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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飞的爱人后来找上了门来。那是在康城最冷的一月份，她穿着一件笨拙的灰色羽绒服，就摸到报社八楼我的办公室来了。那天下着星星点点的冷雨，她头皮顶上的一块，已经完全湿透。这个女人一看就知道赶了很远的路而来，怎么也不带把伞呢。她由同事领到我面前来以后仍然怯怯的，有点不敢看我的样子，她的脸色也不大好，灰扑扑的，也许正生着病，她的那双手在那早已湿迹斑斑的羽绒服上来回搓了好一会儿，最终好歹将目光投向了我说，您是，贺彬吧？贺彬就是您？我们一飞提得最多的就是您的名字了……
一飞，哪个一飞？我当时多半把她当作了某个贸然找上门来的投诉者，职业性地使用了那种淡漠的，有些提防的语气。
她有些急了，直接凑上来，手里托着那个旧巴巴的黑皮本子。她说，你看，我们家一飞将你的名字排在通讯录的头一个呢。我朝那本子瞄了一眼，果然看见蓝色钢笔书写的歪歪扭扭的我的姓名，那后面的手机号是我的一个旧号，我将那部摩托罗拉丢在了一家面馆后，就连同新手机一起换了新号……那女人的头顶那时冒出的热汽，也飘了过来，有一股淡淡的酸腐味儿，这大冬天的，她得多少天没洗头了啊。
我的语气有些软了，招呼她在对面的那张黑沙发上坐下，还顺手端来一杯热乎的纯净水。那女人接了水，也不喝，依旧絮叨着说，我们一飞老说，您文章写得可好了，人又和善，低调，不凑热闹……我们一飞老说，他一直默默欣赏您，好容易才同您接上了头呢……
不知是不是那些顺耳的表扬话，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抑或是因为“接头”这个神奇的动词，让我一下子打捞起了那个姓名。
一飞一飞，你说的是潘一飞吧？怎么不早说清楚啊，他不是去广州了吗，我想想，得有大半年了吧？
你没法想象我的记忆复苏，在对面那个女人身上投下的化学反应，她的脸居然像拧开了开关的灯泡，一下子亮了。她的眼睛不大，上下的眼睑都有些浮肿，那会儿也像通了电似的，急速哆嗦着，到最后居然捂住脸，陷入了恸哭。
那哭泣起先还是有些压抑着的，但终于不可收拾，呜呜地连成了长音，在办公室门外那条冷寂、灰暗的走廊里传出去好远。
我等着这场哭泣的风暴过去，其实是有些手足无措，直到她那张宽大的脸盘又一次从下方抬起来仰望我。泪水已将那张脸完全打湿了，让她看着就像是从某个奇怪的水底升起来似的，她用那只发泡面饼般的右手手掌，狠狠揩去那满脸都是的泪水，大声地清起了嗓子，抽泣着说，我不哭不哭，我们一飞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找上门来，冲您哭鼻子的，我这耳朵边啊，一直都听见他在对我说，康城的那几个朋友对我可好了，你一定得去找到他们，当面对人家说声谢谢……
她说着，又哭开了。
我同潘一飞见面，是在这个城市里最著名的那家精典书店。那时的“精典”还藏身在康城最繁华的解放碑，一条灰暗的背街深处，与一座公厕为邻。书店的老板听说过去做过房地产，也就是一座单体楼的规模，后来洗手上岸，卖起了图书。在那店堂里，任你怎样冷僻的文史哲书籍都能搜到，再加上小巧雅致的摆设，很快就成了这城中有文化或自认为有文化的雅士们的根据地。
我自從本世纪初“精典”刚刚开店时起，就成天在那丛林般的书堆里穿行，有些饥渴，又有几分焦灼地翻阅着自己热爱的作者，尤其是那些和自己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们，他们一本接一本地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帝国，而我的创作却有些搁浅的意思，我的身体和精神被报社的那份工作吸食得只剩下了一个虚浮的躯壳，只有将最后的那点零散时间，用来在“精典”的书山里翻找，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翻找什么，只知道那样的翻找让自己越来越绝望，自己身体里的创作之火也越来越虚弱，渐渐气若游丝。
那天，潘一飞就在我转过某座书籍垒就的金字塔时，仰起脸来朝我看，我慢悠悠地扫视着陈列架上的那些新书，而他经过我的左侧，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正略略奇怪，不想那人竟折回来截住了我。
你是贺彬吧？我潘一飞啊。他生着一张小圆脸，褐色眼镜背后，闪动着一对生气勃勃的杏仁儿眼。这个热烈的，精灵似的人物，我后来看了那部叫《魔戒》的电影，几乎立刻就认定了，他跟电影里的霍比特人是同类，也是矮矬矬的，精力四射，目光恍若孩童。
面对我的错愕和迷茫，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嘴里急速吐露出一连串的姓名。那些人我都认识，算得上是这城中小有影响的文艺人士，作家、诗人、电台主持人、画家什么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拉我到角落里的那两张沙发上坐下，我们身边的书架上，陈列着雄伟辽阔的二十四史，清一色的翠绿书脊，他就在那时看定了我说，贺彬，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很久了，一直在关注你，也知道终有一天会在“精典”这里遇见你，没想到，这一天真就来到了。
我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打捞，潘一飞一直在悄然进行着。他从前是康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从那时起，就显露出追逐文名的巨大野心，他写诗，比如这首：
时间，这个恶魔
就住在烟囱之上
2002年9月22日下午5点55分
这个隧道无穷无尽
隧道那头
黄桷坪的红烧肉飘香
女人发亮
她们穿着半透明的衣裙
尖叫，奔跑
我在隧道的这头
被黑暗洗白
诗中提到的黄桷坪，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所在地，上个世纪末开始，就算得上康城的文艺中心。那里的各种展览，还有讲座，那些来自奇特国家的留学生，以及据说作风大胆、令人瞠目的美院女生，曾经像一块儿磁铁那样吸引着潘一飞三天两头地前往。诗中的烟囱，典出和美院相邻的发电厂，发电厂紧挨着嘉陵江，那两根直立的烟囱有些粗暴地将自己长长的阴影投向美院的校园，那些追逐奇异的美院学生们却对这样的“强暴”报以欢呼，他们渐渐地甚至有点将自己当作了那对烟囱的儿女，在那烟囱脚下作息做爱，同那两个水泥的怪物产生了相濡以沫的灼热关系，潘一飞当年从心底里要和美院里流行的自由、放荡的风气打成一片，自然也会迅速地认同那对烟囱。当然也少不了女人们，潘一飞个儿矮，貌不出众，很难说在这方面有丰厚的回报，但他作风泼辣，直截，比如在某个不开灯的走廊里，一群男男女女抱着不知从哪搞来的劣质红酒，喝得两颊发烧以后，他就会不由对方分说地拉起某个昏了头的女生，跑去说不清楚的哪间租赁房内欢娱一番。我都可以想见，好事儿完结后，潘一飞的那对鬼精鬼精的大眼，在眼镜背后忽闪，如同像个耗子似的偷笑。 但他却落到了后来那个老婆，也就是冒雨前来找我的那个粗笨女人的手里。那女人其实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在川西某个县城的老乡，那个身体宽大如同蒙古族后裔的女人，口讷舌笨的，究竟是如何将那个飞扬跋扈的潘一飞弄到手的呢，如今已很难考证，但我相信，那个头发肥厚的脑袋里，有一根执拗得要命的神经，她终究会找到她的目标，就像她穿越那白砂糖似的冬雨前来找到了我一样，她终究会坐到潘一飞的身边，一言不发，或者一直逼问他，怎么会想到将“洗白”这个康城方言写进诗里去的。
洗白，大约就是让某人完蛋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那女人就那么执拗着，消磨着，将潘一飞“洗白”了。
他们成了情侣，潘一飞当时号称康城师范大学四大才子之首，居然找了这么个乡里乡气的大姐跟在自己屁股后头，很快让那些白裙飘飘的文艺小妹们都别过了脸去。潘一飞后来同我们相熟以后，还曾多次提及那一段，总是说，那是噩梦的开始啊。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某一口火锅的周边围坐，就会哄笑着说，他不过是做了他下体的奴隶罢了。趁着酒劲，我们甚至讨论起像潘一飞这一类的袖珍男人，为何总免不了痴迷母马型的宽大女人的性学问题来。记得那样的时候，潘一飞总会独自摇头，通红着脸，大口吞菜，仿佛真有说不出口的隐情。
大学毕业后他们一同分回了老家，在那个峡谷里的县城，一起当上了县中老师。他们应该是很快就结了婚吧，一脸孩子气的潘一飞，应该一开始还不能体会一桩婚姻固有的那种沉甸甸的份量，而那令人窒息的空气倒是很快合围了过来，那个老婆，忽然就去除了过去师大时代的俯首贴耳、当牛做马，在购买任何一个大件，甚至每天晚上吃什么这样的事务上，都要当家作主。潘一飞有些被吓着了，不知她身体里忽然冒出来的那个强悍意志从何而来，他开始逃离，在各种来路的酒局上撒野，发疯，他的老婆甚至会追到那些酒桌上来，将多半正在上窜下跳的潘一飞拽回家，有时还会直接掀了人家的碗碟。在那样的情形下做爱，也全然褪去了曾有的魔力，他后来会在喝得意识混乱的时候，对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狂喊，声称自己天天夜里都要遭受老婆的强奸。
那个老婆呢，也许并非有那么炽烈的性欲，她也许只是急于要和这个男人生子，她本能地以为，只要那个孩子在自己的肚腹中降临，一切就会稳固下来，不会再改变了吧，她当然感到了潘一飞的那个灵魂，正随时随地地骚动着，那对她当然是一种威胁。
至于文学，表面上看，也早已死去了。潘一飞曾经在一次酒桌上同县报的一名编辑相识，第二天上午就兴冲冲地抄去了十几首诗歌给那人，却自此没了音讯。大约几个月后，他同那人再次相逢于某张酒桌，那人从头到尾躲着潘一飞，却仍然没能躲掉酒局将散时，潘一飞跳起来的凌空一击。潘一飞使用的武器，是一只暗绿的啤酒瓶，那编辑当时就捧着流血的脑门哭开了，他嚎叫着说，潘一飞那些满篇乳房、大腿、还有精液的流氓诗，真要是上了县报，自己连饭碗都保不住啊。见头顶上的流血很快止住了，那人的眼里立刻又向潘一飞射来两道寒冷的光，说，你这人本质上就是个流氓，求你以后就别在这儿充什么诗人文人了。
潘一飞后来在他那篇《回忆县城生活》的随笔里，写到了这一场羞耻：“过去我总以为文学是一种救赎，一张人见人爱的通行证，但是在这世纪末的荒凉时代，在川西那座被人遗忘的县城里，文学就是一块破纸片儿，连用来包裹早晨刚出锅的油条都不配……”
他也许就是带着这样的幻灭心情，投入了那些女人的怀抱的吧。他勾搭女人的天分在那个狭长的、风箱一样的县城里，迅速鼓胀起来，他的性交版图一天天扩张着，从县医院，到城中心那座巍峨矗立的百货大楼，再到半山上的幼儿师范学校，同学的妹妹，学生的家长，甚至学校里某个年長同事“还没开苞”的女儿……他的一个过去高中班上的死党，一九九三年严打，因为夏天的时候，冲对面街上穿短裙的女生吹了几声口哨，就被捉进去关了几年，他出来后和潘一飞重逢，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性爱霸业，经常和他坐在一起探讨女人如何天生淫贱，他还将自己去世父母留下的那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无条件出让给了潘一飞。那房子修建在峡谷东边的山顶上，每次潘一飞领着那些陌生女子前往，都会爬坡爬得腿肚子酸软，脸白得像一个死人。他和那些女人多半在夜深时分将那小破屋的房门紧闭起来，进入那座无人知晓的洞穴里狂欢，他们放浪形骸，以为完全脱离了那座沉闷的县城，有时候夜里山顶上的劲风，刮得他们头顶上那已经没法儿严闭的木头窗棂咔咔作响，潘一飞的想象力就会再次膨胀起来，把那些身子底下的女人，叫做“我的压寨夫人”。
在那些悠长的、没有语文课的下午，潘一飞常常在他那张靠窗的办公桌前陷入绵绵不休的昏睡，他觉得自己的体能，精气，还有勇气，都随着窗前那条叫做棱磨河的河水，向南流散了。那样的时刻，如果有一个人前来注视潘一飞的脸庞，必定会吃惊地发现那上面确定无疑的病容，他的那张圆脸已无可挽回地浮肿而灰暗，厌世而疲倦。他后来对我们说，那时候总是感到累，但并没有意识到疾病已经上身，那总是会不请自来的昏沉睡意中，他竟然还会去想象那些同自己只有转瞬即逝的性爱交往的女人们。那些女人的面容还有身影已然模糊，混为了一谈，在他的回想里，总是对他以背影相向，并且总是行路匆匆地将要离去。他想象着那些可能的孩子，由于某一次避孕的失误，真的来到了某个女人的肚腹之中，说不准是哪一个，也说不准还不止一个。他想起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里，那个阴险的妇科医生，如何将自己的精液，植入那些不孕不育的妇女体内，他想象着那个长筒靴一样的县城里，一天天布满了自己的儿女，那些儿女不可避免地要相会在那条由南向北的直通通的大街上，他们统一长着自他的精液里遗传而去的圆脸，大眼，还有招风耳，他想着这些，总会一个人在角落里偷笑出声。
可孩儿们却始终不见踪影。不仅是那些放荡性爱的对象一律风平浪静，连他辛勤耕耘的老婆身上，也全无反应。老婆坐不住了，不由分说地拉他去县医院检查，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医院里当副主任，那天下午将他叫到走廊的尽头吸烟，冬日的稀薄阳光透过落地窗的玻璃洒到他们的头顶，潘一飞很快就听到了同学的叹息。那个同学告诉他，你的精子实在稀少，达不到怀孕要求的三分之一，而且，那同学说下一句的时候忍不住又叹息了一声，你还患上了糖尿病。 潘一飞后来和我们已经无话不说，他用他在精典书店打捞我的方式，在康城打捞着那些相熟的，或者不那么相熟的所谓文化人，然后在某一个可爱的黄昏，在市中心的某一条黑暗巷子里，我们一帮人找到一家地道的老火锅店，然后粗碗里满上冒泡的啤酒，开始一场久违的欢聚。很长的时间以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活力四射的小个子，其实是一名早期糖尿病患者，他不忌油腥，毫不推诿地大碗喝酒，不显露丝毫的病态，他被遗弃在遥远县城里的妻子，也几乎从未被他提起，要等到一年多以后，他跑来向我们道别，说是不得不远赴广州了，我们才听到他隐约地提及，他一直是有一个老婆的，就在他的老家，像那种看守家宅的、沉重的石狮子，始终蹲守在原地。
那个老婆前来报社寻访我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顾小梅的电话。顾在电话里说，那女人也去找她了，竟然直接找到了她隐居养病的那幢从父亲手里继承的旧楼房。她说那女人进门没多久就哭开了，同样也是拿出那本破破烂烂的电话本，一再申明，他们家潘一飞有多么多么看重顾小梅。电话里，顾小梅忽然中断了讲述，开始向我发问，她说，那女的我觉得有点儿别有用心的样子，绝非她表面看着那么愚笨，她这么挨着找我们有什么企图吗？人都死了，不就一个电话的事儿吗？这么亲自找上门来通报，有这个必要吗？
说起来在康城的文化圈里，顾小梅算得上是个彪悍角色。她在一九九零年代末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就写到了她生长的康城下半城。康城是一座依陡峭山势而筑建的城市，最早的母城发源于一个切入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半岛，最繁华的街市环绕在半岛山顶的一块平坝上，而一百多级的石级下面，则沿江伸展着平民的居所，民国时期的银行旧址，还有一条神奇的暗道，据说是当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所修建，在地底下直通著名的朝天门码头，如有危急到来，他们就可以摸着这条暗道潜行，然后在码头上登船，逃向三峡以外的广漠世界。
顾小梅从小就听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传说长大，她身处的那个下半城，那时已经日渐凋敝，灰色墙壁上蔓延的青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疯狂藤蔓，某一处神秘楼房之上忽然碎落的窗户玻璃，那盲眼一样的窗洞背后，黑黢黢的、潜藏的鬼魂……从中学时代起，顾小梅就在那衰败的下半城出没，感受着那些孤魂野鬼投射到自己脊背上来的阴凉之气，但那时她还只是十八青春的年纪，穿着条灰白的连衣裙，是那种十分质朴的棉布料子，在她的身体周边急遽飘飞着，速度很快，速度很快。
多年以后，顾小梅在她那部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里写道，我们下半城的儿女，身体里总是绵延不断地涌出活力，我们健康而且清亮，就像是不竭的泉水。她在那本书中颇有几分自豪地继续写道，下半城的孩子，其实多半都有几分这样的特质的，纯真又大胆，康城土话里有一个名词叫“天棒”，就是形容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来自于这座城市最阴暗最潮湿的皱褶之间，却皮肤白亮，天不怕地不怕，要出来闯世界了。在那部长篇小说中，文字里面奔跑的，多半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广州等沿海一带批发服装，成了康城最早的百万富翁，而其中那个男主人公很快发现了痴迷服装设计的女一号，女一号其实是康城头一批站上T台的模特儿，她野心勃勃地应邀加入到了那个打算自创品牌的服装公司里来……
我不知道小说里那个妖冶的，对男人具有毁灭性杀伤力的野模，在多大程度上投射了顾小梅自己的青春期，反正后来我们眼里的她，却变得像一棵老树那样暗淡，听说她一直饱受疾病折磨，一种神秘的头痛症时不时会侵入她原本生机勃勃的身体，她成了一个依靠头痛粉过活的女人。以前同她一起喝茶聊天，就常常会见到她变魔术般地从衣裳口袋里摸出一小包来，指尖轻巧地一弹就开了包，然后仰脖倒光，一口水冲下，愁苦的面容才略微舒张开了一些。她的脸孔那时也已变得相当干枯了，暗沉的肤色上，布满了讓人惊心的斑点，颧骨在她的两颊上突现出来，像两只恶生生的拳头，那些当时慑于她文名的男性写作者们，常常会有些心情复杂地在背后评说她，那真是条汉子呢，你看她那些刚烈的句子里，刮着怎样的呼啸罡风啊。
这两个人的相遇，潘一飞和顾小梅，后来在康城的文化圈子里成了热门的话题，那些好事之徒都在说，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怎么可能不飞溅起骇人的电光火石呢。
变化最先从那份纸张灰暗的报纸版面上显露出来。他们主政的是那张报纸的副刊部，潘一飞最早是由他从前同班的一个同学引荐去的，但顾小梅慧眼识英雄，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为了主编。潘一飞着手让那份副刊脱胎换骨，卡夫卡忌日，他们会做一个整版，后来连那个法国符号学大师德里达去世，他们也要做一个版，在潘一飞热切发动起来的那些酒局上，他将那些高端的版面带来，在翻腾的火锅边挥舞着，他那有些尖细而轻飘的嗓音也嘶喊到了极限。他说，这样的版面就是拿到北京、广州去，也不逊色啊。他的那位被一举超越了的同学，蓄着长发，一对老鼠似的眼睛在黑框眼镜背后滴溜溜转着，有时候喝到放肆的程度，就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会咬牙切齿地瞪着潘一飞质问，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啊，你们这套洋玩意儿，放在康城这个大码头，有个屁用啊！他的质问，总是会让我们陷入赞许的沉默。
我们后来知道，那个顾小梅的心思，其实远不止改造一个副刊那么简单，他们所在的那份报纸，以前隶属于康城团市委，当那份周报做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市里的某个摩托车大佬出手了，那个一九六几年的应届高中生因为文革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后来从机关里下海，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摩托车王国，但他从来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知识分子看待，也许在他虚无的想象中，早已通过暗示，完成了对自我的高等教育。他戴着那种茶色的玳瑁眼镜，尖瘦的下巴有些迫不及待地收进脖子里，像是一只奸滑的禽类，他就那么背着手，投身到传媒大业里来了，他挥一挥手，就让那份青年报变成了日报，不吭一声地就向市里另两份红火的都市报叫起了板。
顾小梅原本是他招来的干将，那一年的春天，她刚离了婚，从前披散肩头的那几把头发，那以后被她仔细地梳到脑后挽成了一个髻。她就那么头发光光地出没于大小场合，一身米色的风衣，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而那些远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闲话者们却报料说，之前她的那个工人出身的老公，背着她在外面找小妹，被她当场捉了奸，一周内就让她扫地出了门……恰在此时，她接到了摩托大亨的办报邀约，二话没说，就同妇联主办的那份婚恋杂志一刀两断，奔这边的前程来了。 她的身边，很快聚集了康城市内的一帮文艺小青年，潘一飞这样的区县浪子也包括在内，他们野心勃勃要将青年报办成康城最有文化、最高雅的一份市民报，可是半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完，整个康城还陷在那暴烈而又闷湿的苦夏里难以自拔，摩托大亨就披着他那身标志性的深灰色中山装，找上门来了。
据说他们在顾小梅的办公室里，爆发了一场疾风骤雨般的争吵。大亨起先还用他惯常的那种循循善诱的语气，装作不经意地提起广告中心的另一位女干将，对眼下办报方向的抱怨，说有些和市场脱节，半年来经营起色缓慢……他真没想到这会引起顾小梅随后那么激烈的反弹，她反问大亨，难道和那两份都市报同流合污，就是与市场接轨吗？难道那个小人（她当然指的是那位胸部饱满的广告中心负责人）在他耳边吹了两句阴风，他就要跑来质疑他们的办报方向吗？他力邀她出山时，不是说好了要让她放手一搏吗？他当初口口声声激励她的理想，难道就是放屁啊……
已经没人可以还原那天下午他们两人争吵的原声，比如顾小梅究竟有没有用过“放屁”这样粗俗的词语，但摩托车大亨从那间办公室里怒气冲冲地快步离开时，他那接近于死人的惨白面色，报社里的好多年轻人还是看见了。后来圈子里都在传说顾小梅太过狂妄，最要命的是，她居然攻击摩托大亨和康城这座码头城市一样没文化，她是不是疯了啊？没文化，不是那个摩托大亨的命门吗？所有的人后来都因此认定，这个离了婚的女人那时正在经历可怕的更年期。
她同潘一飞的隐秘私情，也就在那个夏天流传了开来。那究竟是不是通过同部门的那位老同学之口传出的，同样也无从考证了，反正那些人说，顾小梅的确是宠爱潘一飞身上那股子冲冲杀杀的劲儿，将他当成了自己最值得信赖的干将，她对他的爱称就叫“娃儿”，那是康城人对小孩儿的叫法，也流传一时。
我们随后看见潘一飞在任何顾小梅出没的场合都跑前跑后，还总为她拎着那只皮革严重老化的黑包，就忍不住地去设想这样的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的模样，我们总会想得吃吃发笑，有时候酒醉，还会有人说，一个女人，如果已经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你怎么日得动嘛，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老潘真是勇猛啊。
谁也没有真正拿到过两人地下情的铁据，也讲不出两人幽会的具体场景，关于两个人私交的流言在那个夏天之后，有点类似康城惯常的那种粘稠空气，包裹着我们的皮肤，要逼出我们的油汗来。以至于后来，在青年报那背阴的开敞式办公间里，当那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经过，那些办公格子里的旁观者都会露出诡异的、会心的笑容来。
这时另一个人出现了，刘青青，她是潘一飞的师妹，比他小两级，大学毕业也跑到青年报的副刊部来了。她是那种格外沉静的女孩儿，皮肤有点儿接近淡巧克力的颜色，两片儿眉毛格外油黑，她瘦瘦小小地来到你对面时，也不怎么言语，却会让你印象深刻。怎么说呢，这女孩儿的力气是藏在她某个你看不见的地方的，她只是暂时不想使出来而已。
潘一飞怎么将她搞到手的呢，说法不一，说到底还是源于两个人都痴迷的文学吧。刘青青是个书痴，尤其热爱那些大部头的西方名著，好多人都曾看见她在餐桌边问潘一飞，他最热爱的十大西方作家都有哪些，她还会十分不甘地追问，他的“十大”里，为什么只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这一个女作家呢？那个时候的刘青青总是会两眼发亮，像是刚刚上了油的枪械。记得有一次，某个下午的茶话会上，她就坐在我的右手边，记得我们说起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猫眼》吧，她忽地就热切地扑到我的脸颊边上，对我倾诉起她对那个作家的热爱来。她小小一团的呼气，就像是一只昆虫那样细小，那呼气来到了我的脸上，让我闻到了一股子青草味儿。那摄人心魄的小东西，怎么也被你狗日的糟蹋了啊，潘一飞要还活着，我一定会这样当面质问他。
事情的爆发是在随后的那个秋天。在我们康城，每年的秋天都会有那么几天，天气晦暗得如同发生了霉变，像那种民国时代的照片，暗黄而模糊，白天也必须开灯照明，那一天的下午，顾小梅照例走进副刊部的办公室，她自己也不知道那天挥之不去的焦躁从何而来，她为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沱茶，她使用的茶杯也很大，足有半个热水瓶那么大，她端起茶杯环顾自己那几十平米的领地，却不见一个人影，下午三点已过，这让她的心中燃起了小小的火苗，就冲到了办公室隔间里的那个小小床铺前。她是去找人吗，她难道以为潘一飞在那个昏暗、潮湿得要滴出水来的下午，会在那张床铺上贪睡吗？那床铺上当然空无一人，但她却发现了一块血斑，那血斑在那天蓝色条纹的床单中央，有一朵牡丹花那么大，到了那天下午的时分，已经发黑接近于茶色了。顾小梅被那块血斑下了蛊一般，痴痴入定了半分多钟，才发出了非人的嚎叫，办公室里的人起初都以为她是踩在了一只死耗子身上。
说起来，那张行军床算得上是潘一飞的福利，那是他在康城的落脚处，他也基本上就生活在那里，这也是他“顾老师”给他开出的特权，至少可以为他省下一笔租房费。那个隔间里，除了那张床，就是一张老式的条桌，其余几无空隙，潘一飞的那口行李箱就只能码在那桌下，书籍泛滥成灾，就像是一场过境的洪水，漫过那床头床脚边所有的空隙，像是要将他的整个人生也淹没不见。用来当作墙壁的隔板，就是那种简易的三合板，牛皮纸的那种浅褐色，潘一飞在那上面胡乱涂鸦，画了好几个大乳房的女子，报社里有人看见了，就说，你小子这是把公厕搬这儿来了啊……
没法想象，刘青青会和他在这样的地方做爱，但那一块血斑却铁证如山，在那个如同坠入了地底的下午，散发出令人发指的淫荡气息。现在想来，刘青青愿意去做出那样的事，多少有点儿献祭的意思。
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里，顾小梅完全形同困兽，她一遍又一遍地找人，把潘一飞给我叫来，把刘青青给我叫来……紧邻的那间大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听见了她的低吼声，不知过去了多久，當副刊部的所有人，包括同潘一飞结怨的那个同班同学，都聚齐在了顾小梅的面前以后，那两个人，偏偏是那两个人，却仍旧迟迟没有现身，在场的那些人，不得不替那两个人背负罪责，闷头不语，也不敢乱动，直到窗外的那片农田之上的天空，转换为了深蓝的夜色。 直到那时，顾小梅才从她那张宽大的朱红色的办公桌后面站起了身，她的脸愈发黑了，已是那种泥污的颜色，她冷冷地对着一屋子的人说，明天起，让那两个人就别再来了，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说着将那件铁甲一样僵硬的呢子大衣，笼到身上，然后扬长而去，她的话音却仍在身后飘落着，这可是办公室啊，成何体统……
他和她，顾小梅和潘一飞，就这样连最后的一个照面也没打，就彻底分道扬镳了。潘有没有去找过顾？至少青年报的整幢办公楼里没人见过，倒是几天后的酒桌上，他又找到了我们，这个城里他辛勤打捞出来的同道，我们围坐在两口拼起来的火锅跟前，构成了他即将要告别的那个国度。
火锅边，他仍是很没心没肺地啸叫着，一个字也没有提及自己的那起被驱逐的事件。我们在他那张煞白的脸上找寻阴影，却没有找到，他的那张脸就像是一棵水煮白菜那样寡淡，而且肤浅之极，这让我们都误以为那小子真是一个大玩家，将一切都纳入了他的游戏人生。
他告诉我们说，他认识了一名广州的女网友，很谈得来，不料对方竟扭定了他不放，非要他现在就奔她而去，他很有些装模作样地叹息着说，康城的办报环境恶劣，不留我啊。
这应该是记忆里我们同他见的最后一面，在他离开后没多久，顾小梅也不得不离开了青年报，让她没大搞懂的是，自己身边忽然而起的反对浪潮，怎么会一夜间就变得浊浪滔天了，她搞不懂，周围人的恶意何以忽然如此深重，这都是那个潘一飞惹的祸吗？她不愿对此深想，唯有默默离开。她返回了那幢从她老爸手里继承的两楼一底的老房子，那老房子屋前原先的柏油路后来扩建成了绕城高速，而她依旧默不作声地栖居在那里。小说是没法再写了，一度听说她在写电影剧本，讲的是一个新疆劳改犯穷其一生从那片荒漠里出逃，又屡屡中途夭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又哪有过审的可能？
有人说开车经过，曾经看到她就在那楼顶的露台上读书，还有陪着她的那只半人高的萨摩耶。她依旧患着那神秘莫测的免疫系统疾病，大多数时候都只能瘫倒在那张竹躺椅上。那可是咱们康城独立办报的末代皇后啊，那个途经者难以克制自己的嘲讽语气，还补充追问说，搞不懂顾阿姨为什么要死守在那尘土飞扬的绕城高速路边，他说那楼前从前茂密的槐树，都快要被灰尘打死了，搞不懂她一个病人，为什么还要死守在那边。
至于刘青青，几乎无人知晓她去了哪里，在康城的报界，还有文艺圈子里，她彻底蒸发了。许久以后，有人才提起她其实是一对老实巴交的药厂职工的后代，她追逐西方文学，还有她暗藏的进攻姿态，多少都有点是对窝囊父辈的反叛，据说她后来成了网络游戏界的一匹大咖，只要一登陆，就引来大队喽啰追随，已经到达了一呼百应的崇高段位。
一张文化生活类的周报，这就是潘一飞后来奔赴广州的目的地。没人知道是不是真有那名女网友的存在。有一天的深夜，我同他在微博上相遇，我在报社值夜班守版，在那间火车车厢一样狭长的办公区里正熬到垂死的绝境，就随便吐槽了一句，却忽然看见他甩过来的一条留言，他说，不要轻易谈死，兄弟。我们接下去私聊，他又说，他也是刚在报社做完了版，每周都有这么一天，要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他还宣告说，短短的不到半年时间，那份周报在广州就很有些起色了。
我并没多么关切他在那遥远异地的日常，以及他口中总是光辉灿烂的未来，因为我自己正被那份绝望的工作消磨得奄奄一息，就很快关闭了私聊的对话框，对他的滔滔不绝避之不及。
后来，在潘一飞的那个老婆离去后的又一个深夜，我重新点开他和我的私聊记录，发现他居然还自顾自地说到了他在广州的那间小小租赁房，他说他每一次下深夜班，都会穿过那宽阔如草原的天河路回家，那是体育场的周边，满眼空旷，每一次都会让他默念艾略特的《荒原》，或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他租住的，是一间老厂的旧家属楼，楼下有时候直到很深的深夜，也会亮着白炽灯，开着夜宵摊儿，出售咖喱鱼丸、撒尿牛丸之类的小吃，他的房间在九楼之上，远在这一片沸腾的尘俗之上，连这一片楼房脚下最高的那棵树木，也无法企及他的窗台。他说他在那些很深的夜里，有时候会长久地睡不着，就望着窗外的那一片天空，冬天如果是下起了雨，那个高度上会布满薄棉絮一样的灰云，他说那个时候他就会以为自己处身在一个无声飞行着的机舱里。
我在那段长长的文字中间找寻，那一段文字，应该是那一夜我们匆忙的对话后，他有些冲动地接着敲击下来的，我为我那夜的不耐烦，还有冷漠感到羞耻，在那段堪称遗言的话语里，他没有提及他远在川西某个县城里的妻子，也没有提及顾小梅，刘青青，还有其他的我惘然不知的女人们，他只是叹息说，他从康城带去的那一箱书居然发了霉，那箱里包括他最热爱的佩索阿，米兰·昆德拉，还有马尔克斯，黑色的霉菌从书页的夹缝中生长出来，斑斑点点的，有一些居然有銅钱那么大。他最后问了我一句，我记得在我们康城，衣柜里的衣服不是总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长霉吗？这广州怎么回事，冬天也长霉？
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官网上，翻越了一重又一重的子栏目，才找到了那条消息，总共不足两百字：
昨天午夜两点半，在广州天河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本田思域轿车撞上了一名横穿马路的青年男子，男子当场死亡。记者前往事发现场了解到，车祸发生在主干道的人行斑马线上，路边的红绿灯事发时处于停止工作状态，有群众反映，该红绿灯已停摆长达两周，曾多次反映，有关方面却仍不见行动。肇事司机也证实，事发时未见警示，天色暗淡，自己驶过斑马线时没有丝毫减速，完全没法看见那个匆匆横穿的身影。不幸身亡的男子，系广州某周刊的编辑，姓潘。潘某的同事告诉记者，他们每周出刊都会加班到两点左右，也许潘是太过疲惫，才未能对直冲上来的本田做出避让。
没有自杀的可能，在那篇不及巴掌大的报道末尾，报社的记者有些反常地添加了这么一段。记者写道，死者的同事都说他平时特别积极，总是意气风发的样子，还特别豪爽，爱请客喝酒，他刚从内地的康城投奔而来，喝得高兴了总会拍胸脯说，要干出一番名堂来。同事们的意见很一致，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自杀？ 我们，也就是被潘一飞那个一丝不苟的老婆，从那本残破的通讯簿里召集起来的故人们，决定在那个哀伤女人返乡以前，请她吃一顿火锅。我们选择了七星岗老城墙背后的一家老店，将油碟儿摆开来，我们没想到顾小梅也会来，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将聚会的消息透露给了隐居的她。她最后一个到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在那幽暗、嘈杂的火锅馆里，更像是一个外来的幽灵，并且通过高耸而僵硬的双肩，端起来的下巴，提醒桌子边挤作一团的另外那些人，她那更加高贵的来处，一个曾经的女皇，尽管已被废黜了许多年。
我们的兴趣，无法克制地转向了现场这两个女人同桌的对垒。潘一飞的两个女人，多多少少可以这么称呼她俩吧，那个原配在酒桌上很快就显出朴实的一面，见人就举杯。弟妹真是海量啊，在我们故作惊讶的欢呼声中，她越战越勇，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我们后来看见她直盯着那一身灰暗，仿佛随身带着黑夜的顾小梅说，这位姐姐是不舒服吗，又不吃菜又不喝酒，今天我们就当一飞还在这儿，他一定会让我陪好你们每一位，像他那样开心尽兴，做一个拥抱生活的人……
顾小梅却不为所动，伸手挡开了潘一飞老婆推塞过来的酒盅，那张一直在回缩着的脸孔，也如同石头一般，我们没有想到那个老婆会因此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们听见她说，顾姐，我可以叫你姐吗，你可是我们家一飞的大恩人、大伯乐啊，从前我们一飞回家来，或是写信，总是小梅姐小梅姐地叫个不停呢，他还说，你是他三生修来的造化，我说，这酒你怎么也得喝，喝喝喝，死不了人。
我们并不清楚，那个原配，对于曾经惹得康城报界沸沸扬扬的那起风波，究竟获悉了多少实情，也很难去判断那一夜的早期，她就开始的疯傻，究竟有多少可以算作是针对那个传说中情敌的进攻。女人的直觉，我们会说，那个女人毫无疑问会嗅出顾小梅身上非同于我们这些狐朋狗友的气息，那气息里无可避免地暗含了她与潘一飞秘密的往昔。
我们没有看到顾小梅的反击，她原本也没打算反击，她在我们不着边际的劝解中，点燃了一只烟，她厚厚的嘴唇收缩着，似乎是要将那一整支香烟吞下肚去，她吐出烟气去的时候，会将头刻意地扭到一边儿去，那样子就更像是一个君临我们这桌火锅的幽灵了。
而那个女人，那个被遗弃者，到底还是耗尽了她蓄积已久的勇气，开始默默地流泪，她对我们说，之前的一周，她赶往广州，收拾了潘一飞所有的那些遗物，没别的，除了一箱发霉的书，就是那本通讯录了，她翻遍了通讯录的每一页，诵读了那上面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阿拉伯数字，却没有找到一个字属于自己，连家里的电话号码也没有……我们中的一位反应倒是够快，立刻就宽慰她说，家里的号码还用记吗，早记在心里了啊。可那女人却仍旧自顾自地悲伤着，喃喃自语，她说，怎么会到头来，我在一飞的心里，却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呢？他这么一次次地离开我，前往我全然不知的远方，我原先还以为，在他的心里，始终是想着我的吧，在他最深的意识里，还是认定了我这个妻子的吧，可没想到，我在那个出租屋里，就只找到了一片空白，还有，就是你们……一飞的好朋友们，你们实话告诉我，从前，当着你们，我们一飞就从没说起过我吗？
我们无言以对，还有些惴惴不安，夜晚裹挟着火锅店里的那片喧嚣，急遽坠入了后半夜的深井，我们这一桌人于是成了剩余的一群，那种阑珊的离意，开始在我们中间扩散。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顾小梅会直接地叫住那位原配，她用“喂”来称呼那女人，让相熟的人因此想起过去她一贯生硬的处世方式。喂，她接着说，我这里倒还有一封信，我今天特意赶来，也是因为这信，我想了大半天，也没能琢磨透这信的含义，一飞这小子，这么多年了，行事还是这么诡异。
那信装在那种航空信的信封里，周边还围了一圈漂亮的红蓝花边，信纸只有薄薄的一页，抬头是广州某周刊的公用信头，那一页稿签纸上，抄着一段歌词，有些张牙舞爪的笔迹，但还是可以看出抄写者极力要抄得工整一些的，那一颗郑重的心。
顾小梅将那信纸更迫近地凑到那个遗孀的眼前，你给看看，这真是一飞的笔迹吗，我不大有把握了。两个女人的脑袋凑拢在了一堆，在我们的眼里结成了某个神秘的同盟，遗孀的脑袋更要沉重并且肿大得多，像是一只奇怪的黑色口袋，很快，我们就看见那口袋沉甸甸地叩击起来，当然，当然，一飞的笔迹烧成灰我也认识啊。
她接着又去翻看那页纸的背面，她前前后后地翻找着，想要找出可能潜藏的另外的暗号，却只有雪白的空无，她叫了起来，为什么我们一飞要给你写这封最后的遗书啊，她戳着那歌词下面的日期落款，流着泪说，那就是一飞被车子辗压的前一天啊。
那个时候，顾小梅已经有些被吓住了似的，从那桌子的邊上跳开，黑漆漆地立在了一边。我们这群人于是头一回看见了一个畏缩的顾小梅，她只是用她那生硬的、鲁莽的喉音重复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信上的地址是青年报，转了好几个人才到我手里，可能就因为这个耽搁了吧，邮政，你们也知道，一向都这么不靠谱……
她嗫嚅着，像个被当场拿住了的窃贼，而另外的那个女人之前一直埋首于哭泣，却忽然像获得了启示，跃身而起，像一只敏捷而凶悍的豹子，朝顾小梅猛扑了过去。
对了，那封信里抄写的歌词如下：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啊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
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你一定把我来埋葬
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一飞，哪个一飞？我当时多半把她当作了某个贸然找上门来的投诉者，职业性地使用了那种淡漠的，有些提防的语气。
她有些急了，直接凑上来，手里托着那个旧巴巴的黑皮本子。她说，你看，我们家一飞将你的名字排在通讯录的头一个呢。我朝那本子瞄了一眼，果然看见蓝色钢笔书写的歪歪扭扭的我的姓名，那后面的手机号是我的一个旧号，我将那部摩托罗拉丢在了一家面馆后，就连同新手机一起换了新号……那女人的头顶那时冒出的热汽，也飘了过来，有一股淡淡的酸腐味儿，这大冬天的，她得多少天没洗头了啊。
我的语气有些软了，招呼她在对面的那张黑沙发上坐下，还顺手端来一杯热乎的纯净水。那女人接了水，也不喝，依旧絮叨着说，我们一飞老说，您文章写得可好了，人又和善，低调，不凑热闹……我们一飞老说，他一直默默欣赏您，好容易才同您接上了头呢……
不知是不是那些顺耳的表扬话，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抑或是因为“接头”这个神奇的动词，让我一下子打捞起了那个姓名。
一飞一飞，你说的是潘一飞吧？怎么不早说清楚啊，他不是去广州了吗，我想想，得有大半年了吧？
你没法想象我的记忆复苏，在对面那个女人身上投下的化学反应，她的脸居然像拧开了开关的灯泡，一下子亮了。她的眼睛不大，上下的眼睑都有些浮肿，那会儿也像通了电似的，急速哆嗦着，到最后居然捂住脸，陷入了恸哭。
那哭泣起先还是有些压抑着的，但终于不可收拾，呜呜地连成了长音，在办公室门外那条冷寂、灰暗的走廊里传出去好远。
我等着这场哭泣的风暴过去，其实是有些手足无措，直到她那张宽大的脸盘又一次从下方抬起来仰望我。泪水已将那张脸完全打湿了，让她看着就像是从某个奇怪的水底升起来似的，她用那只发泡面饼般的右手手掌，狠狠揩去那满脸都是的泪水，大声地清起了嗓子，抽泣着说，我不哭不哭，我们一飞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找上门来，冲您哭鼻子的，我这耳朵边啊，一直都听见他在对我说，康城的那几个朋友对我可好了，你一定得去找到他们，当面对人家说声谢谢……
她说着，又哭开了。
我同潘一飞见面，是在这个城市里最著名的那家精典书店。那时的“精典”还藏身在康城最繁华的解放碑，一条灰暗的背街深处，与一座公厕为邻。书店的老板听说过去做过房地产，也就是一座单体楼的规模，后来洗手上岸，卖起了图书。在那店堂里，任你怎样冷僻的文史哲书籍都能搜到，再加上小巧雅致的摆设，很快就成了这城中有文化或自认为有文化的雅士们的根据地。
我自從本世纪初“精典”刚刚开店时起，就成天在那丛林般的书堆里穿行，有些饥渴，又有几分焦灼地翻阅着自己热爱的作者，尤其是那些和自己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们，他们一本接一本地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帝国，而我的创作却有些搁浅的意思，我的身体和精神被报社的那份工作吸食得只剩下了一个虚浮的躯壳，只有将最后的那点零散时间，用来在“精典”的书山里翻找，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翻找什么，只知道那样的翻找让自己越来越绝望，自己身体里的创作之火也越来越虚弱，渐渐气若游丝。
那天，潘一飞就在我转过某座书籍垒就的金字塔时，仰起脸来朝我看，我慢悠悠地扫视着陈列架上的那些新书，而他经过我的左侧，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正略略奇怪，不想那人竟折回来截住了我。
你是贺彬吧？我潘一飞啊。他生着一张小圆脸，褐色眼镜背后，闪动着一对生气勃勃的杏仁儿眼。这个热烈的，精灵似的人物，我后来看了那部叫《魔戒》的电影，几乎立刻就认定了，他跟电影里的霍比特人是同类，也是矮矬矬的，精力四射，目光恍若孩童。
面对我的错愕和迷茫，他一点儿也不着急，嘴里急速吐露出一连串的姓名。那些人我都认识，算得上是这城中小有影响的文艺人士，作家、诗人、电台主持人、画家什么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拉我到角落里的那两张沙发上坐下，我们身边的书架上，陈列着雄伟辽阔的二十四史，清一色的翠绿书脊，他就在那时看定了我说，贺彬，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很久了，一直在关注你，也知道终有一天会在“精典”这里遇见你，没想到，这一天真就来到了。
我后来才知道，这样的打捞，潘一飞一直在悄然进行着。他从前是康城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从那时起，就显露出追逐文名的巨大野心，他写诗，比如这首：
时间，这个恶魔
就住在烟囱之上
2002年9月22日下午5点55分
这个隧道无穷无尽
隧道那头
黄桷坪的红烧肉飘香
女人发亮
她们穿着半透明的衣裙
尖叫，奔跑
我在隧道的这头
被黑暗洗白
诗中提到的黄桷坪，是四川美术学院的所在地，上个世纪末开始，就算得上康城的文艺中心。那里的各种展览，还有讲座，那些来自奇特国家的留学生，以及据说作风大胆、令人瞠目的美院女生，曾经像一块儿磁铁那样吸引着潘一飞三天两头地前往。诗中的烟囱，典出和美院相邻的发电厂，发电厂紧挨着嘉陵江，那两根直立的烟囱有些粗暴地将自己长长的阴影投向美院的校园，那些追逐奇异的美院学生们却对这样的“强暴”报以欢呼，他们渐渐地甚至有点将自己当作了那对烟囱的儿女，在那烟囱脚下作息做爱，同那两个水泥的怪物产生了相濡以沫的灼热关系，潘一飞当年从心底里要和美院里流行的自由、放荡的风气打成一片，自然也会迅速地认同那对烟囱。当然也少不了女人们，潘一飞个儿矮，貌不出众，很难说在这方面有丰厚的回报，但他作风泼辣，直截，比如在某个不开灯的走廊里，一群男男女女抱着不知从哪搞来的劣质红酒，喝得两颊发烧以后，他就会不由对方分说地拉起某个昏了头的女生，跑去说不清楚的哪间租赁房内欢娱一番。我都可以想见，好事儿完结后，潘一飞的那对鬼精鬼精的大眼，在眼镜背后忽闪，如同像个耗子似的偷笑。 但他却落到了后来那个老婆，也就是冒雨前来找我的那个粗笨女人的手里。那女人其实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在川西某个县城的老乡，那个身体宽大如同蒙古族后裔的女人，口讷舌笨的，究竟是如何将那个飞扬跋扈的潘一飞弄到手的呢，如今已很难考证，但我相信，那个头发肥厚的脑袋里，有一根执拗得要命的神经，她终究会找到她的目标，就像她穿越那白砂糖似的冬雨前来找到了我一样，她终究会坐到潘一飞的身边，一言不发，或者一直逼问他，怎么会想到将“洗白”这个康城方言写进诗里去的。
洗白，大约就是让某人完蛋的意思，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那女人就那么执拗着，消磨着，将潘一飞“洗白”了。
他们成了情侣，潘一飞当时号称康城师范大学四大才子之首，居然找了这么个乡里乡气的大姐跟在自己屁股后头，很快让那些白裙飘飘的文艺小妹们都别过了脸去。潘一飞后来同我们相熟以后，还曾多次提及那一段，总是说，那是噩梦的开始啊。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某一口火锅的周边围坐，就会哄笑着说，他不过是做了他下体的奴隶罢了。趁着酒劲，我们甚至讨论起像潘一飞这一类的袖珍男人，为何总免不了痴迷母马型的宽大女人的性学问题来。记得那样的时候，潘一飞总会独自摇头，通红着脸，大口吞菜，仿佛真有说不出口的隐情。
大学毕业后他们一同分回了老家，在那个峡谷里的县城，一起当上了县中老师。他们应该是很快就结了婚吧，一脸孩子气的潘一飞，应该一开始还不能体会一桩婚姻固有的那种沉甸甸的份量，而那令人窒息的空气倒是很快合围了过来，那个老婆，忽然就去除了过去师大时代的俯首贴耳、当牛做马，在购买任何一个大件，甚至每天晚上吃什么这样的事务上，都要当家作主。潘一飞有些被吓着了，不知她身体里忽然冒出来的那个强悍意志从何而来，他开始逃离，在各种来路的酒局上撒野，发疯，他的老婆甚至会追到那些酒桌上来，将多半正在上窜下跳的潘一飞拽回家，有时还会直接掀了人家的碗碟。在那样的情形下做爱，也全然褪去了曾有的魔力，他后来会在喝得意识混乱的时候，对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狂喊，声称自己天天夜里都要遭受老婆的强奸。
那个老婆呢，也许并非有那么炽烈的性欲，她也许只是急于要和这个男人生子，她本能地以为，只要那个孩子在自己的肚腹中降临，一切就会稳固下来，不会再改变了吧，她当然感到了潘一飞的那个灵魂，正随时随地地骚动着，那对她当然是一种威胁。
至于文学，表面上看，也早已死去了。潘一飞曾经在一次酒桌上同县报的一名编辑相识，第二天上午就兴冲冲地抄去了十几首诗歌给那人，却自此没了音讯。大约几个月后，他同那人再次相逢于某张酒桌，那人从头到尾躲着潘一飞，却仍然没能躲掉酒局将散时，潘一飞跳起来的凌空一击。潘一飞使用的武器，是一只暗绿的啤酒瓶，那编辑当时就捧着流血的脑门哭开了，他嚎叫着说，潘一飞那些满篇乳房、大腿、还有精液的流氓诗，真要是上了县报，自己连饭碗都保不住啊。见头顶上的流血很快止住了，那人的眼里立刻又向潘一飞射来两道寒冷的光，说，你这人本质上就是个流氓，求你以后就别在这儿充什么诗人文人了。
潘一飞后来在他那篇《回忆县城生活》的随笔里，写到了这一场羞耻：“过去我总以为文学是一种救赎，一张人见人爱的通行证，但是在这世纪末的荒凉时代，在川西那座被人遗忘的县城里，文学就是一块破纸片儿，连用来包裹早晨刚出锅的油条都不配……”
他也许就是带着这样的幻灭心情，投入了那些女人的怀抱的吧。他勾搭女人的天分在那个狭长的、风箱一样的县城里，迅速鼓胀起来，他的性交版图一天天扩张着，从县医院，到城中心那座巍峨矗立的百货大楼，再到半山上的幼儿师范学校，同学的妹妹，学生的家长，甚至学校里某个年長同事“还没开苞”的女儿……他的一个过去高中班上的死党，一九九三年严打，因为夏天的时候，冲对面街上穿短裙的女生吹了几声口哨，就被捉进去关了几年，他出来后和潘一飞重逢，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性爱霸业，经常和他坐在一起探讨女人如何天生淫贱，他还将自己去世父母留下的那套一室一厅的老房子，无条件出让给了潘一飞。那房子修建在峡谷东边的山顶上，每次潘一飞领着那些陌生女子前往，都会爬坡爬得腿肚子酸软，脸白得像一个死人。他和那些女人多半在夜深时分将那小破屋的房门紧闭起来，进入那座无人知晓的洞穴里狂欢，他们放浪形骸，以为完全脱离了那座沉闷的县城，有时候夜里山顶上的劲风，刮得他们头顶上那已经没法儿严闭的木头窗棂咔咔作响，潘一飞的想象力就会再次膨胀起来，把那些身子底下的女人，叫做“我的压寨夫人”。
在那些悠长的、没有语文课的下午，潘一飞常常在他那张靠窗的办公桌前陷入绵绵不休的昏睡，他觉得自己的体能，精气，还有勇气，都随着窗前那条叫做棱磨河的河水，向南流散了。那样的时刻，如果有一个人前来注视潘一飞的脸庞，必定会吃惊地发现那上面确定无疑的病容，他的那张圆脸已无可挽回地浮肿而灰暗，厌世而疲倦。他后来对我们说，那时候总是感到累，但并没有意识到疾病已经上身，那总是会不请自来的昏沉睡意中，他竟然还会去想象那些同自己只有转瞬即逝的性爱交往的女人们。那些女人的面容还有身影已然模糊，混为了一谈，在他的回想里，总是对他以背影相向，并且总是行路匆匆地将要离去。他想象着那些可能的孩子，由于某一次避孕的失误，真的来到了某个女人的肚腹之中，说不准是哪一个，也说不准还不止一个。他想起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里，那个阴险的妇科医生，如何将自己的精液，植入那些不孕不育的妇女体内，他想象着那个长筒靴一样的县城里，一天天布满了自己的儿女，那些儿女不可避免地要相会在那条由南向北的直通通的大街上，他们统一长着自他的精液里遗传而去的圆脸，大眼，还有招风耳，他想着这些，总会一个人在角落里偷笑出声。
可孩儿们却始终不见踪影。不仅是那些放荡性爱的对象一律风平浪静，连他辛勤耕耘的老婆身上，也全无反应。老婆坐不住了，不由分说地拉他去县医院检查，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医院里当副主任，那天下午将他叫到走廊的尽头吸烟，冬日的稀薄阳光透过落地窗的玻璃洒到他们的头顶，潘一飞很快就听到了同学的叹息。那个同学告诉他，你的精子实在稀少，达不到怀孕要求的三分之一，而且，那同学说下一句的时候忍不住又叹息了一声，你还患上了糖尿病。 潘一飞后来和我们已经无话不说，他用他在精典书店打捞我的方式，在康城打捞着那些相熟的，或者不那么相熟的所谓文化人，然后在某一个可爱的黄昏，在市中心的某一条黑暗巷子里，我们一帮人找到一家地道的老火锅店，然后粗碗里满上冒泡的啤酒，开始一场久违的欢聚。很长的时间以来，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活力四射的小个子，其实是一名早期糖尿病患者，他不忌油腥，毫不推诿地大碗喝酒，不显露丝毫的病态，他被遗弃在遥远县城里的妻子，也几乎从未被他提起，要等到一年多以后，他跑来向我们道别，说是不得不远赴广州了，我们才听到他隐约地提及，他一直是有一个老婆的，就在他的老家，像那种看守家宅的、沉重的石狮子，始终蹲守在原地。
那个老婆前来报社寻访我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了顾小梅的电话。顾在电话里说，那女人也去找她了，竟然直接找到了她隐居养病的那幢从父亲手里继承的旧楼房。她说那女人进门没多久就哭开了，同样也是拿出那本破破烂烂的电话本，一再申明，他们家潘一飞有多么多么看重顾小梅。电话里，顾小梅忽然中断了讲述，开始向我发问，她说，那女的我觉得有点儿别有用心的样子，绝非她表面看着那么愚笨，她这么挨着找我们有什么企图吗？人都死了，不就一个电话的事儿吗？这么亲自找上门来通报，有这个必要吗？
说起来在康城的文化圈里，顾小梅算得上是个彪悍角色。她在一九九零年代末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就写到了她生长的康城下半城。康城是一座依陡峭山势而筑建的城市，最早的母城发源于一个切入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半岛，最繁华的街市环绕在半岛山顶的一块平坝上，而一百多级的石级下面，则沿江伸展着平民的居所，民国时期的银行旧址，还有一条神奇的暗道，据说是当年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所修建，在地底下直通著名的朝天门码头，如有危急到来，他们就可以摸着这条暗道潜行，然后在码头上登船，逃向三峡以外的广漠世界。
顾小梅从小就听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传说长大，她身处的那个下半城，那时已经日渐凋敝，灰色墙壁上蔓延的青苔，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疯狂藤蔓，某一处神秘楼房之上忽然碎落的窗户玻璃，那盲眼一样的窗洞背后，黑黢黢的、潜藏的鬼魂……从中学时代起，顾小梅就在那衰败的下半城出没，感受着那些孤魂野鬼投射到自己脊背上来的阴凉之气，但那时她还只是十八青春的年纪，穿着条灰白的连衣裙，是那种十分质朴的棉布料子，在她的身体周边急遽飘飞着，速度很快，速度很快。
多年以后，顾小梅在她那部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里写道，我们下半城的儿女，身体里总是绵延不断地涌出活力，我们健康而且清亮，就像是不竭的泉水。她在那本书中颇有几分自豪地继续写道，下半城的孩子，其实多半都有几分这样的特质的，纯真又大胆，康城土话里有一个名词叫“天棒”，就是形容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来自于这座城市最阴暗最潮湿的皱褶之间，却皮肤白亮，天不怕地不怕，要出来闯世界了。在那部长篇小说中，文字里面奔跑的，多半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从广州等沿海一带批发服装，成了康城最早的百万富翁，而其中那个男主人公很快发现了痴迷服装设计的女一号，女一号其实是康城头一批站上T台的模特儿，她野心勃勃地应邀加入到了那个打算自创品牌的服装公司里来……
我不知道小说里那个妖冶的，对男人具有毁灭性杀伤力的野模，在多大程度上投射了顾小梅自己的青春期，反正后来我们眼里的她，却变得像一棵老树那样暗淡，听说她一直饱受疾病折磨，一种神秘的头痛症时不时会侵入她原本生机勃勃的身体，她成了一个依靠头痛粉过活的女人。以前同她一起喝茶聊天，就常常会见到她变魔术般地从衣裳口袋里摸出一小包来，指尖轻巧地一弹就开了包，然后仰脖倒光，一口水冲下，愁苦的面容才略微舒张开了一些。她的脸孔那时也已变得相当干枯了，暗沉的肤色上，布满了讓人惊心的斑点，颧骨在她的两颊上突现出来，像两只恶生生的拳头，那些当时慑于她文名的男性写作者们，常常会有些心情复杂地在背后评说她，那真是条汉子呢，你看她那些刚烈的句子里，刮着怎样的呼啸罡风啊。
这两个人的相遇，潘一飞和顾小梅，后来在康城的文化圈子里成了热门的话题，那些好事之徒都在说，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怎么可能不飞溅起骇人的电光火石呢。
变化最先从那份纸张灰暗的报纸版面上显露出来。他们主政的是那张报纸的副刊部，潘一飞最早是由他从前同班的一个同学引荐去的，但顾小梅慧眼识英雄，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将他提拔为了主编。潘一飞着手让那份副刊脱胎换骨，卡夫卡忌日，他们会做一个整版，后来连那个法国符号学大师德里达去世，他们也要做一个版，在潘一飞热切发动起来的那些酒局上，他将那些高端的版面带来，在翻腾的火锅边挥舞着，他那有些尖细而轻飘的嗓音也嘶喊到了极限。他说，这样的版面就是拿到北京、广州去，也不逊色啊。他的那位被一举超越了的同学，蓄着长发，一对老鼠似的眼睛在黑框眼镜背后滴溜溜转着，有时候喝到放肆的程度，就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会咬牙切齿地瞪着潘一飞质问，你们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啊，你们这套洋玩意儿，放在康城这个大码头，有个屁用啊！他的质问，总是会让我们陷入赞许的沉默。
我们后来知道，那个顾小梅的心思，其实远不止改造一个副刊那么简单，他们所在的那份报纸，以前隶属于康城团市委，当那份周报做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市里的某个摩托车大佬出手了，那个一九六几年的应届高中生因为文革失去了高考的机会，后来从机关里下海，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摩托车王国，但他从来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知识分子看待，也许在他虚无的想象中，早已通过暗示，完成了对自我的高等教育。他戴着那种茶色的玳瑁眼镜，尖瘦的下巴有些迫不及待地收进脖子里，像是一只奸滑的禽类，他就那么背着手，投身到传媒大业里来了，他挥一挥手，就让那份青年报变成了日报，不吭一声地就向市里另两份红火的都市报叫起了板。
顾小梅原本是他招来的干将，那一年的春天，她刚离了婚，从前披散肩头的那几把头发，那以后被她仔细地梳到脑后挽成了一个髻。她就那么头发光光地出没于大小场合，一身米色的风衣，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样子，而那些远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闲话者们却报料说，之前她的那个工人出身的老公，背着她在外面找小妹，被她当场捉了奸，一周内就让她扫地出了门……恰在此时，她接到了摩托大亨的办报邀约，二话没说，就同妇联主办的那份婚恋杂志一刀两断，奔这边的前程来了。 她的身边，很快聚集了康城市内的一帮文艺小青年，潘一飞这样的区县浪子也包括在内，他们野心勃勃要将青年报办成康城最有文化、最高雅的一份市民报，可是半年的时间还没有过完，整个康城还陷在那暴烈而又闷湿的苦夏里难以自拔，摩托大亨就披着他那身标志性的深灰色中山装，找上门来了。
据说他们在顾小梅的办公室里，爆发了一场疾风骤雨般的争吵。大亨起先还用他惯常的那种循循善诱的语气，装作不经意地提起广告中心的另一位女干将，对眼下办报方向的抱怨，说有些和市场脱节，半年来经营起色缓慢……他真没想到这会引起顾小梅随后那么激烈的反弹，她反问大亨，难道和那两份都市报同流合污，就是与市场接轨吗？难道那个小人（她当然指的是那位胸部饱满的广告中心负责人）在他耳边吹了两句阴风，他就要跑来质疑他们的办报方向吗？他力邀她出山时，不是说好了要让她放手一搏吗？他当初口口声声激励她的理想，难道就是放屁啊……
已经没人可以还原那天下午他们两人争吵的原声，比如顾小梅究竟有没有用过“放屁”这样粗俗的词语，但摩托车大亨从那间办公室里怒气冲冲地快步离开时，他那接近于死人的惨白面色，报社里的好多年轻人还是看见了。后来圈子里都在传说顾小梅太过狂妄，最要命的是，她居然攻击摩托大亨和康城这座码头城市一样没文化，她是不是疯了啊？没文化，不是那个摩托大亨的命门吗？所有的人后来都因此认定，这个离了婚的女人那时正在经历可怕的更年期。
她同潘一飞的隐秘私情，也就在那个夏天流传了开来。那究竟是不是通过同部门的那位老同学之口传出的，同样也无从考证了，反正那些人说，顾小梅的确是宠爱潘一飞身上那股子冲冲杀杀的劲儿，将他当成了自己最值得信赖的干将，她对他的爱称就叫“娃儿”，那是康城人对小孩儿的叫法，也流传一时。
我们随后看见潘一飞在任何顾小梅出没的场合都跑前跑后，还总为她拎着那只皮革严重老化的黑包，就忍不住地去设想这样的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的模样，我们总会想得吃吃发笑，有时候酒醉，还会有人说，一个女人，如果已经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你怎么日得动嘛，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老潘真是勇猛啊。
谁也没有真正拿到过两人地下情的铁据，也讲不出两人幽会的具体场景，关于两个人私交的流言在那个夏天之后，有点类似康城惯常的那种粘稠空气，包裹着我们的皮肤，要逼出我们的油汗来。以至于后来，在青年报那背阴的开敞式办公间里，当那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经过，那些办公格子里的旁观者都会露出诡异的、会心的笑容来。
这时另一个人出现了，刘青青，她是潘一飞的师妹，比他小两级，大学毕业也跑到青年报的副刊部来了。她是那种格外沉静的女孩儿，皮肤有点儿接近淡巧克力的颜色，两片儿眉毛格外油黑，她瘦瘦小小地来到你对面时，也不怎么言语，却会让你印象深刻。怎么说呢，这女孩儿的力气是藏在她某个你看不见的地方的，她只是暂时不想使出来而已。
潘一飞怎么将她搞到手的呢，说法不一，说到底还是源于两个人都痴迷的文学吧。刘青青是个书痴，尤其热爱那些大部头的西方名著，好多人都曾看见她在餐桌边问潘一飞，他最热爱的十大西方作家都有哪些，她还会十分不甘地追问，他的“十大”里，为什么只有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这一个女作家呢？那个时候的刘青青总是会两眼发亮，像是刚刚上了油的枪械。记得有一次，某个下午的茶话会上，她就坐在我的右手边，记得我们说起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猫眼》吧，她忽地就热切地扑到我的脸颊边上，对我倾诉起她对那个作家的热爱来。她小小一团的呼气，就像是一只昆虫那样细小，那呼气来到了我的脸上，让我闻到了一股子青草味儿。那摄人心魄的小东西，怎么也被你狗日的糟蹋了啊，潘一飞要还活着，我一定会这样当面质问他。
事情的爆发是在随后的那个秋天。在我们康城，每年的秋天都会有那么几天，天气晦暗得如同发生了霉变，像那种民国时代的照片，暗黄而模糊，白天也必须开灯照明，那一天的下午，顾小梅照例走进副刊部的办公室，她自己也不知道那天挥之不去的焦躁从何而来，她为自己泡了一杯浓浓的沱茶，她使用的茶杯也很大，足有半个热水瓶那么大，她端起茶杯环顾自己那几十平米的领地，却不见一个人影，下午三点已过，这让她的心中燃起了小小的火苗，就冲到了办公室隔间里的那个小小床铺前。她是去找人吗，她难道以为潘一飞在那个昏暗、潮湿得要滴出水来的下午，会在那张床铺上贪睡吗？那床铺上当然空无一人，但她却发现了一块血斑，那血斑在那天蓝色条纹的床单中央，有一朵牡丹花那么大，到了那天下午的时分，已经发黑接近于茶色了。顾小梅被那块血斑下了蛊一般，痴痴入定了半分多钟，才发出了非人的嚎叫，办公室里的人起初都以为她是踩在了一只死耗子身上。
说起来，那张行军床算得上是潘一飞的福利，那是他在康城的落脚处，他也基本上就生活在那里，这也是他“顾老师”给他开出的特权，至少可以为他省下一笔租房费。那个隔间里，除了那张床，就是一张老式的条桌，其余几无空隙，潘一飞的那口行李箱就只能码在那桌下，书籍泛滥成灾，就像是一场过境的洪水，漫过那床头床脚边所有的空隙，像是要将他的整个人生也淹没不见。用来当作墙壁的隔板，就是那种简易的三合板，牛皮纸的那种浅褐色，潘一飞在那上面胡乱涂鸦，画了好几个大乳房的女子，报社里有人看见了，就说，你小子这是把公厕搬这儿来了啊……
没法想象，刘青青会和他在这样的地方做爱，但那一块血斑却铁证如山，在那个如同坠入了地底的下午，散发出令人发指的淫荡气息。现在想来，刘青青愿意去做出那样的事，多少有点儿献祭的意思。
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里，顾小梅完全形同困兽，她一遍又一遍地找人，把潘一飞给我叫来，把刘青青给我叫来……紧邻的那间大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听见了她的低吼声，不知过去了多久，當副刊部的所有人，包括同潘一飞结怨的那个同班同学，都聚齐在了顾小梅的面前以后，那两个人，偏偏是那两个人，却仍旧迟迟没有现身，在场的那些人，不得不替那两个人背负罪责，闷头不语，也不敢乱动，直到窗外的那片农田之上的天空，转换为了深蓝的夜色。 直到那时，顾小梅才从她那张宽大的朱红色的办公桌后面站起了身，她的脸愈发黑了，已是那种泥污的颜色，她冷冷地对着一屋子的人说，明天起，让那两个人就别再来了，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说着将那件铁甲一样僵硬的呢子大衣，笼到身上，然后扬长而去，她的话音却仍在身后飘落着，这可是办公室啊，成何体统……
他和她，顾小梅和潘一飞，就这样连最后的一个照面也没打，就彻底分道扬镳了。潘有没有去找过顾？至少青年报的整幢办公楼里没人见过，倒是几天后的酒桌上，他又找到了我们，这个城里他辛勤打捞出来的同道，我们围坐在两口拼起来的火锅跟前，构成了他即将要告别的那个国度。
火锅边，他仍是很没心没肺地啸叫着，一个字也没有提及自己的那起被驱逐的事件。我们在他那张煞白的脸上找寻阴影，却没有找到，他的那张脸就像是一棵水煮白菜那样寡淡，而且肤浅之极，这让我们都误以为那小子真是一个大玩家，将一切都纳入了他的游戏人生。
他告诉我们说，他认识了一名广州的女网友，很谈得来，不料对方竟扭定了他不放，非要他现在就奔她而去，他很有些装模作样地叹息着说，康城的办报环境恶劣，不留我啊。
这应该是记忆里我们同他见的最后一面，在他离开后没多久，顾小梅也不得不离开了青年报，让她没大搞懂的是，自己身边忽然而起的反对浪潮，怎么会一夜间就变得浊浪滔天了，她搞不懂，周围人的恶意何以忽然如此深重，这都是那个潘一飞惹的祸吗？她不愿对此深想，唯有默默离开。她返回了那幢从她老爸手里继承的两楼一底的老房子，那老房子屋前原先的柏油路后来扩建成了绕城高速，而她依旧默不作声地栖居在那里。小说是没法再写了，一度听说她在写电影剧本，讲的是一个新疆劳改犯穷其一生从那片荒漠里出逃，又屡屡中途夭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又哪有过审的可能？
有人说开车经过，曾经看到她就在那楼顶的露台上读书，还有陪着她的那只半人高的萨摩耶。她依旧患着那神秘莫测的免疫系统疾病，大多数时候都只能瘫倒在那张竹躺椅上。那可是咱们康城独立办报的末代皇后啊，那个途经者难以克制自己的嘲讽语气，还补充追问说，搞不懂顾阿姨为什么要死守在那尘土飞扬的绕城高速路边，他说那楼前从前茂密的槐树，都快要被灰尘打死了，搞不懂她一个病人，为什么还要死守在那边。
至于刘青青，几乎无人知晓她去了哪里，在康城的报界，还有文艺圈子里，她彻底蒸发了。许久以后，有人才提起她其实是一对老实巴交的药厂职工的后代，她追逐西方文学，还有她暗藏的进攻姿态，多少都有点是对窝囊父辈的反叛，据说她后来成了网络游戏界的一匹大咖，只要一登陆，就引来大队喽啰追随，已经到达了一呼百应的崇高段位。
一张文化生活类的周报，这就是潘一飞后来奔赴广州的目的地。没人知道是不是真有那名女网友的存在。有一天的深夜，我同他在微博上相遇，我在报社值夜班守版，在那间火车车厢一样狭长的办公区里正熬到垂死的绝境，就随便吐槽了一句，却忽然看见他甩过来的一条留言，他说，不要轻易谈死，兄弟。我们接下去私聊，他又说，他也是刚在报社做完了版，每周都有这么一天，要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他还宣告说，短短的不到半年时间，那份周报在广州就很有些起色了。
我并没多么关切他在那遥远异地的日常，以及他口中总是光辉灿烂的未来，因为我自己正被那份绝望的工作消磨得奄奄一息，就很快关闭了私聊的对话框，对他的滔滔不绝避之不及。
后来，在潘一飞的那个老婆离去后的又一个深夜，我重新点开他和我的私聊记录，发现他居然还自顾自地说到了他在广州的那间小小租赁房，他说他每一次下深夜班，都会穿过那宽阔如草原的天河路回家，那是体育场的周边，满眼空旷，每一次都会让他默念艾略特的《荒原》，或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他租住的，是一间老厂的旧家属楼，楼下有时候直到很深的深夜，也会亮着白炽灯，开着夜宵摊儿，出售咖喱鱼丸、撒尿牛丸之类的小吃，他的房间在九楼之上，远在这一片沸腾的尘俗之上，连这一片楼房脚下最高的那棵树木，也无法企及他的窗台。他说他在那些很深的夜里，有时候会长久地睡不着，就望着窗外的那一片天空，冬天如果是下起了雨，那个高度上会布满薄棉絮一样的灰云，他说那个时候他就会以为自己处身在一个无声飞行着的机舱里。
我在那段长长的文字中间找寻，那一段文字，应该是那一夜我们匆忙的对话后，他有些冲动地接着敲击下来的，我为我那夜的不耐烦，还有冷漠感到羞耻，在那段堪称遗言的话语里，他没有提及他远在川西某个县城里的妻子，也没有提及顾小梅，刘青青，还有其他的我惘然不知的女人们，他只是叹息说，他从康城带去的那一箱书居然发了霉，那箱里包括他最热爱的佩索阿，米兰·昆德拉，还有马尔克斯，黑色的霉菌从书页的夹缝中生长出来，斑斑点点的，有一些居然有銅钱那么大。他最后问了我一句，我记得在我们康城，衣柜里的衣服不是总在春天刚开始的时候长霉吗？这广州怎么回事，冬天也长霉？
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官网上，翻越了一重又一重的子栏目，才找到了那条消息，总共不足两百字：
昨天午夜两点半，在广州天河路上发生一起车祸，一辆本田思域轿车撞上了一名横穿马路的青年男子，男子当场死亡。记者前往事发现场了解到，车祸发生在主干道的人行斑马线上，路边的红绿灯事发时处于停止工作状态，有群众反映，该红绿灯已停摆长达两周，曾多次反映，有关方面却仍不见行动。肇事司机也证实，事发时未见警示，天色暗淡，自己驶过斑马线时没有丝毫减速，完全没法看见那个匆匆横穿的身影。不幸身亡的男子，系广州某周刊的编辑，姓潘。潘某的同事告诉记者，他们每周出刊都会加班到两点左右，也许潘是太过疲惫，才未能对直冲上来的本田做出避让。
没有自杀的可能，在那篇不及巴掌大的报道末尾，报社的记者有些反常地添加了这么一段。记者写道，死者的同事都说他平时特别积极，总是意气风发的样子，还特别豪爽，爱请客喝酒，他刚从内地的康城投奔而来，喝得高兴了总会拍胸脯说，要干出一番名堂来。同事们的意见很一致，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自杀？ 我们，也就是被潘一飞那个一丝不苟的老婆，从那本残破的通讯簿里召集起来的故人们，决定在那个哀伤女人返乡以前，请她吃一顿火锅。我们选择了七星岗老城墙背后的一家老店，将油碟儿摆开来，我们没想到顾小梅也会来，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将聚会的消息透露给了隐居的她。她最后一个到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风衣，在那幽暗、嘈杂的火锅馆里，更像是一个外来的幽灵，并且通过高耸而僵硬的双肩，端起来的下巴，提醒桌子边挤作一团的另外那些人，她那更加高贵的来处，一个曾经的女皇，尽管已被废黜了许多年。
我们的兴趣，无法克制地转向了现场这两个女人同桌的对垒。潘一飞的两个女人，多多少少可以这么称呼她俩吧，那个原配在酒桌上很快就显出朴实的一面，见人就举杯。弟妹真是海量啊，在我们故作惊讶的欢呼声中，她越战越勇，眼睛里几乎要喷出火来，我们后来看见她直盯着那一身灰暗，仿佛随身带着黑夜的顾小梅说，这位姐姐是不舒服吗，又不吃菜又不喝酒，今天我们就当一飞还在这儿，他一定会让我陪好你们每一位，像他那样开心尽兴，做一个拥抱生活的人……
顾小梅却不为所动，伸手挡开了潘一飞老婆推塞过来的酒盅，那张一直在回缩着的脸孔，也如同石头一般，我们没有想到那个老婆会因此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们听见她说，顾姐，我可以叫你姐吗，你可是我们家一飞的大恩人、大伯乐啊，从前我们一飞回家来，或是写信，总是小梅姐小梅姐地叫个不停呢，他还说，你是他三生修来的造化，我说，这酒你怎么也得喝，喝喝喝，死不了人。
我们并不清楚，那个原配，对于曾经惹得康城报界沸沸扬扬的那起风波，究竟获悉了多少实情，也很难去判断那一夜的早期，她就开始的疯傻，究竟有多少可以算作是针对那个传说中情敌的进攻。女人的直觉，我们会说，那个女人毫无疑问会嗅出顾小梅身上非同于我们这些狐朋狗友的气息，那气息里无可避免地暗含了她与潘一飞秘密的往昔。
我们没有看到顾小梅的反击，她原本也没打算反击，她在我们不着边际的劝解中，点燃了一只烟，她厚厚的嘴唇收缩着，似乎是要将那一整支香烟吞下肚去，她吐出烟气去的时候，会将头刻意地扭到一边儿去，那样子就更像是一个君临我们这桌火锅的幽灵了。
而那个女人，那个被遗弃者，到底还是耗尽了她蓄积已久的勇气，开始默默地流泪，她对我们说，之前的一周，她赶往广州，收拾了潘一飞所有的那些遗物，没别的，除了一箱发霉的书，就是那本通讯录了，她翻遍了通讯录的每一页，诵读了那上面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个阿拉伯数字，却没有找到一个字属于自己，连家里的电话号码也没有……我们中的一位反应倒是够快，立刻就宽慰她说，家里的号码还用记吗，早记在心里了啊。可那女人却仍旧自顾自地悲伤着，喃喃自语，她说，怎么会到头来，我在一飞的心里，却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呢？他这么一次次地离开我，前往我全然不知的远方，我原先还以为，在他的心里，始终是想着我的吧，在他最深的意识里，还是认定了我这个妻子的吧，可没想到，我在那个出租屋里，就只找到了一片空白，还有，就是你们……一飞的好朋友们，你们实话告诉我，从前，当着你们，我们一飞就从没说起过我吗？
我们无言以对，还有些惴惴不安，夜晚裹挟着火锅店里的那片喧嚣，急遽坠入了后半夜的深井，我们这一桌人于是成了剩余的一群，那种阑珊的离意，开始在我们中间扩散。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时候顾小梅会直接地叫住那位原配，她用“喂”来称呼那女人，让相熟的人因此想起过去她一贯生硬的处世方式。喂，她接着说，我这里倒还有一封信，我今天特意赶来，也是因为这信，我想了大半天，也没能琢磨透这信的含义，一飞这小子，这么多年了，行事还是这么诡异。
那信装在那种航空信的信封里，周边还围了一圈漂亮的红蓝花边，信纸只有薄薄的一页，抬头是广州某周刊的公用信头，那一页稿签纸上，抄着一段歌词，有些张牙舞爪的笔迹，但还是可以看出抄写者极力要抄得工整一些的，那一颗郑重的心。
顾小梅将那信纸更迫近地凑到那个遗孀的眼前，你给看看，这真是一飞的笔迹吗，我不大有把握了。两个女人的脑袋凑拢在了一堆，在我们的眼里结成了某个神秘的同盟，遗孀的脑袋更要沉重并且肿大得多，像是一只奇怪的黑色口袋，很快，我们就看见那口袋沉甸甸地叩击起来，当然，当然，一飞的笔迹烧成灰我也认识啊。
她接着又去翻看那页纸的背面，她前前后后地翻找着，想要找出可能潜藏的另外的暗号，却只有雪白的空无，她叫了起来，为什么我们一飞要给你写这封最后的遗书啊，她戳着那歌词下面的日期落款，流着泪说，那就是一飞被车子辗压的前一天啊。
那个时候，顾小梅已经有些被吓住了似的，从那桌子的邊上跳开，黑漆漆地立在了一边。我们这群人于是头一回看见了一个畏缩的顾小梅，她只是用她那生硬的、鲁莽的喉音重复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信上的地址是青年报，转了好几个人才到我手里，可能就因为这个耽搁了吧，邮政，你们也知道，一向都这么不靠谱……
她嗫嚅着，像个被当场拿住了的窃贼，而另外的那个女人之前一直埋首于哭泣，却忽然像获得了启示，跃身而起，像一只敏捷而凶悍的豹子，朝顾小梅猛扑了过去。
对了，那封信里抄写的歌词如下：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啊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游击队啊快带我走吧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
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啊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你一定把我来埋葬
请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