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老朋友从台湾归来，他对我讲述了他随蒋介石最后离开大陆前往台湾的一段情节，同时带回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蒋介石曾对他的部属说：“台湾是中国的!我们去台湾只是一次战略转移。”此后他在台湾一直到死并转到他的儿子蒋经国，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这一论点。
　　1949年10月上旬。
　　那时节，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南京、上海已相继解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分崩离析，蒋军残部仅存5个军、3个独立师以及海军陆战队、装甲兵团和海上突击总队合计兵力约为12万5千人，龟缩于舟山群岛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第三野战军陈毅所部为主力，总计兵力为37万5千人，准备在江浙沿海作战，伺机直冲舟山群岛，解决蒋介石尚赖以支撑残局的那部分残军。
　　正在这时，蒋介石偕同蒋经国乘“太康舰”来到舟山，视察普陀防务。先是在国民党军浙东军区司令部只留一晚，次日即移居普陀山上的天福庵。当时浙东军区司令为丁治磐，他的司令部原设于普陀，后移驻江苏所属嵊泗列岛，以与舟山成犄角之势，往来于台海之间。丁治磐写有《普陀侍游》一诗，即记陪侍蒋介石到普陀山之事云：“胜迹先探紫竹林，无风琅琅送潮音。海山尽在烽烟处，谁识闲云一片心?”又有《飞定海放舟嵊泗》记述当时情景是：“便作飞仙侣，倏然不可留。摩天云欲响，拂日火如流。仆仆风尘外，依依沧海头。碧虚容去鸟，局促又孤舟。”只作无可奈何之叹了。
　　蒋介石到普陀山天福庵下榻，国民党浙东行署事先已布置警戒。浙江省浙东行署主任俞济民就在特务团中挑选精壮士兵一营，分布在天福庵正面及后山一带，尤以对四周海面严加戒备，岗哨通宵巡逻，如临大敌。可知蒋虽“借名山小憩”，其实心惶惶然，何得安生!但仍强作镇静。随后两天，他轻装简从，步行从前山紫竹林起，沿途经白华庵、普济禅寺、文昌阁、悦岭庵、常乐庵，直达后山的法雨禅寺。这些庵寺为蒋母生前常日礼佛之处，蒋也仿效其母所为，对每个庵寺布施功德钱，各给香银10元。这里有一段“插曲”：说是蒋介石偕蒋经国在紫竹林观音大士前礼拜时，求得一签。签文为：“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声名四海传。”但此事在国民党浙江绥靖总部副总司令何志浩所写《风雨同舟望定海》一文中，则说法为：他本人于是年4月29日与蒋坚忍、蒋蕴青、陈叔同、赵世瑞等人“冒雨往普陀慰问伤患官兵，乘间一览名胜。叔同兄在普济寺卜问局势，占得八十签。诗曰：‘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旦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中正声名四海传’。”何志浩还就此写有《普陀行》长诗一首，其中有句道：“焚香卜兆得佳签，安稳舟山定无事。”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已彻底崩溃，蒋本人及其部属惶惶不可终日，不过借问卜求签以安慰自己而已。蒋得的签末句原为“忠正声名四海传”，到陈叔同所求，签文却变为“中正声名四海传”，直接露骨吹捧蒋介石(“中正”是蒋介石之名)。假而又假，自欺欺人，留作一段历史笑柄。
　　1949年10月11日，蒋介石转到定海。谷正纲随行。13日，谷正纲以蒋介石的名义在航空招待所召集滞留定海的国民党政府党政人员谈话，他透露浙江军政决定同时改组，说是“以加强舟山群岛之防卫工作”。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去党工同人办理农工渔会多为‘白脚梗’指挥‘黑脚梗’。今后必须体认时势，要与赤脚同志打成一片，避免劳动同志为共军所用。”谷正纲所称“白脚梗”是指坐办公室的那些官僚或公务员；“黑脚梗”即指赤脚劳动人民。到这时他们才知道，主政者必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必致败亡。古训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此云谓也!
　　国民党浙江军政改组后，由石觉继任舟山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兼浙江省主席、浙江绥靖区总司令，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此前，蒋介石已决定从舟山撤退，将残部集中到台湾去。他写有一封亲笔信派由蒋军副总参谋长郭寄峤(参谋总长为周至柔)、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绍庄3人代表陆、海、空军将信直接送到定海，郑重而又机密地面交石觉，以此为部队撤退的依据。
　　


　　信中说：“此时防备匪机(按：这是蒋介石对我解放军空军飞机的蔑称)突然来定(按：指浙江定海)轰炸我运输船舰，比防范其陆军渡海来攻本岛至为重要。故应从速准备，以防万一。关于运舰遇有各种情况发生，须有一海军高级将领具有充分权力，在当场得以立即处置紧急事故，以免重大损失。故余(按：蒋介石自称)意：凡到定海之军舰、战船，必须指定马代副总司令(按：即马绍庄)统一指挥。而马代副总司令则须受石兼司令官(按：指石觉)指挥。必须建立如此指挥之系统，方不致临时仓皇，以免纷乱。务望想定各种不测之情况，以期减少损失至最少限度，是为至要。‘中意舰’只停泊，不可太挤，总以疏散为宜。故部队开始登舰，亦以络续行之为妥，不可太迟。明日即应开始登舰，并期于本月十五日至迟十六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是为至要!”
　　蒋介石其人一向刚愎自用，听不得他人的意见，也从不尊重他人，特别是对其部属尤为苛刻、严厉。经过几年内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把他打得“焦头烂额”，也把他打得“谦虚谨慎”起来了。像这样的亲笔信，用些与部属商量的口吻，在蒋介石一生中尚不多见。他在大陆这最后几天中，名为“借名山小憩”，其实忧心忡忡，日夜不安，布置一切，做撤离定海，逃往台湾的准备了。
　　当时定海并不安静，尤以金融市场一片混乱。有一位浙江省党部委员王惠民写的《离开杭州到舟山撤退》一文中提到：他坐船到定海，在码头上岸，“三个朋友在某饭馆饱餐了一顿，花去银圆一枚。当时的银圆与金圆券的比率是1与32万元之比。换句话说：这一顿中饭，花去32万元。此后一篮钞票拎出去，只能在菜市场买回一篮蔬菜，且很少荤腥。现在想起来，可说是奇事。”由于钞票贬值，商家拒收，买卖非银圆不可，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都无可奈何。经济的全面崩溃，随之而来的就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彻底败亡。
　　蒋介石政权在大陆的残部于17日上午8时开始撤退。撤退前关闭通信，封锁交通，控制码头，掌握船舶，全面戒严。先是陆军各兵团移为海上两栖作战兵团，另由海、空军护航，仓皇驶过台湾海峡。至20日到达台湾的部队及随行人员约12万5千人，战车121辆，各型车辆180辆及各部队的武器装备，号称“15万人大撤退”。指挥这次大撤退的石觉，因此在蒋军中“名声大振”。但是到台湾后不久，他却被解除兵权，改任考试院铨叙部部长，做个文职闲官。这是因为石觉是广西桂林人，凡是广西人在蒋介石眼里，都与李宗仁、白崇禧一样反复，不可信任。所以广西籍人在台湾当时的处境，并不好过。而其他跟随蒋介石撤到台湾的官员人等也各有难言之苦。如署名林建中者发表的《杂感》诗中有云：“落日西风画角哀，故宫非复旧池台。南来名士多如鲫，屈指谁为济世才?”“东篱霜冷近重阳，怕上高楼望故乡。不为新来腰力软，但愁揉断九回肠。”又有《避乱抒怀》：“义不帝秦业，愀然投海涯。地悬扬子口，宅傍鲁王家。蟹屿渔收网，螺门浪拍沙。苍茫烟水阔，何处望京华?”还有如李克恭所写，则不胜哀叹：“笙歌惊转江南梦，风雨凉如浙岱秋。窗外凤凰花袅娜，不增安慰只增愁。”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许多往事已逐渐淡忘。但是曾经滞留和至今仍生活在台湾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必须记住这句话：“台湾是中国的!”更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