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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档 案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原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广东番禺人。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外语系,并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1929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编《武汉文艺》。1940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1947年,凌叔华与丈夫陈源(陈西滢)赴国外,后寓居英国。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1968年后应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1990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散文集《爱山庐梦影》,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十二部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又名《古韵》),及一些零篇散文。凌叔华的笔法细致秀逸。她还擅长写童真童趣,《小哥儿俩》等作品将儿童情态刻画得传神可爱。另有《凌叔华选集》《凌叔华小说集》《凌叔华散文选集》等出版。
侨居海外期间,凌叔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和藏画展,有较大影响。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
“不识年来梦,如何只近山。”一次无意中读到石涛这两句诗,久久未能去怀,大约也因为这正是我心中常想到的诗句,又似乎是大自然给我的一个启示。近来我常在雨后、日出或黄昏前后,默默地对着山坐,什么“晦明风雨”的变化,已经不是我要看的了。我对着山的心情,很像对着一个知己朋友一样,用不着说话,也用不着察言观色,我已感到很满足了;况且一片青翠,如梦一般浮现在眼前,更会使人神怡意远了。不知这种意境算得参“画禅”不!在这对山的顷刻间,我只觉得用不着想,亦用不着看,一切都超乎形态语言之外,在静默中人与自然不分,像一方莹洁白玉,像一首诗。
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爱山;也不知是何因缘,在我生命历程中,凡我住过的地方,几乎都有山。有一次旅行下客栈,忽然发现看不见山,心中便忽忽如有所失,出来进去,没有劲儿,似乎不该来一样。
在我记忆里,最早看到山的,该是北京的西山吧?记得我五六岁时住的房子有个后园,那里有个假山,山上有个茅亭,上边似乎有个匾,字题什么“山亭”(或者还有一二个字,但因我那时认字很少,也就不会记得了)。亭里似乎长满了野草,平日也没有人去,我是因为上去采狗尾草做玩意儿,时时上去。有一次蹲下来采了一大把草,站起来时忽然看见了对面绵延不绝的西山。北方的山本是岩石多,树木少,所以轮廓显得十分峻峭潇洒。山腰缠着层层的乳白色的云雾,更把山衬托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太阳下了,有些山头的岩石似乎镀了金一般,配着由青变紫,由绿变蓝的群山,此时都浸在霞光中,这高高低低的西山,忽然变成透明体,是一座紫晶屏风。
我不知在假山上呆了多久。直到天黑了,女佣人来喊我去吃饭,我还呆呆的,不肯去,却被她拉了回去。她对母亲说我一定冲犯了后园里刺猬精或什么精怪,她要为我烧香祈求。我本来并无目的要上那假山眺望的,更不会解释了。
不久之后,母亲因要回广东,把孩子全数带去了。去看过外婆,我们便住在黄埔附近一处濒海的祖屋,那也有两三个月吧。祖屋门外不远,便是一个沙滩,滩上本有两三只无主的破旧木船,我们到后,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了。除了刮大风下大雨,我们无时不在那里玩耍的。这个沙滩听说从前是一个小港口,繁荣时代曾有货船游艇停泊,但在一次大暴风雨之后,有三只船吹上了沙滩,海湾忽然变成很浅,船也不进来了。那些破木船搁在岸上,村中的人,谁也不知是在什么年代。有只船里都生了比人高的野树,想来只有对面的青山知道吧。说到对面的青山,更加使我怀念那逝去的童年了。
那时附近的几家孩子,常在沙滩上玩捉迷藏。记得有一次我藏在一块船板底下,大家没找到我,等了好久我便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凉阴阴的,身上衣服也有点湿漉漉的,不知是潮水来过,或是下过一阵雨。我懒懒地仍旧躺在船板上,偶然望到对面绿油油的山头,被云雾遮住了,山腰有朵朵白云,很快地飞来飞去,像北京小孩子溜冰一样。我望着,心里着实羡慕,很想参加它们的游戏,但不一会儿,又阖眼睡着了。
忽然耳畔听到邻居的四婆的叫唤才醒来。她要我立刻回家,我不肯。她问我缘故,我就把看到的小孩子驾着朵朵飞云告诉她。她大为吃惊立即拉着我跑回家去。她跟母亲说对山的齐天大圣对我显了灵了,她得带我去对面山上他的庙烧香,并挂名做他徒弟。这样不但可以消灾,还有齐天大圣保佑。母亲立刻就答应了。为了感激四婆的好意,她特意买了一篮水果,央求四婆次日带我去上庙磕头认师父。到了那庙我发现所谓齐天大圣神像,原来是一只金脸大猴子,身上披着金黄的缎袍子,香案上挂了成百成千徒弟的名单。我恭恭敬敬地给那金脸偶像磕了三个头,然后庙祝就在我额上画了一道朱砂符咒。他告诉我说有了道符,以后什么山神鬼怪,见了我都要另眼相看,因为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他们不但不敢同他斗法,见了他的徒弟都得客气呢!
可是,我至今还不解:为什么我那时看见的青山高得很,常有白云朵朵缀着?过了二十年,我再去的时候,非但一朵云彩也没有,连那山,也变成一座平平无奇的矮山了。是不是因为我额头上的符咒已经无灵了呢?那个老庙祝想来早已经作古了吧?我不禁又悠然想起Saint Fustache在两只麋鹿角中间,忽然看到幻境,那种喜悦,想来同我那时差不多吧?
我常自问我一生最值得夸耀的事,恐怕算是我比我的许多朋友逛的山多,住进山的年数也比他们多吧?我曾漫游或住过许多名山或不知名的大小山。在中国五岳中我到过四岳和匡庐、峨眉以及南北高峰及大小三峡,在日本游过富士、日光及京都的岚山;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也去过不少古迹的大山。在瑞士,山头带雪的山以及少女峰,在英格兰湖区的山及苏格兰的高山,这些地方我都流连赏玩过。有不少的山,我且揣摩下它们的色泽形象。当风雨长夜,它们会来慰问我的寂寥,我呢,常常焚几支香,泡一壶清茗,静静地享受“风雨故人来”之乐。
我常想对山水最富情感与理想的民族,中国人恐怕可算首屈一指了。我们都是从孩提时就受过爱山水的训练。许多中国孩子很小就读过“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我们的诗人高士,却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如果用近来的统计方法去算古今诗集里关于山水的诗句,恐怕字数可过千万吧?陆放翁因为自己爱山,又怕人不懂得看山,便指出一个有趣的看法说“爱山只合倒骑驴”。辛弃疾也因为自己嗜好山水,却怕年轻人像自己那样失掉欣赏山水的机会,他所以写“只因买得青山好,却恨归来白发多”。这两句词却不知曾害得多少暮年诗人落泪。
我时常想起,当我初学山水画时,我的老师(王竹林师,专画山水兰竹) 再三说过:“你学画山水,第一得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气,等到你懂得它的性情脾气到了家,你就会猜到了什么时候它要笑,什么时候它发愁,什么时候它打扮起来,什么时候它像是生气,什么时候它会假装正经不理人。到你真的懂得山的脾气,你就会下笔潇洒自然了。就算是画的不照古人画法,你也可以自成一家的。”在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我只觉得他说得“好玩”,却未想到这原是中国画的高超微妙道理。这在我单纯洁白的灵府,永远留下一个神的启示。
等到我成长后,我才发现这些意思是古代中国画的大师曾说过的。后来竹林师南去,我从另一专攻山水的女师郝漱玉学画,她似乎是怀才不遇,学问很不错,唯终日郁郁寡欢。她训徒极认真,每天要我至少画两幅山水经她改。有一回我说:“我看到过的山水全都画完了,怎办呢?”她答得很好“哪里会画得完?”,她的话不光是帮助我作画,还助成我的爱山癖,这一点倒很值得一提呢。十几年前我住在匡庐,每日在外寻幽探胜,一次竟找到五老峰,当我仰瞻俯视那神奇的峰峦丘壑时,倏然记起她的话,我感动得像一个教徒到了圣地地流出眼泪来。她的话在我近年才发现正同宋郭熙的“林泉高致”里所说的差不多。我想此刻应录出郭熙的话,会比较清楚一些吧。
作 家 故 事:走近凌叔华
以文识友 性情相契
1924年5月,作为文学青年的凌叔华,有幸见到并接待了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的文学大师泰戈尔。泰戈尔对她说:“要成为一个大作家,要读书,但还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善美,找人生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实在不单单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这话对凌叔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正是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凌叔华同时认识了陈西滢与徐志摩。这两位在她人生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前者成为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后者则是她情同手足的挚友。
陈西滢,生于1896年,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12年到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并于1924年底在北大创办《现代评论》,自己任主编,一时间,该刊物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文学阵地之一。
凌叔华与陈西滢相识两年后结婚,其中之缘与文学有关。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以凌叔华的见识与品位,以及对待事情不张扬、审慎处之的特点,她所选择的如意郎君自然是要与自己多有投契之处的。她认为“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至于凌叔华与徐志摩之间,有着一种特殊意味的“手足之情”,他们在文学上相互欣赏,并格外珍视这分情谊。两人从1924年5月相识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罹难,其间七年多的时间里,彼此都经历了许多事情。可是,他们的友谊始终未变。在徐志摩眼里,“人淡如菊”的凌叔华是最如意的友人,仅从他将自认为最重要的“八宝箱”交予凌叔华代为保存,便不难见出一斑。而凌叔华亦视徐志摩为彼此相知的挚友,虽然这“八宝箱”之事日后为她带来了许多言说不清的困扰。
徐志摩于1925年旅欧,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不过徐志摩从欧洲归来,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搬到上海去住后,仍没有拿去。
而争议与困扰则是以后的事情,即到底凌叔华是否曾将“八宝箱”交予他人;而后“听说此箱落入徽因处”,凌又怎么“要来看”的;再到徐出事后该箱下落何处,资料是否完全等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凌、徐二人的相交之诚与相托之重,由此也可见凌叔华是一个宽容人事而不愿引起是非的人,她知道“煞风景的事是志摩所恨的”,所以甘愿为之守住许多秘密。
凌叔华待人的平和与温润使她收获了颇多的至交益友,有同获“才女”之誉的林徽因、国学大师胡适之、散文名家周作人、知名学者梁实秋、“京派”作家沈从文、旅行记者萧乾、“人民作家”巴金、善以文字作水墨画的张秀亚、“女中丈夫”林海音等等。他们大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才俊。
值得一提的是凌叔华和谢冰心的友谊,她们同为1900年生人,同是“五四”新文学的女作家,还是燕京大学的同学,不过她们对徐志摩的为人处世风格看法不同。冰心认为,徐是“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这显然是针对徐的两次婚姻而言。可是,凌叔华与谢冰心在她们漫长的一生中,却有着极其真诚的交往。
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冬,曾于1944年赴英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的陈西滢,又受派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之后的几年,她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塞禄斯基博物馆(也称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凌叔华长留心中的一种境界,她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却更适于自食其力的平静的生活。刚到国外期间,她除了操持家务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还兼事“鬻文卖画”。1956年到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并深深期盼祖国的强大和统一。1949年建国之初,她同丈夫陈西滢一道帮助他们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到祖国大陆。直到她在70多岁高龄时,还在海外努力推荐巴金、茅盾竞选诺贝尔文学奖,并积极帮助有关机构搜集他们的作品材料。
凌叔华明白地认识到,无论西方的世界多么现代、发达,毕竟那不是自己的故土。在喧闹的英伦大都市,她常常感到孤寂,因此,长期引以为伴的,是画中国画,弹奏古筝曲,侍养兰花、文竹等,她的住处也保持着清一色的中式古旧陈设,所有这些显然已成为她故国情怀的托寓。甚至于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也难以获得国内时的那种感应与投入。她在《爱山庐梦影》中讲:“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1959年底,凌叔华有幸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观光,已进中年的她格外兴奋,同时也感触良多。她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观光探亲,与张奚若、邓以蛰等故交重逢,并宜其兴致而作文画画。
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凌叔华终于回来了。1989年12月,她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是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她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而后,她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她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
(选摘自《凌叔华的古韵梦影》,略有删减。)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原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广东番禺人。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外语系,并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1929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编《武汉文艺》。1940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1947年,凌叔华与丈夫陈源(陈西滢)赴国外,后寓居英国。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1968年后应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曾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专题讲座多次。1972年至1981年,先后五次回国,遍访祖国的大好河山,作画写文。1990年5月22日在北京逝世。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散文集《爱山庐梦影》,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十二部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又名《古韵》),及一些零篇散文。凌叔华的笔法细致秀逸。她还擅长写童真童趣,《小哥儿俩》等作品将儿童情态刻画得传神可爱。另有《凌叔华选集》《凌叔华小说集》《凌叔华散文选集》等出版。
侨居海外期间,凌叔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和藏画展,有较大影响。她既善工笔,又善写意,墨迹淡远,秀韵入骨,曾被国内外的名家所称道。
“不识年来梦,如何只近山。”一次无意中读到石涛这两句诗,久久未能去怀,大约也因为这正是我心中常想到的诗句,又似乎是大自然给我的一个启示。近来我常在雨后、日出或黄昏前后,默默地对着山坐,什么“晦明风雨”的变化,已经不是我要看的了。我对着山的心情,很像对着一个知己朋友一样,用不着说话,也用不着察言观色,我已感到很满足了;况且一片青翠,如梦一般浮现在眼前,更会使人神怡意远了。不知这种意境算得参“画禅”不!在这对山的顷刻间,我只觉得用不着想,亦用不着看,一切都超乎形态语言之外,在静默中人与自然不分,像一方莹洁白玉,像一首诗。
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爱山;也不知是何因缘,在我生命历程中,凡我住过的地方,几乎都有山。有一次旅行下客栈,忽然发现看不见山,心中便忽忽如有所失,出来进去,没有劲儿,似乎不该来一样。
在我记忆里,最早看到山的,该是北京的西山吧?记得我五六岁时住的房子有个后园,那里有个假山,山上有个茅亭,上边似乎有个匾,字题什么“山亭”(或者还有一二个字,但因我那时认字很少,也就不会记得了)。亭里似乎长满了野草,平日也没有人去,我是因为上去采狗尾草做玩意儿,时时上去。有一次蹲下来采了一大把草,站起来时忽然看见了对面绵延不绝的西山。北方的山本是岩石多,树木少,所以轮廓显得十分峻峭潇洒。山腰缠着层层的乳白色的云雾,更把山衬托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太阳下了,有些山头的岩石似乎镀了金一般,配着由青变紫,由绿变蓝的群山,此时都浸在霞光中,这高高低低的西山,忽然变成透明体,是一座紫晶屏风。
我不知在假山上呆了多久。直到天黑了,女佣人来喊我去吃饭,我还呆呆的,不肯去,却被她拉了回去。她对母亲说我一定冲犯了后园里刺猬精或什么精怪,她要为我烧香祈求。我本来并无目的要上那假山眺望的,更不会解释了。
不久之后,母亲因要回广东,把孩子全数带去了。去看过外婆,我们便住在黄埔附近一处濒海的祖屋,那也有两三个月吧。祖屋门外不远,便是一个沙滩,滩上本有两三只无主的破旧木船,我们到后,它们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了。除了刮大风下大雨,我们无时不在那里玩耍的。这个沙滩听说从前是一个小港口,繁荣时代曾有货船游艇停泊,但在一次大暴风雨之后,有三只船吹上了沙滩,海湾忽然变成很浅,船也不进来了。那些破木船搁在岸上,村中的人,谁也不知是在什么年代。有只船里都生了比人高的野树,想来只有对面的青山知道吧。说到对面的青山,更加使我怀念那逝去的童年了。
那时附近的几家孩子,常在沙滩上玩捉迷藏。记得有一次我藏在一块船板底下,大家没找到我,等了好久我便睡着了。醒来时,觉得凉阴阴的,身上衣服也有点湿漉漉的,不知是潮水来过,或是下过一阵雨。我懒懒地仍旧躺在船板上,偶然望到对面绿油油的山头,被云雾遮住了,山腰有朵朵白云,很快地飞来飞去,像北京小孩子溜冰一样。我望着,心里着实羡慕,很想参加它们的游戏,但不一会儿,又阖眼睡着了。
忽然耳畔听到邻居的四婆的叫唤才醒来。她要我立刻回家,我不肯。她问我缘故,我就把看到的小孩子驾着朵朵飞云告诉她。她大为吃惊立即拉着我跑回家去。她跟母亲说对山的齐天大圣对我显了灵了,她得带我去对面山上他的庙烧香,并挂名做他徒弟。这样不但可以消灾,还有齐天大圣保佑。母亲立刻就答应了。为了感激四婆的好意,她特意买了一篮水果,央求四婆次日带我去上庙磕头认师父。到了那庙我发现所谓齐天大圣神像,原来是一只金脸大猴子,身上披着金黄的缎袍子,香案上挂了成百成千徒弟的名单。我恭恭敬敬地给那金脸偶像磕了三个头,然后庙祝就在我额上画了一道朱砂符咒。他告诉我说有了道符,以后什么山神鬼怪,见了我都要另眼相看,因为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他们不但不敢同他斗法,见了他的徒弟都得客气呢!
可是,我至今还不解:为什么我那时看见的青山高得很,常有白云朵朵缀着?过了二十年,我再去的时候,非但一朵云彩也没有,连那山,也变成一座平平无奇的矮山了。是不是因为我额头上的符咒已经无灵了呢?那个老庙祝想来早已经作古了吧?我不禁又悠然想起Saint Fustache在两只麋鹿角中间,忽然看到幻境,那种喜悦,想来同我那时差不多吧?
我常自问我一生最值得夸耀的事,恐怕算是我比我的许多朋友逛的山多,住进山的年数也比他们多吧?我曾漫游或住过许多名山或不知名的大小山。在中国五岳中我到过四岳和匡庐、峨眉以及南北高峰及大小三峡,在日本游过富士、日光及京都的岚山;在欧洲的意大利西班牙,也去过不少古迹的大山。在瑞士,山头带雪的山以及少女峰,在英格兰湖区的山及苏格兰的高山,这些地方我都流连赏玩过。有不少的山,我且揣摩下它们的色泽形象。当风雨长夜,它们会来慰问我的寂寥,我呢,常常焚几支香,泡一壶清茗,静静地享受“风雨故人来”之乐。
我常想对山水最富情感与理想的民族,中国人恐怕可算首屈一指了。我们都是从孩提时就受过爱山水的训练。许多中国孩子很小就读过“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或“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我们的诗人高士,却是“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如果用近来的统计方法去算古今诗集里关于山水的诗句,恐怕字数可过千万吧?陆放翁因为自己爱山,又怕人不懂得看山,便指出一个有趣的看法说“爱山只合倒骑驴”。辛弃疾也因为自己嗜好山水,却怕年轻人像自己那样失掉欣赏山水的机会,他所以写“只因买得青山好,却恨归来白发多”。这两句词却不知曾害得多少暮年诗人落泪。
我时常想起,当我初学山水画时,我的老师(王竹林师,专画山水兰竹) 再三说过:“你学画山水,第一得懂得山水的性情脾气,等到你懂得它的性情脾气到了家,你就会猜到了什么时候它要笑,什么时候它发愁,什么时候它打扮起来,什么时候它像是生气,什么时候它会假装正经不理人。到你真的懂得山的脾气,你就会下笔潇洒自然了。就算是画的不照古人画法,你也可以自成一家的。”在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我只觉得他说得“好玩”,却未想到这原是中国画的高超微妙道理。这在我单纯洁白的灵府,永远留下一个神的启示。
等到我成长后,我才发现这些意思是古代中国画的大师曾说过的。后来竹林师南去,我从另一专攻山水的女师郝漱玉学画,她似乎是怀才不遇,学问很不错,唯终日郁郁寡欢。她训徒极认真,每天要我至少画两幅山水经她改。有一回我说:“我看到过的山水全都画完了,怎办呢?”她答得很好“哪里会画得完?”,她的话不光是帮助我作画,还助成我的爱山癖,这一点倒很值得一提呢。十几年前我住在匡庐,每日在外寻幽探胜,一次竟找到五老峰,当我仰瞻俯视那神奇的峰峦丘壑时,倏然记起她的话,我感动得像一个教徒到了圣地地流出眼泪来。她的话在我近年才发现正同宋郭熙的“林泉高致”里所说的差不多。我想此刻应录出郭熙的话,会比较清楚一些吧。
作 家 故 事:走近凌叔华
以文识友 性情相契
1924年5月,作为文学青年的凌叔华,有幸见到并接待了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的文学大师泰戈尔。泰戈尔对她说:“要成为一个大作家,要读书,但还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善美,找人生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实在不单单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这话对凌叔华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正是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凌叔华同时认识了陈西滢与徐志摩。这两位在她人生历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前者成为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后者则是她情同手足的挚友。
陈西滢,生于1896年,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12年到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并于1924年底在北大创办《现代评论》,自己任主编,一时间,该刊物成为北京重要的文化、文学阵地之一。
凌叔华与陈西滢相识两年后结婚,其中之缘与文学有关。凌叔华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特别讲了这件事,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凌叔华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对陈西滢的信赖与满意之情。
以凌叔华的见识与品位,以及对待事情不张扬、审慎处之的特点,她所选择的如意郎君自然是要与自己多有投契之处的。她认为“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
至于凌叔华与徐志摩之间,有着一种特殊意味的“手足之情”,他们在文学上相互欣赏,并格外珍视这分情谊。两人从1924年5月相识到1931年11月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罹难,其间七年多的时间里,彼此都经历了许多事情。可是,他们的友谊始终未变。在徐志摩眼里,“人淡如菊”的凌叔华是最如意的友人,仅从他将自认为最重要的“八宝箱”交予凌叔华代为保存,便不难见出一斑。而凌叔华亦视徐志摩为彼此相知的挚友,虽然这“八宝箱”之事日后为她带来了许多言说不清的困扰。
徐志摩于1925年旅欧,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引来满城风雨,徐志摩打算去欧洲避避风头。行前要将装有日记文稿的小提箱,即所谓“八宝箱”交予自己最信赖的人保管。当时陆小曼处境同样不好,而且箱内有“不宜小曼看”的东西,于是便交到了凌叔华手中。因为徐志摩确信:“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不过徐志摩从欧洲归来,并没有将寄存在凌叔华处的“八宝箱”取回,之后他与陆小曼结婚,搬到上海去住后,仍没有拿去。
而争议与困扰则是以后的事情,即到底凌叔华是否曾将“八宝箱”交予他人;而后“听说此箱落入徽因处”,凌又怎么“要来看”的;再到徐出事后该箱下落何处,资料是否完全等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凌、徐二人的相交之诚与相托之重,由此也可见凌叔华是一个宽容人事而不愿引起是非的人,她知道“煞风景的事是志摩所恨的”,所以甘愿为之守住许多秘密。
凌叔华待人的平和与温润使她收获了颇多的至交益友,有同获“才女”之誉的林徽因、国学大师胡适之、散文名家周作人、知名学者梁实秋、“京派”作家沈从文、旅行记者萧乾、“人民作家”巴金、善以文字作水墨画的张秀亚、“女中丈夫”林海音等等。他们大都是文学界的名流才俊。
值得一提的是凌叔华和谢冰心的友谊,她们同为1900年生人,同是“五四”新文学的女作家,还是燕京大学的同学,不过她们对徐志摩的为人处世风格看法不同。冰心认为,徐是“利用聪明,在一场不人道不光明的行为之下,仍得到社会一般人的欢迎的人”。这显然是针对徐的两次婚姻而言。可是,凌叔华与谢冰心在她们漫长的一生中,却有着极其真诚的交往。
客居英伦家国情深
1946年冬,曾于1944年赴英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的陈西滢,又受派为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常驻代表;1947年,47岁的凌叔华便带着女儿小滢途经美国而抵英,与丈夫陈西滢一同在英国伦敦定居,住在亚当森街14号,开始了她客居异国他乡的生活。
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凌叔华无法用母语写作,所以,除了完成并出版她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之外,便主要将精力与才情倾注于绘画艺术与讲学之中。之后的几年,她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其中,轰动法国巴黎以及欧洲的一件盛事,是1962年在巴黎塞禄斯基博物馆(也称东方博物馆)举办的凌叔华个人绘画,及她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画家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石涛、郑板桥等人的作品与文物古玩展览。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凌叔华长留心中的一种境界,她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却更适于自食其力的平静的生活。刚到国外期间,她除了操持家务之外,为了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还兼事“鬻文卖画”。1956年到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
客居异国的日子,凌叔华一直思念与眷恋自己的祖国,并深深期盼祖国的强大和统一。1949年建国之初,她同丈夫陈西滢一道帮助他们的朋友、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到祖国大陆。直到她在70多岁高龄时,还在海外努力推荐巴金、茅盾竞选诺贝尔文学奖,并积极帮助有关机构搜集他们的作品材料。
凌叔华明白地认识到,无论西方的世界多么现代、发达,毕竟那不是自己的故土。在喧闹的英伦大都市,她常常感到孤寂,因此,长期引以为伴的,是画中国画,弹奏古筝曲,侍养兰花、文竹等,她的住处也保持着清一色的中式古旧陈设,所有这些显然已成为她故国情怀的托寓。甚至于对于自然山水的感受,也难以获得国内时的那种感应与投入。她在《爱山庐梦影》中讲:“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1959年底,凌叔华有幸第一次回到祖国大陆观光,已进中年的她格外兴奋,同时也感触良多。她在北京、广州、武汉等地观光探亲,与张奚若、邓以蛰等故交重逢,并宜其兴致而作文画画。
1970年3月29日,与凌叔华相伴了40多年的丈夫陈西滢因病在英国去世。此后凌叔华愈加感到远在海外的孤独,她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均表达了自己希望回国安度晚年的想法。
凌叔华终于回来了。1989年12月,她回到了北京,住入石景山医院疗治腰伤。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是年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她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而后,她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如今已改建为幼儿园。此时,那儿的孩子们已列成整齐的队伍,手捧献花欢迎她。她曾在《古韵》最后一篇的结尾处写道:“我多想拥有四季。能回到北京,是多么幸运啊!”现在,她终于如愿。这离别人世前所作的短暂的“观光”,表达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愿。“落叶归根”,她的身心都有了归属与安顿。
1990年5月22日——也就是重游北京后的第六天,凌叔华在北京逝世。正像她性格的温婉与画趣的淡雅一样,她的离去也是平和宁静的。如一株兰草散尽最后一缕幽香,亦如一片树叶离开枝柯飘落于地,显得自然而然。
(选摘自《凌叔华的古韵梦影》,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