术谱系，认真分析了前五代学人不同的思想文化理念和学术路径，并明确提出，“对于我们第六代至第七代的研究者而言，我们除了像我们的师辈认真学习，同时还要向第三代、第二代甚至第一代学人那里汲取营养和宝贵资源。”这种自觉的学人共同体意识，对于学术传统的尊重与传承，对于自我学者身份的坚定认同和践履，都使得作者的写作具备了坚实的内核和丰富的质素。这对于当前盛行的学术研究功利主义思潮莫不是一种纠偏。
二
这部集子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弥散的人文意识。作者是爱书人，行文却丝毫没有学究气。普光的笔触大体是理性的、节制的，可是一旦谈到现代文人学者或文化传统时，便生出一种情感上的敬重和伤怀，姿态变得低调起来，文字变得温情起来，甚至渗有某种穿越时空的隐痛。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传统知识分子治学范式及人生命运的深切体贴。《黄裳书话：熔铸古今成新体》以为，“从周作人、郑振铎、唐弢再到黄裳，形成了一条潜在的现代书话创作脉流。这一脉流由读书人与书——书与文化相胶结而成。这些人本身就对传统有着更多的眷顾、怀着更浓厚的情结，倾向于文化守成主义。他们所以更多地选择书话写作形式，在于书话中蕴含着读书人对书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等无限的牵绊、依恋。”作者虽未明言，但看得出来，这种与文化、传统结下的缱绻情缘，于他心有戚戚焉。唐圭璋堪称“词林宗师”“词坛耆宿”，众人多关注其辉煌学术成就。然而作者从后学纪念和回忆唐圭璋先生的文字中，敏锐地发现了先生多喜“执手”之礼，进而解析这种行为隐藏着的潜意识，即对真情的渴望，这种渴望“源于唐圭璋先生一生对真情的执着，这种执着源于唐氏生命历程中爱情亲情的易逝与飘零。”作者深切讲述了唐圭璋先生的一生，家庭破碎，寄人篱下，幼年失怙，中年丧偶，老年丧女，两次解聘，一度失业，人生悲痛何其巨也。赵普光以为，唐圭璋先生对妻子儿孙之真情，对历代词人之挚情，对后学之热情，至性至情，堪称“情圣”。由此观之，作者对传统知识分子为人治学范式抱有同情之理解，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字、他们为世俗所倚重的学术成就，他更愿意走进这些人的内心深处，穿越历史烟霭，置身于他们生存的时代，温情触摸那些久已遮蔽的锥心之痛或颠沛流离的人生命运。这是不同代际学人心灵的对话，默契地在书中展开。 我们说，作者对于文化传统之珍视，不仅聚焦于现代文人学者一脉，还凝神于古都南京的今古变迁。对城市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追忆，对城市历史精神的反顾，都让作者笔下的文字渗透有历史深度和反思品质。记得十年前，我们经常骑着从堂子街旧货市场淘来的单车，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寻找旧书店或少为人知的古迹；或者起大早到广州路先锋书店排队领取书券，然后把自己放在先锋书店很长一段时间。在南京的三年，这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不去倒觉得缺些什么。毕业后各奔东西，那时的心境今天无处寻觅了。庆幸的是，普光留在了南京，仍然保留着在旧街小巷漫步溜达的习惯。漫步，让人沉思，也让人寻找慰藉。在《卢前<冶城话旧>及其他》一文中，作者慨叹，南京的旧书店逐渐没落了，曾经的城南仓巷也因拆迁即将成为历史。是的，旧书店仿若一座城市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大多因城市规划调整，或网上书店的冲击，逐渐从城市中隐去。也许我们不能作武断的批评，但旧书店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丝动人记忆，是永远无法再现了。
作者是爱书之人，对于旧书店、旧文化景观等城市文化遗产的沦亡无疑是悲切的。然不仅于此，作者没有驻足于这种哀伤，而是以读书人的方式介入现实，介入现实也是这部集子人文品格的重要体现。作者在全民阅读书目推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自称为图书馆学门外汉的他，经常思考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最根本的功能。对于公共图书馆，作者并不认同“文化湿地”的提法，以为那过于消极。他认为图书馆，“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高原，要去滋养化育图书馆之外的荒漠，从而去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 此种认识鼓舞人心，看得出一个现代读书人冀图拯救阅读、抢救文化的某种努力。当然这更多是读书人的一种理想，图书馆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中究竟能承担起多大重任，图书馆在现代都市中能否守住自己的阵地，这都是存疑的。作者以为，图书馆拥有文化资本，可能最无力，它的作用却往往最长久。因此，作者对此作了文化意义上的提升，“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路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涵养的方式实现对人的培养确立。立人，立的是人的内在灵魂，而非外在的物质躯壳，即人的理念开明、心智健全、个性独立。”这是对图书馆这一公共文化机构生存意义及其功能的人文性思考，比笔者接触到的一些图书馆学专业人士认识更来得超越，因为他们对图书馆的认识更多基于科学层面。
三
这部集子弥漫出作者的智性思考，是智性的文体。如果非要归类的话，本集大致属学者随笔一途。它不似流行的心灵鸡汤、文化絮语，虽然经济快捷，让人一时熨帖，读多了却颇觉无味。它需要人们发挥智性，去迎接作者智性思维的弥散。
作者有着一定的理论情结，喜欢就一些文学难题作终极性思考，并常向边缘处求索，所得结论往往不落窠臼，发人深省。譬如：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作者反思了文学反映论的功利主义，“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模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是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文学失去了自由。”我不大认同这种观念，反映论尽管被认为是文学功能论的主流，却绝对不是唯一形态。另外，反映论是否必然导致文学失去自由，也待商榷。但是作者对于人们对文学主体性的故意误读或功利主义改造，从而引发文学本体空洞化弊病的揭示，的确令人警醒。在作者看来，“文学的本质并不是反映人、反映现实，而是建构人、建构世界。”“文学是建构人的，文学是化人的，是健全人的心智，安顿人的灵魂的。所以，文学与功利是根本矛盾的。”显然，这可能会引发一些理论嗜好者对于“建构论”非功利性的质疑。有别于惯常的纯文学“表现论”的认识，作者钟意于文学对于人的“建构”，更突出文学的“建构性”。我想，根本上还是与作者的启蒙立人思想分不开。作者对于文学功用的思考，体现出了作者的人文立场和智性思考。也许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文学功利或非功利的二元难题，在文学本体与他用之间求得必要的平衡即可。
身为学人，作者知晓学术本质及其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并不讳言学术的边缘性，“常态的社会，学术本来就是应该处于边缘的，而不应该成为中心”。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这年头，喟叹学术边缘化、文学边缘化的声音不绝，岂不知这本来就是一种常态。甚至有人还在追忆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可是那样的辉煌，是建立在怎样历史前提之下的呢？如果非要经历那样的时代后才能迎来一段辉煌，那辉煌不要也罢。因此，在边缘的一角，“耐得住寂寞，是一个真正的学术者应该有的，这个社会变化太快，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耐住寂寞。”“我们在这个焦虑压力弥漫的时代，还是有一些超然的态度，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有些玄思的兴趣。”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作者倚书桌，临书窗，独守书房，时或废寝忘食、冥思苦想，时或茅塞顿开、欣喜若狂的身影。正是由于甘做学术的寂寞守候者，作者特别珍惜自己的羽毛，集子里不止一处表达了对于某些不守学术规范、肆意借用其作行为的厌恶与批评。笔者也深为他抱不平，因为这里蕴含了作者太多的艰辛探索，因为学术规范是我们全体人都必须遵循的底线。
四
普光行文，即便是读书随笔，力求通达洞彻，明理见性，这自然是极好的；同时也不免少了些锋芒，少了些张扬。这不似日常生活中的作者，他往往是学术话题的激辩者，也是周边人群的聚焦者。记得硕士论文开题答辩之际，答辩专家对书话选题颇多诘难，气氛很是紧张。然作者据理力争，力陈书话研究之价值。此种学术勇气为当时在场的同学叹服，亦为答辩专家首肯。亦记得，几人围坐一桌，一斤花生米，十元盐水鸭，各抒己见，普光总能独领风骚。我想，作者书话研究走到今天，不仅仅依靠材料耐性和智性思考，还有理论勇气和学术激情。以他的才情才气，是完全可以写出那样纵横捭阖、慷慨激昂的文字的。只不过在这部学术随笔集子里，作者却一定程度上隐藏了自己的锋芒，多为智性之作，性情颇为含蓄。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按我的理解，更多源于作者对学术研究传统范式的尊崇与践履。这种学术规范意识当然是好的，只是在这部集子里也束缚了个体性情的自由张扬。
作者以为，这部集子“往往既无法脱尽积习已久的学究气，又难掩刻意为之、强作随性的痕迹，还远未达到随笔之‘随’的自然从容”。这不乏自谦成分，也可以看做是作者对于不同风格写作的尝试，对于释放自我学术体悟路径的找寻。《书窗内外》毕竟只是作者的第一部随笔集，作者的学术之路起点高，在沉积一段时间后，必然会有新感悟，也会有更多好的思考、好的文字与读者诸君分享。我迫切期待着。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一句话，赵普光与书相遇，以书为友，必然还会结下更多的奇缘妙果。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一
这部集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浓浓的学术气息。赵普光从书话研究入手切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并进而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作为文学经典化的别样途径，书话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图景的建构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形成了与占垄断地位的现代文学史著不同的历史描述。”（《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正是源于这种发掘书话、建构书话史的学术欲望，他潜心书话世界，把书话研究推向了一个新层次新境界。这部集子自然也离不开书话，通过这些谈书话、书话家的篇什，可以清晰看出他的学术理路，这也是我最为钟情之处。
王小盾曾以“天子狩猎”和“大禹治水”对照他自己两位导师王运熙、任半塘先生的不同学术风格，并以之为进入学术工作的重要经验。“天子狩猎”指的是，划定一个读书范围，遍读群书，自然获得需要深入思考的点，一旦把各种资料中隐藏的内在联系发现出来，把事物的背景弄清楚，才选择有价值的课题写作，多作书籍眉批和索引。“大禹治水”指的是，有很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往往在穷尽一切相关资料的同时，也穷尽一切相关的传统课题，多作抄摘卡片。（《任半塘、王运熙先生的音乐文献工作》，《中国音乐学》1990（1）：124）这两种研究范式虽有差异，其核心都强调广泛的阅读，对资料的全面占有，注重“论从史出”。无疑的是，作者正是循着这样的学术理路。集子里《<知堂书话>的四种版本及其他》以钟叔河先生所编《知堂书话》四种版本作比，从篇目编排、序文增删等方面对照观察，不可谓不详尽，结果发现“版本的变化，不仅表明编者编辑理念、文体认识的变迁过程，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氛围思想趋向的某些面影，特别是折射出周作人研究史、评价史。”这种基于扎实资料整理分析的研究，既让人信服，也让人眼前一亮。《作为书话家的何为》详细钩沉民国旧期刊，由“夏奈蒂”这一笔名发掘出了何为这位被遗忘的书话家。不仅发现了若干篇尚未收入何为集子的书话轶作，藉此“看出当时文坛对于域外文学的引入情况”，而且发现了何为创作的矛盾与困境，“一方面作家主动追求社会性、时代性，但一方面由于散文体裁本身的原因及作者的才华专长及创作气质，并不完全适合他的自觉追求。所以，在自觉的追求中，则是何为创作不自觉体现出的与时代性、社会性的疏离。二者无法协调融会，常常显出冲突与不和谐”。这应是何为研究的新收获。
这种学术理路，还体现在作者赵普光对前辈学者史料整理的高度认同上。作者以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著者甘当人梯，“空前丰赡的史料占有”，“对于文献本身的文化传承、学术建设功莫大焉”。作者高度评价了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以为它“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文学断代史，也是研究中国抗战文艺发展的必备专著”，“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学术价值，在现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者欣赏姜德明书话的美学价值，更推崇其书话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因为“历史都是由细节组成。一个一个偶然的质点，连成一条必然的曲线，这曲线就是历史，而一个个的质点则是组成历史的无数细节。”书话正好可以“还原历史的细节、修复它应有的血肉，使之鲜活、丰满、生动起来，这样才能恢复历史的复杂面相，最大可能的接近历史真实。”作者的书话研究也寄托着这种还原历史本相的学术志愿。
不仅如此，他还有着自觉的学术代际传承意识。《关于读书和研究的随想》爬梳了晚清以降中国学术谱系，认真分析了前五代学人不同的思想文化理念和学术路径，并明确提出，“对于我们第六代至第七代的研究者而言，我们除了像我们的师辈认真学习，同时还要向第三代、第二代甚至第一代学人那里汲取营养和宝贵资源。”这种自觉的学人共同体意识，对于学术传统的尊重与传承，对于自我学者身份的坚定认同和践履，都使得作者的写作具备了坚实的内核和丰富的质素。这对于当前盛行的学术研究功利主义思潮莫不是一种纠偏。
二
这部集子给我的第二印象，是弥散的人文意识。作者是爱书人，行文却丝毫没有学究气。普光的笔触大体是理性的、节制的，可是一旦谈到现代文人学者或文化传统时，便生出一种情感上的敬重和伤怀，姿态变得低调起来，文字变得温情起来，甚至渗有某种穿越时空的隐痛。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传统知识分子治学范式及人生命运的深切体贴。《黄裳书话：熔铸古今成新体》以为，“从周作人、郑振铎、唐弢再到黄裳，形成了一条潜在的现代书话创作脉流。这一脉流由读书人与书——书与文化相胶结而成。这些人本身就对传统有着更多的眷顾、怀着更浓厚的情结，倾向于文化守成主义。他们所以更多地选择书话写作形式，在于书话中蕴含着读书人对书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等无限的牵绊、依恋。”作者虽未明言，但看得出来，这种与文化、传统结下的缱绻情缘，于他心有戚戚焉。唐圭璋堪称“词林宗师”“词坛耆宿”，众人多关注其辉煌学术成就。然而作者从后学纪念和回忆唐圭璋先生的文字中，敏锐地发现了先生多喜“执手”之礼，进而解析这种行为隐藏着的潜意识，即对真情的渴望，这种渴望“源于唐圭璋先生一生对真情的执着，这种执着源于唐氏生命历程中爱情亲情的易逝与飘零。”作者深切讲述了唐圭璋先生的一生，家庭破碎，寄人篱下，幼年失怙，中年丧偶，老年丧女，两次解聘，一度失业，人生悲痛何其巨也。赵普光以为，唐圭璋先生对妻子儿孙之真情，对历代词人之挚情，对后学之热情，至性至情，堪称“情圣”。由此观之，作者对传统知识分子为人治学范式抱有同情之理解，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文字、他们为世俗所倚重的学术成就，他更愿意走进这些人的内心深处，穿越历史烟霭，置身于他们生存的时代，温情触摸那些久已遮蔽的锥心之痛或颠沛流离的人生命运。这是不同代际学人心灵的对话，默契地在书中展开。 我们说，作者对于文化传统之珍视，不仅聚焦于现代文人学者一脉，还凝神于古都南京的今古变迁。对城市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追忆，对城市历史精神的反顾，都让作者笔下的文字渗透有历史深度和反思品质。记得十年前，我们经常骑着从堂子街旧货市场淘来的单车，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寻找旧书店或少为人知的古迹；或者起大早到广州路先锋书店排队领取书券，然后把自己放在先锋书店很长一段时间。在南京的三年，这已成为一种生活常态，不去倒觉得缺些什么。毕业后各奔东西，那时的心境今天无处寻觅了。庆幸的是，普光留在了南京，仍然保留着在旧街小巷漫步溜达的习惯。漫步，让人沉思，也让人寻找慰藉。在《卢前<冶城话旧>及其他》一文中，作者慨叹，南京的旧书店逐渐没落了，曾经的城南仓巷也因拆迁即将成为历史。是的，旧书店仿若一座城市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大多因城市规划调整，或网上书店的冲击，逐渐从城市中隐去。也许我们不能作武断的批评，但旧书店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丝动人记忆，是永远无法再现了。
作者是爱书之人，对于旧书店、旧文化景观等城市文化遗产的沦亡无疑是悲切的。然不仅于此，作者没有驻足于这种哀伤，而是以读书人的方式介入现实，介入现实也是这部集子人文品格的重要体现。作者在全民阅读书目推广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自称为图书馆学门外汉的他，经常思考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最核心最根本的功能。对于公共图书馆，作者并不认同“文化湿地”的提法，以为那过于消极。他认为图书馆，“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阵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高原，要去滋养化育图书馆之外的荒漠，从而去丰富和完善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体系。” 此种认识鼓舞人心，看得出一个现代读书人冀图拯救阅读、抢救文化的某种努力。当然这更多是读书人的一种理想，图书馆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中究竟能承担起多大重任，图书馆在现代都市中能否守住自己的阵地，这都是存疑的。作者以为，图书馆拥有文化资本，可能最无力，它的作用却往往最长久。因此，作者对此作了文化意义上的提升，“图书馆发挥的作用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路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涵养的方式实现对人的培养确立。立人，立的是人的内在灵魂，而非外在的物质躯壳，即人的理念开明、心智健全、个性独立。”这是对图书馆这一公共文化机构生存意义及其功能的人文性思考，比笔者接触到的一些图书馆学专业人士认识更来得超越，因为他们对图书馆的认识更多基于科学层面。
三
这部集子弥漫出作者的智性思考，是智性的文体。如果非要归类的话，本集大致属学者随笔一途。它不似流行的心灵鸡汤、文化絮语，虽然经济快捷，让人一时熨帖，读多了却颇觉无味。它需要人们发挥智性，去迎接作者智性思维的弥散。
作者有着一定的理论情结，喜欢就一些文学难题作终极性思考，并常向边缘处求索，所得结论往往不落窠臼，发人深省。譬如：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作者反思了文学反映论的功利主义，“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模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是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文学失去了自由。”我不大认同这种观念，反映论尽管被认为是文学功能论的主流，却绝对不是唯一形态。另外，反映论是否必然导致文学失去自由，也待商榷。但是作者对于人们对文学主体性的故意误读或功利主义改造，从而引发文学本体空洞化弊病的揭示，的确令人警醒。在作者看来，“文学的本质并不是反映人、反映现实，而是建构人、建构世界。”“文学是建构人的，文学是化人的，是健全人的心智，安顿人的灵魂的。所以，文学与功利是根本矛盾的。”显然，这可能会引发一些理论嗜好者对于“建构论”非功利性的质疑。有别于惯常的纯文学“表现论”的认识，作者钟意于文学对于人的“建构”，更突出文学的“建构性”。我想，根本上还是与作者的启蒙立人思想分不开。作者对于文学功用的思考，体现出了作者的人文立场和智性思考。也许我们没有必要纠结于文学功利或非功利的二元难题，在文学本体与他用之间求得必要的平衡即可。
身为学人，作者知晓学术本质及其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并不讳言学术的边缘性，“常态的社会，学术本来就是应该处于边缘的，而不应该成为中心”。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这年头，喟叹学术边缘化、文学边缘化的声音不绝，岂不知这本来就是一种常态。甚至有人还在追忆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可是那样的辉煌，是建立在怎样历史前提之下的呢？如果非要经历那样的时代后才能迎来一段辉煌，那辉煌不要也罢。因此，在边缘的一角，“耐得住寂寞，是一个真正的学术者应该有的，这个社会变化太快，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耐住寂寞。”“我们在这个焦虑压力弥漫的时代，还是有一些超然的态度，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有些玄思的兴趣。”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作者倚书桌，临书窗，独守书房，时或废寝忘食、冥思苦想，时或茅塞顿开、欣喜若狂的身影。正是由于甘做学术的寂寞守候者，作者特别珍惜自己的羽毛，集子里不止一处表达了对于某些不守学术规范、肆意借用其作行为的厌恶与批评。笔者也深为他抱不平，因为这里蕴含了作者太多的艰辛探索，因为学术规范是我们全体人都必须遵循的底线。
四
普光行文，即便是读书随笔，力求通达洞彻，明理见性，这自然是极好的；同时也不免少了些锋芒，少了些张扬。这不似日常生活中的作者，他往往是学术话题的激辩者，也是周边人群的聚焦者。记得硕士论文开题答辩之际，答辩专家对书话选题颇多诘难，气氛很是紧张。然作者据理力争，力陈书话研究之价值。此种学术勇气为当时在场的同学叹服，亦为答辩专家首肯。亦记得，几人围坐一桌，一斤花生米，十元盐水鸭，各抒己见，普光总能独领风骚。我想，作者书话研究走到今天，不仅仅依靠材料耐性和智性思考，还有理论勇气和学术激情。以他的才情才气，是完全可以写出那样纵横捭阖、慷慨激昂的文字的。只不过在这部学术随笔集子里，作者却一定程度上隐藏了自己的锋芒，多为智性之作，性情颇为含蓄。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按我的理解，更多源于作者对学术研究传统范式的尊崇与践履。这种学术规范意识当然是好的，只是在这部集子里也束缚了个体性情的自由张扬。
作者以为，这部集子“往往既无法脱尽积习已久的学究气，又难掩刻意为之、强作随性的痕迹，还远未达到随笔之‘随’的自然从容”。这不乏自谦成分，也可以看做是作者对于不同风格写作的尝试，对于释放自我学术体悟路径的找寻。《书窗内外》毕竟只是作者的第一部随笔集，作者的学术之路起点高，在沉积一段时间后，必然会有新感悟，也会有更多好的思考、好的文字与读者诸君分享。我迫切期待着。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一句话，赵普光与书相遇，以书为友，必然还会结下更多的奇缘妙果。
（作者系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