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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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吉兹·阿罕默德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激进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用文化民族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并把第三世界文化作为可以对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本真存在,但忽视了宗教与文化混同后可能存在的保守主义倾向;第二次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形象幻灭之后,又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其中代表性的后殖民理论把自身阐释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状态。在反思这两次转向的基础上,阿罕默德呼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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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吉兹·阿罕默德关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激进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用文化民族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并把第三世界文化作为可以对抗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本真存在,但忽视了宗教与文化混同后可能存在的保守主义倾向;第二次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形象幻灭之后,又转向了后结构主义,其中代表性的后殖民理论把自身阐释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状态。在反思这两次转向的基础上,阿罕默德呼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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