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其大作《围城》中作了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小说主人公方鸿渐自欧洲游学归来,受邀到本县中学校给师生讲演,讲题是“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他临上台才发现忘带讲稿,只得大胆老脸信口扯去,方说:西方文化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是在明朝中叶,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期,不过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他们带来的宗教也从来没有合时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样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个是鸦片,另一个就是梅毒。这病明朝正德以后由洋人带入中国。叔本华曾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是梅毒。鸦片和梅毒这两样东西虽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杀,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产生,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却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讲演至此,全场惊骇哗然。校长立即板着脸登台消毒,记录的女生红头涨脸停笔不写,仿佛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鸦片、梅毒为舶来品,钱先生在此虽以小说戏谑笔调出之,却是斑斑可考的历史事实。李敖刻意求索,考实了梅毒自西东渐的传播历程,为中西文化交通史填补了这不可或缺的一章。眼下,通俗读物招摇上市,书名是出书者狠下功夫的点睛之笔,于是书摊读者就有福了。《影迷俱乐部》化为《玫瑰梦》;《赌徒》成了《情场赌徒》,《种马》摇变为《花花世界》。我们自然赶不上这样的时髦,如若我们为求题目效应而刊《梅毒》之文,那真是对本刊读者不负责任的轻薄和亵渎。我们着意的是,梅毒,作为一种西洋物在文化交流中所体现的意义;我们更注重的是,李敖的“西洋镜”中由梅毒现象而推导出的决截论断。想必读者不会轻忽和错看编者的良苦用心。应该如何对待外来的西方文化?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数百年来常议常新却仍缠绕不清的大难题。历代的文化导演们殚精竭虑,开出了数不清的药方,其中最获人心的莫过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可令人丧气的是,效果总不怎么灵验,不知是药方本身不地道,还是病人根本就讳疾忌医一仍旧习的缘故。如今,国门日渐敞开,沉苛积身的病人的态度总算已经明朗,又该是考核旧方、寻觅新方的时候了。李敖的药方是否灵验暂且不论,但从中我们至少可以把握住这么点意思:对于外来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主观愿望并不等于现实可行的实际结果,应该怎样和事实如何完全是两码事。不然,除非是自甘堕落,我们的祖先又何尝愿意引进遗害无穷的梅毒和鸦片?精华和糟粕杂糅,黄金与泥沙俱下,本是世间常态,为何一关涉文化交流就众口哓哓大惊小怪呢?其实,这个近百年来横亘于无数仁人志士心头的两难,说白了,只是一个极简单的利弊大小的计算。在梅毒进入中土的同时,不也进来了胡瓜、蕃茄、眼镜、钟表以及其后的洋枪洋炮?在面临令世人谈之色变的爱滋病威胁的今天,我们不也同时引进了可口可乐、民主选举、高速公路、地下铁道?买椟还珠,不付代价的交易是做不成的,不明乎此,那恐怕真是无药可救的糊涂虫。既然文化的移植和引进是整体的,我们就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与其半遮琵琶进退失据,还不如敞开胸怀全无反顾,认清我们的目标,轻装妙手走向现代化。